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兼答张颐武教授 [复制链接]

解密”和“还原”掩盖了什么？ 

       2011年6月，一部名为《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的图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封面上几行出版说明非常引人注目——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庆祝建党90周年重点读物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该书的两位作者也不是一般人物，第一作者何建明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二作者厉华为重庆市文化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是闻名全国的红岩故事宣讲者。

      这样一部图书的出版，对于我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红岩”迷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红岩”题材的作品一直不断有新作问世，这些作品的作者，既有“红岩”烈士的亲友，也有“红岩”革命史的亲历者，还有专业党史工作者，这些作品对我们了解真实的红岩历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遗憾的是，近些来，我们觉得“红岩”题材的图书似乎进入了新作不断、佳品鲜有的阶段。今年是中共建党60周年，我们很愿意相信，《忠诚与背叛》会是一部高质量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还原“红岩”历史的佳作。但是，那句被人说过无数次的老话这次又应验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红岩”历史近年来大热，这应该归功于重庆有关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表面的“红岩热”背后，我们看到了对真实历史的曲解和愈演愈烈的加工演义。因此，《忠诚与背叛》的大炒冷饭以及在史实方面存在的诸多谬误，对我们来说也不算是一件多么出乎意料的事情。倒是前不久在新浪博客看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专门撰文高度评价这样一部书，令我们颇有些惊讶。以前只知道张教授是文学教授，却不知他对“红岩”历史也有兴趣。在网上与他对话之后，他告诉我们，他之所以高度评价《忠诚与背叛》，是从他自己的专业，也就是文学专业出发的，至于这部书的史学价值，张教授认为，这部书的第二作者是“红岩”历史的研究专家，上过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在历史问题上应该不会有什么谬误，当然也可能会有点“小错”。 张教授还教育我们说，如果不把对这部书的指谬写成文章，就不可能“形成学术观点”，批评它错误百出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我们认为张教授的话有一定道理，因此不揣浅陋，试对这部书中存在的问题略加分析，希望能够得到张教授的批评指正。

一、是重写还是重编？是挖掘还是组装？

     《忠诚与背叛》的作者称他们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以革命的名义，让真实的‘红岩’永存”（《忠诚与背叛》405页），并且还说：“正是这种责任，才使我们拿起笔杆，……写就一部全新内容的‘红岩’。……我们自然期待所有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能够阅读本书，并从中悟出一些基本的和深层次的道理，以此来考问和检验自己的灵魂，规正和警示我们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重写‘红岩’、挖掘真实的红岩故事的全部目的。”（《忠诚与背叛》406页）。这样的叙述，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部原创性非常高的党史类图书。然后，阅读过全书之后我们方知，全书但凡涉及史实的，至少80%的内容都是以前就已经披露过甚至屡次披露过的东西；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还有不少内容是作者的想当然或者有意杜撰（这个问题下文另述）。难道这就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和著名“红岩”史专家告诉我们的全新的真实的“红岩”吗？

      不错，《忠诚与背叛》中的确有相当多的内容是真实的，可是这些真实，早就有其他作者不止一次地告诉过读者了，就算是《忠诚与背叛》愿意再告诉读者一次，也应当列出参考文献的详目，以示对原创者的尊重吧？《忠诚与背叛》中涉及江竹筠、许建业、陈然、刘国鋕、齐亮、张露萍、胡其芬、蔡梦慰、蓝蒂裕、张学云、丰炜光、陈俊卿烈士的内容，至少在以下文献中基本上都出现过（按出版年代排序）：

      《撩开神秘的纱幕——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杨顺仁著，重庆出版社，1978年。

      《江竹筠传》，卢光特、谭重威执笔，重庆出版社，1982年。

      《英烈颂》第一、二、三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出版社，1982～1987年。

      《陈然烈士传略》，蒋一苇、陈崇基、林彦著，重庆出版社，1983年。

      《刘国鋕》，曾紫霞著，重庆出版社，1983年。

      《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张露萍传》，施文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

