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哪位台湾地下党暴露后躲入仅1米长洞穴达数年 [复制链接]

抗战胜利后，大连被苏联军队接管。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大连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因而大连情报处自1947年3月建立后，除受中共东北社会部领导外，还是中央情报部门直接领导的一个重要机构，由冯弦（肖立）等人直接负责，成员多达数百人。父亲也同时成为一名中共中央情报机构的成员。

我父亲参加革命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与洪国式到上海筹建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根据中央情报机构指示，组建一家公开经营的公司，其目的就是要在蒋管区建立一个隐蔽、安全、有效的中共地下情报机构。在组建公司时，面对资金短缺困难，父亲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积蓄。我在一份有关材料上看到这样的记载：“刘光典，辽宁旅顺人，知识分子，擅长商业贸易，在上海成立华石公司时，成为洪国式的主要助手，他为人诚实机警，不嫌弃共产党闹穷革命。在洪国式、秦笠于东北、北平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拿出自己的财产支持革命工作。计黄金十两，美金一千元。如以当时金价三十美元折合一两黄金计价，这一千美元就折合三十多两黄金，因此刘光典的贡献是不小的。”

父亲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又被调回沈阳，参加辽沈战役的情报工作。他在沈阳太原街31号开设了一家药房，以做医药生意为掩护。1948年初，我就是在这个情报站内出生的。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多次冒着极大风险，奔波于敌占区与解放区之间，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如果说有什么力量在推动着父亲抛家舍业、不惜一切地从事革命的情报工作，我认为除了他正直、善良的本质外，还在于受到党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经历了多年抗日战争的社会生活体验，他看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引导中国走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道路的。以父亲的性格，他认准的道路和理想，他就会一直忠实地走下去。

本刊记者：在敌人统治地区进行党的情报工作，家庭是一种掩护，但同时家人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您的母亲深知这其中的危险，但她无怨无悔地支持您的父亲，她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

刘玉平：是的。父亲冒着各种风险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母亲也承受着各种压力和危险。我姐姐刘玉芳还记得，在1948年上半年的一天，几名国民党军人手持枪械到家中搜查。他们凶神恶煞般地在小楼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翻腾个遍，由于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为了平津战役的情报工作，我们家搬到北平，母亲依然任劳任怨地做着父亲的“后勤部长”。她一方面要照顾好父亲的衣食起居，另一方面还要照看好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她时时为丈夫的安危提心吊胆，却又深明大义地承担着各种风险和压力，让父亲毫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北平和平解放后，组织上派父亲去台湾执行任务，母亲无怨无悔地理解、支持丈夫，默默挑起维持家境、教育子女的担子。从这点就可以证明，母亲是位深明大义，支持革命事业的伟大女性。

本刊记者：关于您父亲在北平期间的活动情况，您有哪些了解，北平和平解放有着地下情报工作的很大功劳。

刘玉平：1948年7月，东北战局已定。党组织命令洪国式与我父亲转移到平津敌区做情报工作。在此之前，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小孩从沈阳乘飞机来到北平，在东单机场下飞机后就住到东城钱粮胡同西口的南花园14号，房主是父亲多年的好友耿先生。这位耿先生知道我父亲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因此给了我们全家不少帮助。不久，父亲也到达北平，他为了选择既安全又方便的掩护场所，先后在北平城里考察过多处地点，最后在宣武门内大街124号租了一个小院，作为收集军事情报、从事地下工作的地点。宣武门内大街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当时属城乡交接之地，又离市中心不远。为了方便工作，父亲还在西单辟才胡同住过一段时间。为了掩护身份，他曾几次带着我姐姐刘玉芳到灯市口红星电影院与同志接头。

关于这段历史，我后来在公安局同志的协助下，查到原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内三局第六派出所，即现在的景山派出所的原有登记资料，有如下记载：刘光典，曾用名刘鸿樑，出生：1918年12月1日。文化程度：北平辅仁大学政治经济系四年毕业。籍贯，山东莱阳县。另居住地：上海。王素莲，出生：1923年4月5日。文化程度：山海关简易师范二年。籍贯，河北唐山。汉族。另有记载：有配偶，无业。生活来源：以政府补贴。另外，三个子女分别为：小芳、小盛、小平。在此页上的左侧空白处用毛笔写有：1948年7月自沈阳迁来。原地址是：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31号福生西药房。


