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甘洒热血拯中华——成都革命烈士传》第一辑，成都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写，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把一切献给革命的人——刘家言烈士传略
大邑县党史办
刘家言，又名刘笃君，大邑县王泗乡人，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烈士短暂的一生，实践了他“把一切献给革命”“的庄严誓言。
刘家言的父亲刘国孝早年参加同盟会。民国时期，出任川军刘成勋部师长。后因不愿伙同军阀混战，解甲归田，读书课子，与社会名流车耀先、周元芳，王干青等过从甚密。刘家言从小受到良好家教，及长刚正不阿，勤学善思，毫无一般富家子弟的纨绔浮风。十四岁考入成都天府中学高中，两年后转入协进中学。这时他开始关心时事，涉猎社会科学，成为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的忠实读者，从中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
“七七”事变后，川军抗日将领刘湘派王干青(中共党员，殉难于成都十二桥)为驻延安代表，与我党中央直接联系。刘家言通过王干青的介绍，于是年底去延安。这块处处洋溢着抗日救亡激情的革命圣地，使刘家言感到心情格外舒畅。起初，他插班“抗大”第三期三大队(知识青年大队)学习，三个月后，被选入瓦窑堡“抗大”第四期一大队(军事大队)继续深造。
一九三八年三月，抗大同学会和抗大同学劝募会相继成立，刘家言是积极参加者。当时“抗大”的条件很差，房舍严重不足，为了帮助学校的发展，他慷慨解囊，把家里汇来的钱款统统捐赠学校，受到了同志们的称赞。这年四月，大队政委胡耀邦同志发起学习斯达汉诺夫运动，鼓励大家学习苏联突击队员的革命精神，刘家言立即响应参加。
在“抗大”，刘家言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原理，及其在中国的革命实践诸问题，还钻研了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思想政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虽然延安的学习紧张，生活艰苦，但刘家言在那里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愉快地度过了难忘的八个月。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在鲜红的党旗下，刘家言庄严地作了入党宣誓，他坚定地说：“把一切献给革命，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刘家言在“抗大”第四期学习期满，党组织派他到大后方工作。他经武汉辗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党决定分配他回成都工作，由川康特委副书记邹凤平同他谈话，决定把他的组织关系交成都市西北区区委书记张黎群单线联系。嘱咐他不要暴露身份，任务是搞统战工作和负责筹措党的经费。
刘家言利用家庭社会关系广交朋友，多方掩护张黎群的活动，又根据张的指示，和抗大同学付承均(简阳人，中共党员)打通关系，还联络同乡李惠明(中共党员、烈士)在大邑的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当时，新津张场小学是革命青年聚集的地方，这里有党的支部，支部书记赵家琮是该校校长。刘家言、张黎群、付承均等利用这个关系，经常到学校向教师和青年学生摆谈在延安的生活，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肖汝霖、陈士英、李秋平等进步青年都受到启迪，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
从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零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疯狂反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车耀先等先后被捕，共产党员朱亚凡被枪杀。川康特委及时采取疏散隐蔽措施，把暴露身份的党员撤走。刘家言仍留成都，利用同乡关系开展青年工作。他同在大邑县有较好社会关系和群众基础的肖汝霖、陈士英等，邀约在春节期间到唐场来探亲访友的邛崃、大邑、新津、崇庆等地的大中学生及社会青年，举行春节联欢会，演唱《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救亡节目。同时，倡议成立大邑青年学会，推选肖汝霖为会长。事后，刘家言将工作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得到党的肯定，认为是在白色恐怖形势下开展活动的一种好方式；要他们加强领导，及时引导青年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合法斗争，避免过早暴露力量。为了在成都发展大邑籍学生为青年学会会员，刘家言拿出槐树街住宅作为分会会址。后来青年学会成员遍及大邑、崇庆、邛崃、新津等县，人数近千，为后来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在这年早些时候，党组织为了发挥青年积极分子的作用，决定由刘家言创建青年救国社，吸收肖汝霖、陈士英、李秋平等参加，以后陆续发展壮大。“青救社”作为党开展工作的依靠力量，大力宣传党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这祥一来，青年学会成为广泛团结青年的群众组织；青年救国社则成为领导青年工作的核心力量。
当时，肖汝霖提出，利用其兄肖梓源与马边大竹堡实力人物廖学林的关系，到马边开辟工作。刘家言与付承均、赵家琮、陈士英等研究后，认为到马边既可以隐蔽精干，又可以为党筹集经费，是个好主意。经向乐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青年部长张黎群报告批准后，过了一九四一年春节，就由付承均率赵家琮，李秋平到马边，肖汝霖，陈士英留乐山中转站工作。在马边大竹堡成立了彝汉贸易社、彝汉小学和彝汉垦社，借以开展工作。刘家言还为这次马边之行提供了经费。
一九四二年夏，张黎群调南方局工作，行前专程到成都，向刘家言传达了党关于形势、任务和进一步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此后，刘家言决定利用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到西康去打开局面，经过多次筹划，先派付承均到西康省“干训团”，想从中寻找立足点未成功。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军驻西昌的一三六师师长刘元瑄，为对付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的控制，派《新康报》总编辑许成章等人，到成都物色人才。刘家言认为这是个极好利用的机会，便通过原已安插在西昌工作的陈士英，由陈牵线搭桥，与许成章等多次接触交谈，许见刘家言、付承均、肖汝霖、赵家琮等人气宇不凡，表示欢迎他们去西昌工作。这时，刘家言对川康形势作了仔细分析，提出渗透到西昌各界的周密计划，经青年救国社内部讨论后，组织了成都、大邑、简阳等地的进步青年二十余人，由付承均带队，分两批进入西昌，安插在二十四军系统的部队及西昌地区政府、学校、新闻等机构和袍哥组织中，作为开展统战工作的基本力量。
