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重（1922——1949），四川省长寿县人。1938年就读于成都协进中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男生党支部委员。1939年赴山西，在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习，毕业后在晋东南抗日前线作战，兼作战地记者。1940年回四川，先后以川陕绥靖公署、国民党四川军管区司令部少校参谋名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8年起任中共川康特委军事系统负责人，担任军运和对敌策反工作。同年秋，受特委指派赴香港参加中共南方局召开的军事会议。1949年1月，因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后转囚于重庆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夜，牺牲于重庆歌乐山“戴公祠”对面的小山坡上，时年27岁。
给父亲的信
为了走的问题，清晨大早，就使你老人家大大的生气，不安得很。同时，更为我指出一两条明显的、解决得更好的路。这，宜乎我不该提出什么来了。但这，我最后还要说几句话。这是我最后的一声呼叫，这时我要写这一封信。
首先我要赤裸裸的说明我的走的问题的提起，这除了我向父亲已经说过了的为了学习，为了彻底锻炼身体而外，还得坦白的补充出，我的走，主要的，还有思想问题在。
我们不会眼睁睁看不见事实；同时，我们也不会是超人。千千万万的血淋淋的故事，不会完全对我们没有一点感觉。
事实是这样，中国社会仅[尽]有的是盗、匪、兵、贼、贪污、横暴、梅毒、娼妓、堕落与腐化、荒淫与无耻。欺诈、虚伪、人剥削人、人吃人，极少数的资本家、地主、统治者，对千万万人的压榨、剥削、奴役、残害和屠杀。这些，使我不能不产生一种“较激”的思想。因为我是一个人，我也不是聋而且瞎的人。我看见了这些，我也听到了一些。
我要求一个合理的社会，所以我提起了走。我过不惯这样不生不死的生活。我知道，陕北最低限度呼吸是自由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的，陕北的一切都不是反动的。
我的走，绝无异想天开的企求。我不想当官，想当官我就进中央军校。我不想侥幸有所成功，我知道天下事没有侥幸成功过的。我要想侥幸成功，我就蹲在这儿，依赖父亲了。
西北①，是一块开垦中的新地。我们该去那里努力。我们要在努力当中去寻求自己的理想。我知道，我们看见，新西北，是一个开垦中的乐园，自由的土地；这是与世界上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是没有区别的。虽然物质条件不够，但已消灭了人剥削人，人欺侮人的现象了。
我为什么不该走呢？我需要学习，我需要知识，我需要一个战斗环境，我要肃清自己的依附、侥幸的思想，我需要活的教育。我们看见过去真正够得上说是成功的人物，都不是在御用的教育中训练出来的。可不是，请看一看列林[宁]、史[斯]大林、高尔基这许多实例。
父亲要我读些踏实的东西，这我百分百的接受。只是静静的坐下来去研究，这是环境所不允许的吧。在今天能够这样做的，那不是神仙，必然是和尚或者尼姑。我不能够在死尸的身上漫谈王道，我也不能在火燃眉睫的时候还佯作镇静。同时，一个青人恐怕也不该做一个反常的老年人吧！生理学上告诉我们，少年“老成”是病态。国家的青年变成了老年，是这个国家的危机。
我要一个斗争生活，我要一个跋山涉水的环境来训练我的身体。前线的流血，后方的荒淫，大多数的劳苦者的流汗，绝少数的剥削者的享乐，这样多的血淋淋的故事摆在面前，叫我们还有什么闲心、超人的胸襟去静观世变呢！
父亲，请把你的孩子愉快的献给国家、民族、社会吧。父亲，你知道的，这样的对你孩子的爱护，才是真的爱护。这是给了我一个灵魂的解放。
五月四日
[写作背景]
此信是1939年5月初，韩子重离开成都去山西抗大分校（原希望去陕北，后因道路封锁，辗转去了山西）前写给父亲的信。其父韩任民当时是国民党成都军管区副司令兼参谋长。
[注释]
①西北，指陕北延安。
狱中给友人的信
桂英①如晤：
革命的道路是艰辛的，坐牢流血的常事情，勿为我悲。依目前形势估计，年内可能出来，惟恢复自由前恐将遭受一次迫害。
华荣伯父确在此地附近之红铜湾②就义，一切与前听传说同。
好好生活，珍惜自己。多慰我母亲，并帮助我弟妹们。送一柄红色胶柄牙刷与我，交幺叔转来③。
重 五、四
[写作背景]
此信写于1949年5月4日。信是由狱中看守黄茂才带给韩子重的叔父韩觉民转交收信人的。韩觉民是共产党员，住在重庆王爷石堡。在监狱中韩子重、陈作仪等人积极对青少年看守黄茂才做争取工作，黄同情、敬重革命志士，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秘密为狱中同志买报、送信。沟通了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
[注释]
①桂英：车耀先的女儿, 韩子重的女友。韩子重被捕后，她专程从成都赶来，往重庆进行营救。
②华荣伯父：指车耀先。在红铜湾就义的说法不确，应为1946年8月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停车场就义。
③当时在狱中正流行用牙刷胶柄刻制红心或短剑，互相赠送，砥砺斗志。幺叔，指韩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