在平津战役进行中，父亲往来于京、沪及河北、东北之间进行情报传递工作。在活动经费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一些同志在北平的生活费都不能满足，幸好有父亲的大力支持，才解了燃眉之急。平津战役既是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拼杀，也是秘密战线上的生死博弈。在这一战役中，国民党反动派投入大量特务人员，搜集情报、探听消息、逮捕共产党人、迫害爱国人士。但无论情况多么复杂，任务多么紧迫与艰难，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中共情报部门有一大批隐蔽战线的战士，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作出重要贡献。比如1948年下半年，父亲曾将一批情报放在一个香烟盒里，带到大连情报处。我父亲所在的情报小组，也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本刊记者：平津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的胜局已不可逆转，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还有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向往着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在这个重要时刻，对于您父亲来说，可能最艰巨、最危险的使命刚刚到来。

刘玉平：确实如此。在解放战争后期，党的情报工作重点就及时地向西南、华南、华东方面转移，其中重中之重是针对台湾及周边岛屿。这时，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署下，我父亲和洪国式等人已经开始做向南方开进的准备。

当时台湾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就派历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台湾籍党员蔡孝乾赴台组建中共台湾省工委。而中央情报部门也已在台湾做了充分细致的准备，在台中市建立了情报点。这个据点公开身份是以刘天民为经理的北方企业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包括了台湾国民党的党、政、军、文教、卫生、交通、气象等方面人员在内的中共情报组织，并且已经搞到了大批重要情报。

渡江战役后，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便选择退守台湾，并在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各方面做准备，特别是为防范解放军攻打台湾采取了各种措施。而党中央、毛主席已基本确定了1950年夏解放台湾的时间表。当时，党在台湾的情报人员收集了多方面的重要情报，但还没有建立起电台联络，为取回情报，只能派交通员亲赴台湾。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父亲的肩上。

父亲是1949年6月离开北平南下的。不久，家里收到他从武汉写回的一封信，信中只说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做生意。从此以后便音讯全无。

本刊记者：这以后的情况，在几十年里都是一团迷雾，您是怎么一点一点搞清楚的。

刘玉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政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实行38年的“戒严令”解除后，有些消息陆续传回大陆，有些资料也陆续披露出来。特别是台湾民进党执政期间，为了“臭”国民党，把一些历史上的绝密档案也给透露出来了，这为我们了解当年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撬开一个缝隙。

1988年春节前后，我姐姐刘玉芳得到一个消息，一位在台湾坐了十几年牢的地下工作者回到大陆，他带回一份多达百人的中共在台牺牲的隐蔽战线人员名单。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我们辗转找到有关部门，最终见到了那份名单，父亲的名字就在其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父亲的确切消息，而此时他牺牲已快30年了。

1992年，我得到台湾出版发行的《安全局机密文件汇编》。这部书分上下两册，汇编了1949年至1960年十几年中，国民党在台湾镇压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的164个案件，有50多万字。这部书中涉及我父亲的案件有好几处，其中《匪东北局社会部潜台匪干王耀东等叛乱案》中记载最为详细。这以后我又陆续看到一些与父亲有关的档案、资料，加上组织原已掌握的情况，我父亲在台湾活动的经历大致是这样的：

父亲离开北平后即前往香港。当时为了能够顺利进入台湾，中央社会部通过安东省政府主席刘澜波联系到其堂兄——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多荃。刘多荃给在台湾的儿子刘全礼写信，让他协助此事。刘全礼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我父亲以北方企业公司总经理刘天民堂侄的身份，办理了身份证明。与此同时，潜伏在台湾《扫荡报》的地下工作者邹曙，为我父亲办理了入台证。经过充足的准备，父亲于1949年10月25日从香港乘船，渡过海峡到达台湾基隆。这是他第一次去台湾，工作难度及危险度相对低一些。恰在24日晚，解放军发起金门战役，25日凌晨登上金门岛，由于海潮变化，我军后续部队没能及时跟进，登岛部队激战三天三夜，近万名指战员及船工大部分牺牲。此战惨烈异常，蒋经国日记中记有：现场“遍地尸体，血肉模糊”字样。此次海战教训十分深刻，为我军后来攻占海南岛等战役提供了宝贵经验，尤其凸显了海潮、气象方面情报的重要性。

父亲去台湾的任务有三，其一是取回情报；其二是传达上级指示；其三是对在台情报人员进行考察。他在完成任务后，于11月27日返回香港，带回第一批极为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包括：1. 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军情况；2. 台湾气象密码；3. 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4. 台湾西海岸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5. 高雄及基隆两大重要港口的通讯密码。这些绝密情报，是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依据。就在父亲返回的当天，中共华东局交通员朱枫从香港出发，在台湾基隆上岸。一周后，通过一条渡轮上的大副，将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提供的另一批重要情报带回香港。这些情报立即上报党中央，毛主席得知后，写下了“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首五言诗。