      《红岩春秋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红岩春秋》杂志社，1989年。

      《铁窗风云》，钟修文、李畅培、厉华 编著，群众出版社，1997年。

      《红岩恋——江姐家传》，丁少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血火铸丰碑——解放前夕中共川东、川康地下组织斗争纪实》，杨喆著，重庆出版社，2005年。

      《忠诚与背叛》涉及渣滓洞女牢情况、涉及白公馆男牢“制作红旗”的情况、涉及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情况的内容，至少在以下几种文献中基本上都出现过：

      《狱中斗争纪实》，傅伯雍、张正履执笔，重庆出版社，1984年。

      《红岩女英烈》，四川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1986年。

      《红岩魂——纪念11·27烈士殉难四十五周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红岩春秋》杂志社合编，1994年。

      《挺进报》，文履平、邓宣、厉华主编，群众出版社，1997年。

      《红岩魂纪实系列——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厉华、陈建新、刘和平、王庆华著，群众出版社，1997年。

      《红岩魂纪实系列——来自歌乐山的报告》，厉华著，重庆出版社，1999年。  

      以上文献的信息，在《忠诚与背叛》中都未曾出现过。当然，《忠诚与背叛》在某些地方也给出了少数参考文献的作者和题目，但是给出了全部信息的文献少而又少。全书大段引用文献原文长达8页的地方是关于刘国鋕烈士的两次被捕，这段7000余言的文字来自曾紫霞撰写的《刘国鋕》（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1版，1992年再版）一书，而《忠诚与背叛》却含糊其辞地称这段文字来自曾紫霞的自述，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自述是何建明副主席从尘封的档案里挖掘出来的宝贵史料（何建明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了他对烈士档案的挖掘工作），殊不知这已经是一版再版而且为许多红岩题材的图书和艺术作品广泛吸收引用的著名史料。想来作者是不会不知道这7000余言的原始出处的，为何不老老实实地注明出处，也只有作者自己明了其中的原因。另外，不要说是原创作品，即便是编著作品，在正文中连续8页引用他人的原文，也实属罕见。

     作者声称自己挖掘了真实的“红岩”史料，我们不否认作者的确也有所“挖掘”——书中有些烈士书信和烈属回忆我们的确是第一次看到（其实我们是第一次看到也并不能证明这些材料以前就未曾公开发表过，这里姑且以我们有限的所见作为衡量作者是否有所“挖掘”的标准吧），但是这些材料在全书所占比例少得可怜。总体说来，作者的主要贡献是“拼装”而非“挖掘”，也就是把早就公开发表的第一手材料进行裁剪粘贴，然后成书，这样的拼装，在红岩题材的图书史上早就不是第一次（上文我们列举的一些文献也是“拼装”类型的）。我们并不否定“拼装”的意义，在某些时候，把散落的信息进行有机的整合，集中起来贡献给读者，也算是做了好事。而且，拼装本身就是一个技术活，有些拼装很成功，有些就很失败。《忠诚与背叛》是否算是成功的组装，我们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有一点是无需讨论便可以肯定的：设若一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用其他已经公开发表过的史料编辑而成，该书就属于“编”或者“编著”而不是“著”，即便是“用革命的名义”，也不能把80%以上的内容都已经是旧闻的编著粉饰为“全新内容的‘红岩’”。

二、无法忽视的谬误

      在谈及《忠诚与背叛》出现的谬误问题时，张颐武教授先是说：“这方面厉华是这一领域的专门研究者，掌握不少第一手资料，也在百家讲坛讲过这方面。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只是从我的专业角度发言。但没有看到对于他们的史料方面的质疑。我自己的看法是基本可靠。”（参见新浪张颐武博文“从生命中探求和思索——《忠诚与背叛》的价值”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83f2d0102dqv0.html#comment1），然后又说：“史料的详实具体是最基本的。当然一点小错也没有不可能。”那么就让我们来稍稍分析一下《忠诚与背叛》中的那些“小错”吧。