一九四四年冬，日寇攻占贵州独山，重庆告急，刘家言奉命筹组抗日游击武装。他一方面提供经费，在新津张场购储粮食，作为游击队的补偿，一方面又与肖汝霖、康晓风等革命青年一起，利用社会关系，在大邑的地方实力人物中活动，为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日夜奔忙。在一次进步青年座谈会上，刘家言大声疾呼：“日军打到独山，很可能进攻重庆，我们主张坚决抗战到底。现在马上组织起来，武装抗日！后来战局稳定，组织抗日游击武装一事才未继续进行。
刘家言把党的事业看得比什么都宝贵，为了革命事业，他不惜奉献出自己的巨额家产。一九四四年冬，地下党员胡春浦办向峨煤矿，作为党筹集经费的企业，董必武同志指示，从煤矿的盈余中，每月分别给川康特委和《华西晚报》提供活动经费。一九四六年春，胡又在成都开设群生公司，在经营上遇到困难，面临倒闭的危险。这时通过杨景凡同志介绍，刘家言与胡春浦取得联系。刘便卖掉自家二百亩田产，将所得五百万元（国民党法币）投入公司。当时刘家言与另一位地下党员张家璧虽都在该公司任职，但这三个党员之间却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不便于相互研究工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胡春浦向川康特委提出建立党组织的要求，在川康特委组织部长华健主持下，接通了这三名党员的组织关系，成立了党小组，由胡春浦任组长。一九四七年群生公司改组为大有字号，刘家言又变卖了成都槐树街房产，将所得六千万元(法币)献给了党，以救企业燃眉之急。当时，有友人劝刘说，房产是祖业，卖不得，刘家言坦然回答说：“这些祖业，本属人民的，早该还给人民了。”
大有字号在胡春浦，刘家言的积极经营下，不断为党提供活动经费。起初按月交川康特委十万元，给《华西晚报》五万元，有一次《华西晚报》急需一百万元的印刷经费，大有字号也如数提供。一九四七年川康特委领导的仁寿地区农民暴动失利后，急需一笔疏散费和几十个人的生活费，此外，还需要一批电筒雨衣等行军物资，大有字号也及时将款项和物质凑足交付。
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内战之初，在国统区组织武装游击，配合解放战争，成为地下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年冬，刘家言和肖汝霖等配合胡春浦筹组游击武装，决定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入手，弄一批武器。于是由周鼎文同志设法从大地主刘文彩处拖走一批枪支弹药。一九四七年二月，肖汝霖用它装备了一支几十人枪的地下武装，开到大邑山区进行活动。刘家言、胡春浦为这支队伍提供了经费和部份武器。由于党组织未及时按计划派党员骨干前往领导，缺乏应有的战斗力，不出两个月，刘文彩派山防大队长郭保芝对我袭击，队伍被迫分散转移。
同年七月，党决定刘家言、陈士英、肖汝霖等另组一支武装，同分散转移至宝兴、懋功的队伍汇同活动。八月，派周鼎文带领六十余人，以烟帮名义进入懋功，因少数民族地区不易开展工作，旋即撤回。继后，刘家言、胡春浦又派周鼎文利用刘文彩的关系，打入山防大队郭保芝部，作分化争取工作，准备在川康边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
大有字号虽然是以私营企业的面貌出现，狡猾的敌人还是嗅出了一些气味。一九四七年秋，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从破坏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案中找到线索，亲率其爪牙由重庆到成都，逮捕了胡春浦，查抄了大有字号。当时刘家言已得到敌人准备逮捕他的消息，便偕爱人张坤璧转移隐蔽。
大有字号被查封后，为了另辟途径筹集党的经费，刘家言随大邑地下武装进山，但收效不大。继后他又到西昌、冕宁一带“经商”，前后数月，历尽艰辛，为党筹集了一笔经费。一九四八年春节，他与爱人携带巨款来到雅安，先后住在李人弗和王逸平家，敌人侦察到刘家言住进王宅后，便于二月十八日(正月初九日)将王宅包围，逮捕了刘家言夫妇二人。敌人一连几次拷问，刘家言都坚持说自己是个“生意人”。不久，刘家言夫妇被押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看守所，经受了严刑拷打和各种利诱的考验，始终保持住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不肯对敌人低头。后来，他佯装神经失常对付敌人的审讯，敌人对他毫无办法。他的爱人张坤璧于一九四八年底，以治病为由保释出狱。翌年冬，在重庆中美合作所“一一•二七”大屠杀中，刘家言英勇殉难。
刘家言一生对党忠诚，工作勤奋，待人接物，热情多助，青年战友们称他为“小孟尝”。他处事十分谨慎，经常保持高度警惕，教同志们要“狡兔三窟”，善于隐蔽。他把在成都和崇庆县城的两处住宅，都用来作为党的联络掩护站，千方百计保护同志。刘家言为党的事业献出了一切，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刘家言烈士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参考资料：
(一)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走访记录：付承均同志回忆刘家言烈士。
(二)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张黎群：关于刘家言组织关系和大邑武装斗争问题给成都市委组织部的信。
(三)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走访付承均同志记录和张黎群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对《刘家言烈士传略》的修改意见。
(四)一九八二年十月陈士英：回忆刘家言烈士。
(五)张坤璧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日给大邑党史办的信，《关于刘家言烈士事迹回忆》和刘家模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来信，《回忆我的哥哥刘家言》。
(六)张家璧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解放战争时期的大有字号——川西工作回忆之一》。
(七)陈士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走访张坤璧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