为了不断收集台湾国民党的最新情报，1949年12月10日，洪国式奉命抵达台湾，洪到台湾后，很快又收集到一批重要情报。为及时取回情报，组织上于1950年1月6日，再次派我父亲前往台湾。父亲这次进入台湾时，情况已大大恶化。在这段时间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过侦查，掌握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及下属组织的情况。国民党军警于1950年1月29日，在台北市泉州街20巷16号抓获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而蔡孝乾的叛变使得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几近全军覆没。2月18日，中共情报交通员朱枫被捕；3月1日，吴石将军等人陆续被捕。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两个特务陈琦、杨文亮打入洪国式领导的情报组，详细掌握了该组的活动规律、人员组成。洪国式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收集到许多军事情报。我父亲也顺利取得这批情报。2月初，父亲给上级发出信息“货已办妥，日内运港”。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父亲没有得到回港的指令。国民党特务于2月28日采取突然行动，在台北车站诱捕了洪国式，又分别在嘉义、台中、台北将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郭秉衡、江德兴、杨为石、陆家骥、王平等多人抓捕，洪国式情报组在一天之内便不复存在。


我父亲恰巧在敌人抓捕行动前去台北取出境证，准备购买船票返回香港。1950年3月1日，身在基隆的父亲从联络人王老太太那里听到洪国式被捕的消息，于是连夜返回台北与王耀东见面。他虽然因外出躲过一劫，但此时已陷入极度困境中。父亲估计敌人正在四处抓他，于是将身上的文件转移给王耀东，自己回旅社将行李和情报全部带走。他乘一辆三轮车去“公论报社”找王耀东却没有找到，为了逃避敌人搜捕，当晚父亲便在三轮车夫家借宿一宿。第二天，父亲通过邮局给上级组织报警：“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表示所在情报组已遭到彻底破坏。然后他先去了彰化，将身份证改为罗辅基，在那里与王耀东汇合，两人搭车前往善化。从此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父亲在敌人大搜捕中得以逃脱，后来才知道是洪国式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洪国式被捕后，国民党特务审问他：刘光典现在哪里？洪国式根据特务询问判断出我父亲还没落入敌手，他知道我父亲住在中央旅社，但却答：刘光典于20日返回香港去取电台。使我父亲暂时躲过了搜捕。后来在王耀东的帮助下，我父亲进入台南深山躲藏起来。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得到一些信息，说共产党的情报员刘光典曾在台湾的荒山野岭中度过长达4年的逃亡生活，但无任何详细材料。

本刊记者：关于刘光典在台湾深山中掘地为穴、坚持斗争长达4年之久的事迹，您是怎么了解到的？

刘玉平：说起来也是非常偶然的事情。2008年9月，我儿子刘新宇在网上搜寻爷爷的信息。他在台湾“摩奇”网上看到一个粉红色小册子的封面，自上而下印有黑色楷书“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下面一段引文说到：“刘光典是一名匪谍，他是匪中央政治局派台地工负责人洪国式的交通员，担任香港和台湾的交通联络。”看到这些文字，让我们都大吃一惊。当时，这个小册子正在网上拍卖，定价新台币500元。我马上给台北的朋友打电活，托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这个小册子买下来。这个朋友当即把小册子拍下，并很快带到北京交给我。

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专门用文字及图画描述父亲在台湾活动的原始资料。我看后，才知道父亲在台南深山中4年的艰苦历程。小册子里，详细记录了国民党特务抓捕我父亲的过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1950年3月7日，彭孟辑亲自给蒋介石打报告，汇报破获洪国式案件情况，报告的第二部分是抓捕刘光典的情况。报告讲，刘光典到台湾后，多数时间住在台中市新北里存信巷六号刘天民家中。洪国式2月28号被捕后，他得到组织被破获的消息并及时躲进旗山深处。后来，得知刘光典在台北的住处，立即搜查中央旅社，但刘光典已及时离开。为此，特务们逮捕了为刘光典办理出境证的杨志石、陆家骥及胡秀英，又将中央旅社经理何添丁、职工刘彩莲、唐阿春抓捕。另外，特务们在基隆、台南、高雄、台东等地实施突击检查。但刘光典在王耀东的掩护下，躲过了追捕。报告最后写到：“但迄今仍没发现刘有离境踪迹象，尚在继续加紧追缉中。”

