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恐怕不妥吧。江姐说“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并不代表她认为坐两年牢是最严重的后果,也很有可能是她认为再有两年大概就会胜利了。狱中的革命者们也为越狱作了不少准备,这说明他们还是做了自救的打算。他们在信里说希望出狱后和亲人、朋友相见,这对亲友是一种安慰,对自己也是一种鼓励。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天天想着自己很可能要死了,那岂不是愁也要愁死了。
“在那个时候,从事一点印进步刊物或者做些学运工作,即便承认了是GCD也不是一定要被杀头的.政治犯不同于杀人犯,只是政见不同,这些道理国民党还是明白的.氛围并不想现在的我们想的,就是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和地下党就是死对头,一见面就分外眼红,不是这麽概念化的”——这个更不敢苟同。那个时候作为政治犯被害的人还少吗?您认为那个时候的氛围又是怎么样的?“政治犯不同于杀人犯,只是政见不同,这些道理国民党还是明白的”,既然国民党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把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政治犯,包括他们的孩子,基本上杀了个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