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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罗广斌在文革中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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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若水

军长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楼主发表于: 2012-06-30

这是何蜀老师记录整理的杨世元老师口述历史《文革风暴中的重庆文联》，刊载于电子期刊《昨天》2012年6月30日第6期。文章虽然比较长，为了让大家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还是把全文都贴上来。

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

杨世元口述

何蜀记录整理

     按：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后，1966年7月1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第九期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公开点名批判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为此专门加写的长篇按语的标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按语称这个延安时期的《讲话》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照妖镜”、“进军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在这“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当时最红的红色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就在重庆市文联造反了。

      重庆市文联，当年只是全国各地文联中的一个小小单位，文革中却因罗广斌、杨益言率先造反、夺权而名震于世。几十年过去，当年罗广斌、杨益言的造反，罗广斌在派性争斗中的死于非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至今在网上还能看到不少文章将罗广斌混同于老舍、傅雷、海默、杨朔、闻捷、李广田等“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殉难作家。读了此文就会知道，历史真相并非那么简单。

      本文口述者杨世元，1932年生于重庆，中学时代即参加争民主反独裁的学生运动，建国初期被调任重庆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邵子南的秘书，以后长期在文联工作（中间曾有四年多调《重庆日报》编副刊）。文革结束后调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后仍专注于历史研究与写作。常用笔名甘犁。这个口述从九年前即断断续续做起，积累至今。一家之言，一得之见，供文革历史及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 此帖被若水在2012-06-30 21:07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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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若水

军长

只看该作者 1楼发表于: 2012-06-30

先从文联与宣传部的关系谈起

    文联是文革重点单位，也是重灾区。要谈重庆文联在文革中的情况，就要从文革前说起，先要理清楚文联和宣传部的关系。

    文联，说起来是包括文、音、美、剧、曲、舞蹈、书法等协会的文艺界群众团体，但是它有个前提，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具体到一个地方，就是文联由当地党委的宣传部领导。文联和宣传部的干部也有个奇怪的现象：经常互相对换，比如王觉原来是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调到文联当秘书长。向晓也是宣传部调到文联来的。林彦先是在文协，后来调到宣传部，以后又调回文联……建国初期，文联跟宣传部的干部都是朋友，经常在一起玩，一起说怪话发牢骚，后来就不行了。

    文革后，邓小平有对文艺创作不要“横加干涉”的指示，那么，“竖加”呢？其实，无论横竖，只要杀伐决断的权柄有一只手掌控着，即使悄然站在文坛之后，也可以通过文联及其协会为文艺创作导向，实现党政部门所期求的“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它当然要代表界别利益，广泛团结作家、艺术家，更重要的还在于文艺作品具有感染力，可以诉诸人心，影响溢于界外。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中历来重视文艺。沙汀常爱引用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一句话：“一个作家就是一座冒烟的工厂。”一个地方的党委宣传部，如何将辖区内的“厂”主们统领好，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既让他们“冒烟”，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又要使他们的主要创作活动，能够纳入有计划、听将令的“精神产品生产”中去。直白点说，政绩需要文人作彰显，花点地方财政去养文苑画院，有何不好？但出点小纰漏也不得了，这条道上覆车多矣，“守土有责”的党委宣传部门，能不兢兢业业，敢让文化人去信马由缰吗？因此，宣传部成天注意的就是“对表”——跟中央对口径，只要求作家两条：一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二是与市委保持一致。

    我是文联筹委会时期就调入的干部（以前只是个中学生），那时和宣传部的干部好像都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渐渐才觉出了司令部参谋与前沿战士之别，宣传部的职责在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方向循名责实，置身漩涡中的文联干部和在高处监护着他们的宣传部战友，就不疏离也疏离了，并形成了潜规则。虽然这两个部门间的干部有互换，但谁也都感受得到，一旦身入宣传部，立场就有所不同——当我作为编辑按宣传部所发要旨去向宣传部里的作者约稿时，或被婉拒，或改之又改，迟迟不能出手。“水深波浪阔，勿使蛟龙得”，他们格外谨慎。

    有两篇著作，是宣传部干部和文联干部全都奉为圭臬的书，一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在理解的侧重点上，则各有不同。

    对列宁的文章，宣传部门着重领会和把握的，主要是这样一段——

    “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文联的作家、艺术家们，对列宁的话，每每欣赏和强调的则是这一段——

    “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这大约就是我们执行“双百”政策中必须承认的各别的“花”和“家”了。

      1957年，在开始阶段的整风中，重庆文联专业作家、救国会时期的党员温田丰，就是引用着列宁认为“无可争论”的话来反对文艺上的行政领导方式，宣传部一再向他打招呼不听，结果当了“右派”，而且是“极右派”。

    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列宁原则并无二致，主要在解决文艺在党的事业中“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在建国后的文艺政策和执行层面上，规范成为这样一个表述：“‘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方向下的‘双百’方针。”宣传部门的干部明白：方向是不变的，而方针是可以掌控并随着政治磁场的变动而加调整的。“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最根本的就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具体到地方，也就是要为那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作家、艺术家则更重视“百花齐花、百家争鸣”，认为创作之重在“创”，不情愿老是去“说中心、唱中心、演中心”，认为这是庸俗社会学，演绎教条，图解生活，必然导致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宣传部中的官员看来，概念化不甚要紧，需要防范的是自由化。“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是政治问题，“双百”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前者把握不稳必犯错误，后者执行不好，最多是缺点。为了“为什么人和如何为”，即使是“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也未尝不可。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向，才能实现党对文艺事业的政治领导。至于“如何为”？尊重作家个性，提倡文艺作品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多样性，当然也该讲，也要鼓励——毕竟不是一切宣传品都是文艺作品嘛。宣传党的政策及其实践，若能做到形象生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岂不更好！而让文化人做到这一点，放出来的都是紧密配合形势的应时之花。要点其实不在“双百”，而在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思想改造。也就是“延讲”中所清楚阐明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思想感情必须在“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中根本转变的问题了。通过政治思想上的斗争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持续地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改造，这才能真正实现党对文艺事业的组织领导。

    建国后的重庆文艺界，就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懈斗争，不断强化着党对文艺战线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自然，雷霆雨暴之后，还是要讲“文”和“联”的，园圃还是要整理一下，疏松疏松，适时培植些花草，在“如何为”中，也要注意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掌握与平衡了，同时也要培养文学新人——主要的是工农兵作者。

    我在文联是业务干部，多年任团支部书记，运动中自要作为“党的助手”，为贯彻上级党委下达的任务具体地干活。也就知道在常态与运动态中，文联和宣传部究竟是种什么关系。文联要“文”要“联”，但要根据上级党委旨意去运作，运作得不好，“问责”的板子就会打下来了。

    举点例吧。

    建国初期，国统区进步作家和解放区来的作家大会师，重庆文艺界思想活跃，创作繁荣，但“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法”的问题，当时也就提出来了。作家黄贤俊在《大公报》上著文，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可以表现小资产阶级。当时对他倒并未开展批评，因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民主革命中的盟友，也是五星红旗上的两颗星。而黄贤俊又是抗敌文协时的作家。但谁要真这么写，那就是与无产阶级争地位，是妄图以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了。在北京，就有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挨批，在重庆，就有刊发在《新华日报》副刊上的小说《界限》挨批，作者卢跃武是部队作家，重庆接管后的第一任文化局长。儆戒意义当然很大了。再后，就有刘盛亚的小说《再生记》，邵子南的小说《稀罕的客人》等相继挨批，究其原因，就是作品中宣扬或流露人性论，而“人性”又被推演成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范畴。

    在40年代周恩来领导南方局时期，邵子南是《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即担任着西南文联和重庆文联的领导职务。在沙汀调入文联后，因一些关系没有处好，邵子南受到批评，转为专业作家，但仍本其“三勤”作风，走到哪儿，都磁石吸铁般会围拢一些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如果要讲以社会活动方式联系作家，邵子南应该是党员干部中的一个范例，但实际上他并未受到认可。他的作品和文艺短论喜欢立异，还多少有“自由化”之嫌。他1955年底即已病故，文艺界许多人为他送葬，还有人认为他是受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压抑而不治的，为他扼腕不平，也成了1957年鸣放中的一个题目。

    邵子南去世之后，就开始了批胡风的“三级跳”，先是批文艺思想，因《希望》、《七月》等刊物都办于重庆，批判也就兴师动众。后来要肃清胡风集团，记得重庆文艺界只因通信关系抓了一个冯异。文联当时整了创作部的刘钊。他实在冤枉，因为胡风在四川参加土改，来往路经重庆时，文联创作部请他作了报告，创作部长是曾克，但具体请胡风并发开会通知的是刘钊。运动一来，坐在主持位子上的是曾克，而被指令要交待跟胡风的关系的人却是刘钊。他不服，鸣放的时候为此提了意见，但文联的反右主将又是曾克和她的丈夫张柯岗，于是刘钊就被打成“右派”。

    肃胡很快转入肃反，历史上真有过问题的人，似乎倒可包容（如肖萸），倒是处于疑似之间，建国后又过于狂狷傲岸的人，会招致立案审查。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无政府主义（注：当时多称安那其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派别在重庆很是流行，黄家所办的江北治平中学就是一个点。恽代英旅居重庆时就住在那儿。四川军阀的“三三一”反共大屠杀，治平牺牲的青年最多。黄贤俊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中，40年代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是进步作家。建国后在文协，但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似乎并不那么欢欣鼓舞，显得离群索居，就不大对劲了。更何况他写有带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兄弟》，写到他在封建大家庭中遭受歧视，只有兄嫂待他特好。可他哥哥是黄埔学生，国民党的军官，去了台湾。肃反时因为这个问题一度把他隔离起来，要他交代。他对抗得越厉害，在运动中所招致的压力也就越大。如实地讲，运动后对他作了甄别，组织上表示了歉意和抚慰，他不仅继续当专业作家，还安排他当了四川省政协委员。要换别的人可能就此算了，但崇奉安那其主义的黄贤俊却不肯善罢甘休。他在受审查时曾产生过幻听，也可能在精神上确有后续病状，他就用文学手法把这种幻觉记述下来，在出席省政协会议时作为提案提出，说他脑袋里被安了机器，偷听他的思想，并且不断地对他作批判和斗争，要求中国共产党取消安在他脑袋里的“机器”。这一来事就大了，使当时的文联秘书长兼党组书记龙实很是被动。龙实在抗战中进过鲁艺，后在新四军中从事美术工作。反右运动前，由沙坪坝区委书记调入文联“守土”。但他作风谦和厚重，比较理解和尊重作家、艺术家。认为黄贤俊在肃反运动中受到粗暴对待，他在政协提出这样的提案，是肃反后遗症所致，心理因素、生理因素兼而有之，勿须再刻意求深，应该重在纾解。我受龙实的派遣去了成都。记得是在省政协会议的别室里，由明朗、席明真等接见我，由我汇报龙实秘书长的情况说明，商议如何以政协提案委员会的名义给黄贤俊委员作答复。以后黄贤俊虽对文联采距离对策，开会时总是戴着墨镜，也不发言，但大体相安。无奈文联党组的曾克是持另一种看法，本阶级斗争为纲，认为黄贤俊的“机器说”是变着法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更为要命的是他那提案被李井泉惦记着了。李井泉到重庆检查反右，就在宣传口会上点着龙实说：“你们那个黄贤俊，还不把他铐起来！”一句话，黄贤俊就以“现反”之罪被铐，遭到“双开”（后来死于劳动改造中）。

    一个地方的文艺园圃能否保持良好生态，相当程度上要托庇于当地宣传部门首长是否贤明。1957年狂风之所以使重庆文联成批文人遭劫，上溯起来，就在张文澄问题和因此产生的株连。张文澄是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党员，对李井泉的专制作风，歧视排挤地下党人和知识分子，心以为非。他是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57年春，重庆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开始阶段是由张文澄主持的。谁会想到这竟是一场“阳谋”，对张文澄心存嫌隙的李井泉就趁机要把他打成“右派”。市委书记任白戈若下不了手，就要从省上另派人来当第一书记，以利贯彻省委的意图，结果在重庆的宣传文教口来了个“瓜蔓抄”（注：原指明成祖诛戮建文旧臣广泛株连无辜的历史事件，后指统治者镇压异己时辗转株连，犹如瓜蔓之蔓延），打出了个“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

    文联之沦为反右重点单位，有远因、有近因。延安整风中，抗敌文协就是重点单位，有丁玲、肖军等一批作家挨批（张惊秋当时就是延安文协的支部书记）。1957年的重庆文联则更甚，除了李井泉的极左指导思想外，还有个“什么最可怕”的故事在。从这些斗争到文革，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很纠结，我觉得也该理清楚了说一说。

    党史记载，毛泽东在1949年春进京时说了这样的话：“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还说这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不当李自成”，在开国前含义很清楚，那就是我们进行的是人民民主革命，人民领袖不能有帝王思想，打天下的将领，进城后不要享乐腐化。解放军接管重庆后，邓小平多次作出警告，西南局发了通知，列为整风内容。当时的十二军宣传部副部长张柯岗就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编了首歌，其中主要内容是这么几句——

什么最可怕？骄傲和自大。

什么最可怕？享乐又腐化。

什么最可怕？功臣自居、自私自利、到处抓一把。

    这首歌在传唱中，就被称为《什么最可怕》。

    事实证明，毛泽东、邓小平在开国时发出这样的警告，绝非杞忧。西南军区整起风来，歌词的作者就句句在数。尤其使领导上恼火的，是这位词作者在生活上犯的事不是一般小腐，而是同西南文联副主席曾克搅和在了一起。曾的丈夫也是位领导干部，时任河南省文联主席。于是，这位谱出过“什么最可怕”强音的作者受到了很重的党纪处分，曾克也一度不能在文联视事，以体验生活为名到云南生小孩去了。她回到重庆后，与柯岗结了婚，张也调入文联，没有党政职务，只当作家。龙实调文联当领导后，住在隔壁，他们夫妇当时说：“千金难买善邻。”

    这时，重庆要开党代会，曾克是参加了“延讲”的女作家，又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上面就安排她当党代表。当时文联的党支部书记是李南力，我是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开展党内民主，进行基层选举，结果竟是李南力当选。尽管五十年代时党内的民主风气还比较好，但出现这样的结果，还是使上面强调集中的领导人觉得不能接受，认为开展民主是制造麻烦，并对文联这个单位心生“过节”。

    反右深入后，大批张文澄，龙实思想不通，就在揭批材料和张文澄的检讨上，找些问题，打上问号，还加批注说“不是事实”、“是非颠倒”，还有“伤心落泪”之句，忽视了“善邻”张柯岗坐在后排，紧盯着他的一言一动。于是被攫为罪证。揭批转入文联后，龙实和李南力首先罹难，这时在文联主持反右就换成了曾克，而辅佐曾克的是柯岗——当时我和王觉都在反右办公室工作，王觉私下一再咋舌感叹：“文联是外戚专政！”于是，“阳谋”加上“什么最可怕”，就在重庆市文联造成了覆巢般的清洗，在从事业务工作的知识分子中，划右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二以上。若要加上挨了批判，幸未扣帽子的洪钟、刘星火、野谷等人，为数就近半了。