为了抓到刘光典，台湾警备司令部于1949年3月5日发出通辑令，要求全省机场、码头、警署、派出所立即严密搜查。通缉令写到，中共重要匪谍刘光典化名刘先农，大连人，高等身材，平时喜穿棕色西装和蓝色中山装。要求各地如有发现，立即逮捕押赴总部。

此时我父亲已在台湾同胞的掩护下进入了台南旗山深山。自1950年3月1日起，至1954年2月13日被捕，前后共3年零11个半月，父亲在这个时期的活动情况，小册子提供了许多资料。换成我们的角度，可以这样描绘这段历史：

刘光典最初是在穷苦农民赖正亮家，他家虽然条件很差，但赖正亮尽最大努力安排好刘光典的起居饮食，而刘光典也严格遵守纪律，除交给赖正亮30元菜金外，还与他一起下地劳动，白天一起收割甘蔗，晚上则住在野外。住了一段时间，刘光典搬到农民李显玉家，后来又转移到一对王氏老夫妻家。时间久了，刘光典身上的经费用光，便以编竹器为生，风餐露宿在深山里躲避搜捕。

这期间，刘光典一直在设法离开台湾返回大陆。一次，他得知赖正亮有个亲属在台湾航运公司工作，便托他设法帮助自己离开台湾。但是，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对港口、码头的封锁，严禁船舶私自带人出海。刘光典在l950年4月底又找过胡玉麟，托他设法帮助逃出台湾，但仍没能达到目的。不久，他又冒着被捕的危险离开深山，到嘉义找熟人设法脱身，但仍不成功。以后，刘光典又找到王耀东，嘱托王耀东继续找船或采取其它方法，早日返回香港。尽管做了极大努力，但始终没能返回大陆。

与此同时，刘光典一直坚信革命会成功，无论环境多艰苦、形势多严峻，他始终保持着革命斗志。1954年2月，国民党特务经过近4年的追踪，最终抓获掩护刘光典和王耀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璧坤等多人。2月9日，这个组织的成员胡沧霖向特务交代：“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一个叫王耀东的曾带来一个中共重要人物到这里隐蔽，至今还藏在附近的深山里。”敌人得到这一重要的线索后，立即组织大量军警人员，经过24小时搜捕，于2月l3日，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将刘光典与王耀东抓获。被捕后，敌人对刘光典的评价是：“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之深。”

根据国民党方面保存的照片，父亲与台湾籍地下党员王耀东，多年来就生活在海拔1000多米的一个洞穴里，此洞穴口宽50厘米、高40厘米，洞里仅长110厘米、宽170厘米。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

本刊记者：国民党特务抓获刘光典后，策划、实施了一个恶毒的离间计，制造他叛变投敌的假象。这种情况对任何一个革命者都是最严峻的考验，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坚强的意志，是很难过这一关的。这也是刘光典烈士事迹中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


刘玉平：从我父亲第二次赴台，到他在台南被捕，4年时间里，组织上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直到1954年2月下旬的一天，中共驻香港人员得到刘光典已叛变的消息。不久后，又发现刘光典在香港公开露面并发表反共言论。那时，由于条件限制，党的有关部门得到这一情况后，虽一时无法做出正确判断，但是又不能不采取防范措施。这就使得我们一家受到很大影响，不仅从钱粮胡同搬到北新桥王大人胡同观音寺21号（现前永康一巷2号）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去住，而且全家的生活状况也大不如前。1955年秋天，我母亲也因心脏病去世，家里就剩下我们几个孩子。

现在已经搞清楚，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搅乱大陆政局，也是为了动摇我父亲的信仰，逼迫他转变立场而专门设计、实施的毒辣计谋。国民党特务不但对外散布刘光典已经背叛的假消息，还找了一个与父亲十分相像的特务冒名顶替，跑到香港发表反共言论，以扰乱我情报部门的视线。其实，这时父亲一直被国民党关押在台北市青岛路的军法处监狱。他在牢中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丝毫也没有动摇过。

本刊记者：刘光典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中，有5年之久，有他在狱中的资料吗？

刘玉平：不是太多，但有些重要线索。上海出版的《书城》杂志，在2010年登出原国民党士兵张家林的《一个台湾老兵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到曾经在监狱中与我父亲同处一个牢房，他在文章中提供了重要材料：

