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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mwenxue.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17 作者:高迅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80周年,也是现当代著名作家高云览诞辰100周年,这个巧合让人联想起在左联成立的第2年,即1932年6月,年仅22岁的高云览,向往上海革命风暴,披着文学和革命人生观铠甲,闯到上海参加左联的情形。当时,丁玲正在把高云览寄给她的署名健尼的《前夜》转交给地下共产党员宣侠父创办的上海湖风书局。宣侠父冲破国民党的残酷文化“围剿”阻力,力将《前夜》给予付梓,8月10日,高云览这部处女作问世了。10月,高云览由闽南同乡杨骚介绍加入左联,随后,又以健尼之名加入“中国诗歌会”。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盟员的他,内心极为兴奋,以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投入左翼文化运动中,他在自传里表述道:
“那时,经常联络的是叶以群、穆木天、杨骚、白薇、蒲风等同志”他们在一起讨论怎样推动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特别是“对诗歌人众化问题讨论得最热烈。”每逢有革命纪念活动,他们就到大街上去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和我感情最好的一个叫阿涛,这个工人小伙子,质朴而诚恳,诗和小说写得不错,那时丁玲很关怀他,我一见了他就从心里喜欢。”
左联于1930年3月成立,1936年春解散。短短6年里,它在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培育进步文艺队伍,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左联这些业绩和精神的印记是永远无法磨灭的。
高云览加入左联后即选择了文学创作道路。他在左联这个革命文学团体大熔炉里得到锻炼成长,在左联精神激励下一步步走向成熟。纵观高云览的经历和作品,使我们感受到,他的一生始终受到左联精神的鼓舞,他的作品闪烁着左联精神的光芒。
高云览于1910年农历5月14日出生在厦门一个没落华侨的小商家庭,他的本名是高怡吕,用过的笔名除高云览,还有高健尼、高法鲁、高仆约、高友庆等。因家境贫困,上小学缴不起学费,常饿着肚子去上学。小学毕业后失学两年。1926年得到地下共产党员陈三民的关照,赴上海泉漳中学念书。在这里,他受到共产主义启蒙教育,钻研社会科学,喜爱普罗文学,常到上海艺术大学听课,并开始发表一些文艺短评。1927年由教师李鼎新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年半后,其父突然逝世,辍学返回厦门,担起家庭生活重担,做记者,当教员,甚至当只求一饭、无薪水的“药局生”。由于政治迫害一再火业,常处于衣食无着状态。
高云览早在加入左联之前,于1930年目击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轰动全国的厦门劫狱大事件,心灵深受震撼,满腔激情的他,很想以此事件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和省委宣传部长兼军委书记王海萍得知后,同意满足他的愿望,即派地下党员傅树生将一本记载劫狱事件的小册子交给他,并嘱咐不可把真实情形写出去。受此重托,高云览激动不已,不顾自己仅有20岁阅历,更不顾特务鹰犬四处侦察,悄然躲到厦门周边的同安县马巷镇启智学校,白天教书,晚上就关在一窄小的杂物间里写起来。1931年他完成了上面提到的《前夜》。这部中篇小说虽然以劫狱为线索,但远远没能把那气壮河山的史诗写下来,他深知没有完成党交给的重托,此事,一直牵挂着他的心,直至终生。
1934年至1937年,高云览主要在厦门侨南女中和厦门中华中学教书。他经常向学生介绍鲁迅的著作,推荐左翼作家的作品。这期间,他结合当时的形势,写了三个具有较强烈的时代气息的独幕话剧:《夕影》---控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残酷。《没有太阳的早晨》---鞭挞渔霸的冷酷和残暴,赞扬渔工反剥削、反压迫的自发斗争。《晚边》---反映一个流氓无产者所经历的精神毁灭悲剧,从反面证明只有反抗斗争才是劳动人民唯一的出路。他把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戏剧社”,自己当导演,将这三部话剧先后搬上了舞台,最初在校内演出,后来被邀请到校外公演,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轰动了厦门文艺界,新闻媒体纷纷采访他,常有评论刊出,1937年6月3日厦门《江声报》登了一篇《中华话剧公演观后》,称赞高云览“是我们厦门戏剧工作者最勇敢最努力写作的一个人。”从小说创作转向戏剧舞台与剧本创作,他在文艺道路上有了新的追求和探索,显示出他广阔的艺术兴趣和才能。
1936年10月29日厦门举行“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高云览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用《打回老家去》这首曲调谱写了挽词:
哀悼鲁迅先生,
哀悼鲁迅先生,
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他是我们时代的号声。
唤起大众争生存!
