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eo.com.cn/observer/special/2008/12/21/124395.shtml作者：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
liuhongfuture@gmail.com“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这篇陈然烈士的《自白书》，是我们那个时代传颂的诗篇。他被杀害时，年龄不足26岁。在小说《红岩》中，他叫成岗，是与人们熟知的江姐和《挺进报》联系在一起的。《挺进报》有一位幸免于难者，他是编辑和刻版人，日后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建功立业，名叫蒋一苇。
1978年改革伊始，尤其需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跟于光远说起办刊的事儿，据传于光远说：“有个人才，不知你敢不敢用？”他所谓的人才者，蒋一苇是也。要论办刊，蒋一苇确是专家。1949年3月，他进入北京三联书店，主编《科学技术通讯》杂志。1950年科学技术出版社成立，他担任社长兼总编辑。马洪是爱才之人。1978年9月，蒋一苇被调进社科院工经所，担任副所长，并筹办一本经济管理类综合性刊物。只两个月的功夫，他就推出了1979年1月15日的 《经济管理》创刊号，发行量达到4万-5万份，很快又上升到10万份、20万份。
1979年，酝酿城市改革。但从哪儿开始？怎么改？当时有三种意见：一是“条条为主”，由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二是“块块为主”，以省、市、自治区为主分散管理；三是“企业为主”。蒋一苇称这三种意见分别为“国家本位论”、“地方本位论”和“企业本位论”。他主张“企业本位论”，认为经济改革归根到底是要解放生产力，生产力不在中央，也不在地方，而在企业。因此，改革要从企业改革开始，把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区分开来，确立企业应有的自主权。1979年春，他完成《企业本位论》初稿，作为内部资料送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参阅；6月，以《企业本位论刍议》在《经济管理》杂志发表；8月，《人民日报》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发表了摘要。最终修订稿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创刊号上。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已经开始了。1979年7月国务院还发布了5个扩权文件。当时的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回忆：“那时候，我们对改革开放没有思想准备，许多问题还来不及仔细研究思考，就事论事，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总觉得这些措施缺乏理论根据，所以落实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正在这时，他读到了《企业本位论》，说：“如获至宝！”，“他在理论上阐明了这一问题，使扩大企业自主权有理有据，理直气壮。”而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张劲夫此时正在主持草拟一份 《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蒋一苇的观点也令他受到启发，“《初步方案》中虽然没有采用‘企业本位’的名词，其实际内容是体现了‘企业本位’精神的。”
值得注意的是：蒋一苇说的是确立企业自主权，而不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批评的声音也很多。蒋一苇的学生周绍朋清楚地记得蒋老师曾对他说：“他们也不看我写了什么，就望文生义。‘左’的也批我，‘右’的也批我。难道说，金本位、银本位也是本位主义？”在周绍朋看来，他所谓企业本位，是讲了一个基准。先给企业定性定位，再按此设计宏观经济体制。
不是天上掉下个 《企业本位论》，它是厚积薄发之作。
1952年底，蒋一苇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做政策研究室主任，每年有半年调研；1959年，他被划为“漏网右派”，开除党籍，降职降级降薪，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当翻砂工。他曾颇为骄傲地跟人说：“我最大还当过车间主任呢！”后来到企业整顿办公室，给全厂制定了500多项规章制度。“文革”期间写过一部20万字的 《企业管理概论》书稿。1977年，他又被借调回一机部搞企业整顿。因此，他对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中国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其根本一点，就是让企业成为企业。说“企业本位”，就像说以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它不是从现代经济学中来，而是从蒋一苇的头脑中来，那是他的语言。
其实，人们对于《企业本位论》的历史地位至今也估计不足，而企业本位至今也没有确立。
1979年，蒋一苇重新走上舞台时已经59岁，到了将近退休的年纪。然而，这才是他“挺进”的开始。他要把积蓄的思想释放出来，把劲儿使出来；他要创新、创建、创立。
让我来大致清点一下蒋一苇创建的事业吧：