1  关于著名的罗广斌的《狱中报告》

      《忠诚与背叛》称，罗广斌著名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是厉华（《忠诚与背叛》的第二作者，张颐武教授所称的“红岩”历史研究专家）发现的，该书用三个自然段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厉华先生发现这份报告后的惊喜、对报告内容缺失的哀叹以及发现报告后的奇遇（《忠诚与背叛》133页）。关于报告的发现者厉华，第133页还有一个“编者”（未知编者为何许人）加的脚注，特地加注说明是本书的作者之一。

      但凡对“红岩”历史和研究现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罗广斌这份报告的发掘者，是重庆著名的党史研究专家胡康民先生，关于发现报告的经过，《北京日报》2007年1月9日、16日刊登的长篇通讯《烈火中永生——〈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作者：侯健美）中有详细介绍；关于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历史价值，胡康民先生生前也专门撰文进行过阐述（《〈狱中意见〉警钟长鸣》，载于《红岩春秋》2002年第2期）。目前被广泛引用的“狱中八条意见”并非罗广斌报告原文，而是胡老按照原文意思归纳总结出来的，《忠诚与背叛》也原文引用了胡老的这个总结。可以说，《狱中报告》在“红岩”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熟悉烈士同时又亲历过渣滓洞和白公馆斗争的罗广斌在重庆解放伊始撰写出来的，它的历史的真实性远远高于罗广斌后来做的各种口头报告和参与撰写的各种报告文学。因之，从尘封的故纸堆里发掘出这份报告并向世人加以介绍的胡康民先生在“红岩”学术史上也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现在，胡老故去仅仅3年，《忠诚与背叛》的作者就将这份历史功绩算到了自己的头上，如果这个错误算是小错，那么请问张教授，什么样的错误才不算是“小错”呢？

2   关于著名的《我的“自白书”》

     《忠诚与背叛》称，陈然烈士在临刑前将一篇未完成的诗稿塞给罗广斌，在囚车开动的时候，陈然听到了难友们在集体朗诵他的诗作“……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这首诗后来经脱险同志加以整理，以《我的“自白书”》为题广为流传。

     关于《我的“自白书”》的作者问题，重庆“红岩”史学界和文学界曾经有过热烈的甚至是激烈的讨论，也有学者专门撰写文章对这首诗的形成过程进行过分析。不管各家看法有多大的差别，以下几个事实是很难被否定的。

      首先，陈然曾经有过写诗的想法，但并未成稿。有史料称，“在他就刑的前几天，他告诉一位同志（本文作者注：该同志即罗广斌），他要写一首诗，题目是《没有了我》，他的诗的中心意思是说：我虽是死了，可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却得以永生！他这首诗一直到他就刑时还只是一个腹稿。”（《美帝蒋匪重庆集中营罪行实录》，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编辑，大众书店1950年印行）。

      第二，罗广斌在白公馆被关押期间，他的父亲曾经前来探监并劝他自新，他拒绝了父亲的劝说，回到监狱之后写了一首诗《我的自白书》明志，内容如下：

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

我没有什么要自白

就拿着皮鞭吧

举起你尖锐的刺刀吧！


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

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

毒刑、拷打、枪毙、活埋

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是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爬出去

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

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

我的血肉全立此地。


      托名于陈然烈士的《我的“自白书”》与罗广斌本人的这首诗作在立意上是否相似，基本上是不需要再进行讨论的问题了。

      第三个事实是，1959年在创作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的时候，罗广斌将自己当年写的那首诗修改移植给文中的烈士陈然，经过重庆文人杨本泉（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的哥哥）的润色，形成了后来广泛流传的《我的“自白书”》，并被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3月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作为陈然烈士遗诗收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我的“自白书”》的作者问题就有人撰文对讹误加以澄清。1984年第1期的《纵横》杂志发表了署名峻晨的文章《〈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谁》，文中说：1963年小说《红岩》再版前在京召开座谈会，作者向罗广斌问起陈然的诗是否有真迹保留、是如何从狱中流传出来等情况时，罗广斌回答了一段话，大意是：“这个问题使我很不安。《我的‘自白书’》并非陈然烈士遗诗，而是我们在撰写《在烈火中永生》一书时，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概，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在向特务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为依据，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目的在于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于用了真名真姓，《诗抄》的编者误以为是烈士遗作收录了。”