    抗战时期，在南方局及其文委的领导和影响下，重庆文艺界活跃着以郭沫若领军的政治部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以老舍为核心的抗敌文协，重庆出了多少好作品，培育了多少进步文化人啊！谁知在1957年搞得那样的土壤板结，百卉凋残，还是没有达到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仍然认为文艺战线领导权不在自己手里，而是被一条又长又黑又粗的“文艺黑线”专了政，因而整肃复整肃。旦旦而伐之，莫说一般的知识分子，就是沙汀这样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作家，也对宣传部心存畏惧。沙汀后来到成都当四川省作协主席去了，但重庆那时也归四川管，他一来重庆，我们就还是把他看成我们的领导。他一来，就要找人买来酒菜，关起门来，边喝酒，边和王觉一道大舒愤懑。骂省上宣传部官员文化素质低，既不懂文艺创作规律又不尊重人，而是凭恃权柄胡批乱砍。沙汀主编的刊物上发了一篇文章，引用了郑孝胥的一句诗，就被说成是“为汉奸张目”，训了沙汀不晓得好多次。报上一篇报道，标题用了《巧姑娘带头配种》，那位宣传部官员也大会小会批，说是把“姑娘”和“配种”扯到一起做标题，不健康。沙汀说，他自己才不健康！人家讲的是畜牧场配种，大家都能看懂的标题，他偏要歪起想，他心理有问题！沙汀在成都不敢说，回到重庆来就关起门来骂。他们发牢骚并不避讳我（沙汀还想要我去作他的秘书），但宣泄后就要向我打招呼“嘴不准敞呀”！

    作家写东西都要有独特个性，对作家要拈过拿错就很容易。经过一次次“运动”，一批批人被整下去，文联的领导，就学会了看宣传部的眼色。宣传部的人来参加文联的会，一般是不发言的，只带耳朵来。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像江青说的，是文艺战线上的哨兵。专门睁大眼睛看文艺界有什么敌情，他们一来，文联的人就紧张，就怕。久而久之，宣传部与文联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猫鼠关系。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离线若水

军长

只看该作者 2楼发表于: 2012-06-30

文革前的重庆文联：既不文，又不联

本来在“反右”前，我已经是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了，在歌乐山金刚坡乡挂职任副乡长，把那里作为“生活基地”。我那时想的是走赵树理和沙汀的道路，当个写农村题材的作家。1956年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四川去了三个代表，成都是流沙河，重庆是我，还有一个工人作者，我和流沙河会后都参加了那一届文学讲习班，我还是团小组长，流沙河是团员。他在诗歌组，我在戏剧组。

反右中，《重庆日报》副刊也是灾区，组长詹洸（鲁艺学生，老八路）、副组长杨本泉均落马。劫难后副刊还是要办的，就从团市委、教育局和文联等单位调人重组。我因此从1958年春到1962年6月，在《重庆日报》办了四年多的副刊。本来是要调马戎的，但文联不愿放他，就找我谈话，要我去，说得很好，说是暂时借调去作记者。我那时当然服从安排，就去了。哪个晓得人一去，这边就把所有关系都转过去了。

　　那时候，党报的副刊，实在不好搞。经常是无意中就“犯了错误”。《重庆日报》副刊，在反右后先是石大周负责。1959年“反右倾”，石大周又遭整下去了。分管副刊的副总编也一起挨整了。总编袁明阮要我负责副刊组，我不干。1962年6月，我经过一再要求，好不容易才从《重庆日报》副刊组调回文联。

我重回文联后任业务组组长，它的职能就是文联兴盛时期的创作部，分管培育作者，推动评论，繁荣创作。那时正是把园圃里的花木拔了种蔬菜的年代，文联实际已无文学园地。重庆除了一部小说《红岩》，整个文艺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基本上回到了延安时代搞《兄妹开荒》那样的状况，只能搞点什么小演唱《歌唱八大员》（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之类。能联系的作家也只有寥寥数人。主要是小说《红岩》出书后调入文联的三人创作集体——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此外有以“摘帽右派”身份归队的李南力和常年驻会的吕亮——部队下来的老同志，属专业创作人员，也申领创作贷款（那时已经开始试行“创作贷款”，是向作家专业化的过渡，作家提出创作计划，就批给多少贷款，有的人拿去就给老婆买了大衣。写不写出东西来是不管的。后来文革一来，就更没人管了。罗广斌他们不用贷款，他们《红岩》的稿费多）。吕亮不知该算哪个门类的作家，因为他基本上没有发表什么作品。此外，还有个专业评论家张惊秋（殷白），还有两个“代管”作家，写儿童文学的揭祥麟和诗人雁翼（属省文联编制）。对作家们也就是每年请他们交创作计划，出了作品组织刻印讨论，开会作记录等等。困难时期中，还要关心作家生活，如为他们订报刊，办特供物资的红本本，有的物资要找商业局批，比如罗广斌那时喝酒要喝“味美思”，抽烟要抽“牡丹”、“前门”。业务组都得为他们服务。小说《红岩》的各种版本和出版后的报刊评论，业务组都要收存，我们一大柜子的文书档案，大部分是《红岩》的资料，包括《红岩》最初的稿子——罗、刘、杨三个人写的《禁锢的世界》，有团市委打印的讨论本，重庆人民出版社排印的送审本，还有《囚歌——狱中诗钞》的收录本，他们三人共同写的创作总结，成专业作家后的创作计划，年度采访和写作情况汇报，其中也包括为稿费开支受到批评后他们三人合写的检查……

《红岩》出版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初付给他们的稿费，就有七万之巨（在那个年头算是天文数字）。在《红岩》改编热中，如席明真、刘沧浪改编的话剧，市曲艺团改编的评书，也要多少付些钱，有的还是我经手转的。他们检查中承认有些用度阔绰了，也谈到了对一些人的资助（如给杨益言之兄杨本泉和成都的李累），余款大约还有三四万元，以他们三人名义，作为党费上交了。（以后打知识产权官司时，杨益言否认刘德彬作为创作者平分了稿费，说成像对他哥哥杨本泉一样是资助；连他们三人共同缴纳党费的事，也不认账了。）

到了文革前夕，文联已经既不“文”又不“联”了。不“文”，就是基本上没得啥子文艺创作，都遭运动整怕了，特别是毛泽东“两个批示”下来过后，全国文联整风，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不晓得该怎么写。不“联”，就是文联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联系文、音、舞、美、曲、剧等协会的功能，美协当时在另外一处，剧协属于文化局管，曲协在曲艺团……除去“红白喜事”把一些名演员请来开开会以外，文联平时就只管了个作协。

大风起兮

我重回文联的业务组工作，要端有二：一是组织文艺工作者到火热斗争中（如参加“四清”），一是大力培养工农作家。1965年冬，我带了重庆的工农作者到北京去参加社会主义文学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听彭真作报告，这时正好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谁会想到这竟是党的领袖所埋下的雷，由江青去点的引线，很快就会将彭真和北京市委一并轰掉……

批“三家村”一起，感到风势不对的重庆市委就紧张了。党政机关的政绩表现于报上，就派工作组到重庆日报社查报。副刊组长王古泽先动手，螳螂捕蝉般地赶快查副刊上由文联所编的《奔腾》。《奔腾》本来是重庆市文联的杂志，困难时期被压缩了，改成《重庆日报》的一个双周刊。主编是王觉兼，具体主持《奔腾》编辑部工作的是副主编马戎，他是文联编辑部主任；《奔腾》副主编还有张继楼、向晓（文联办公室主任）。报纸的副刊，历来是四脚蛇（蜥蜴）的尾巴，一有危险就先把尾巴甩脱。《奔腾》是《重庆日报》副刊划出去的一块，他们要保副刊，就想拿《奔腾》当尾巴甩了。

我闻讯后告诉文联秘书长王觉，他就叫我先关起门来自查，以免被动。心态上都类若蜥蜴：大难来了，赶快抛出尾巴以保肢体和首脑。

我那个检查报告搞得早，形势还不那么严重。《奔腾》只发些小散文，诗歌之类，其实找不出多少问题。本来我那个检查报告当时已经够左了，后来还被批判是“保皇报告”，说我和王觉是“将帅”与“车马”的关系。我检查《奔腾》的报告是保“将帅”，王觉又反过来保我，保“车马”——后来工作组进驻文联，罗广斌、杨益言就找工作组汇报，说《奔腾》是文联机关问题的核心，存在着“黑线专政”的问题。杨益言1967年在北京的控诉发言（发表在《红岩战报》上），就说文联办了一个《奔腾》双周刊，办得很坏，据刊物前三十期的初步检查，毒草竟达百分之四十。这跟他们向工作组汇报的调子是一样的。

我去查《奔腾》时，市委工作组已进入报社，集中力量查副刊，重点又是1961、62年间的副刊。抓“三家村”。成都为此抛出了马识途、李亚群和沙汀，重庆要批的是张黎群、雷勃和王古泽。因为李井泉认为张黎群是“肖李廖”一伙的。他在副刊上的《巴山漫话》虽是王古泽编发的，但1961至62年春夏，却是我在副刊组搞编务，当然在劫难逃。更何况1962年初重办副刊时，虽没有写复刊词，但却发过一封“约稿信”。工作组认为这就是“纲”，并把这份“纲”转交给进驻文联的工作组作追查。

文联工作组主要由美协四川分会的人组成，四川美协时驻重庆化龙桥，是红旗单位。“红”就是“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为得好，他们掌握着一批以版画为特色的创作力量，一有运动就作紧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于是整个重庆文化界的工作组长是李少言（四川美协主席，重庆文联党组书记），派入文联的工作组长是牛文，成员有文化局的钱造雄，美协的傅文淑、宋广训。重庆文联和四川美协是一个党组，牛文是文联党组成员。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都是熟人，有时还找他们要画。这时见到自然就不一样了，形同陌路。

我正忙着下工厂建文学小组，在机关查《奔腾》，万没想到“定时炸弹”已在我的脚下读秒。

工作组到文联后，按照“四清”时的样板“桃园经验”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这一访一串，就物色到了两个依靠对象，一个是文联党组成员吕亮，一个是诗人雁翼的夫人徐靖。吕亮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前参军的，以前都喊他“老八路”，后来明确了应是“老红军”，最初部队上让他管京剧团。建国后中央办电影创作训练班，给剧团一个名额，他去了，后来又参加过文学讲习所学习，好像是孙静轩那一期。结业后分到重庆文联当专业创作员，但一直没有发表啥子作品，所以就找不到他啥子文字上的错误，从未受过批判，自然就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另一个依靠对象徐靖，作为雁翼这位“名诗人”的家属调到文联，在《奔腾》编辑部做些收发稿件方面的工作，她自己感觉未受重用，在工作组主持的大会上控诉“文艺黑线”对她的迫害，说她就是文联的“白毛女”……

工作组来文联后开见面会。进入会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徐靖写的，只这么几句：“杨××：昨天《重庆日报》通讯员送来一份1962年春节的副刊约稿信，看来很有些问题，当时你在副刊组，能否回忆一下这封约稿信的起草经过？”旁边是党组成员吕亮的大字报，就一句话，要我必须交代这一问题。

历次政治运动下来，舞文弄墨的人都是惊弓之鸟。更何况：江青受林彪委托的《座谈纪要》也正在下传。要以她的反“黑线专政”来革，文艺界几乎是无人不黑，无草不毒。工作组进文联以后，将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立为箭靶草垛，那就乱箭齐发吧，能够把其人一棒子打哑岂不很好！于是我就在全国声讨邓拓声中，在重庆文联被大字报之火连续烧了三天。其间，工作组找我谈话，形态有点“隔山打牛”——就是《重庆日报》来人在隔壁屋子里听。问题很明确，要我着重交代“约稿信”与王古泽（他已被点名上报为重庆“三家村”）的关系。我如实答，1961年副刊实际上停了，到年底总编室把我从乡下找回来，就为恢复副刊。总编辑袁明阮指示明确：现在各方面关系紧张，有些话一版二版上不好说，那就让副刊来说；在物资供应困难情况下，必须把“劳逸结合”的“逸”作为政策精神来体现，要重视群众文化生活，副刊要起某种晚报作用等等。我就是根据袁总指示写了“约稿信”，由他审查后经总编室下发铅印，再寄发给通讯员的。我这一说，隔壁听音的人就有点乱了。因为袁总已是宣传部副部长（正部长是何正清）。不过当时都喊他“袁部长”。他这时还是全市宣传口的大工作组组长，下边的工作组谁敢查到他头上？工作组的目的是要把我和王古泽拴到一起，但是我无论如何也说跟王古泽无关，有关系的是袁明阮。既然恢复副刊是袁总主其事，搞不好市委会不会惹火烧身呢？据知，原来是要把我揪回重庆日报社的，但一听我如此说，还有记录本为证，就只好把我放在文联挂着了。

我遭“烧”了三天，人都“烧”昏了，也记不起当年在“约稿信”里到底写了些啥子，有好大问题。不想，王觉把“约稿信”公布出来“示众”，加以批判，这一下我就松了口气，因为这明显是份“跟跟派”文件，那上面一开头就讲三面红旗，形势大好，一大篇都是正面的话，只是后面关于约稿的栏目有啥子“长枪匕首”、“文化茶座”、“针对时弊”等等，所谓问题其实就在这里，主要就按着这些栏目名称上纲批判，如说“长枪匕首指向谁”呀，“杨记茶座为谁开”呀……他们还把《重庆日报》翻了一个遍，找出我1958年至1962年发表的上百篇文章，数量虽多，居然给我梳不出一条“辫子”，找不出一篇称得上“毒草”的——可见我那阵写东西跟党跟得好紧。市委驻报社工作组只拿红铅笔打了几个大问号。文联工作组就拿这些问号来要我交待。

从市委驻报社工作组转到文联的材料中，还有一件更具钢鞭性，那就是我在报社被评为了先进工作者，我却给报社领导写了封信《辞先进》。因为当年先进分子的第一条是：“作党的得心应手的驯服的新闻工具。”我信上说，我自审后认为不符。作为党员，只要是工作需要，对组织调动我绝对服从、但服从并不等于没有个人专业志愿。我一解放就从事文学工作，也一直想回文学岗位。信上还说：“一个人，放在任何职位上都随遇而安，绝无个人的兴趣与追求，为真正有党性者所不取。”有的编委因此说我“大逆”，但袁总厚道，不仅未批评，还放了我回文联。这封信我不知文联工作组是怎么考虑的，反正开始没有拿出来批判，后来批刘少奇的“黑六论”，其中一条就是“驯服工具论”，也就再不提这事了。

反正重庆文革开始重点是查《重庆日报》副刊，我罪无可逃。即使市委工作组弄清楚了1962年何以恢复副刊和约稿信的由来。《重庆日报》在批判张黎群和重报“三家村”的通栏大标题下，还是加了这么一个编者按，说：“经王古泽授意，杨××执笔的重庆日报1962年春节副刊约稿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办报纲领，”于是我家门上就长年贴着这样的黑榜——“黑帮二把手”，并成了我文革十年中总也取不掉的“紧箍帽”。从而不是牛鬼也是牛鬼了。