1978年，《经济管理》月刊；1979年，经济管理杂志社；1980年，《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中国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1983年，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1984年，《中国工业经济学报》（后更名为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月刊；1984年，经济管理出版社；1985年，《少年经济学家》杂志；1988年，《改革》杂志；1988年，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和中国工业经济研修中心；1989年，综合开发研究院；1991年，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从1978年秋天到1993年1月去世，14年时间，他几乎一年创建一个事业。还有一个特点是，他往往自己不当头儿，而是请薄一波、吕东、马洪等人来挂帅。人说：“蒋老师，你干了这么多大事，是造船匠。造一次让人家开走一次，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啊。”蒋一苇笑笑说：“那行，下次再造一艘，谁也不让他开，咱自己开。”这一次就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他亲自当会长。
这些事业，都被蒋一苇干到了轰轰烈烈。
周绍朋回忆蒋老师教导：“写文章要么让人痛，要么让人痒，最忌讳的是不痛不痒。所谓痛，就是要击中要害，所谓痒，就是要说出别人想说又没有说出的话。”有记者来访，蒋一苇拿出复写纸，让记者在一旁等，写完了一扯二份，记者拿走一份。他说写文章一是要自圆其想；二是要自圆其说（话）；三是要自圆其写。
1985年，蒋一苇65岁时卸任社科院工经所所长。
重庆筹建社会科学院时，力邀蒋一苇。1986年11月蒋一苇给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壮志未酬这几个字，是肺腑之言，表达了您和我的心声。的确，我们这一代人（当然不是所有人），从革命到建设，很少有什么个人之计，无非想做点事以振兴华夏，但艰难曲折，难以想象。直到今天，仍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迎来了一个有可为的春天。但年龄又到了限额。”
这是他的心愿，也是他的心结。就是抓紧时间为这个国家做事情。
他又开始挺进了。1987年，他担任重庆社科院院长，随后创办《改革》杂志。
学生对他的印象是，“他这个人几乎不休息”。还有人说他“烟不离手”。当人劝他要注意身体、细水长流时，他答：“我要有水快流”。
1991年，蒋一苇被确诊患肺癌。他说，“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这一生闯过许多次生死关，一次次都过来了。同我在一起的陈然、江姐，为了革命，早早的就牺牲了。他们被关在敌人的监狱时，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在走向刑场时还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但是他们没有过上一天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我是个幸存者，比起他们，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要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人的生命意义不在于活着，而在于活得有意义”。直到临去世时，他还感叹：“遗憾的是要做的事太多太多，而时间又太少太少了。”
蒋一苇说过，我不是科班出身，人家是理论联系实际，我是实际联系理论。在生命垂危时，他还说，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两支队伍结合，一支是联系实际的理论队伍，另一支是能够并且善于联系理论的实践队伍，特别是领导队伍。
另一个学生郑海航提示了一个关键点：“蒋老师每提出一个理论见解后，一是往下走，在实践中检验；二是往上走，去说服有关部门的领导，变成国家的政策。”
其实，中国改革就是靠着这样一些人从中上下联络、推动出来的。
蒋一苇是一位瘦削、和蔼、耐心的人。从他的外貌上，你完全看不出有什么能量，正如张劲夫所说：“在这瘦小的身躯里怎么会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是因为他有一颗为振兴中华、为人民过富裕幸福生活而奋战拼搏的坚贞忠心、热烈爱心”。
我想，一个人持久的魅力必然和精神、道德相联系。蒋一苇是改革事业的先驱者，他却没有享受改革带来的物质成果，并且对此还根本不在乎。刚到工经所时，所里住房困难。蒋一苇和老伴、小孙子就住在办公室里，在走廊上用煤油炉做饭，一住就是4年。后来，才分到古城一套三间的住房，但那个时代所谓三间一套，他的书房兼卧室依然小得难以转身。周绍朋说：“他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他有那么大名声，住的条件却那么艰苦，一谈起学术来没完没了。他对各式各样的人都非常好。”
这让我禁不住想起1947年，他和陈然办《彷徨》时合作的《论气节》：“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舍己为人、舍生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
1985年我考进所里的研究生时，蒋老师已不担任所长了。算起来，见他的面和听他讲话一共也没几次。但是，我和那些师长师兄们一样，也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
1993年1月25日蒋一苇去世，时年72岁。很多人从全国各地——包括曾在工经所工作过的朱基总理——都来参加遗体告别，悼念这位一生挺进的《挺进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