      1960年4月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囚歌——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殉难革命烈士诗抄》未收入《我的“自白书”》。《陈然烈士传略》的作者之一林彦曾经告诉笔者，当年编这部诗集时，《我的“自白书”》曾经入选，后来罗广斌的好朋友曹开说这首诗就是罗广斌本人的作品，不是烈士遗作，于是编者便撤下了这首诗歌。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这首诗真是陈然烈士遗作，当时就在重庆工作的罗广斌为什么没有反对撤下这篇作品呢？而《陈然烈士传略》里也未曾提及陈然在狱中有这样一首遗诗。

      至于《忠诚与背叛》中所描写的陈然烈士在临牺牲前将未完成诗稿塞入战友手中，战友们集体朗诵他的诗作为他壮行，这样的桥段的确很煽情，问题是，这仅仅是作者的想象还是真实的历史呢？在《陈然烈士传略》里未曾见到这个情节；在罗广斌的《报告》里未曾见到这个说法；曾经在白公馆狱中与陈然同牢房的脱险人士郑业瑞、毛晓初的回忆中都提到过陈然等人被提走杀害（《红岩魂——来自歌乐山的报告》厉华 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1版），但我们也未曾见到如此充满镜头感的历史画面。即便是在著名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中，也没有如此文学化的描写。在虚构性上能够与《忠诚与背叛》的描写相媲美的，大概也只有小说《红岩》中《我的‘自白书’》的诞生经过了。可是，《忠诚与背叛》的作者不是一再声称“重写‘红岩’”的目的是为了让真实永存么？难道这“真实”只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难道只要有了“艺术的真实”，哪怕是杜撰的史实，也只能看成历史问题的“小错”？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忠诚与背叛》在第二作者厉华主编的《红岩档案解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一书第279页有这样的内容：“……陈然几次昏死过去，醒来后怒斥匪徒，最后特务强行把他架起来，拿出纸笔，要他写出《挺进报》的发行名单，以扩大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面对敌人的酷刑威逼，面对敌人的穷凶极恶，陈然在敌人的审讯室里边以自己顽强的意志写下了不朽的诗篇《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最后敌人无计可施，只有将他押进牢房。”我们不禁要问，即便《我的“自白书”》真为陈然所作，那么《忠诚与背叛》的第二作者厉华先生为什么对该诗的写作时间说法不一致呢？难道临刑前作诗也是最新才解密的尘封档案么？

3   关于著名的“江姐城门口见人头”

      “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江竹筠打着雨伞，行走在奉节县城……她走近后，不自觉地跟着往上一看，却见城头上悬着一排木笼，那木笼里装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布告上，粗暴的红笔勾去了一连串的名字，几个熟悉的字迹很快跳入她的眼帘：匪首彭咏梧……。” （《忠诚与背叛》281页）

      如果不说出处，熟悉小说《红岩》的读者也许会认为上面这段文字是对《红岩》中江雪琴见到丈夫彭松涛被凶残的敌人枭首示众这段著名故事的缩写，而熟悉江竹筠烈士的读者又都知道，小说《红岩》中的这段故事纯属艺术加工。实际情况是，江竹筠烈士在彭咏梧烈士外婆家——云阳县董家坝听说了老彭牺牲的噩耗之后，当即决定离开云阳，她跟卢光特等人一起回到了重庆，向中共川东临委汇报了有关情况。当年的战友卢光特后来与人合作撰写了烈士传记《江竹筠》（重庆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1996年4月再版）。这部传记里从未提到江姐在撤离云阳后专程到奉节县去看老彭的人头，历史见证人卢光特在其他各种回忆中也都没有提到江竹筠在从云阳前往重庆的路上为看丈夫而特地去过奉节县城。湖北作家丁少颖的长篇纪实文学《红岩恋——江姐家传》中也未提到过江姐有这样的经历。此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历史细节——彭咏梧烈士被悬首示众的地方，并不是奉节县城，而是奉节县竹园坝。