他反抗帝国主义;
他反抗黑暗势力。
一生到老志不屈,
始终为了革命而努力。
哀悼鲁迅先生,
我们的导师!
他把中华中学学生组成一支歌咏队,带到大会吟唱这首挽歌。左联诗人蒲风提倡过诗歌大众化的具体工作之一是“旧瓶装新酒模仿旧形式,用歌谣时调教育大众锻炼自己。”(1)他采用了。追悼会上,他以《我们所以悼念鲁迅先生》为题,作了慷慨、沉痛、热血沸腾的即席演讲,摘几小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了一大批英雄、勇敢的战士,而像先生那样永远站在前头,为着正义,为着大众,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奔走呼吁,由生到老,由老到死,不妥协,不屈不挠,不变节,不向黑暗势力赔笑脸,像这样的人竟找不到一个。”
“他死了,他的精神反而从此永远不死,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活在后代子孙心上。……青年失去这样伟大的导师,民众失掉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失掉这样一个勇敢的战士,尤其是这国难加深,民族危急加紧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忘记他呢?他不是这样简单就完了的,他的精神,将成为一根人类进化的鞭子,鞭策着这代和后代的子孙向前迈进的。”
“先生不单是一个反抗黑暗势力的正义作家,而且是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的勇敢战士,我们追悼他,我们纪念他,就要继承他的意志,继续他的精神,把日本帝国主义从华北赶出去,从东北赶出去,这一场追悼会的意义才不会落空,而先生在地下才不会不瞑目了。”
之后,他写了《纪念鲁迅先生》《关于纪念鲁迅先生杂话》两篇散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鲁迅先生热爱、崇敬之情愫,极力强调鲁迅先生是一个正义感强于一切的人,称先生一生,“除了对正义点头外,终不曾随便装过一次笑脸。”“因此必然有反对者,必然有敌人,这正是他伟大之处,正是值得纪念他的地方。”
1937年末,他在中华中学一次全校周会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向全校师生高呼:“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才是唯一的出路!”反动教官立即跳上台大吼:“这是煽动战争!囊外必先安内!”由于和教官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他被反动当局剥夺了自由,言行受到严格监视,往来信件:严加检查。
1938年初,高云览流亡到马来亚,蛰居蔴坡中华中学。这一年,他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敌后援会”,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功。他以笔作刀枪,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声”和《南洋周刊》等刊物上,一连发表了18篇散文、杂感、评论,在华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反映最强烈的一篇是《三万三千一百九十二颗炸弹》,在这里,作者对日本法西斯罪行之愤怒,犹如火山爆发,喷泻不止:“……一想起那侵略者的炸弹颗颗落在我们的领土里,落在我们没有设防的城市里,落在我们手无寸铁的难民区里,落在我们反侵略的呐喊声里,这条血账便越拉越长。历史上的民族,从来没有比今日被欺侮的中国更不平的,历史上的人类,也没有比今日中国人民更愤怒的!”然而,他坚信地激昂道:“……法西斯军阀想拿17分钟有一颗炸弹的恫吓来消灭中国的抗日,这政策是完全错了!它炸死的不过是极有限的人命,却加强了无限的抵抗的人心。日本的炸弹只能炸着它未来的墓穴,准备它崩溃那天自己埋葬!”《翻脸》、《汉奸往见上帝记》、《奸商与汉奸》等篇章,对汉奸咬牙切齿的憎恨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如《软性贩卖者和文化汉奸》一文,他写道,对汉奸“恨不得拿起脚上的钉鞋,对准那张没廉耻的脸,直踩下去,踩到破烂了才解气。”他斩钉截铁道,对汉奸,“每一个国民都有权利去踏烂他们的脸”,而且“钉鞋要尖,踏下去要使劲。”