我当时就想，我从当娃娃起就跟共产党走，十五六岁就参加搞学生运动，重庆一解放，邵子南就调我给他当秘书，我从来认为自己属于共产党的“子弟兵”、“青年近卫军”……要是我杨某人都否定了，那文联就真的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要是拿我做批判划线的尺度，文联还有哪个活得出来？你要说我是“三类”，那你必是“四类”。你要说我有污点，那你肯定是黑人！

工作组长牛文因此感叹说：“重庆文联真是烂透了，连杨世元都有问题！”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离线若水

军长

只看该作者 3楼发表于: 2012-06-30

工农兵作者也难逃“黑”名

文联的职能之一是联系并培养业余作者，一些文学爱好者也喜欢来文联串门，结交老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在文革中也因此挨整。

《重庆日报》副刊约稿信主要是向工农通讯员发的，我回文联后，1965年全国社会主义文学积极分子大会，重庆是我带队去的，有万县电厂一个工人作者戴成名，有重庆江陵厂的兰艰（兰应彬），有纺织染厂的张家德（歌剧《嘉陵怒涛》的作者之一），还有九龙坡的一个农村文化活动分子等等。回重庆后要贯彻大会精神，就是重申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要由工农兵自己的作者来占领文学阵地。但既然文革前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那么这些工农兵业余作者也就沾上“黑”的边了。

我被揪出来后，就不断有人来找我调查业余作者情况，总是问我某业余作者与王古泽有什么关系？我答：1960年至62年春期间，这些业余作者跟《重庆日报》副刊组联系都是我经手的，王古泽那时养病没有上班。再追问：某作者发表的文章，哪些地方是他自己写的，哪些是你改的？我只能苦笑，却又因为苦笑，遭到调查者的训斥。他们哪里知道，报社的版面是天赶天，为了配合形势，也确有在业余作者文章中添改的事，但要查个究竟，只有把发排稿拿来看了才晓得。也不知道这些调查者去这么查没有。

劫后知道，有的业余作者比我们这些吃文学饭（当时称“毒草贩子”）的人还要被整得惨。因为在那些单位，当年发表一篇稿子，得几块钱稿费，是非常叫人眼红的事，文革中一揭一批，他们不仅“吃官饭，屙私矢”，还与反党黑帮分子有联系，那就不死也整脱层皮了。比如，崔英就是在《奔腾》上发了篇童话，写的是个类似“狼外婆”的故事，文革中一分析，童话写于1962年，正是大饥荒时期，老狐狸下山吃人，还在下巴上用糠壳贴个假痣装外婆……谁的下巴上有痣？这不分明是影射？就该共讨共诛！还有万县电厂的戴成名，他可是社会主义文学积极分子啊！后来有一回我路过万县，打电话到厂里找他，来接电话的是他弟弟，我问他哥哥呢？他说死了。我问何时死的？他答文革初期。我问什么原因？他答，没得原因，他是写手，二指姆一扣，就在桥上枪毙了……

且说说当时影响很大的《一双绣花鞋》风波吧。

工作组进文联不久，有一张来自重庆市化工局的大字报，贴进了文联。内容是批判该局业余作者况浩文所写尚未发表的反特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要求追查：一、该毒草与文艺界黑帮黑线特别是沙汀的关系；二、该毒草是如何出笼并传播、流毒于全市的。

况浩文建国初期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后调化工局任秘书科科长。工作之余，写了这部小说，于60年代初完稿。当时重庆市文联连个正式刊物都办不起，他就把稿子投到了《成都晚报》，主编陈柏林，副刊组长林开甲，原来都在重庆工作，认为作品故事生动，作为连载一定能吸引读者，为郑重计，特请沙汀一读。沙汀读后也很感兴趣，认为作者有生活底蕴，作品基础不错，就转告了重庆市文联秘书长王觉。小说稿就这样转了一圈又回到重庆。

重庆文联自然将此稿列入业务组“繁荣创作”的计划之中。沙汀过重庆时，还找作者谈过对稿子的修改意见。我当时正在乡下参加“四清”，不在场。但作者要求派一资深编辑或作家帮他改稿，我作为业务组长也参与了。

况浩文稿子中的主角，是一位远征军军人，抗战胜利后到重庆大学复读时，受到同学影响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嘉陵江中救起一位落水女生，是国民党要员林南轩的爱女，因此受到林的青睐，大有招为东床之意。林府中又有一个丫环，是地下党派去的卧底，于是这位白马王子在林府中，既有“千金”的爱恋，又因“战友”关系与使女有了感情……那时正是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时期，苏联电影《第四十一》被当作毒草大批特批。因此，无论沙汀还是王觉，都对况浩文稿子中的三角关系有些担心。

王觉曾把稿子拿给罗广斌看，罗广斌看后，提出了积极意见。他认为要改也不难，关键是塑造好一号人物。他大谈了一通当年的远征军。抗战时期他在昆明读书，通过马识途结识了一些西南联大学生，滇缅战起，就有不少联大学生参军。他们或当参谋，或作美军翻译。战后，蒋经国对他们刻意收揽，想培育成一支可与黄埔系抗衡的太子系。但由于西南联大的民主传统，特别是“李、闻惨案”的血的教训，这批抗战中的热血男儿不少站到了共产党方面，积极投入了反蒋斗争……罗广斌当时讲了好几个例子，都很生动。王觉听了很是赞赏，认为应按这个方向去修改，帮助作者把主要人物塑造好，写成一个从爱国主义思想走向共产主义思想并在特殊战线上立功的典型人物。

不幸的是文革来得太快太陡。稿子还没来得及修改就横遭批判。王觉根本不能辩解。罗广斌这时也变了调，说他当时看了原稿，就发现作者写了敌我不分的三角关系，而且宣扬了反动的尼采思想，而尼采思想是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来源。由此，他认为文联的组织路线大成问题，通过沙汀、王觉对况浩文及其作品的重视，可以看出文艺界领导人不突出政治。

对小说的问责，矛头主要指向沙汀和王觉。而对“毒草”如何流布于社会，就追到我头上了。因为小说原稿留在文联的只有一份，就存在业务组。

1964年，王觉率文化工作队去大巴山林场慰问重庆知识青年，我也参加了。在川陕边境的林场中，他一时兴起，谈到了这部小说，同行的队委们想知究竟，王觉就叫我把故事内容讲一下，他作补充，听得大家兴味盎然。文化工作队主要由市歌舞团组成，小青年们听说后，就纷纷来找我讲《一双绣花鞋》。这时我才得知这个故事已在社会上流传，并且取了这么个怪诞的名字。

回重庆后，小说已经改成电影剧本，文联为此组织过讨论，发言者多讲好话，但私下却认为没有改好。王觉还对我发牢骚，认为作者受了世俗影响，将作品“绣花鞋”化了。

恰在这时，市中区文化馆的牟光义馆长带了个故事员闯到我家，说他们办了个工人故事员培训班，“一双绣花鞋”已在社会上流传，搞不好会越传越怪，既如此，不如给他们工人故事员讲讲正本是怎么回事，以免谬种流传。我想也是，就根据小说稿讲了一次，并叮嘱他们千万不可乱作生发……

文革中，有的工人故事员被追慌了，就交待到我的名下。到后来，竟有公安局的调查人员上门，来人表情严肃，先是像问犯人一般要我报姓名性别年龄，然后就像撒拦河网一样要我交待某年至某年在何处工作，我明白是查《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可我要讲稿子情况他们不听，弯来弯去就问我在《重庆日报》工作时知不知道哪里有防空洞？有几道门？进去过没有？

我这才知道，原来，《一双绣花鞋》在流传中，越传越神，说有一个大破坏的“C—3”计划。特务头子毛人凤当时判断，共产党接管重庆后，首脑机关必住原委员长行辕，即后来的重庆日报社，特务在那下面的防空洞里埋了大量炸药……好像是小说作者制订了“C—3”计划，而我作为知情人却知而不报一样。

好在这个“案子”还没有再查下去，文革形势就变了，工作组被撤走并遭到批判，也没有人再追问我与报社防空洞及“C—3”计划的关系了。

文革中整来整去，业余作者中有些胆子大的，就起来造反了。你看后来那些造反派头头，有好多都是文革前的业余作者或业余文艺活动的骨干。

互泼污水大混战

当时大字报混战，文联副主席邓均吾自然是头号“黑帮”了。邓均吾是创造社时期的老诗人、道德文章都好。批邓均吾是市里定了的方针，各地都要抛出一两个文艺界的领导人来作靶子。工作组一发动，当然文联全体人员都要表态，口诛笔伐。

说起来，我们文联这些人，真是既可怜又恼火。说可怜，是这些人无拳无勇，每次运动都首当其冲；说恼火，是这些人只要让他写脱祸文章，上起纲来比哪个都厉害。比如当时编辑部有的人，就按批“三家村”的模式，把邓均吾写的诗拿出来上纲，邓老诗中有一句“青年党领导”，本来是说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却被上纲成想让“青年党”来领导，都晓得“青年党”是反动党派，比国民党还坏，这还了得？还有一句“家家办得好公粮”，有大字报批判说：这是歌颂单干，为啥子不写“队队办得好公粮”？……

我当时也批邓均吾，就跟王觉批我一样，不得不有个表态。但是看了这些大字报，仍不免发怵。最令人后怕的是，罗广斌批判邓老1962年在《奔腾》上发表的一首题画诗，题的画是陈子庄画的柳，画面上，两棵老树疙兜，生发出一些新柳条。诗题是《观人画柳》：“老干柔条倚碧霄，虬髯红拂入挥毫。金城柳是英雄种，岂向西风一折腰。”罗广斌批判说：虬髯客与李世民夺天下未遂，逃亡海外小岛，称“二十年后必有王者兴”。蒋介石逃到了台湾岛，从1949年算起到1962年已有十多年，正是想反攻大陆的时候。虬髯客就是暗指蒋介石。工作组听了，居然很欣赏，又进一步画龙点晴，把“岂向西风一折腰”这一句拿来上纲，说大陆在台湾之西，大陆吹向台湾的风正是西风。

工作组就这样打印上报给市委，本来文联人人都奉命批邓均吾，但是看到工作组这样上报，一首诗打成“反革命”，谁不感到是命悬一线！

除了批“黑帮黑线”，还要打“死老虎”，批“摘帽右派”李南力、温田丰，其实他们也没有发表什么作品，就叫他们把手稿交出来检查。李南力交出小说手稿。温田丰交出的回忆录手稿和日记，中有一诗：“鸡屎满堂臭，鸡汤一锅香。香臭互转换，生死两包藏。”就批他香臭不分，他的转换论是妄图为“右派”翻案。如此等等。

后来红卫兵大串联时，在文联大门口贴过一幅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大字报混战时你揭我，我批你。大家争当“搅屎棒”。文人偏雅一点，称作“脱了裤子洗大池”。长时期的互泼脏水，文联就搅成了烂泥塘。以后“四人帮”就擒，大地重光，劫后的文学从业者又可以在拨乱返正中作洗涤，还我清白。那么，邓老诗案是不是也该公开昭雪呢？文革曾被宣扬为触及灵魂的革命，十年中，以胡批乱斗、侮辱人格的方式触之又触，结果是造成敌我与是非的大混乱、大颠倒，使党风和社会伦理道德严重遭受破坏，应该体现社会人心的知识分子，也就不再讲灵魂，不再讲良知，而是犬儒化虫沙化了。私下聊天，谁都承认邓均吾诗风醇厚，是人品高尚的领导人。他的冤案就沉在“烂泥塘”里，却又因为有工作组和罗广斌文革组织的牵连，对公开打成的“反诗”应予公开平反含混不言。我忍不住写了篇《焚琴煮鹤诗案——老诗人邓均吾之死》（注：后发表于《文革博物馆通讯》229期/华夏文摘增刊第393期，2004年9月6日出版），传观中，文联中人谁都承认是事实，但一到公开场合就回避着不予表态。我将稿子交给一位在文联办内部诗刊的老编辑，他像接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为难极了，竟向我求饶：“我们要活！我们刊物要活！”……

    工作组撤走以后，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在观望，不晓得运动还要怎样搞。文联也跟着外面一样搞了“红海洋”，到处写些毛主席语录。我和张继楼等“黑帮爪牙”就经常被安排搭着架子在墙上写语录。

    红卫兵抄家开始后，我印象中，文联好像抄了两家，熊小凡一家，因为他家是建国前“宝元通”的关系，算“大资本家”出身，还有李南力，他本来是部队作家，后来打成“右派”，摘帽后安排到文联来的。记得是江北一个中学来抄的家。

    当时没有人叫我们上交“毒草书”。各单位不同。文联这样的单位，从机关到个人，都有各种书刊，要说“毒草”，人人都有，不稀奇。我印象中没有抄“毒草”书的事。我第一次遭抄家，是后来有人发现我书柜里有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瞿秋白的文集。

    首都红卫兵破四旧，把“黑五类”赶出北京，那是我最难忘的。有一天看到几个从北京押回重庆来的“黑五类”，都是老头、老太太，估计都是北京一些司局级干部的父母家属，被赶出北京，在重庆两路口宽银幕电影院外面堡坎上示众，大热天，红卫兵把他们按倒在堡坎边上，背上还踏上一只脚，那些老人一路上不晓得已经挨了好多打，一个个狼狈不堪，面无人色，有的老太太头破血流，是遭铜头皮带打了的，有的老头流着鼻涕……堡坎下挤满了人围观。我远远看了一眼，不敢多看……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离线若水

军长

只看该作者 4楼发表于: 2012-06-30

革命、革革命……

——罗广斌与文革

重庆文联无论在文革中闹得何等的乌烟瘴气，如果没有罗广斌问题，也无非就是“茶壶里的风波”。《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登坛造反，叱咤风云，气势影响大为不同。以至可以说以重庆文联为震源的文革地震，当年是强震，至今还有余波。

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切忌截取一段遽以定格——更莫说擅加放大。而是应该历史地、具体地细加理清，才能逐渐近于事实准确、评价公允。文革后我多次说过，要谈罗广斌问题，就应该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命”是肯定；“革革命”是否定，“革革革命……”则是在前此基础上的再肯定。

要谈重庆文联的文革，罗广斌问题绝对绕不过去的。我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来作点追述。

要说罗广斌造反（革革命），得先说罗广斌的革命。

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同父异母兄弟。罗广文是国民党部队陈诚系的将领，解放战争时是在四川练兵的第七编练司令部司令，十五兵团司令。不用说，他家也是大地主。但罗广斌并非膏粱纨绔，他读中学时就为恋爱自由问题在家中造反。他的同乡、近邻马识途（两家的父辈是好友）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就把他带到了云南读中学，结识了齐亮等共产党人，参加党的青年外围组织和学生运动。以后到了重庆，在西南学院入党，并受川东党组织派遣，去秀山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开辟党的工作据点。