      显然，上面所引文字，只不过是把小说《红岩》的故事又和读者讲述了一遍而已，天气（阴雨）、道具（雨伞）、人物（围观群众和江姐）、地点（县城城门）以及其余细节（悬挂人头的木笼，写着大红字的布告）都与《红岩》所讲述的完全一致。而这位讲述者，正是声称要“重写‘红岩’”、“让真实永存”的《忠诚与背叛》的作者。我们不禁要问，在如此著名的历史环节上所犯的错误，难道也算是小错么？在“红岩”史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上如此照搬小说《红岩》，难道没有抄袭的嫌疑么？

4  关于著名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

      “双枪老太婆”这个人物出自从小说《红岩》，自小说诞生以来，许多读者就不自觉地把文学与历史等同起来，究其缘由，最主要的恐怕是因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真实的历史原型，那么，著名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人物是哪一位呢？关于这个问题，小说《红岩》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历史见证人罗广斌和刘德彬的好友）张羽在《我与<红岩>》一文中回忆说：“我和罗广斌谈起陈联诗的回忆录，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他要我迟半天寄往北京，让他当晚先翻阅一下。……罗广斌后来在信中告诉我，陈联诗就是他在小说中创造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回想起来，这位面庞清癯，看上去质朴、文弱的老人，原来竟是当年华蓥山地区神出鬼没、威震敌胆的中华英杰。”。当然，这个看法也许是张羽的一家之言，翻阅华蓥山革命斗争史，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参与过川东武装斗争的女游击队员为数不少，陈联诗本人由于年纪偏大，并未正式参加1948年的川东武装起义，参与过这一起义的著名的女战士有刘隆华（中共党员，曾任广安禄市特支书记，华蓥山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张岚星（中共党员，曾任江津临时县委组织部长）、邓惠中（中共党员，曾任上川东第八工委妇女特支书记，“红岩”烈士）等。客观地说，“双枪老太婆”这一人物是《红岩》小说作者综合这些女战士的斗争经历塑造出来的一个艺术形象。

      在与《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谈话中（2011年7月4日《北京青年报》“揭秘‘红岩’真实的历史”，记者祖薇），《忠诚与背叛》的第一作者何建明把“邓惠中等于双枪老太婆”当作了自己的考证结果之一，在《忠诚与背叛》中更说邓惠中烈士会打双枪，是“游击队长”。而在公开发表的有关邓惠中烈士的材料中，我们从未见到过邓烈士会打双枪且担任游击队长职务的说法。由四川省委组织部编写的《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和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四川革命烈士传第四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两本书中，都有文章详细介绍了邓烈士的革命事迹，据文中所述，邓烈士主要担任武装起义的后勤供应和联络工作，并未到过武装起义的前线，很难想象一个游击队长只留在后方做后勤工作而不亲临战斗的一线进行指挥。《忠诚与背叛》既然立志要还原真实的“红岩”，那就应该不辞劳苦把“双枪老太婆”这个艺术形象背后的众多女战士的事迹介绍给读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在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是一个有着很高知名度的艺术形象，实际上这个称呼也是小说《红岩》的原创，因此，把邓惠中当成这个艺术形象的唯一原型，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小错了。  