一年后,高云览看到国民党由消极抗战转为积极反共,平、津、沪很快就沦陷了,面临国破家亡,他再也坐不住了,毅然辞去蔴坡中华中学职务,决心去“战地服务”,“将敌人罪行笔录以传世”。(2)他获取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证后立即回国参战了。自1939年至1941年初,他与张楚琨历经了1年零8个月的记者生涯,走遍了祖国大西南、大西北几个前线战区和后方,在被日机炸成火海的重庆长沙他冒着炮火硝烟采访,在西北青纱帐里他与抗日将士促膝交谈,到多所野战医院给予伤病员亲切关怀慰问,到三处俘虏收容所里体察日本战俘改造前后的变化。这期间,他在重庆结识了曾是东京左联领导者的郭沫若,经多次的采访、交谈,也就在多处篇章中留下了郭沫若演讲、朗诵、赞叹的身影,留下了可贵的《论郭沫若》、《杂话郭沫若》;最使他兴奋不已的是,他与张楚琨同国民党特务来回周旋,避开监视,机智巧妙地谒见了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林伯渠老、叶挺将军。得到周副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信任和教诲,令他俩无比感奋,时刻铭记在心,直至终生。
左联时期大力提倡报告文学,抗战爆发后,报告文学更加蓬勃发展,高云览以他炽热的爱国情怀担负起创作报告文学的历史使命。他以充沛的激情,把一年来所亲历、亲见、亲闻的活生生事实撰写成34篇报告文学。这些篇章的主题大致是:
揭露、声讨日寇残暴罪行。在《日本在桂南的“自杀”》和《重庆的五月》篇章中,他揭露日寇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在广西许多县城他找不到一条没有烧过的市街,只看见“废墟和瓦砾堆”,耳闻目睹“那被拔尽了头发和胡须的老头子,”“那被轮奸而病倒的女人”,“被烧毁的房子约三万间以上”,“被杀害的人数约五六千人”。在重庆,被日机轰炸后,他亲睹了“削平了的脑壳”,“变成肉酱的肚肠”,“一个断头的尸体歪在那里,血在颈间涌,头不知跳到哪里去了”等惨状。然而,中国人民的血是不会自流的,他断言:日寇“今日杀人,明日不被杀也要自杀”!
讴歌抗日将士英勇杀敌的气概。如在《叶挺将军访问记》和《指挥华南军事的两位将军》中,他详细描述叶挺将军赞扬新四军英勇善战的气慨,游击队死伤一人,日寇要付出四个半人的代价。解决战争中困难的方法是“我们的武器坏了,就夺取日寇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的枪械烂了、旧了,就找日寇去换个新的来。这叫‘补货’”。而在北伐中享有“铁军英雄”之誉的张发奎将军,在他的笔下,如今是一个“普通到像一个普通的士兵”,闻不到长官的“气味”,但“在战场上,他是一条蛟龙,”“那又猛又泼辣的战斗,使日寇前后都受到顿挫。”在《在桂南前线观察桂南战局》一文,他生动记叙了将士英勇善战的事迹:昆仑关争夺战,最后一次战役,我以包抄之术,切断敌之后援,把敌困成“瓮中之鳖。我即进行“捉鳖”。强作挣扎之“困鳖”,靠空中投下的食物又“多半落在我们士兵手里”,降下的援兵,“被我们的士兵当做空中飞鸟似的射击,一枪打一个,两枪打两个。”结果日寇“全体葬身瓮底,”除生擒52个外,无一生还。
关爱士兵和伤兵,赞扬他们乐观主义精神。《在炮火中苦斗的祖国士兵》一文,他以大量生动事实证明祖国士兵“吃得下苦”,“顶的住苦”,从最苦的战斗中建立“咱们准打胜仗”的信心,个个都是杀敌的勇士。他情不自禁大呼:“我们有的是全世界最艰苦的士兵!”他提醒人们:“中国士兵有十分之八是出身农民的”,“中国将来抗战胜利一定要归功于农民,谁抹杀农民的功劳,谁的良心就应该拿去枪毙。”在《战时柳州印象记》一文,他写道,慰问伤病员时,听到的“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兴奋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调皮的混合着笑声的语言。”“我从来不曾见过这样乐观这样坚定的军人!他们的笑声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过去他们吃过许多苦,打过许多胜仗败仗,死了不少兄弟伙伴,最后自己也受了伤,但他们都说‘不要紧’,他们坚信最后总是胜利的。因为坚信,使他们虽然在吃苦也觉得快乐。”