1948年春，重庆出了“刘冉叛变”事件，恰逢马识途去上海汇报工作后，回程在重庆遇上了罗广斌，认为川东危险，就把他带回成都。但这并没有使他逃脱被捕的厄运，他是冉益智出卖的，徐远举找罗广文谈话，说罗广斌是共产党员。罗广文说：“我兄弟调皮得很，你可以把他找来管教管教。”于是，罗广斌就被抓到重庆坐牢来了。他先关在渣滓洞，后来移到了白公馆。

由于特殊身份，他被捕后是没有受刑的，但由于对狱卒桀骜，在渣滓洞曾戴过脚镣。但即使遭到这样的惩戒，仍不妨碍他戴着脚镣在放风坝里跳踢踏舞。后来转到白公馆，仍然相对地有活动能量。后来他们写反映狱中斗争的那些情节，如追悼龙光华，江姐受刑后献诗，白公馆种石榴树，宣浩的信，《挺进报》白宫版，狱中绣红旗，以及火烧渣滓洞，血染白公馆等等，主要就是由罗广斌（加上刘德彬）提供的亲身经历。这些也就是后来写《红岩》狱中斗争的主干情节。

最为值得称道的，还有罗广斌的《我的自白书》。

罗广斌转囚白公馆期间，他父亲罗宇涵由成都来看他，已与二处谈好，可以办手续（写自白书）出狱。罗广斌由白公馆提到城内（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呆了三天，罗父与他会见时，徐远举也在座。罗广斌否认是共产党。于是徐远举就把冉益智招来对证，冉说罗的入党申请书他看过，是绿色稿纸写的，有几页，写了什么内容。罗广斌一听，冉益智把他和另一地下党员罗永晔搞混了。罗永晔是罗世文的侄儿，西南学院学运领导人之一。罗广斌就将错就错地和冉益智作绞缠，说冉所谈的事他不在现场，可以什么什么作证，进而否认他入过党，当然也不肯履行“写自白书”这一手续。他不写，徐远举就不放。这么绕了三天之后，他对父亲哭了一场，要了些钱，为狱友购买药品等物，又被押回白公馆了。回牢房后，他就写了《我的自白书》记其事。不知是否在牢房中就形成了文字，反正1950年3月在大同路举办“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展览时，他这诗稿是作为革命志士进行狱中斗争的展品公开陈列了的，报纸上也有报道。

顺便说一下，《我的自白书》后来竟在重庆成了件聚讼不己的“掉包案”。起始是罗、刘、杨三人向团市委请了创作假，住在南温泉，准备将狱中斗争写成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大约对文学创作的自信心尚不足吧，杨益言就把他哥哥杨本泉约去帮着出主意、提意见。杨本泉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中学时与刘德彬同学，还一起搞过文学社团。西南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胡元是他们的文友，去南泉时正碰上他们写到这个地方：一是他们将罗广斌拒不写自白书的情节，改移到了陈然身上；二是对罗的原诗作了几句改润。罗广斌说：陈然在狱中确实是想写首诗的，题目是《没有了我》，诗意是“我虽是死了，可是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却得以永生”，所改的几句，也就是本着烈士遗愿来的。杨本泉参予了润色，无非幕宾舔毫罢了。把事情搞复杂了的是杨益言。1958年，罗广斌与刘德彬都下放到长寿湖农场去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来重庆约稿，找到了留守在城的杨益言，除小说创作外，也为《红旗飘飘》约记述狱中斗争的革命回忆录。杨益言确实在渣滓洞关过，也写过他的回忆录《我从集中营出来》，就以罗、刘、杨三人给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讲稿为本，综合已经在写作中的小说稿中一些内容，写了狱中斗争故事，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为题交去，在《红旗飘飘》上刊发了。正是经过这一编撰，将《我的“自白书”》改变成陈然故事。说他“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特务逼迫他写自白书，他严词拒绝，并在激怒中作了这首诗。”流布后造成影响，作俑者本有纠正的机会。因为原来编《囚歌——狱中诗钞》的人如林彦等，全都知道诗本事，陈然的哥哥、妹妹也都向他们写信，说感到突兀。文联领导也向他们委婉示意，认为这样作，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政治上却不严肃。但杨（也包括默认了既成事实的罗与刘）却含混其词，不予澄清。以至这首诗被编入《革命烈士诗钞》，进而收入了语文教科书。到了文革之后，杨益言及其兄居然认为是该他们收“红利”的时候了。要为《我的“自白书”》正名，说是杨本泉写的。这就不仅只是政治上的不严肃了……

既然说了诗之“红利”，也就再谈谈《红岩》创作的知识产权纠纷吧。“一一·二七”大屠杀，罗广斌从白公馆脱险，刘德彬从渣滓洞死里逃生——他越狱时是带了伤的。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军管会成立，在市委管组织的是原川东地下党的肖泽宽、雷雨田等同志。组织部非常信任这两位脱险者，他们也怀着深厚的感情，到大屠杀现场去认尸收殓，在组织领导下，确认哪些人是共产党员，根据其革命经历和狱中表现为烈士写小传、评级别，以后参加办展览，办纪念特刊，接待安排脱险者，协助镇反……在这些活动中，1949年春出狱的杨益言处于边缘地位，是与罗、刘这些地下党员和大屠杀见证人无法相比的。他是刘德彬引荐入团市委工作，并介绍入党，以后才跟着罗、刘参加了宣传共产党人斗争事迹的宣讲小组和写作小组，进而也就有了以三人共同署名的《圣洁的血花》、《禁锢的世界》、《在烈火中永生》等作品。他们合作的长篇小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初稿完成后，以《禁锢的世界》为书名，由罗广斌、杨益言上京，在责任编辑张羽等人的鼎助下完稿。刘德彬没能上京定稿，是因为他担任重庆市教育工会主席期间主持过鸣放，被打入“另册”，也牵累着未能在《红岩》出书时署名。《红岩》是“党史小说”，对写作者的经历和党史资料的依傍性很大。刘德彬是三十年代的党员，解放战争中，他是重庆地下党和下川东党组织的联络人，深入基层，策动反蒋武装斗争。他是因叛徒出卖，和江姐一道被捕，并一道解押进渣滓洞监狱的。小说写作中，有关江姐和农村武装斗争部分，基本上是刘德彬提供素材并执笔写的。即使有反右的负面影响存在，无论是团委和文联都把他们三人当作一个创作集体看待。1962年他们三人就是以这个集体的名义一同调入文联的。《红岩》出版后的稿费他们是平分的。用稿费治装，买家俱，都是同等的三套。后来宣传部和文联党组过问其事，也是以三人的名义交了开支账，还作了检查，余款也以三人名义共同交了党费。“四人帮”就擒后，在纠正冤假错案中，刘德彬1957年划的“中右”得到纠正。由此而造成的不公正，显然也应该相予纠正，使刘德彬能恢复在《红岩》的署名。文联从保护作家权益出发认为理应如此，知道原委的周扬、沙汀、马识途等同志，也全都仗义执言，认为刘德彬是受屈多年的《红岩》隐名作者。不幸文革对一个人的道德伦理底线摧残得如此之深——《我的“自白书”》就是恶例，这笔“红利”都要吃，《红岩》之名与利当然更要咬住不放。杨益言公然否定刘德彬参加了《红岩》写作，否认《禁锢的世界》是《红岩》的初稿，否认他们平分了稿费并以三人名义将余款交了党费。进而闹到了打官司。我作为文联中干业务工作的人员，据实写了《大树子不是从腰部长起的》，历数原委，因当时的一位市委领导人以不要扩大事态为词压住，未获发表。但我的文章是在法庭上作为证词宣读的。作为证词，我自问经得住证据的复查，也经得住法律与历史的检验。

以上两事，是话谈到这儿了，就情不自禁作点插叙，并认为这一桩遗案，连同邓老诗案，都是文联文革中了犹未了的文案。

话题还是回到文联文革中的罗广斌问题上来。毫无疑义，罗广斌是革命的。解放前，我在重庆一中读书，也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反蒋民主学运。我们有的同学也在渣滓洞中坐了牢，并牺牲在“一一·二七”大屠杀中。《红岩》小说也写到了一中的斗争，尽管写得让我们这些亲历者感到幼稚了些，仍然与有荣焉。罗广斌毅然背叛军阀地主家庭，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经历了地下斗争锻炼和监狱考验，是值得尊敬的革命者。建国后，尽管我知道《红岩》出书经过了哪些精神产品传送带的运作，对他与刘德彬、杨益言付出辛劳，终于使小说能于1962年出版，为经济复苏中的中国读者起了极大的振奋作用，作为文联中的职工，也感到与有荣焉。建国后重庆的文学创作，也只有这部书是可以光耀于重庆文学史册的。

然而历史却是这样的拨弄人。竟让写革命小说的革命者，碰上了“革革命”。

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罗广斌的大不幸。

文革开始后，罗广斌和他们那个创作集体，可是感到来势不妙，并日臻险恶。

文革前他们就深感紧张，原因在肖泽宽。肖泽宽是川东地下党领导人，建国后的市委组织部部长。建国前，罗、刘在肖的领导之下干革命，建国后的一应宣讲活动，也绝然离不开组织部的支持。重庆当年的地下斗争何等艰苦，死了那么多战友，肖泽宽当然牵心动肠，希望他们的小说写成功。但他对《红岩》的支持只能置身幕后。这是因为在四川当政的是李井泉，这位李政委早已把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一人化了。他歧视地下党的领导人，怀疑他们为四川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死人问题向中央告了状，中央派人入川调查，如邓照明、向洛新等，也都是原地下党干部，李井泉就认为肖泽宽是指使者，硬是打出了一个“肖李廖反党集团”。正因为如此，罗、杨等对肖泽宽等原川东地下党的领导同志，不待文革开始，早就采取洁身远祸态度，当然这也是他们在文革开始时的一大心病。

但还有位地下党领导人马识途，就很难撇得清了。因为马识途既是地下党（川康）领导人，又是作家。他是罗广斌的同乡好友和革命引路人。他因为先出版了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也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与三位作者的关系。他后来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和〈红岩〉》，谈到了罗广斌的成长，他帮助罗在写小说中如何处置史实，语气中甚至说到他和《红岩》的孕娩有种近乎父子般的感情。哪知李井泉先在重庆整肖泽宽，后在川西整马识途，马识途被正式定为四川的“黑帮”头子，罗广斌必须交出些过硬的揭发材料才能说得脱了。于是他向工作组交出了马识途写给他的信，并在大字报中作了揭批。如马老在“四清”中看到农民很苦，有“邑有流亡愧俸钱”之句。其实这是唐朝诗人韦应物的诗，罗广斌作为马识途的私房话来揭批，上纲为“攻击社会主义现实”。当然最重要的脱祸之举，是他和杨益言发表了声明：《红岩》中的地下党领导人李敬原，并不是写的肖泽宽或任何一个地下党领导人，而是以“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少奇同志”为原型的，所以特地写了他头上“斑白的发丝”。文革初起时，作为党史作家的罗广斌与杨益言，已经感觉到写南方局（红岩）、写川东地下党，好像要出路线问题，那就赶快往党史上已有明确记载的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刘少奇那儿靠吧。哪会想到为走出成渝地区的“地雷阵”，竟又闯入了全国性的“高压电网”！

使罗、杨心中惴惴不安的事，还有文化界的黑帮黑线问题。他们长年在党政机关工作，和文联的文人比，政治上当然敏锐得多，也干净得多。然而他们既涉足文学领域，就难以摆脱与“黑线”的关系。《红岩》被北影改编成电影，编剧：夏衍，导演：水华，主演：赵丹……不是三十年代的文化人就是“三名三高”。开初罗、杨对这样的重量级编导很是振奋，写信恭维夏衍是“夏公神笔”。谁知毛泽东对文艺界看法如此严峻，批评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是死人统治，搞封资修，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就捧着这样的指示去北影整风，把罗、杨作为沙子也召到北京，参与此役。这下他们才知道，文化人的危险度并不逊于肖泽宽那样的地下党人。江青一气批判了五十多部电影，批判夏衍改编的《红岩》宣扬了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城市领导农村的错误路线。谁是这条错误路线的头子呢？在江青口中，已指斥到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战线，指斥到了长江局……其杀气已是够令人后怕的了。于是罗、杨赶紧发声明，交出《分歧何在？》，以期和夏衍划清界限，摆脱干系。

《红岩》能取得如此艺术成就，实在也因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对地下斗争题材熟得很，因此也就乐意对新进作家作帮助。《红岩》书名原来叫《禁锢的世界》，是临出版前夕才由任白戈定的“红岩”这个名，还曾派罗、杨携带稿本上成都，以市委名义委托沙汀逐章逐节作评讲。为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沙汀还辅导他们读文学作品，上课一月之久。谁知文革沙水一发（注：重庆俗称夏日洪水暴涨为“沙水发了”），他们就举起篙杆往这些人身上戳，以利自己向干坎上爬。比如杨益言，他就揭露沙汀指导他们读经典文学作品是散布封资修毒素。说他翻了沙汀推荐的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的小说《黄蔷薇》，就告诉罗广斌不用看了，因为“这样的小说只能垫脚”！

然而罗、杨不管怎样想在文革中当左派，还是希望能得到组织上的确认。他们参加北影整风，受过江青亲炙（注：亲身受到教益），于是就按江青所批评过的五十几部电影作批判发言，并连续撰写影评，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逆风千里》、《桃花扇》等等。意味深长的是重庆市委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出席了声讨会，报道却未提名，他们的影评文章，报上也只刊出了一篇。是不是他们有出身问题？罗广斌哥哥罗广文在山东遭到了冲击，父亲罗宇涵在成都的家被红卫兵砸抄……因而，在一次一次作“左”的跟风表演时，他们也难免心存隐忧。他们对文革摸不清魂头，他们是否就是运动中要依靠的“左派”，心中悬得很呢！

形势日明：毛泽东这回发动文革，可不只是收拾几个文化人，对打天下得来的江山，本应当十分宝贵。伟人竟不惜“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于炮打司令部搞得天下大乱后，再来收拾。只要跟着他这样干，似乎再怎么胡猖野道，都是无罪，“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识文革时务者，还不赶紧举旗、站队、跟人、进门吗？现实诱惑又那么大，政治路线是决定一切的，站对了一切都对，那还不跟着领袖造反，赶紧去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更何况他们具有天赐良机，那就是江青向他们作过路线交底性的私秘谈话，还交代了根据这样的精神去修改《红岩》的任务。在路线决定一切，也无异生死利禄取决于一旦之际，两位作者会如何呢？

这是罗广斌的悲剧，也是重庆文联在文革中折腾得特别厉害的原因。事要究源，就不得不说下当年保密级别特高，现在则已成为重庆白头文化人谈资的往事了。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离线若水

军长

只看该作者 5楼发表于: 2012-06-30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在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全国有几千万人死亡之后，至少像刘少奇那样在一线上的领导者是觉得该改弦易辙了。可是在游泳池中嬉水的毛泽东却认为刘少奇是“慌”了，顶不住了。刘说了句：“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毛更警觉了，发现“赫鲁晓夫”正在身边——他绝不允许在他死后有人作“秘密报告”。

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的事。

《红岩》恰在这年出版。

毛泽东避居二线，战略意图是伺机炮轰在第一线工作的党政领导人。私图阶段，就得依靠他的夫人去巡弋，去找攻击支点和突破口，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她就是“主席的一条狗”。这条嗅觉灵敏的鼻子就嗅上了《红岩》。