5   关于著名的《黑牢诗篇》

      “红岩” 烈士中擅长诗文者甚多，在烈士留下的作品中，写于渣滓洞看守所并忠实记录革命者在牢狱中斗争生活的《黑牢诗篇》也许是最具知名度的。蔡梦慰烈士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将这篇诗稿抛在了路边的草丛中。重庆解放后被收殓烈士遗体的人们发现，最早刊登于由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编写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1950年初刊行），之后又被收入许多诗集及烈士文集。

      《黑牢诗篇》写作于渣滓洞，《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江竹筠传》、烈士的难友兼诗友傅伯雍所著回忆录《狱中斗争纪实》中都提到，《黑牢诗篇 第三章 意志在闪光》是1948年6月江竹筠在渣滓洞受刑后难友们慰问江姐诗作中的一篇。除此之外，我们再未看到过任何有关《黑牢诗篇》的具体写作日期的历史文献。但是，《忠诚与背叛》却给出了《诗篇》几乎所有章节的具体写作日期：

      第42页，狱中联欢会中间渣滓洞诗友聚集，蔡梦慰告诉大家他正在构思《黑牢诗篇》。据此描述推算，时间应为1949年春节。

      第61页，李青林、江竹筠等难友被害后的第一天清晨，蔡梦慰继续写《黑牢诗篇》的第二章《战斗胜利了》。按文中所述事件，这一天是1949年11月15日。

      第74页，杨汉秀被杀害的这一天，蔡梦慰完成了《黑牢诗篇》的第三章《意志在闪光》，按书中所述，这天是1949年11月23日。

      第79页，1949年11月26日晚，蔡梦慰向难友诵读白天完稿的第四章《欢迎呵，战友》。

      第113页，11·27大屠杀之夜，蔡梦慰正在写第五章《铁窗里的等待》，未完稿就被提出杀害。

      如此详细的写作日期，不知道《忠诚与背叛》的作者是如何考证出来的。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在现存史料中唯一可以查证的《黑牢诗篇》（第三章）的写作日期——1948年6月，远远早于《忠诚与背叛》所考证出的全诗构思日期——1949年春节。

      其实，无论《黑牢诗篇》写于那段黑暗日子里的何时，它都是称得上是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作品。小说《红岩》中一个著名人物刘思扬身上，就有着黑牢诗人蔡梦慰的影子。宣称要“还原历史”的《忠诚与背叛》貌似给读者“还原”了诗人的本来形象（其实，《黑牢诗篇》早就被收入了《革命烈士诗抄》（萧三 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后多次再版）、《囚歌》（杨顺仁 编注，重庆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后多次再版）等众多诗集，对红岩烈士有所了解的读者对这首诗以及它的作者都应该有所耳闻），但却对历史进行了过度的而且是错误的解读，如果关于《黑牢诗篇》的信息就此以讹传讹下去，那么，《忠诚与背叛》的“还原”之功抵得上误导之过么？


      以上所列举的，只不过是《忠诚与背叛》对“红岩”历史中的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的陈述中所出现的错误。若要深究该书在史实方面的谬误，大概又要费掉不少笔墨了。例如，关于小说《红岩》中疯老头的原型人物韩子栋，《忠诚与背叛》说他利用与特务一起上街买菜的机会逃离虎口，历尽艰辛到达延安。而韩子栋本人的自述是，他逃出狱后在河南卫南县找到了组织，后组织上送他到晋冀鲁豫中央局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见《韩子栋话越狱往事》，载于《撩开神秘的面纱——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第516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中组部1947年3月就撤离延安了，当时的所在地是河北平山县。再如，《忠诚与背叛》称，在“11.27”大屠杀中幸运脱险的盛国玉，是因为丈夫被捕而牵连入狱的。实际上，盛国玉的丈夫余梓成从未被捕，特务在被捕的大竹游击队员游中象身上搜出的笔记本中记有几个人名，其中包括盛国玉，盛因此被捕（见盛国玉口述，张传志整理《从渣滓洞死里逃生》，载于《垫江县文史资料 第4辑》第73页，1995年6月印刷）。又如，关于蒋一苇、陈然、刘熔铸和吴子见等人办的地下进步小报与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取得联系的经过，《忠诚与背叛》称吴子见是地下党安排“打入”这份进步小报的。这个“打入”是作者完全照抄刘熔铸回忆的结果（刘熔铸“《挺进报》回顾”，载于《挺进报》第19页，文履平等主编，群众出版社1997年第1版），吴子见本人生前公开发表过若干文章回忆《挺进报》的创刊、改名以及与地下党取得联系的经过，他从未说过自己是地下党派入《挺进报》的，据他的回忆，中共重庆市委是通过他的好朋友刘国鋕烈士与他先行接触，再通过他与刘熔铸等人取得联系，从而决定将《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的。《忠诚与背叛》中类似有违史实的例子实在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分析了。