在这些报告文学中,还有深入苗族山区,与苗胞同吃同住时抒写的《黔边苗夷实察记》,寄苗胞以深切的爱;在空袭烽火中写的《我们在旅途上》,反映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赞扬新闻工作者顽强奋斗的乐观精神,尤其是把他同张楚琨情同手足的友谊,描写得绘声绘色,通篇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更有对采访的人物和事件不仅有描绘还兼有评说的特写,如《文化将军冯玉祥》一文,把将军动怒时的狮吼,温和时的欢声,“钢”与“柔”十分矛盾又十分和谐的统一在一个将军身上,写得活灵活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特别是那两篇被广大侨胞争相传阅,在南洋各地许多人报立即转载的《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陈嘉庚先生对祖国的影响》,在海内外产生了深刻影响。等等。
这些报告文学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爱憎分明,感情激荡。每每读之,仿佛自己在跟着作者一起去经历那些事,接触那些人,常常被那爱国的情怀,正义的行为、真理的光芒而感动、而激奋,犹如受到战争的洗礼而萌发奋勇直追的力量!
在太平洋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高云览身处险恶、严酷的环境,处处遭到敌人的监视和迫害,没有写作的自由和环境,他用了另一种方式和敌人进行斗争。
1942年2月,高云览流亡至印尼苏门答腊岛,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了3年零8个月的岁月,他与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杨骚、张楚琨、王金丁、温平、林枫等爱国文化人士,隐匿在原始森林里和几个小荒岛上,和日本宪兵日夜周旋,靠造酒制皂隐蔽身份,维持生活;他被日本宪兵抓捕而去,即与郁达夫默契配合,机智勇敢地逃出了魔窟;他在敌人枪口鼻尖下,身边毫无只言片语材料,却勇敢顽强地创作了小说《春秋劫》,明知无法发表,但那未完成的重托,于心不死啊;1945年日寇在楠榜已掘好埋人坑,预定9月1日把这些爱国文化人士全部活埋!只是未及下手,日本投降了,仅差15天,抗日文化战士们险些丧生于虎口!
1946年,他和张楚琨等文化人士陆续回到战后的新加波。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形势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内战全面打响了,广大爱国侨胞掀起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热潮,当时民主的喉舌阵地太小,办一张民主的报纸便成为华侨各界共同的呼声。开展海外进步文化运动需要丰厚的资金,他与张楚琨两人自告奋勇携手经商,一介书生为此花去4年时光,历尽千辛万苦,顶着巨大压力,冒着生命危险,终把经商所得的资金,不断地支持“新南洋出版社”、《风下》、《新妇女》杂志等新兴的进步文化事业,并以巨额盈利资助陈嘉庚创办了《南侨日报》,自觉地默默地肩负起周恩来曾嘱咐的:“你们两位接触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要支持他,协助他,在统一战线中做好工作”(3)的重任。依靠胡愈之社长的精明指导,依靠大批爱国文化人士协作努力,《南侨日报》引导广大爱国侨胞反对内战,反对美蒋,拥护民主,拥护共产党,起着为迎接新中国而制造舆论的作用,侨胞称之为“民主堡垒,”“海外灯塔”;他们接受地下党的倡导,毅然将自置的两艘运输轮船“南美”号和“南元”号,冲破美蒋封锁线开回祖国,为支援解放战争和开辟解放初期南北航运做出了特殊贡献;高云览被英殖民当局以“通共”罪名拘捕坐牢,后以“红色商人”被驱逐出境。落脚香港时,他天真地暗自高兴:早就想回国了,现在不是离祖国的大门更近了吗!