1962年还没过完，毛泽东就挥动巨掌，要抓阶级斗争这条纲了。他批文艺问题时最具杀气，一片肃杀中，文化人谁还能感受到和煦阳光？罗广斌、杨益言却是那个时段的幸运儿了，他们就是在参加北京文化系统整风中受到了江青宠召的。

江青召见，开门见山就谈小说能不能改的问题，很明白地告诉：这是毛主席的意思。还举了列宁的文章和托尔斯泰修改《复活》为例。

改，就是要有破有立。破什么？江青批夏衍改编的电影剧本就说得很明白，那是一条错误的城市领导农村的路线。1948年—1949年川东地下党犯的错误是上海局领导重庆市委，重庆市委又领导华蓥山的农村武装斗争，还有就是盲动主义的《挺进报》等等。

立什么？当然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通过武装斗争解放了全国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江青之所看上了《红岩》，认为可改，就在于小说写了华蓥山农村武装斗争，塑造了领导斗争的英雄人物——江姐。

罗广斌、杨益言从北京回来，只向少数市委领导作传达，文联中，王觉算知道得多一些的，林彦因为是宣传部文艺处长，也知道一些。我因为工作关系（如文联开党组会时作记录），零零碎碎也接触一些。当时觉得江青的指示很重要，要点大体也能串忆得起来。文革中，江青关于革命样板戏的指示传了出来，一加对映，他们当年所传达的指示，就更能明白无误地作转述了。

根据江青1965年1月在北京所作的改编京剧《红岩》的指示（有记录文本），要点如下——

总的原则：1、敢于革命，打破框框；敢于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思想不受限制。2、要气势磅礴，斗争尖锐复杂，一定要比生活高。运用一切艺术行为，为塑造英雄形象和思想高度服务。3、把敌人写够，要专门写反美斗争；写敌人，是为了突出我们的人，以我为主。4、反对写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个人命运、骨肉之情。5、古为今用……。6、深入生活，广泛收集材料。

江青那次接见时，罗广斌在座，她特别对罗说：小说《红岩》再收集材料，以便修改。

关于江姐的再创造，江青是这么讲的——

小说中江姐弱了，要重新塑造一个。她不是一个人，是高度概括很多的人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江姐要重新计划。许云峰有多高，江姐就可以有多高。江姐的外形要文一些，然而要有几分英气。人们喜欢江姐，由于她和老太婆去搞了武装斗争。江姐要合法斗争、非法斗争全用，她有秘密工作的经验。……

我那时在文联，最早听到从罗、杨那儿透出来的江青指示，大体也就是这些。但那时听了，好像还含有很大的不可为外人道及的天机。比如改小说，印象最深的是要改成江姐不死，江青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要中之要则是：主席说，小说为什么不能改？

那次罗、杨回重庆吹的风，在透露了毛主席指示，小说要改，江姐不死等等之后。还透露，江青讲了，为了帮助你们写好江姐，我把我的历史讲给你们听……

文革后，杨益言为了洗刷自己曾紧跟江青造反的历史，写了多篇文章：《叛徒江青为什么扼杀革命作品〈红岩〉》、《江青的“江姐梦”》，说的就是这一件事。但文章却说成江青是想要他们把江姐改写成她“江女皇”，为其篡党夺权服务，而他们早在1965年初就洞悉其奸，“识破了江青的阴谋”，给予了坚决抵制，因此遭到江青迫害，罗广斌被迫害致死云云。

他们的“抵制”，在别的地方表现如何，我不知道。但在重庆和文联这个范围内，在文革前，他们对能聆听和执行江青的指示，真是如奉御旨。你不是看了《沙汀日记》吗？那上面记得清清楚楚，他们从北京回来如何口口声声拿江青的话来压人，沙汀对此很是反感。文革中他们起而造反，更是把命运直接绑在江青的战车上了。杨益言在文联礼堂中痛批工作组时，拍案击桌，是何等的声厉词严啊！他控诉说：工作组搜走了他们的本本，“我本本上记得有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出于对我们的高度信任，给我们谈了她的革命历史，还谈了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机密，甚至把在海外工作的机密情况都给我们谈了。工作组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大胆！这是公然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甚至更高！”

杨益言造反底气十足，就因为江青不仅口含天宪，他们回重庆向市委领导人作传达时，江青筹谋的“京剧革命”已开始启动了。除电影《红岩》江青提出要改拍为彩色宽银幕上下集外。江青亲手抓的样板戏《红岩》剧组，已奉命成立，编剧是汪曾祺、阎肃，由北京京戏院派最好的演员，演江姐是赵燕侠。江青派他们到渣滓洞去体验生活，并特别叮嘱罗、杨二人帮忙关照。罗广斌因此还扮演了一下“猫头鹰”（狱卒徐贵林）。

李井泉本来不那么欣赏《红岩》，但得知江青在抓，后面有毛主席的意思，也就迅速紧跟，指示要搞一部川戏《江姐》，保密措施就更严了。因为不能让江青知道，以避争功之嫌，计划是等京戏《红岩》上演半月之后，川戏再拿出来。编剧是重庆歌舞团的陆棨（文联张继楼也曾参加），还在潘家坪招待所极少数人范围内作过彩排。我是看过剧本的，但被招呼又招呼：“说不得哟！”我感到奇怪的是，事隔这么多年了，现在好像还是“说不得”。

1966年发文革大水，江河横溢。罗、杨有这么一个“救命筏子”在，他们能不登上去吗？何况有个机会来了，那就是重庆文联“七二二事件”。

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1966年7月22日，驻文联工作组的牛文和宣传部文艺处的冯旭找罗、杨、刘三人谈话，冯旭是宣传口大工作组的，宣传部与文联工作组之间的联络员，掌握文联运动动态。当时给罗、杨、刘说了两点：一是他们揭发沙汀、马识途、肖泽宽的材料和他们与这些“黑帮”的关系不相称；二是他们为了写作，市委开了介绍信让他们走遍全国，查敌伪档案，现在形势这么乱，是不是请他们把所搜集的敌伪档案资料（如唐纵日记、沈醉日记等）交出来，由工作组暂为保管。他们三人并未提出异议，都答应了。接收本本的人是傅文淑，在这个过程中，杨益言曾提出：“我们本子中还记得有江青同志的讲话，交不交？”傅只是受命收本子的一个女画家，就说：“你们认为该交就交。”

杨益言是想留下江青讲话以便随时引经据典作护身符呢？还是有意给工作组安个钉子？反正他们是借这个题目破门而出，抛出《七二二事件说明了什么？》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收本本是对他们变相抄家，是黑市委的政治迫害，“目的是针对江青同志——甚至更高！”

如此骇人的舆论一造，他们就占据了政治制高点。

    红卫兵开始串连后，就不断有人到文联来了。特别是外地的红卫兵，一般都是慕《红岩》之名要到文联来，要求见罗广斌、杨益言，因为文革前《红岩》的影响，来重庆的红卫兵，有的只是串连过路，赶火车之前都要跑到文联来一趟，一定要见罗广斌他们。有的要求题字——写在他们的语录本上，有的要求见面，有的还要罗广斌作报告。罗广斌他们自然就成了文联的革命左派了。

得到红卫兵支持，罗广斌他们就成立了“文联红卫兵”。连同他们和炊事员郭清、司机董孝富，共五人。实际上是罗广斌负责。当时强调阶级成份，他们就把工人推出来当头。刘德彬是他们三人创作组成员，罗广斌、杨益言都造反了，他当然也要一起搞，不过他为人厚道，加上又有“犯过错误”的前科，所以不像罗、杨那样跳得凶，只是跟着跑。

10月底，罗广斌和杨益言在文联主持进行了“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我这里还保存了一张当时他们打印的选票，是后来罗广斌专案组找到的，是历史文物了。他们提出候选人11人，参加选举16人，被剥夺选举权8人——“黑帮”邓均吾、王觉；“黑帮爪牙”向晓、马戎、张继楼，我，还有“摘帽右派”李南力、温田丰。最后当选的是郭清（炊事员）、尤淑芳（厨房临时工）、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五个人，组成文联文革筹备小组，组长郭清，实际由罗广斌、杨益言领导。他们就实现了文联的造反派夺权。这是重庆市夺得比较早的。然后发布《告文联全体革命同志的公开信》。他们就这样摆出堂堂之阵，亮出煌煌之旗，以这次运动中“要么是大英雄，要么是大右派”（罗广斌语）的心态，开始了文革造反（革革命）。

文联那时就成了“造联”，因为有罗广斌的带头，一时势若井喷。为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波是组织力量冲美协，因为工作组成员主要是美协派出的，于是就把在美协中受到审查的画家正威解救出来，召开对文艺黑线的批判会，声讨会。在控诉中，揭出因画《蒲公英》在国际上得奖的吴凡（傅文淑的丈夫，美协办公室主任）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宠儿。那画上小姑娘吹出蒲公英的三颗种子是吹倒三面红旗，散布的是和平主义种子、修正主义种子、投降主义种子。

    吴凡被抄家、揪斗后，不堪人格受辱，愤而自杀，幸好被救活过来。我跟吴凡建国初期就在一起工作，后来又一起在金刚坡乡下深入生活。听说他出了事，也不能去看他。后来罗广斌自杀，杨益言跑了，我可以自由外出了，才找了个朋友，石桥铺农村的公社党委书记，当时被打成“走资派”，押到各个生产队去批斗过的，我让他去给吴凡现身说法，讲怎样对付造反派的批斗，怎样“以痞对痞”。造反派喊“强烈要求中共中央罢免某某的职务”，他就挺起腰来跟着振臂高呼，心里暗笑：好得很，我这个公社书记成了中央直接管的干部了……就这样讲些笑话，让吴凡想开些。

罗、杨他们原是党团系统干部，开始还是想按《十六条》干，想通过对资反路线的批判，要市委弃工作组后，承认他们是“左派”。为此先扫外围，组织群团联络站，抄宣传部，抄党校（他们认为市委的二线领导在党校），他们在这样的追索中，还找了两位市委领导人：岳林和丁长河。在谈判中，岳林等同志承认他们造工作组的反是正确的，但对他们是否是“左派”却不明确表态，也不承认市委对他们进行过政治迫害，更不承认市委搞了江青的“黑材料”。

    11月初，他们在解放碑搞了一次跟工作组长牛文的公开辩论，实际上就是批判工作组。那次对全市文艺界影响很大。我们那阵是“牛鬼”，没有资格去听，只是听有人回来说，杨益言揭发到工作组收他本本的时候，牛文答辩说只是怕泄密，暂时帮他们代管，罗广斌就学着小娃儿声音说：“哎呀，我们是小孩，要你们保姆来代管……”引起下边哄笑。

    我是工作组划的“四类”，到罗广斌他们造反了，我还是批斗对象。文联的大当权派王觉、邓均吾，是挨批斗的第一类，“摘帽右派”温田丰、李南力，是挨批斗的第二类；第三类是张继楼、马戎、向晓，加上我，都是小当权派——其实我的身份是最滑稽的，业务组长，处级都不是，也没有明确是不是副处级或科级，反正就把我算在小当权派一堆；另外就是人事干部郭福田等人，当时重庆文联的阵线很分明：文联的共产党员，除了罗、杨、刘三人外，都成了批斗对象，非党知识分子呢，都站到罗广斌他们一边，成了造反派。其实，文革前，我跟罗广斌还很谈得来的，他性格直爽，很能侃，我也爱侃，天热的时候，都在文联院子里乘凉，天南海北，我喜欢跟他摆谈。但是文革中他那样造反，我们就有看法了。我们总还是有点组织观念的嘛。

形势发展越来越无法无天，反正只要跟着毛泽东造反，那就是先锋，就是闯将，就是狂飚式人物，有天然合理性。重庆早期的造反者，无不想法和罗、杨及其文联文革小组联系，他们可是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前辈”啊！再加出现了革命大串联，当年罗广斌在重庆的声望，远远在“李、廖、任、黄”（注：指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公开点名批判的四川主要“走资派”——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1968年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称为“中国赫鲁晓夫……在西南及四川地区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之上。他们又在文联摆开摊子作接待，大讲重庆文艺界的两条路线斗争。小将们进驻文联，这儿不仅地处城区，紧邻火车站，交通方便，文联文革小组还可以管他们的吃住，又可以给北京打长途电话，每天能接收轰动信息。不少外地学生的造反联络站就设在了文联，住长了因此而知名的大学生，就有北大的朱学文、侯均初、李景屏、韩敏中等四个女生，她们都是慕《红岩》之名来的，来了，就帮着罗广斌他们造反，她们都能文善辩，当时很有影响。另外还有新北大的吴泽湘，武汉华中师大的几个同学……男学生要搞起打砸抢来可是敢于出手，我就被抄过家，挨过打。当然，红卫兵中也有遇事要问一下为什么，不迷信权威（包括罗、杨这样的红色作家权威）的学生。比如北航红旗的一个研究生王纪文，他最先认定罗广斌有问题，就给哈军工“鬼见愁”的毛琦说，要警惕罗广斌、杨益言，认为他们“造反动机不纯”。毛琦本来很崇拜罗广斌，后来被王纪文说服了，站到了反罗一方。

    当时那些红卫兵驻文联，晚上很晚了还在跟北京通话。有了啥子消息就叫我们抄成大字报《北京来电》，打倒朱德的标语出来了呀，哪个又遭打倒了呀，他们听到就兴奋得很，要我们一式抄好多张，要到处张贴。晚上安排我们这些人轮流值班守门，几点到几点，郭清给他们弄好了夜宵，有的吃饱了还恶作剧，把我叫去训话，就跟耍猴一样。两分钟以前还在叫我一起吃，我这种身份哪里敢跟他们一起吃？只好说不吃，饱的。转眼他们就变了脸，质问我：眼镜，你过来！你说是保的，保哪个？为啥子要保？我只得给他们陪笑脸，说：我这个“饱”，是饮食的“食”旁加包子的“包”字那个“饱”，不是呆人“保”。现在的形势，哪个还想保，那不是呆子还是啥子呢……这样一说，他们就笑了，气也就消了。不然他们就会一把抓下你的眼镜，给你撇断了摔到地下踩。我的眼镜就遭撇过的。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离线若水

军长

只看该作者 6楼发表于: 2012-06-30

造反自有造反者的逻辑，既然是以“舍得一身剐”的勇气杀出来了，若没有把党政财文大权真正夺到手，“谁剐谁”的问题也就会梦魇般地存在，驱使着造反者要把“每一天都是革命节日”狂演下去。于是以文联为圆心，以文联至大田湾体育场为半径，就连续出了些大戏——

一是1966年11月27日，已经造反的革命群众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一一·二七”纪念大会，大约有一两万人吧，看台都坐满了，我们都被叫去“接受教育”。罗广斌、杨益言被簇拥入场，绕场一周，行经处一片高呼狂喊：“罗老师，我们支持你！”罗广斌作了报告，会后出了一张全红的大传单，登载了大会通过的倡议书，要求把重庆市改名为红岩市，曾家岩改名为红岩路，把“一一·二七”烈士殉难纪念日定为“红岩烈士殉难纪念日”，把《囚歌》改名为《红岩烈士诗抄》，把《重庆日报》改名为《红岩日报》……总之，都以小说《红岩》来改名。也就是在这次会后，有了“罗书记、杨市长”的流言。

