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在烈火中永生》的回忆
沙汀
1962年，我在北京开全国人代会，陈荒煤和“北影”的田方一道，去旅馆看我，同我谈到“北影”准备将《红岩》改编成电影的问题。这事，我以前曾听罗广斌说过，《红岩》两三次征求意见的排印本，“北影”编导人员都从“青年出版社”要去看过，早就有了改编电影的打算。他们之去找我，显然因为他们从出版社了解到，我对《红岩》的改写、修改曾经提过意见，比较了解这部东西的内容，同时也因为我是四川文艺界的负责干部，而且同荒煤熟。陈荒煤、田方那次同我谈话的要点是：如何改编的问题；希望罗广斌他们能够参加编剧工作。
有关改编《红岩》，拍制电影的问题，在《红岩》出版后，我去北京开会，文艺界就有人在闲说中谈到过。有的认为，象《红岩》那样丰富的内容，可以编好几部各自独立的电影脚本，王朝闻就是这种意见；也有人认为，应该在原小说基础上，概括、集中，来一个“再创造”，编成一部电影。刘白羽就曾这样说过。我基本上赞成后一种意见，不同意他们搞成上下集，或上中下三本的拟议。这个意见很快我们就一致了。关于要罗广斌他们参加编剧的问题，根据我搞电影《嘉陵江边》，以及别的小说作者参加电影脚本创作的经验，我不赞成他们的打算，认为脚本写作之前，让罗广斌他们谈谈写《红岩》的意图、体会，和对编导的要求；编成之后，再由他们提提修改意见，也就行了，不必要他们参加。荒煤对我的说法当面表示不赞同，以后，在“北影”着手改编的时候，还是把罗广斌他们调到“北影”去了。
《红岩》改编为电影，直接是“北影”在搞。但，据我所知，文化部和电影局都抓得很紧。负责编导的是水华，他带着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一道，在北戴河住了约两三月，才完成了初稿。其间，荒煤也去北戴河住过，出过主意。最后是夏衍修改定稿的。
1964年，罗广斌在重庆告诉我，夏公对初稿作很多修改，差不多等于重写了一遍。水华曾经寄给我一份，相当恳切地要我提修改意见。这是1963年底的事情，当时我爱人患癌症，命在旦夕；但我仍然硬起头皮读了。我对这个脚本不大满意，过后，向水华提了约20多条意见。这些意见，大约可分三类，有些脚本全刷掉了，我却认为应该考虑保留的，如“鸿门宴”，刘诗杨和那个新四军战士的戏，这是一类。其次，因为原脚本突出许云峰、江姐、成岗的戏都削弱不少，我从小说中提出一些情节，建议加以补充；最后，有的场面、情节，我感觉一般化，或者没有多少意思，如“春节联欢”，建议他们刷掉或者改写。我现在尚还记得的，就是这些，更具体的东西，却无法回忆了。后来我碰见罗广斌，他说我所提的意见，都是他们曾经准备提而没有提的。
1964年春天，我爱人病逝，我去重庆，准备亲自告诉我两个女儿。到成都车站，正碰上水华、于蓝在向车站交涉，要求车站设法将一份《红岩》分镜头脚本和一封信带给我。他们是从北京去重庆的，带了《红岩》摄制组一道，准备开始拍摄《红岩》。这样，我们就一起到重庆去了。从分镜头脚本看来，我所提出的20多条意见，水华他们一般都接受了。如象“鸿门宴”，刘诗扬的戏，都补上了。但我仍然感觉需要作很多修改。所以在我住定之后，去重庆宾馆看望水华他们时，曾就我第一次看分镜头脚本得来的印象，指出一些写得不恰当的地方，并表示再读一遍后给他们提供修改意见。可是，就在我回招待所的当天夜里，罗广斌就从电话上告诉我，水华在听了我的初步意见后，多少有些为难的感觉，所以着重要他向我提出，片子必须在国庆节前赶制出来，摄制组的准备工作，也都早搞好了，等着拍摄，因此不能改动太多。我听了，只好向罗广斌说，既然改起来困难多，那就请他们划个框框，看那些需要我提意见，我按题作文好了。后来，他们指出来要我斟酌的，我都在脚本上动过笔，然后由他们抄去。主要是改对话、情节、动作。我动过笔的本子，在带回成都后，给李×借去了，已经记不清还我没有。若果是还了我，则肯定抄家时失散了；但从“北影”、水华、于蓝那里还是可能找出来的。有的修改，是我同罗广斌商量着进行的。我现在还记得的有这几场戏：许云峰的被捕；江姐的被捕；“鸿门宴”中许云峰的戏，主要是他同徐鹏飞的对话;江姐在狱中受刑前同特务的对话等。我都动过笔。