三、 在解密和还原的名义下

     时下，在网络上随便浏览一下有关党史或者革命史的信息，就可以看到“解密”和“还原”这样的词语满天飞。当今的“解密”和“还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借“解密”“还原”之名，行编造虚构之实。 例如，2010年，一部高调宣称还原了历史的名为《江姐》的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央视还特地为这部电视剧制作了错误频出的“解密江姐”的电视片紧随每天的电视剧之后播出。令人遗憾的是，电视剧《江姐》中的江竹筠与历史上的江竹筠烈士相距甚远，江姐的感情生活被演绎成了一场单恋加暗恋的多角恋爱，江姐的斗争生活被演绎成了一段充满悬疑和暗杀的复仇故事。这个电视剧播出后遭到了江姐入党介绍人和前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宣传委员两位革命老人的强烈抗议。

      另一种“解密”和“还原”则是用时髦的语言形式来“攒”历史，《忠诚与背叛》当属此种类型。如上文所详述的那样，这部书的绝大多数内容，前人早就有所披露，甚至有些已经公众相当熟悉的内容，例如“绣红旗”的不是渣滓洞女牢的江姐等人，而是白公馆男牢的罗广斌、陈然、刘国鋕等人。《忠诚与背叛》所做的，不过是把前人说过的东西加以编排和重新包装而已。但即便是对史料的编排，也有一些草率之处，很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前面提到的“吴子见打入《挺进报》”就是一例。又如，在谈到刘国鋕烈士的被捕经过时，作者引用了特务漆玉麟解放后的交待，其中提到刘国鋕的哥哥“特别说明了其弟有可能去荣昌县城的郭姓姑母处”，这段所谓的“解密”给读者的感觉是，刘国鋕烈士的最后被捕是因为亲人的出卖。而实际情况是，刘国鋕烈士在机警地逃脱了第一次的被捕后，马上转移到了荣昌大姐夫家（并非漆姓特务所回忆的姑母），这个去处只有烈士的六哥刘国铮知道，而刘国铮在烈士逃脱之后不多久就被特务扣为人质，每天被迫领着特务在重庆市中区、南岸等地的亲友处到处“寻找”刘国鋕（见曾紫霞《刘国鋕》第62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1版）。试想，如果刘国铮真的交出了弟弟的去处，特务又有什么必要再从叛徒冉益智口中获得刘国鋕的秘密转移地点呢？漆玉麟的交待材料中与史实不符的不止这一处，例如刘国铮的工作单位、刘国鋕和曾紫霞的关系也都有误。何副主席号称查阅过大量的史料和档案，既然对史料的占有如此全面，那么在写作的时候为何会将漆姓特务的回忆原文照搬到自己的专著中而不是进行去伪存真的分析甄别？