再就是轰动一时的“一二·四惨案”了。起因在重庆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等四个被称为“保皇派”的组织，本着革命不分先后的精神，要在大田湾开会，跟着毛主席革命，也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一方认为他们是“真保皇，假造反”。要去夺取主席台，加以批判揭露。文联早成为造反力量的聚集点，一直密切注意着大田湾的动向（文联礼堂楼上早已安了望远镜），当然也是大会当天聚集造反派力量进行冲击的一个出发点。情况也就如罗广斌他们所预计的，围绕着主席台和话筒的争夺，一派要抢旗，一派要护旗的争夺，打起来了。开始说保守的一方使用了“旗杆”，后又传出是动用铁钎戮死了人。罗广斌听到武斗发生且打死了人，情绪亢奋，认定只要把造反者的尸体往市委一摆，不出三天，市委必垮！于是兵分两头，杨益言在重庆收集材料，布置尸体展览，罗广斌代表重庆造反派上京告状。

罗广斌匆忙上京，可杨益言在重庆要办的事却并不顺遂，尸体倒是找来了5具，展出中李天鑫写的哀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成天播放。然而很快传出：尸体是抢来的，有的抢自火葬场，有的抢自医院太平间，都不是那天大会上打死的，有个死者的政治身份还很有问题……为扭转被动局面，又在文联开了彻夜的会，想法弥缝。我那时作为“牛鬼”，每天一早要为会议室扫地做清洁，发现会后的会议室满地纸片，有提抗议的，有提建议的，最后改为“认尸展览”。改为黑市委为了掩盖罪恶，隐藏了“烈士尸体”，只好陈列经造反者抢出“血迹斑斑”、“伤痕累累”的几具尸体请战友们辨认。“血迹斑斑”那几个字，我认得出来，是杨益言亲笔加的。傍晚我和向晓、张继楼等人去嘉陵新村僻静处散步时，我把捡来的纸片给他们看。张继楼将这些物证交给了曲艺团的徐勍（评书艺人），徐勍最见不得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他又没有参加哪一派，一气之下就上京告状，告罗广斌、杨益言他们伪造尸体展览、制造假“血案”。

文联文革小组还组织了“一二·四惨案”的伤者调查，把大田湾体育场附近那几个医院走访遍了，赶刻了一本油印资料给北京的罗广斌寄去。因为文联人少，我和向晓、张继楼、马戎四位正在接受批判审查的“中层干部”也被指令参加。我爱人是重庆卫校教师，各医院都有她的学生，从而我得以知道这次冲突中并未死人。真正被抓、挨打，受了伤不敢就医，进医院也必须隐瞒身份的，倒是冲突中的“老保”一方。我们在外科医院找到一个被六中“32111”抓到学校去审问，从楼上摔下来的“工纠”，是个老工人，老实巴交的，摔成了深度腭裂，不敢说话。我们去了，才给我们说了几句真话。我们悄悄访问了几位“老保”伤者，我都有记录。记录本后来被抄，也因此成了我的一大“现行罪”。

罗广斌在北京，出席了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大会，据他发回的电报，说他在大会上代表重庆造反组织发言，控诉重庆市委制造“一二·四”惨案，把工纠的袖章，打人凶器和死人照片当面交给了江青同志。但据别的“北京来电”，却说罗广斌发言时，周总理和江青等首长都退场了。反正罗广斌回重庆之后，只向文联的人对北京之行作了短暂传达，情绪不高，倒是清华井冈山的一位讲“智擒王光美”，讲得很生动。

到了1967年1月，所谓“保皇四军”又贴出公告，说要于1月4日在大田湾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杨益言闻讯后给造反派出了个点子，要造反组织在同一时间去大田湾召开“一二·四惨案一周月”的纪念大会。北航红旗的研究生告诉哈军工的毛琦，说杨益言这是想挑起群众斗群众，制造新的血案来掩盖前一轮尸体问题上的被动。结果是“保皇四军”闻讯后主动撤退，造反派也有许多人反对这样做，参加的人不多，冲突未能发生。

这时，大夺权之势已成。一些造反派曾在文联开过商量夺权的会，会是杨益言主持的。他们开会就在我家的窗子底下。晚上开会，说大声了我都听得到。他们通宵达旦，郭清给他们送木炭，烧火盆。有一次我把听到的给曲艺团的李敏康说了，他就写成大字报《文联黑会》公布出去了，杨益言说了啥子，工人造反军的张勇说了啥子……造反派很恼火，怀疑是开会的人里面出了内奸。也有人怀疑到我，就来抄我的家。我家至少是被抄了两回。你想，我那阵是“黑帮二把手”，“刘少奇的黑党员”嘛！我门上都贴得有骂我的标语。

真到夺权的时候，形势变了，部队介入，重庆支左部队承认的革命左派是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准备结合的干部是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没有夺到权或没有夺到理想大权的一些人，不免沮丧。围绕夺权建立的革联会，就迅速分成了支派与砸派，都在强调“巴黎公社原则”，为了权不惜死战。掌到权的一方就借“二月镇反”来保卫和巩固政权，称砸派中有黑手，有反革命，反对革联会的“联络站”被他们称为“廉罗栈”——“廉”是工人造反军的黄廉，“罗”就是罗广斌。

而对文联文革小组造成了最大打击的，还在于重庆的公检法单位也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夺权并进入了革联会，从而在解放碑就出现了揭罗广斌“历史问题”的大字报，说罗广斌是被国民党从白公馆“放出来的”。当时正刮起一股风，叫“抓叛徒”，江青、康生等人正在利用这一点来整毛泽东想要打倒的刘少奇等老干部，流风所至，造反派无不挖空心思地翻旧报纸，查档案，搞外调。“抓叛徒”成了“革革命”时期一大惯用手法。公安局造反派所抛出的大字报，在重庆就震动很大。

这就涉及到了罗广斌的出狱问题。

这个问题不讲，重庆文联文革中的许多事就说不清。

重庆在1949年11月27日发生的军统集中营大屠杀，是重大历史事件。罗广斌是白公馆监狱刑余留下之十几位难友之一，也是他们出逃的牵头人。建国后面临血腥屠场，全市全国的人都要知道美蒋特务的罪行。于是罗广斌就以脱脸志士身份作狱中斗争的报告，其中也包括他和那十几位难友（有老人、妇女和两个小孩）的成功越狱。对罗广斌来说，宣讲是革命任务，在重庆这还是持续升温的教育热点，重在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势必要有所取舍，有所渲染，力求生动具体，往“信”的方面讲；积累的效应就是越讲越信。

1955年，白公馆的看守长杨进兴（即“奇怪的贫农”）落网，随后就捕的还有军法官张界，特务行动队长漆玉麟等。再加徐远举虽是在昆明被捕，相当长一段时间却是关押在重庆白公馆里交代罪行。他们所交代的“血染白公馆”罪行，却和罗广斌的说法有些不同，都说罗是他们放了的。当然他们是特务，想减轻或掩盖罪行，但毕竟是多人活口，异口同声，又有档案资料可作佐证。公安局就对罗广斌的越狱故事不那么信了。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公安局开始从“疑”的方面去查。

《红岩》出书后，著者声誉日隆。日本共产党的一位书记访问重庆，当面向任白戈提出要邀请罗广斌访问日本。市委知道，公安局方面对罗的越狱说有所疑。于是公安局就成立了以公安局副局长秦世杰为组长的专案组，这是一个秘密的不与当事人见面对证的专案组，越查越疑，疑了就悬着，于是罗广斌作为作家如日中天的时候，却在政治上更加不受信任，出不了国。

这种疑，我作为文联照应作家的“业务组长”，多少有点感受。如三线国防工厂请罗广斌、杨益言去作报告，他们前脚走，后脚宣传部就叫我给厂里打电话，通知厂党委说：他们作了报告就行了，不必让他们到车间去参观。显然这是“保密车间”要对他们保密。我就觉得有点蹊跷。这样的电话，叫我打一回，还没得啥子，叫我打的回数多了，我心头就要犯疑了。罗本人当然不会一点没有察觉。造反后他揭露起“黑市委”对他的政治歧视和迫害。也是举了很多例，讲时很动容的啊！

“越狱”与“出狱”，一字之差而己。但若各取一端，往不同方向走，差距就渐行渐远了。公安局专案组要为罗广斌的出狱作结论，就查了同时出狱的十几人，这十几人在军统档案中全都是“拟释放”，释放的原因各别，姑不具论。反正罗广斌是绝对不会被杀的，因为发生“一一·二七”大屠杀的当天，罗广斌的父亲罗宇涵，罗广文的参谋长林茂，就坐在城内行辕二处徐远举办公室里，准备接罗广斌。徐远举打电话到乡下（即“白公馆”），杨进兴答：“已经放了！”据罗宇涵写给他女儿的信，他是确知罗广斌已出狱之后，才回成都的。1949年冬天，罗广文正率领着五个军拱卫重庆，罗广斌是他交给徐远举去“管教管教”的兄弟，当然不会被杀。徐远举这样的供词从来没有改过口，在拍电影《红岩》的时候，罗广斌和导演水华、演员于蓝等去秦城监狱见徐远举，徐当着罗广斌和文艺界人士，也是这么说的。还有其他的军统头子，如沈醉与郭旭，均持此说。郭旭的文章还刊登在了文革前就出版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

一边从疑，一边偏信，各在其轨道上跑着不作交汇。1967年春有公安造反派的“钢鞭”出来，当然就非常骇人听闻了。重庆文联文革小组就赶忙写了四张大字报：一、《罗广斌是个好同志》；二、《不准诬蔑革命作品〈红岩〉》；三、《一·四事件说明了什么？》，四、《谁在破坏革命大联合》。文联入“牛棚”的几个党员干部，就被指令成天抄这四张大字报，以便四处张贴。

然而这纸筑的“防波堤”挡得住什么？

就在我们抄写大字报期中，那天突然听到外面闹哄哄的，才听说是军事院校联络站的来抓罗广斌了。罗广斌走出来，没有捆绑，也没得哪个抓他的手，穿了件风衣，是自己走的。一群人走出去了好一阵，文联文革小组的人才想起去追，郭清他们追出去，车子早已开走了。过了几天，我们在继续赶抄大字报中，就听到了“罗广斌之死”。

像我们这样夹在中间，“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入棚者，真是有些惊诧莫名。还没等我们问个究竟，杨益言和刘德彬就已经逃离重庆上北京告状去了。文联文革小组无形中解体，“组长”郭清仍然每天忙他的炊事工作。内外配合的再夺权就在重庆文联上演了。内是吕亮、徐靖等人成立了个四人“尖兵战斗队”，外是据说由徐靖的丈夫雁翼组织策动，一支打着“工农兵文艺造反兵团”旗号的人马杀入文联，来人中有兵工厂的兰艰，消防器材厂的龚联建，财贸的江国源，交通局的杨健和曲艺团的“轻骑兵”等等。这是文革中重庆市文联的第三次夺权，第一次是工作组，第二次是罗广斌、杨益言，第三次是“工农兵”。

    “工农兵”一来，就搞了个“跪满堂红”，下马威，把文联的全体“黑帮黑线”人物全弄出来跪倒，“向毛主席请罪”——除了“尖兵战斗队”的四个人和工人以外，文联全体干部（包括跟着罗广斌造反的非党干部）都弄来跪倒。跪了一坝。

    他们和“尖兵战斗队”一起，对文联进行了“反夺权”，砸了资料室，后来才晓得，他们中间有人是想找原版《金瓶梅》，插图本《金瓶梅》。他们听说只有多少级的干部才能买得到，就把邓均吾找来逼，要他交出来。但是邓均吾没有。他们有人私下里提到想看《金瓶梅》时还说了句很精彩的话：“要骚大家骚！”这些“工农兵”文革前都跟我们是熟人，见面都喊我“杨老师”。我也不怕他们。他们在会议室，坐到沙发上，有人开玩笑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沙发者，我们的沙发，我们不坐谁坐？”我就说：“沙发坐烂了，我们不修谁修？……我们都是坐这个沙发变‘修’的哟！”

    杨益言和刘德彬上京告状后，“工农兵”和“尖兵”对他们两个发了《通缉令》。革联会又组织在文联召开了批判“罗氏三家村”的大会，把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称为“罗氏三家村”，第一个发言的是徐靖，她作了个长篇发言，讲“罗氏三家村十大罪状”，一条一条地诉说。我也在会上发了言，按照毛泽东“两个批示”的调子，批判罗广斌他们是重庆文联的“裴多菲俱乐部”。最后郭清也发了言，他是罗广斌推出来当文联造反派头头的，其实他根本不起作用，大权都在罗广斌他们手里。这时候看部队支持批判罗广斌，他只好站出来表示与罗广斌划清界限。

这时两派对立越来越尖锐，一派要保夺到手的权，将反对派打成反革命；另一派要声讨夺权派镇压造反派，搞“资本主义复辟”（包括害死了罗广斌）。中央文革就得准备开会，解决四川和重庆问题，罗广斌问题是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于是对立两派都赶紧收集材料，写调查报告。砸革联会一方是以杨益言为主，成立“两江纵队”、“红岩兵团”等调查组，在北京到处作报告，出战报，声势颇大。革联会一方也就相应成立了个调查组，文联“尖兵”派出的是人事干部郭福田，但事涉“文艺黑线”，得有懂文艺的人参与，便又把我调进作一个不列名的成员。我为此曾两次被对立派抓，所以调查组只叫我作案头工作，写调查提纲，写批判文章，而管材料、上报开会等，一律由郭福田出面。

结果就有解决四川和重庆问题的《红十条》、《红五条》下来。四川方面是刘结挺、张西挺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定为“左派”，回四川掌权。但罗广斌问题，却使重庆砸革联一方丢了分。说来倒也简单，那就是江青将《红岩》改来改去，总不能达到她期待的效果。因为作为一部以党史题材而创作的小说，有它质的规定性，无论你怎样的剪裁嫁接，都无法恶紫乱朱。编来编去就变了，重庆既是工业城市，最好是由工人革命领袖来完成解放重庆，于是就另塑造一位工人党员，姓赵，由他和江姐、双枪老太婆一道攻破了军统集中营。样板戏的戏名也因此改了，叫《山城旭日》。谁知越改越不像，非驴非马。大概又听说了罗广斌自杀的消息，怀疑他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江青就宣布废稿，把这个样板戏组撤了。

一年之后，在中央首长“三一五讲话”中，江青又有了这么两段话：一、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兄弟，有人为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二、因为一个戏需要调查，华蓥山我作了调查，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况很糟，叛徒太多了。