“还在养病治疗的时候，我突然被调去8号病房，那里关的是刘光典，旅顺人，20多岁。我们初见面，他就自报姓名，这点令我对他生出好感，因为我自己也这样。有些人不这样，他们不愿跟人透露自己的一切，包括真实姓名。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他是中共社会部派来做洪国式的通讯员。刘光典联络不上他，于是在嘉义的山区躲藏着，从嘉义跑到台南，躲了两年多，后来被抓，关到了8号。我因为对他一见面就有了好感，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案，却很同情他。渐渐我发现他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

刘光典待人很义气，从一件小事就看得出来。我们分饭，如果哪天菜汤里飘着肥肉或者肉片，他会叫我吃。他说：‘小张，你吃。你身体不好。’他绝口不跟我谈他所涉的案子，但是相处熟了，常常聊天。有天谈到他父亲。他说：‘我爸爸是沈阳火车站的调车工人。’我随嘴问出：‘那么你干吗来台湾？’他说：‘我奉命。’听他这么说，我感到这个人有种。当然，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了，可是不跟任何人说。”

我看到这篇文章后，通过《书城》杂志找到在美国纽约的作者夏沛然，询问张家林的住址，夏沛然告诉我，他已于2009年3月去世，这让我感到十分惋惜。虽然张家林提供的情况有限，但足以说明父亲是忠诚党、忠诚革命事业的。

1958年10月22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组成审判厅，对父亲进行审判。审判庭认为他“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并着手实行，重大恶性，罪大恶极，判以死刑。”而父亲坚强不屈，从不抗辩。蒋介石于1959年1月13日收到报文，亲批：“此案系四十三年所破获，为何延至现在始行判决，查报，刘犯死刑照准。”

1959年2月4日，立春节气。清晨5时，父亲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写有“刘光典”三个大字的牌子，被国民党宪兵从监狱带出。一名军官宣读执行书，之后问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父亲十分干脆地答到：没有。随后，父亲被国民党的刽子手枪杀于台北新店安坑刑场。从父亲就义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被一群头戴白色钢盔的宪兵簇拥着，目光坚定，大义凛然，从容不迫。他微微向右歪着头，不屑地望着敌人的照相机镜头，这是父亲就义前的存档照片之一。据记载，父亲共被四颗子弹射中而牺牲！父亲死后，尸体又被敌人肆意毁坏，由此也看出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仇视与无奈。

本刊记者：刘光典烈士的传奇人生，非常令人感动。我们从他短暂的生命里，看到两种最宝贵的品质，一是勇敢，二是忠诚。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出生入死是个考验，但宁可背负着被同志、被组织误解的冤屈，誓不背叛理想，誓不辱没使命，这种人生境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刘玉平：在文学作品中曾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这些艺术作品都描写过英雄们为正义、为理想而献身的神态；歌颂这些英雄们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每当我看着父亲被敌人五花大绑押赴刑场、即将走向死亡的照片时，父亲的那种神情，就如同他与母亲结婚时的合影一样，是那么自信而沉稳。看到这种大义凛然的神态，我常在心中默默地说，父亲不愧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台湾岛上10年的苦楚，丝毫没有动摇您的革命信念；掘地为穴的原始人生活，丝毫没有消磨掉您的坚强意志；敌人的牢狱和无耻的离间计谋，丝毫没能摧残您的革命精神。您是一个多么坚强的革命战士啊！

本刊记者：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无数的前辈倒在了漫漫长夜中。敌人可以摧毁他们的肉体，但却永远不能摧毁他们的精神！刘光典烈士的事迹再次展现了革命者用生命诠释忠诚的轨迹，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是理想教育中最好的营养剂。


刘玉平：在20多年里，我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父亲的资料，在组织的帮助下，在各方面朋友的支持下，终于找到几份关键的档案材料，基本上把父亲在台湾从事秘密工作以及逃亡、被捕、牺牲的情况搞清楚了。有关组织给我父亲极高的评价，父亲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2010年清明节，《环球时报》首次披露我父亲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到今年，父亲牺牲已经55年了，但他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为了祖国统一而献身的，他也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我在努力收集父亲的相关资料，同时也是在整理一个年轻革命者的生平事迹。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引人思考的问题。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刘光典，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对自己理想的不懈追求与践行，对自己信仰的始终不离不弃，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激励与鞭策，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是在逆境风雨中，也要坚守理想和信仰。一个政党、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公民，不可缺失的是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不可缺少的是奋斗精神与坚强毅力。为祖国强大、人民幸福、社会进步而奉献牺牲的勇气，仍然是当今需要强调的。

默哀，致敬

感动! 致敬!

烈士精神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