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中的叛徒][转贴]长篇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究竟是谁？ [复制链接]

引用第68楼红旗飘飘于2008-07-11 15:40发表的  :
     在罗学蓬的《“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后果》文中，涂绪勋的脱险与该文的记述有些不符：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刘国定此前曾担任过地下党江津县委书记）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刘在前，他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曾庆回挡住，刘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他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斥责：“滚！滚开！”涂才得以脱身。

罗学蓬的文章和红岩纪念馆编写的书对这一段的描写一模一样，但是没有注明出处，不知从何而来。而主贴这篇文章和当事人涂绪勋老人的回忆录是一致的，我认为当事人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许多亲历者回忆录中很具体的情节和红岩纪念馆编写的书都不一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红岩后代：得知你读了我写的《大江东去》一书，望听到你的意见。互相交流。我的QQ是272043944。

13日上午，蒲华辅又经过复兴桥进城，再次被周生才一伙特务跟踪。这一天，蒲华辅与华健约定上午在北门内草市街的留园茶社接头，也是要研究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事情。周生才一伙特务跟踪至草市街，见蒲华辅进了留园茶社，在一个喝茶的男子（华健）身边坐了下来，感到不能再错过机会，便给娘娘庙街38号的保密局成都站打电话请求火速增援。副站长刘鉴先接完电话后，迅速集合特务乘车赶到草市街，与周生才会合，立即对留园茶社周围进行戒严，布置特务守住附近的几个路口。蒲华辅与华健正在留园茶社里谈事情，突然发现外面情况异常，赶紧分头离开。蒲华辅慌不择路，跑到草市街93号瑞利木器店后面的共产党员韩三思（又名韩秉炀、韩玉）家，马上被尾随的周生才带领一伙特务逮捕，还牵连韩三思一同被捕。
             ——摘自《长篇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究竟是谁？》
    此段叙述与史实严重有误。误在：
    1、蒲华辅被捕的时间决不在1949年1月13日上午。因为他与地下党员韩秉炀约定13日下午4点接了头；
    2、蒲华辅被捕的地点决不在地下党员韩秉炀的家中。因为韩秉炀的老家在威远，本人则为革命奔波各地，在成都并无家室；
    3、瑞利木器店（瑞立木器厂）地址为下草市街92号，不是“草市街93号”；瑞立木器厂是川康特委常用的一处秘密接头点。
    关于蒲华辅被捕的细节，细读能够找到的书（如陈文的巨著《川西黎明》）和文章，资料不外两个来源，一是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的介绍；一是解放后被关押的特务的交代材料。可惜马识途12号与蒲华辅分手后并不知道蒲华辅被捕的细节，而特务的交代材料因为特务并不完全了解地下党内部的情况等原因也会有诸多错误。而对于蒲华辅被捕的细节正是这样。描述错误很多，至今仍然是个谜。
    蒲华辅的被捕应该是四川地下党史中的一件大事。不能够因为蒲华辅后来当了叛徒就不把它搞清楚。
    本人为写《大江东去》一书，曾经费大力气试图搞清楚这一事件，憾未完全如愿。主要是没有直接接触到有关的第一手的全部敌伪档案。只好在书中略了过去。
    欢迎知情（掌握有确凿史料）者不怜赐教。
    

这里对蒲华辅究竟是不是叛徒曾经有过一点争论，官先生能否谈谈你的看法？

       争论蒲华辅是不是叛徒？为什么？难道因为他后来变得不再与特务合作？难道因为他后来被特务枪毙？难道因为他被枪毙时呼喊革命口号？那么多组织和共产党人被他出卖，他不是共产党的叛徒真是天大的笑话！