以后的罗广斌问题，基本上就是按江青这个“指示”为框架去内查外调的，也是文联文革中后期搞“斗批改”的一项内容。

我去北京是两次，头一次是八一五派组织的，第二次是以市革筹政工组的名义组织的，当然也是八一五派。我们到北京去有一批人，有重大八一五的一个老师，好像是天津人，他有关于罗广斌案的全套照片。有曲艺团李敏康，徐勍——他们搞了个批判罗广斌的巡回展览。还有重庆政法学院的，有个姓刘的教授，他们去秦城监狱提审过徐远举，了解罗广斌当年在狱中的情况和怎么出狱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调查罗广斌与“文艺黑线”的关系，找周扬、林默涵、袁水拍这些人调查，还找汪曾祺、阎肃调查过——他们改编京剧《红岩》，跟罗广斌有来往，也晓得江青对《红岩》的意见。

    我们还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因为杨益言在《红岩战报》发表了《分歧何在》，并在按语中说是他们早就抵制过夏衍，同“文艺黑线”作过斗争，北影厂支持我们的一派马上就翻出了当年杨益言写的信——恭维夏衍执笔的电影《烈火中永生》剧本，信中有“夏公神笔，又快又好”之类的话，我们就用来证明他们所谓跟“文艺黑线”作过斗争是假的。

    我一般不敢露面，有一回在香山我还遭对方的人抓到了，好在有重庆建院两个学生一直跟着我才得以解围。在重庆也有一回在街上被抓到，皮夹克都遭撕破了……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离线若水

军长

只看该作者 7楼发表于: 2012-06-30

武斗时期的文联

    重庆两派大规模武斗中，许多地方形成武装割据局面。两路口以体育馆为中心的一带，成为砸派——即反到底派的占领区。文联在体育馆后面，处于第二线，就成为反到底派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工人造反军”的，“猛虎团”的，二轻“雄狮”的，都来住过。最恐怖的是半夜审讯俘虏，听上去真是凄惨……文联的党员干部，因为反对罗广斌造反或受过罗广斌批判，自然被看作是八一五派了，除邓均吾不敢走外，都吓得五流四散。我躲到了领事巷，因我爱人在卫校教书，那里是卫校的分校。张继楼、向晓、马戎，都跟着我躲到那里去了。

    我的书就在那时损失惨了。我本来是文联有名的“三大藏书家”之一，第一藏书家是洪钟，调走了，第二是李南力，第三就是我。我家里整整一壁的壁柜都是书。我在困难时期买了不少怪书，民国时期一些名人收藏的书，上面有他们的签名盖章，在旧书摊上看到，几毛钱一本，我就省下买饼饼的钱来买了。像王大虎收藏的外国戏剧方面的书，上面有他写的好多批注，我差不多买齐了，“破四旧”都没有损失。“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的头头，临江门的一个过街木匠，“二月镇反”的时候被抓了，在解放碑开的公审大会。中央《五条》下来后平了反，武斗开始后，他全家住到文联来。当时我们躲出去了，他就把我家的门锁撬了，强行进驻，把我书柜的封条撕了，每天拿我的藏书去撕来发火煮饭，我妈留在家里守屋，住另外一间，不让他烧书，他说：“老太婆，你晓不晓得支持革命？”不到一个月，就把我的藏书烧了半柜子，民国版的商务印书馆《辞源》、《辞海》都烧了。

    有一回他们的武斗队抢了一些猪，抬了些到文联来杀，也不是正规的屠宰，就是拿搞武斗的钢钎捅死了砍成几大块，吃不完，还召开“军民联欢会”——所谓“军”，不是解放军，是指他们的武斗兵，说要慰问“解放区”的群众，把附近居民找来，每家分一块猪肉，上边还带着多长的毛。有一回我父亲就给我们提来一大块猪脚，说是他们发的。

    每回武斗一停，我们就赶紧回家去拿换洗衣服，拿牛奶锅儿，拿煤油炉子……有一回我爱人回去拿衣服，刚刚把大衣找出来，就响起一阵枪声，她赶忙趴到地上。

    那阵因为武斗，交通中断，影响煤炭供应，没得烧的了，只要解放军军车运来了煤炭，我们就都去装，继楼、向晓他们都斯文，就把我推上车去，他们把箩筐递上来，我就拼命刨……抢完煤炭，我就成了非洲人——全身黑，只剩两个白眼仁在转。

    文联原来在新民街，是军阀陈兰亭公馆，后来搬到两路口重庆村，是以前的重庆银行宿舍，把陈兰亭公馆的好家具都搬过来了。上好的红木家具，武斗中都成了“烈士”棺材，一个大柜子锯成两半，或者乱七八糟钉些木匣子，把“烈士”塞进去，就埋在体育馆外面路中间的花坛下，就是现在的“贺龙与运动员”雕塑那里。

    武斗结束后，文联院子里丢下好多钢钎、藤帽，还有被矛头戳个眼眼、吸汁之后就乱扔着的罐头，家家都拿藤帽来盖泡菜坛子，有的拿钢钎插在地上围起来做鸡圈栅栏。这是当时的独特景观。

    文联的人当然不会参加武斗，只会“拿起笔做刀枪”，参加“文攻”，大家都晓得哪个在编《造反军报》，哪个在编《文艺反到底》，哪个在帮着办《文攻报》……当时山城的两派派报，其中的文论、专论，派头头的发言，各派对形势的分析和对策，声讨对方的战斗檄文等等，相当数量出自文联秀才之手。我虽然没有参加哪一派，但是因为反对罗广斌造反，就被八一五找去当“笔杆子”，经常要我写稿。马戎、向晓他们虽然对罗广斌造反也有意见，但是都不敢写，遭整怕了。

文联的大联合

前面说了，1962年以后的文联，除了有部《红岩》撑场面外，已近于是既无文，又不联。在文联成了文革重点单位，发生了罗广斌造反夺权，“工农兵文艺兵团”再夺权，以及山城大武斗之后，按毛泽东战略设想，该大联合了。于是有军宣队进驻文联，先后率战士进来的有两个连长：刘连长与张连长。在支左部队的强力促进与主持之下，就有了所谓“双方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两派谈判。谈判的地点，是两大派势力范围的交界处——劳动人民文化宫。即使这样也是一波三折，还发生了文联办公室主任向晓当场被抓走的事。

谈判是两派群众组织对等谈判。反到底派那边，杨益言和刘德彬上京告状后又住在成都未归，主要由非党知识分子组成的是“东方红纵队”，由熊小凡为谈判代表；八一五这边，是“尖兵”战斗队。“尖兵”这四个人，郭福田和周世国是行政干部，吕亮虽无行政职务，但因是文联党组成员，也不便出面作谈判代表。徐靖原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在罗广斌掌权期间被查出有点“历史问题”，大联合谈判也就不好出面。我在中层干部中偏下，于是就搞了个变通，临时把我推出去作“尖兵”这边的代表。其实我不是也不能是“尖兵”成员，我在文革第一波批“三家村”时即被抛出，罗广斌掌权时期继续接受批判审查，“黑帮爪牙”的帽子还没有人给我摘掉。但是为了对等，我也只好象征性地当了那么两天的谈判代表。

就在谈判当中，他们还把向晓抓走了，当着军宣队的面，说向晓有历史问题，是“黑手”，抓到文联去逼他交待我们有些啥子阴谋。我们提出的大联合协议，强调的一条是双方要联合起来共同批判罗广斌。他们坚决不同意，但是有个中央首长“三一五讲话”在那里摆起的，他们也不敢为罗广斌翻案，就说，罗广斌再有问题也是文联党组的责任，他是文联党组扶持起来的。当然，大联合协议还有联合起来批“走资派”邓均吾、王觉这些内容。

一联合，就双方都解散组织了。成立了文联“斗批改组”，吕亮任组长。

文联大联合后，文联办公大楼和一些宿舍，还是被“造反军总部”和一些外来组织占着，他们是乘着文革狂风吹来的人物，具有“完蛋就完蛋”的闯劲，支左部队尚且无可奈何，文人何能把他们“请”走？于是武斗后的文联职工，只能凑合着挤在一隅搞斗批改——顺便说一下，“造反军总部”是全市大联合一年之后，才从文联搬出的。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有当年的“造反军”战士在文联住着，当然他们不仅已经生子，而且子又生孙。这些子孙不仅对这笔糊涂账说不清，恐怕对何为“文革”，他们也是瞪目不能作答的了。

我提起这些事，倒不在鸠占者，而是感慨文革阴霾在文人心上压得太厚太重。文学艺术家都是些“形象思维者”。大联合后的文联，何需要什么思维，呈现在眼前的“形象”，只要肯命笔，就足够他们当但丁的了。举目一看，到处有“弹洞”，许多窗玻璃碎了；武斗中，连运粮的军车都敢打，何况蚁民？熊小凡的亲家是第一工人医院的医生，武斗期间本来忙着救死扶伤，一天竟在家里被流弹打死了。

文联的“斗批改”

“斗批改”，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搞得天下大乱之后，又准备加以收束的战略部署。文联的“斗批改”，前后两段是在文联进行的，中间的一段是集中起来住到机制校，在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下干的。邓均吾作为“黑帮”，杨益言作为“罗广斌叛徒集团”成员及“五一六”、“三老会”嫌疑，则去了市委党校的干训队，由市革委会直管。

文联当时已经被视为“砸烂”单位，运动后期是要撤销的，“斗批改”的主要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和“批清”。一直在整肃中的文艺界队伍，再清队，真如毛泽东所比喻的是“捉虱子”，比如张惊秋，他在延安整风中曾被“抢救”，这事后来毛泽东承认了错误，还向被错抢的同志敬了礼。这次清队又翻腾出来，尤其是中央专案组清查穆欣的问题找到重庆来了，穆欣跟他当时是一起被“抢救”的，于是又以“特嫌”立案，再“抢”他一回。

这一段折腾得最厉害，后遗症大，至今仍混沌不清的是“批清”。

“批清”分两个阶段，开始是批“极左”，清“五一六”、“三老会”。《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造反派的符箓，自颁行以来，也就是“无法无天”时代的“法”与“天”了，只要捧着这道敇令，那就“敢把皇帝拉下马”，从刘邓陶到朱德，似乎全都所向披靡。进而就有了炮打周恩来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成立。哪知“天意渺渺”，毛泽东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兀突突地加了一段文不对题的话，钦定“五一六兵团”为反动组织。呜呼！这一顿挫，就使得王、关、戚等风云人物，不为猿鹤，而为虫沙——被打成小爬虫了。

作为文革中深受极左之害的一员，我最初听到“批清”指示，真是觉得领袖英明，早就该如此了。文革前，文联的任务之一，是接待国内外来重庆的文化访客。比如画家傅抱石，音乐家郑律成和日本的文化访问团等等。他们就提出过，当年文化工作委员的“天官府”在哪里？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哪里？鹿地亘和“日本反战同盟”在哪里？想去这些地方看一看。因为这些文物单位没有保存，文联只能含糊其词。谁知文革一来，南方局文委所领导的重庆文化工作，竟然成了漩涡不断的“百慕大”。当年在重庆主持抗敌文协的老舍沉湖了，在南方局文委领导下办《文艺阵地》的叶以群跳楼了。郭老表态快，文革一来就说要烧掉所有著述，幸免被公开批斗。可是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工会中的文化人呢？我在接待外调中，可是知道当年的抗敌演剧队、歌咏队全都被当成“反革命别动队”在受审查，更莫说早就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的重庆“二流堂”了（那可涉及吴祖光、丁聪等一大批抗战时期的文化人）。所以刚听到说要批“极左”思潮，北京还抓了王、关、戚，不免私心窃喜，觉得毛主席的经不能只是歪着左嘴角来念，现在该把中央文革的过左偏锋收熬一下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吴玉章领导的四川省委，在党的民主旗帜下，团结了多少进步文化人，创作出许多文化业绩，也应该通过“批清”，一扫阴霾了吧？哪里知道，批“极左”，一时之术而己。毛的真意还是在护左，王、关、戚虽失宠，张春桥却在总结文革经验，要将《五一六通知》上升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咧。于是批“极左”的“批清”运动，具体到四川和重庆就变成了批“右倾翻案风”，清“三老会”——继续革革过命的人的命。

当年张文澄一案的受害者，1957年后各自在不同的劳改劳教单位羁押着，互相不知信息。文革乱到了两派武斗，更兼有“打倒李井泉”的口号提出，他们在逃难和上访中，也就有了碰头和相濡以沫的联系。于是他们在上访中，也就将李井泉迫害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作为需要纠正的“左祸”提出。哪知道这回又再蹈覆辙。在重庆，当年张文澄一案被牵累的老同志，竟因依法上访，不由分说地沦为“批清”重点，被打成搞“反革命翻案复辟”的“三老会”分子，有的人重戴“右派”帽子（如原在南岸区委宣传部被打成“右派”已经“摘帽”的刘承才）。文联的李南力是三十年代奔赴延安的重庆学生，解放战争时是随军记者，《英雄刘子林》的作者。作协重庆分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重庆开党代表大会，上面提了个名，要选曾克，谁知开展党内民主之后，当选的竟然是李南力。1957年被作为“极端民主”的案例，李南力也就被打成“右派分子”。“批清”中又说他参加了为“张文澄右派集团”翻案活动，列为重点，而且还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右派翻案活动”。他有哮喘病，在清查中想不通，抓了一大把氨茶碱一口吞下去，烧伤了气管，送到医院后不久就去世了。

连同邓老和罗广斌，他是文联文革中的第三个死者。

邓均吾是瘐死的。工作组对他是“一首诗打成反革命”，罗广斌的文革小组又给他扣上“老狐狸”的帽子，因此困在文联家中不敢走，得了病医院竟然不予医治，他被送到干训队受审查时，浮肿已肿过脚踝，身心交瘁，不久就拖死了。

罗广斌之死可要复杂得多，至今也还有人心存怀疑。因为罗广斌是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馆那样的炼狱里都没有死，何以会自杀？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回顾文联文革时，要郑重剖析这一案例，他的非命当然不是因为写了革命作品或毒草作品，而是被拖入了文革战车，在“革革命”中把自己“革革”掉了。

罗广斌被抓走之时，我和张继楼等人还在成天被押着抄写《罗广斌是个好同志》，几天后听到罗的死讯才停笔。如实地说，知识分子胆小，最怕出现无政府状态和暴徒专政。罗广斌文革小组执政期间，文联是头戴军帽，手提皮带的闯将们在进进出出，我们又是被宣布为“黑帮爪牙”的人，如同法国大革命中“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所以罗广斌死了，“工农兵”杀进来，全市又有解放军主持的革联会的成立。我们是愿意就此遏住乱源的。当时我也把罗广斌造反，当作重庆的一个乱源在看待。

关于罗广斌之死，重庆先后成立过几个专案组，从不同侧面进行调查，结论都一样，不存在他杀。档卷俱在，有关细节就毋需人再去饶舌了。但无论对哪个时期的专案组，我都提出：罗广斌死前写下过一封“给江青同志的汇报信”，题目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十分重要。信写得很恭整，1967年时谁敢截留？是上交了的，但重庆留有副本。文革后要给罗广斌平反，组织了调查组重新调查他的死，有人提出他的死不是自杀，调查组找我，我就说，你们只要把罗广斌给江青的信找来看看就行了。如果那封信是假的，那是他杀无疑，如果信是真的，是自杀无疑。我这样一说，他们都不表态了。

