于蓝口述：生活是艺术的源泉
1946年的冬天我与爱人田方回到东北，他去接管“满影”，我也就到了电影厂，这时才开始了电影工作，后来又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其间拍了《民主东北》、《留下他打老蒋》、《桥》、《赵一曼》、《白衣战士》、《八女投江》等片。
1951年抗美援朝，我带着演员剧团的人奔赴朝鲜体验生活。到平壤，到军民委员会，到他们的孤儿院。两个多月的时间，工作非常充实。
回来以后我就接手《龙须沟》的拍片工作，到了1953年由田方同志组织，成立了演员剧团，它是全国第一个电影演员剧团。接着我们又与没有拍过工农兵戏的演员一起深入农村，到黄土岗公社的生产队体验生活，拍了《妇女代表》、《赵小兰》等影片。
随后正赶上戏剧学院来了前苏联专家，我就投考表演训练班，从1954年到1956年正式学了两年。在毕业的时候我们演了一个高尔基的作品小市民，那部戏影响很大。高尔基的作品是很难演的，它没有那种表面的戏剧性，不像莎士比亚的作品故事性强，但就是这样一个话剧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并受到了好评。
在实验话剧院我工作了很长时间，演话剧的人越来越多，自己演了别人就不能演，老同志总演，年轻的同志就演不上了。正巧张水华请我去演《林家铺子》，拍摄完后我又毛遂自荐，扮演了《革命家庭》一片中的妈妈。因为对这个人物我早就有所研究、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也比较深刻，在表演中我掌握了人物内心这个核心——她内心充满了一个“爱”字：对生活的爱，对丈夫的爱，对周围人的爱。结果影片获得了成功，但我自己感到还不是那么理想，因为我那时还不是老太太，化妆成老太太非常难，往脸上粘了好多的纸，粘上的纸跟动作又不协调，老太太的那一段戏留下了遗憾。
那时的电影都是同期录音的，只要外面有一点声者，立刻就要“停！”，我常常为此生气。有一次我对着录音师说，你知道我们培养情绪多不容易，你干吗要这样啊？录音师说那怎么办？我说以后你不要叫停，我保险你也不用再配音了，我再重来一遍，完全和上一次的一样。我演完了以后，又重新演一遍，没有灯光，只是我的声音，完全吻合，他也就说“我佩服你了！”以后他再也不喊停了。
1961年我们准备演《鲁迅传》，我演许广平，为此我去拜访了许广平，也到她家去了好多回。后来由于导演病了，就把这事情给耽误了，赵丹很遗憾，我也很遗憾。
接着我们就拍摄了《红岩》，也就是电影《烈火中永生》。这部影片大家对它评价很高。我认为这主要是烈士的事迹，是烈士本身的事迹感动了人，教育了人。我深深体会到你演革命的形象，人家就容易记得住，就容易得到人民的爱。你演乡村女教师、你演高尔基的母亲人家就记住你，你演赵一曼人家也记住了，再加上你又真实地表现人物，可信可亲，那你就成功了，但并不说明你有什么了不起。
影片《烈火中永生》夏衍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你千万不要把江竹筠演成刘胡兰，她不是刘胡兰，刘胡兰是刘胡兰，江竹筠是江竹筠，也不要把江竹筠演成赵一曼。我认为他这个话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现在很多人见我还说我演的那个江姐太成功了，我就说这部影片演的路子是对的。刘胡兰是农民的女儿，江姐是城市的知识分子，赵一曼是抗联的指导员，是夏衍同志帮助了我，使我真实地扮演了她们。
我演江姐为什么没有强调一会儿大哭，一会儿泪流满面呢？第一，这是规定情景，在那城门楼底下别人看见你哭算怎么回事呢？你是地下工作者，因为革命的利益，你要控制住自己，你再悲痛眼泪也只能在眼睛里，不能流出来。第二，作为江姐本人，在丈夫牺牲后，他们讲江姐从来没在别人面前哭过，只听见夜里她盖着被子在被子里痛哭，这就是江姐。江姐出身很苦，她妈妈给她的舅舅当保姆，舅舅是办学校的，她就在这个学校里学习。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可是因为妈妈是佣人，她还是很受压抑的。但当时有一个老师非常好，结果那个老师被抓起来了，他们说他就是共产党。别的孩子有哭的有闹的，江姐没说话，她跑到图书馆关上窗，在那想：他真的是共产党吗？他为什么被抓？他要是共产党，那共产党就是好人。我就要做那样的好人。
江姐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是一个内热而外表能以很强的毅力来控制自己情感的人。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演的。比如演到在监狱跟敌人斗争的时候，我没有动手拍桌子，因为江姐是外柔内刚。导演要求江姐是一个“柔的女性，坚强的战士”，这和夏衍同志的要求是一致的，是他们使我完成了江姐的形象，非常感谢他们。
摘自《我们的演艺生涯》 李伯钊等口述廉静等整理中国书店 2008年版 29.80元
http://whb.news365.com.cn/xsz/200805/t20080513_186777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