      编造也好，编排也罢，这些所谓的解密和还原，无一不是在各路媒体进行高调宣传，仿佛这些解密者和还原者已经成为历史真实的第一发现者和第一报告人，而这些作品的严重失实问题却从未见到媒体曝光，至于他们拿前人作品来的炒冷饭的行为，大概就更没有什么不合适了。以电视剧《江姐》为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之后遭遇老地下党员的抗议，但是这抗议的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在老地下党员给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写了抗议信之后，以去商业化著称的重庆电视台仍然继续播放充满商业气息的《江》剧。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就是《江》剧的顾问。至于《忠诚与背叛》，早在该书写作之前，媒体就有报道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先生要写一部纪实版的“红岩”，该书出版之后我们意外地发现，该书还拥有第二作者，那就是拥有多个头衔，兼任若干官职的厉华先生。《忠诚与背叛》出版后的宣传攻势在“红岩”书籍的出版史上不敢说是后无来者，但一定是史无前例的。而一位文学教授专门在报纸上写论文高度赞赏一部党史类著作，这在北大中文系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在本文的结尾，还要说说张颐武教授在与我们进行论争时提到的从他本人的专业角度，也就是“文学”角度来看《忠诚与背叛》的问题。与张教授比起来，我们是彻底的文学门外汉，但是，无论如何，一部把“娘希匹”一再作为蒋介石发言前缀的作品，一部将小说《红岩》中的著名桥段进行拿来主义式处理的作品，一部用“美女间谍”作为介绍女烈士章节标题的作品（见《忠诚与背叛》296页标题，“关于一个更加传奇的中共‘美女间谍’”），一部主要依靠编辑他人作品而写成的所谓还原历史的作品能在文学上有什么创新和独到之处，大概并不是只有文学评论的专业人士才能下结论的。

      这篇文章得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的回应：

    多谢多谢，仔细看了。觉得是下功夫写成，很有价值。我对这段历史确实不是专门研究，觉得你写的很扎实，有根据。但还是要和厉华先生讨论，这样就会让这方面的学术有进步，避免不准确的知识传播，对于我这样的外部的观察者也有很大的帮助。你们这方面的讨论应该形成一个学术的共同体。我看看有没有学术刊物可以发表的

    我确实对这方面没有专门研究，我的文章也不是针对这这些史料的，但你的论据有很多我觉得很有说服力。批评我更没关系了，因为我毕竟对这方面的史料不了解。这次多学一点很好。我觉得我的贡献在于逼出了你这样一篇好文章。一笑。

作为研究历史的权威和专家，怎么还能信口雌黄？我估计的是专家未必去写什么著作，肯定委托下面几个狗屁不通的所谓文人收集资料，不加选择的摘编一顿就成书了，就像元朝修《宋史》一样，摘录了大量的资料堆砌而成，是非判断什么都没有，只是虚名，这样坑害人呀

逆向淘汰。大气候使然。

引用第7楼panda20087于2011-12-01 08:09发表的  :
不得不说一句，所谓商业化的“江剧”在飞天奖石沉大海，难道就是几个写信的人所乐见的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吗？

亲者痛仇者快，是说某人的行为让某人的亲人朋友感到痛心而让其仇家引为快事。我想给薄书记和有关部门写信反映问题的老地下党员跟电视剧的创作者的关系大概不能算是“亲”吧？至于在这个事情上谁是他们的仇人，我比较好奇。

另外，《江》剧折戟飞天，我想还是本身的质量和它在娱乐界的影响力使然吧。这个结果也许会令热爱这部电视剧的观众感到失望，但是对于烈士本人以及一切尊重历史的人来说未必是什么痛事吧？

该书P31页，老虎凳上的王敏面对畜生们的酷刑，一边用衣袖拭去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一边作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嘲讽敌人。

这样的受刑场面还是头一次见到，尤其是在老虎凳刑具上，受刑人还能做出腾出手擦汗的动作来？

这所谓“真实的红岩”闹到何副主席这份上也算登峰造极了吧，以后还会有新的高度吗？
今年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改选，何建明再次荣任副主席，我看了下副主席名单，不禁慨叹：这副主席和副主席的水平咋就那么不一样呢，别的副主席会不会感到难过。

I read this last night and came away disappointed.  There are numerous mistakes and it's not even funny.

你终于冒泡了

用户被禁言,该主题自动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