由毛泽东发动，由江青当“旗手”的文革，是一场民族浩劫，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全面而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罗广斌的悲剧，就在于他跟着江青造反，为时虽不到一年，给重庆，给小小的文联，所造成的灾害性影响十分深重，他自己也不幸身殉。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罗广斌给江青所写的那封汇报信，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半个世纪过去，应该披露得了。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命”就是全面地分析文革，科学地总结肇乱之由及其教训。这是纠正左倾错误，把严重混淆颠倒了的敌我和是非再理顺回来的需要；是按实事求是的原则撰写党史、历史的需要。同时，也是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只有这样做，才能恢复被这场内乱大大损害了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声誉——其中也包括《红岩》作者罗广斌的应有评价和声誉。

清查“五一六”、“三老会”，文联还清了杨益言他们到北京的活动，跟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有些什么联系。那一次也把杨益言的一些历史问题查清了，他自己以前说的被国民党逮捕后坐过老虎凳，也查清了没得那回事。他说出狱是李宗仁上台后国、共和谈释放政治犯时放的，也查清了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地下党通过民盟开了释放名单，分别由特刑庭开释，并没有他，他是家里有个哥哥在某区警察局派出所工作，家里人卖了一百担谷子，花钱把他保出来的。其实他抓进去以后就已经查明了并不属于“共案”。他那阵连地下党的外围成员都不是。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离线若水

军长

只看该作者 8楼发表于: 2012-06-30

最后的“斗批改”

——文联文革中的“群众整党”

文革十年中，文联中的党群关系，大体是各站一边。罗广斌举旗造反，除了他们三个党员外，其他党员悉数反对。文联文革小组成立后，要搞红色恐怖，因为党员干部程度不同的当权，也就分成了三类加以监管。以后虽说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消除派性大联合，在“斗批改”进程中，也要对等派人办案，派人调查。实际还是党员干部在受到任用，非党干部那边感到的实际压力更重一些。

我本来不会有啥子事，既无历史问题，又无作品问题。“清队”还把我抽出来参加外调。搞外调要党员干部，为了对等，他们那边派不出人，就派一个原来是反到底派的工宣队跟我一路。当然北京、上海那些地方一般是不让我去的，让我到“雷、马、屏”（注：指川南边境山区的雷波、马边、屏山一带，历来为蛮荒之地，一般人闻之色变。50年代在那里建立了劳改农场）去，穷山恶水，到那里的劳改队去找国民党的老特务，查证罗广斌他们的历史问题——那次我才发现，有些老特务的交待，跟小说《红岩》对上口径了，原来小说出版后，让那些特务也学习《红岩》，本意是让他们受教育，改造思想，结果有的人就按照小说中写的情况来交待，把他们刚被捕时交待的拿来看，就会发现大不一样。清“五一六”、“三老会”我还调到重大去当工作人员（市革委在重大办了个清查“三老会”的学习班）。

但我没有想到，为了对等，把我推出去参加谈判的时候，有人就已经打好主意，要让我再来充一次“对等”了。那边既然罗广斌（因为有江青的“三一五指示”）翻不起案了，这边总得也揪一个出来呀！揪哪个呢？算来算去算到我的头上。因为我们这边，只要把我整倒了，就没得人敢说话了，其他的人不是“走资派”就是政工干部，都不像我又敢说又能说能写。我的材料遭他们捏在手里，一直没有拿出来，直到整党，才抛出来，把我狠狠整了一下。

“斗批改”的最后一项是“解放干部”和“整党”，当时搞了个“群众整党”，群众参加整党小组的开门整党，只要多数群众不点头认可，就不能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党籍就继续挂起。

文联的文革，我因《重庆日报》的副刊约稿信，挨了第一刀。万没想到，作为压轴戏的“群众整党”，我又挨了最后一刀。罪状是我写了一篇“三十岁的日记”。

文革中我办公室被抄，家也被抄。大联合后，“斗批改组”把从群众中交回的日记一本一本还给了我，但是把“罪证”留下来了，我完全遭蒙在鼓里。看来他们是在成立“斗批改组”的时候，为了摆平，已经达成了个交易，说我的问题放到整党中解决。本来找不出我啥子问题，建国以来，我就是以“近卫军”自命的积极分子，想要咬我，无从下口，咬脑壳嫌硬，咬屁股嫌臭，但是这一下有了整我的“钢鞭”了，那就是1962年7月，我从《重庆日报》回文联，又适逢我三十岁，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日记，对大跃进以来的苦闷，作了一番抒发。截取者还刻了油印本暗传，整党一来，就将我日记原稿连同油印本一齐交了斗批改小组，我就过不了关了。

主要的罪行有——

一、我在日记里抱怨1961年物资生活困难，有“把十几年积累下来的国富，包括民财，都给烧光，吃光，种光了。”——上纲是攻击党的大跃进实行“三光政策”。

二、抱怨1959年“反右倾”后的副刊难编，尤其是言论稿子不好写，要写也只能是套话，“‘三六九’一味药医不好糊涂症。”——上纲是攻击三面红旗。

三、抱怨经过反中、下游，拔灰、白旗，搞得人不敢说话了，因此日记中有“难道能把墙壁挖个洞来对着说话吗？”——上纲是攻击我们党、我们社会不民主。

所谓“‘三六九’一味药”，是我总结那几年宣传工作中的常用套话：虽有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但我们有六亿人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只要高举三面红旗，坚持六条标准（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纵有问题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当时要我解释，我先都懵了，当然也不敢像今天给你解释得这样详细……就为这些“黑话”，把我批了一个月。

文联斗批改组给我的结论是：右得不能再右，就差彭德怀来喊你了！

最后是其他人都过了关，“走资派”王觉都过了关，只有我一个人“暂缓登记”。我那篇日记，据我晓得，他们搞了两种版本，一种是某人刻印的，一种是某人复写的。于是我就成了党费照交，但却不在籍的“册外党员”了。

这事拖了很久，怎么解决的，我也说不清，因为宣传部已不存在，文联的最后斗批改是文化局代管，我的材料都转到了文化局。而那时的文化局已在“斗批散”，八大剧团的演员难以安置，正挂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标语，把他们往乡下赶。既如此，我原来就在乡下有生活基地，那就自我流放，下乡，到歌乐山公社金刚大队去吧。

期盼《十一批判书》

金刚坡是沙坪坝区的农业先进单位，我在互助合作时期就到这个山乡蹲点，区上曾挂过我副乡长，空衔而已，但每次下乡都见事做事，称得是区上驻乡工作组的编外成员。

金刚坡地势高，回看尘嚣中的文联，心中不禁凉热之感。再加它的东边山下是渣滓洞，大屠杀发生时，有的志士就是逃入山上，在农民庇护下脱脸的；西边俯临梁滩坝，是抗日时期政治部、教育部所在地，许多抗战文化人生活于此。逃劫至此，抚孤松而盘桓，能不“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吗？

但浩劫中的金刚坡，农民虽以“老知青”待我，仍不是躲避秦乱的桃花源。我还得“突出政治”，协助着工作组，为金刚大队办了这样两件事情——

一是根据毛远新“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之说，办了“金刚五七农业大学”。文化课乡土教材是我编的，另外还开了农艺、农业机械、外语和政治经济学四门专业课。办了好几个班，还编了队史，编了歌《金刚大队联唱》，广播电台还播了的，歌词是我写的：“歌乐山的山再高，高不过社员的脚板心。金刚坡的石头硬，硬不过社员的革命劲……”沙坪坝是文化区、教授们窝囊在各自学校里，前途茫茫，莫知所以，金刚大队一请就来。他们之乐于来尽义务（没有报酬），主要还在农村的政治氛围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大为不同。文革到了后期，破坏经济、荼毒人心，务实的农民早就憋不住心中之气。他们叫江青为苏妲妃，张春桥为寡骨脸，姚文元为鬼眨眼。集体看电视时，只要见这几人出来，就肆加嘲挞，在座的干部不管，还要跟着起哄，一点不怕犯“恶攻”。那些教授来到这样的环境中，也就采“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态度，在不通名讳情况下交换“奇谈怪论”，还以实在不懂，需要请益的方式，对文革进行根本性质疑。我们那个五七农业大学就成了传播“奇谈怪论”的地方。

一是办“评法批儒展览”。金刚大队是开放单位，常有外宾来参观。林彪外逃后，先是批他极左，忽而转为批右；再是批他“克己复礼”，进而“评法批儒”。孔祥煕在歌乐山上当行政院长时，宣称他是圣裔，办了孔学会，还把孔德成请来当祀奉官，于是在市外办支持下，我收集了《四书》和《三字经》之类塾学读物，比照着中央下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办了这么一个展览。

　　我在那里完全是尽义务，文联不给我报销路费。但是农民对我好，出啥子东西就送给我啥子，我每周回家都要带回各种新鲜蔬菜瓜果。跟农民在一起，精神上感到自由，愉快。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读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金刚坡下是政治部第三厅。我当孩子时在政治部子弟小学读书，曾去过郭沫若的居停处全家院子，也见过荫庇他著述的白果树。郭老曾把他的《十批判书》称为《白果树下书》。白果又叫公孙树，三十年过去，我这黄发垂髫者已然长大，能够如毛主席所教导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可以啃坚果了。把郭老三十年前的书一读。吓一大跳！回头再看文革中的种种怪现状，如毛泽东的“抛石头”、“挖墙脚”、“掺沙子”之类，真感到惊心动魄，茅塞顿开。就悟出这所谓评法批儒是一个浑元口袋，正把人们裹胁着往里装。对付浑元口袋，孙悟空有个办法，就是将金箍棒变成绣花针，把魔袋戳一孔孔，一泄气，一曝光，它就失灵了。《十批判书》就是这样的一根针。

郭老的这部书是1944年写的，他批判的对象是蒋介石及其所施行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他称秦王赢政是“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他的“尚法精神”就是“焚书坑儒”。而最为人们拨去了眼翳的，是郭老指出，这位想万世一系搞皇权的始皇帝，并不是他所标榜的法家，而是法术家。“法，就是成文的国法，是官吏据以统治老百姓的条款；术，就是手段，就是人君驾驭臣民的权变，也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郭沫若让“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君王“术治”曝了光，列举了这八种：

1、权势不可假人；

2、深藏不露；

3、把人当成坏蛋；

4、毁灭一切伦理价值；

5、厉行愚民政策；

6、罚需严峻，赏需审慎；

7、多设耳目，奖励告密；

8、遇必要时不择手段。
林彪外逃之后。毛泽东前呼后拥一个人之势，更加巍巍，但毕竟年事已高，巍巍中也不免颤颤，必得考虑一生功业后人怎么说，历史怎么说了。于是他在批林中劝史学家要“少骂秦始皇”，还说“《十批》不是好文章”。于是郭老检讨：“《十批》大错明如火”。我是本毛主席之教，以文革之后的认识去读这本书的，一“革”才知道，大错并不在当年的这本书。而在今天的“明如火”。郭老史著是在周恩来关促下写的，毛泽东也写信称赞，“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毛泽东那时还住窑洞，想的是李自成怎么会进了北京却没有把龙椅坐稳。建国后，时移势易了。“权势不可假人”这一条，他可以“深藏不露”，可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却躁进得很，谈到了“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样露骨的地步，他能不感到权位受到觊觎吗？于是就“把人当成坏蛋”，“多设耳目”，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遇必要时不择手段”。剪除他心目中的政敌。于是就在对党政高位可望而又可及的准接班者中，先后出了高岗问题，刘少奇问题，要求设国家主席的林彪问题……从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趋势上来看，隐隐然还有一世贤相的周恩来问题了。“只嫌其少，不嫌其多”，那是就郭沫若以史论反蒋时说的，现下呢？莫说“权术八条”，就是对他的心思有一丁点泄露，那都是大错。盖在“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历史上的阴鸷雄猜之主，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只许他阴，不许别人阴；只能他猜而不容属下猜的。在毛泽东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把焚书坑儒说成“焚坑事业”之际，还能听任《十批判书》流布吗？要是国中人能对郭老概括的八条“明如火”，那还怎么保持最高当局的神秘性，他又怎么能在抟弄权术下“偶众端”而“潜御群臣”呢？如果邓拓和翦伯赞能“明如火”，他们还会怀着“忠而见尤”（注：尤，罪过，归咎；见尤，被指责）的感情，留下“毛主席万岁”的遗书自杀吗？如果罗广斌对“文革大方向始终正确”之说，不那么信而执，他还会于1967年喊着“毛主席万岁”去跳楼吗？

重庆一解放的时候，我就受过这样的教育：“否定之否定”是革命的辩证法。否定、肯定、再否定。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全家院子的公孙树啊，你是历尽了沧桑的见证人。郭老当年在树下著《十批判书》时的子孙辈，现在都已成公了吧，谁能接过郭老1944年的史笔，在革革革命中，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命题呢？实在说，要写不难，因为文化人都身经浩劫，至于命不命笔，就要看这些“公”是智叟或是愚公了。

浩劫中，有句劝世文在文人中流行：“想想是气体，说说是液体，写下来就成了固体。”我在文联文革中，既挨第一刀，又挨最后一刀，都是文字贾祸，宁不慎哉！虽然胸有民主情结，不甘心“全躯保子”，但仍然只愿停留于“想想”这个层面。老实说，要不是遇上你这样以文革为专题的研究者而又穷追不舍，我恐怕从“气态”转为“液态”的口述都不会有。

我虽不肖，毕竟还是吃着鲁迅的奶长大的。鲁迅有段话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往往也掩不了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盛世修史中，我们不能回避文革问题，在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其第三编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但我读起来，总觉得是一个医生在对着镜子为自己身上的痈疽开刀，远不如1944年郭沫若写《十批判书》时那么深入腠理。文革是党灾，也是民族浩劫，手术刀只切割出林、江两个集团，能清除得了绵延几千年而于文革中又恶性爆发的封建专制遗毒吗？

毛泽东在劝史学家“少骂秦始皇”时，还留得有一句诗，“祖龙虽死魂犹在”。魂在，就会产生附体效应，就可以通过红歌铜像，再掀起领袖崇拜；也可能附在某个祖龙衣鉢继承者身上，再抟弄出病毒变形的权术N条来啊！

幸而中国自有脊梁。胡耀邦在当党的总书记的时候，就曾深怀忧虑地这么说了：“‘四人帮’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要借尸还魂是可能的。”今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又紧蹙着眉头这么说了：“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为了从历史上、思想上清算封建遗毒，我期盼着能有不负于时代的《十一批判书》。

口述时间、地点：

2003年4月22日上午：重庆市文联宿舍杨家；

4月24日上午，《红岩春秋》编辑部；

5月4日下午，重庆市体育馆其香居茶馆；

5月14日下午，重庆市文联宿舍杨家；

11月7日上午，重庆市文联宿舍杨家；

2004年4月10日上午，重庆市文联杨家；

2004年4月25日上午，重庆市文联杨家；

2004年4月30日上、下午，重庆市市体育馆其香居茶馆；

2005年2月12日下午，江北杨文涛家；

其间，还有若干次电话访谈中的修订、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