我那次在重庆约留了一个星期，看了摄制组在重庆大学拍摄了几个镜头，就回成都了。临走前一两天，我向罗广斌(可能杨益言也在)讲，由赵丹演许云峰，我认为不太恰当。就我体会，许云峰风格的特点，应该是厚重、坚定、朴素，这对赵丹说来是不容易演好的。大约就是这次，罗广斌告诉我，许云峰这一角色，是赵丹向文化部和电影局写信争取到演的。当时我是叮咛罗广斌，这部片子是文化部直接在抓，我们意见提多了不大好，而且角色的安排已成定局，我对赵丹的意见可以不要向他们反映。但是，后来罗文斌却写信给我，说他把我的意见向水华、于蓝、赵元(副导演)他们谈了，他们认为我的提示不错。结果就由赵元写信给当时尚在上海拍摄《青山恋》的赵丹，向赵丹说了我的意见。赵丹在回赵元的信上，表示同意我的提示，并在化装、穿着上向摄制组提出几点要求。
那次我去重庆，在到达重庆的次日，任白戈听说我爱人去世了，曾经去招待所看过我。我没有同他谈到《红岩》的脚本问题，只是简单提了提我是和水华他们同车到重庆的。后来听罗广斌说，水华曾去看过任白戈，并送了一本分镜头脚本给他，要他提意见。更晚一些，大约是我已经看过了《红岩》样片之后的事，罗广斌还告诉我，任白戈曾经提过一些意见；不过具体讲的是些什么，则印象已经模糊。我回成都一两(?)月后，夏公和“北影”厂长汪洋，专门为摄制《红岩》去过一趟重庆，路过成都时我们曾经见了面，并同朱丹南等一起，请他们吃过饭；但是没有怎样谈起《红岩》摄制问题，以及我对分镜头脚本提意见的问题。从夏公、汪洋的重庆之行，是可以看出他们对《红岩》的重视的。在此以前，我曾听罗广斌说，他们不仅准备拿这部影片向国庆献礼，还打算拿出国参加一个什么国际影片评奖的会。这部片子之所以拍成黑白片，而不拍五彩片，并集中了不少名演员参加摄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1964年底，我在北京开全国人代会，罗广斌当时也在北京。他有一天去看我，谈到《红岩》早已摄制成功，但却受到一位中央同志的尖锐批评，所以一直没有演出。他说，水华、于蓝都希望我能去看看样片，提点修改意见。后来在开会时碰见水华、于蓝，他们也当面提出要我看看样片。这时候大家，包括罗广斌在内，都有点泄气的样子，几乎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我是在某一天休会时，由罗广斌陪我去“北影”看的样片，于蓝、摄影师朱XX都在。片子的确拍得不尽人意，有的镜头叫人很失望，主要是有的演员的表演问题，突出自己……。一般不知道剧情的人，很难分辨他同另位女主角的关系究竟是同志关系呢，或者别的什么私人关系，看了叫人不舒服。在看了样片后，隔一天人代会大会发言，我约了于蓝，溜出会场，在休息室向她谈了我对样片的意见，以及一些修改建议。提意见时，措词相当缓和，不象对罗广斌谈得那样尖锐。至于提了些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已经记不大清楚了。至于以后是怎么改的，接受了我那些建议，以及后来怎么又改名为《在烈火中永生》，我都不了解。因为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水华、于蓝，也没有看过《在烈火中永生》的放映。1965年虽然在重庆碰到过荒煤、罗广斌他们，也没有谈到过这个问题。
1969年5月14日
1993年12月秦友甦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