1950年,高云览回到了梦寐以求的祖国。举家迁居天津。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新思想,新观念,新作风,新学习,新建设,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漱漱而下。想起青少年时,为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四处奔走呼号,曲曲折折走了多少艰难的路啊!现在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了!他在日记里写道:“经过漫漫长夜,经过摸索和战斗,突然看到新中国的黎明,还有比这更喜欢的吗?这是梦吗?不,这是现实。靠着毛主席的智谋和正确的领导,靠着战士们的英勇和坚韧的斗志,这梦终于实现了……”
他迫切要了却悬挂了20年的心事---完成党所交给的严肃嘱托。他说,“要写的东西在我脑子里发酵,过去不能写,现在我可以放心放胆来写了。”“一想到已是40岁还没拿出像样的东西给人民,心里真难受!”与张楚琨合作经营的生意,两人认为,过去是为发展海外进步的文化运动而经商,现在回到自己的祖国了,把生意献给国家,纳入国家建设的轨道,顺理成章。两人以报效祖国的纯洁之心,做出了爽快、无私的决定。张楚琨即参加国家工作,无法再具体参与处理生意上的事,深感内疚地对高云览说:“我把公司包袱撂在你一个人肩上,你的管鲍之情使我刻骨铭心!”高云览开始四处游说,要求国家接受他们的生意,称自己过去“因为演戏的需要,充了个临时演员”,现在要重新拿起笔搞创作,“做一个文艺小兵”“听人民使唤”,然而,他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国家十分理解你的爱国心,但眼下新中国极需恢复国民经济,况且,国家的政策是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接受你们的生意是政策所不允许的。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对海外华侨的影响出发,你再为新中国经商,再为人民做贡献,是很光荣的!天津民盟主委孟秋江同志对高云览(高于1946年5月在新加坡加入民盟,组织关系已转到天津)很了解,知道他是个对共产党十分真诚的知识分子,得知他的心思后,很理解他内心的痛苦和矛盾。便推心置腹地和他谈心:“新中国刚成立,一切百废待兴,各条战线均需要人才,按你的所长,理应干教育,搞新闻,当文艺工作者,但目前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只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国家政权才能巩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党希望你发挥优势,再为新中国做生意,这是一项极光荣极特殊的任务,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承担的。当然,党十分信任你。”既是党的需要又得到党的信任,高云览内心得到抚慰,感到温暖。虽感矛盾重重,还是把生意的重担又扛了起来。他认真地、艰险地为国家做了两年多的南北航运和一些又特殊又保密的国际贸易生意。直到1952年他把生意交给妹夫去掌管,才退居二线。再后来,如同上面提到的,生意以各种方式献给了国家,实现了夙愿。
1952年,高云览终于坐下来拿起笔了,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每天孜孜不倦地写,一连四载,说他足不出户,废寝忘食,忘掉自我,倾注毕生精力乃至生命代价,一点都不为过,即使后来常因腹痛、发烧、被病魔摆弄的痛苦不堪,他也没放下笔,靠在床上坚毅地写着。左联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赋予了他创作信心和勇气,正如他在致巴人信中所说的:“是党的召唤”,是英烈的“影子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回忆”,“……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我的笔变成了鞭策自己思想感情的鞭子。当我构思的时候,那些不朽的英魂,自然而然就钻进我的脑子里来,要求发声。”他一点一点的雕琢,一遍一遍的修改,以汗水加泪水的辛劳,通过劫狱史料塑造出“那些死在国民党刀下而活在我心灵里的人”的形象。1956年5月,他终于修改完第六稿---一部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完成了。孟秋江和胡愈之商谈后决定将《小城春秋》交巴人最后审阅即出版。
获知《小城春秋》准备付梓的消息,高云览的心情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迫切,那样的期待。他想再完美一些,便再次推敲、修改手稿上的字句,一边给多位友人发出信件和《小城春秋》油印稿,恳请他们在稿本上写下修改意见。5月19日他给友人巴人邮去手稿,请他审阅,并附信阐明写这部小说的经过。他期待着巴人的复信。然而,6月13日,残酷的癌魔夺走了他年仅46岁的生命!临终前,他唯一的遗嘱是:“把我的笔收好!”是的,战士最珍爱的武器是枪,左联盟员最珍贵的武器是笔!左联有400多个盟员,个个都是以笔作刀枪直朝敌垒冲杀陷阵的战士,高云览这个以左联盟员为自豪的战士,在生命临终时最惦记的也是他的武器---笔!
张楚琨把《小城春秋》第六稿带到北京,胡愈之(出版总署署长)阅完说:“是一本好小说,很有教育意义,将成为畅销书,赶快出版!”张楚琨即把原稿交给人民出版社社长楼适夷,1956年12月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了。第一版10万册,1958年北京第四次印刷8.4万册,深受读者欢迎,风靡一时。时至54年后的今天,它相继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中国文序文学类典藏本”、“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等形式版本出现在读者面前,并多次印刷。文艺界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周扬称之为:“……描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图景和描绘历史人物的小说”。(4)冯牧等同志称《小城春秋》和《青春之歌》一样,“一南一北,互相辉映,”它“以明快的笔触,充沛的热情,把3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真挚地、精确地、巧妙地表现出来,这些人物的性格是丰富的---有共同的时代特征,也有鲜明突出的个性。”(5)丁玲评价说:“云览同志很有才华,1932年我把《前夜》交给湖风书店出版,那小说既有朝气,又有稚气。20多年后,遗著《小城春秋》在战斗中成熟了,人物有血有肉,秀苇写得很感人,是一部革命的传奇。”(6)80年代初《小城春秋》作为成功之作写进了多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称为一面“不倒的红旗”,一首“革命的正气歌”,一部“气壮河山的史诗”。
高云览走完了短暂而光辉的46个春秋。可以这样说,贯穿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支撑他一生的精神支柱是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精神---左联精神!他生前交往得最多最密切,对他影响最深的同志、朋友也是左联作家及左翼作家。在大革命期间,刚进入弱冠之年的他,得到丁玲、叶以群、穆木天、杨骚、白薇、蒲风等左联作家的呵护与帮助;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刚进入而立之年的他,与胡愈之、郁达夫、沈兹九、王任叔、汪金丁、蔡高岗、李铁民、张楚琨、刘尊棋、刘道南、王纪元等多位左联盟员和左翼作家一起隐蔽在苏门答腊荒岛上,大家患难与共,互帮友爱,亲如一家,胡愈之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有事都找他商量,他对形势常发表精辟预见,大家深受教益;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与接任《南侨日报》主笔的夏衍(左联作家)及接任负责该报重任的洪丝丝等左翼作家坚持战斗到最后,直至个个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在解放前夕,他接受中共中央潘汉年(左联领导人之一)和香港工委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左联盟员)的倡导,将两艘运输轮船悄然开回祖国,为华侨支援解放战争的唯一船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刚进入不惑之年的他,在阿英、胡愈之、孟秋江、张楚琨、鲁藜、龚家宝、陈元宁、李离等等左联、左翼作家的真诚关切和具体帮助下,完成了成功之作《小城春秋》。
高云览一生在左联精神的激励下而发出的光和热,给了后人以无比的鼓舞,无穷的力量。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纪念左联成立80周年之际,把左联精神世代传承下去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后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让我们的肩负起这艰巨而光荣的使命,朝着更加美好更加健康更加和谐的文学艺术春天勇往直前吧!
注释:
(1)《左联史》第142页。姚辛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2)1938年12月9日《南洋商报》题为“高云览严赠祥等同国杀敌,均受欢迎”一则消息。
(3)《张楚琨诗文选》第19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
(4)周扬于1979年11月1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5)冯牧等:《新时代生活的话卷》,刊于《文艺报》1959年19-20期合刊上。
(6)《永远的纪念》序言第4页。高迅莹编,鹭江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说明:
本文提到的高云览的作品,除《小城春秋》外,均编入《高云览选集》(上、下册)。
【责任编辑 朱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