谢谢官众仆。我再问一下

2、蒲华辅被捕的地点决不在地下党员韩秉炀的家中。因为韩秉炀的老家在威远，本人则为革命奔波各地，在成都并无家室；

“家”和“家室”不是一个意思。住处是可以称为“家”的，韩烈士在成都搞地下工作，有没有相对固定的住处呢？

答岁寒问：
    
    韩秉炀（韩三思）当时并不在成都搞地下工作，而是被川康特委派到罗广文部搞军运工作，在张学云那个连任地下党支部书记（驻川东南）。去成都是因部队将奉命北移出川阻击解放军而找地下党领导汇报请示工作（同时治病）。韩有一个亲姐姐在成都，其家在新南门福兴里。韩急于找党组织，根本没有去姐姐家。自己则居无定所。

谢谢你的回答，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蒲华辅就是在韩的临时落脚处被捕，因而被后人理解为韩家呢？韩烈士既然还要治病，总归要有个睡觉休息的地方吧。

再复岁寒：
    韩秉炀治病去的乐山，因为他在那里念的武汉大学，熟人多，朋友多，同志多。从乐山去成都完全是为了找上级党组织。
    一个地下党省委书记（相当于）被捕，如此大的事件，史料记载和研究竟然如此混乱不堪，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哦，谢谢啊。那么韩、蒲是同时被捕的吗？

复岁寒问：
    韩、蒲是同时被捕的吗？
    此问题正是我希望搞清楚的问题。本来应该是很简单的史实。但关于蒲被捕的时间却众说纷纭：一说13日上午（显然不可能）；一说13日下午（有可能，那韩、蒲同时被捕即成为可能）；一说14日上午（有可能，那韩、蒲被捕即不同时）。
    估计我们会员中有人了解这段历史（看过周生才、刘鉴先等人在政训班的交代材料），我正殷切的期待着他来解答这一问题呢。

关于你指出的主贴里蒲华辅被捕的几个疑点，我特地跟一个对此事有所了解的朋友聊了聊，他说他见过特务交待材料的。但他最近非常忙，得等到有空闲的时候去找那些材料，你耐心等待一下。

谢谢岁寒和这位同志！

引用第75楼官众仆于2008-08-24 23:04发表的&nbsp;&nbsp;:
13日上午，蒲华辅又经过复兴桥进城，再次被周生才一伙特务跟踪。这一天，蒲华辅与华健约定上午在北门内草市街的留园茶社接头，也是要研究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事情。周生才一伙特务跟踪至草市街，见蒲华辅进了留园茶社，在一个喝茶的男子（华健）身边坐了下来，感到不能再错过机会，便给娘娘庙街38号的保密局成都站打电话请求火速增援。副站长刘鉴先接完电话后，迅速集合特务乘车赶到草市街，与周生才会合，立即对留园茶社周围进行戒严，布置特务守住附近的几个路口。蒲华辅与华健正在留园茶社里谈事情，突然发现外面情况异常，赶紧分头离开。蒲华辅慌不择路，跑到草市街93号瑞利木器店后面的共产党员韩三思（又名韩秉炀、韩玉）家，马上被尾随的周生才带领一伙特务逮捕，还牵连韩三思一同被捕。
——摘自《长篇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究竟是谁？》
此段叙述与史实严重有误。误在：
1、蒲华辅被捕的时间决不在1949年1月13日上午。因为他与地下党员韩秉炀约定13日下午4点接了头；
2、蒲华辅被捕的地点决不在地下党员韩秉炀的家中。因为韩秉炀的老家在威远，本人则为革命奔波各地，在成都并无家室；
.......

最近本人查了些资料，就这个问题做一探讨：
抄录敌档案：
《四川省会警察局第十分局转报太平街分所呈报特刑庭派员来所，请求派警协助检察中坝菜园蒲华辅家一案呈文》
（1949年元月14日）
新政字266号。案据太平街分驻所所长刘仕祥报告称
“本日午后七时许特刑庭稽查处派员（周生财）来所，请求派警协助检察中坝菜园子圃住户蒲华辅家有潜伏奸党嫌疑一案，查该（蒲华辅系成城中学地理教授，已于本月十三日午前在北门被捕）经职派干警六名协助会同当地保甲施行检查结果，获得明密号码一件、地图一束、笔记二件......均由稽查处所派之员周生财一并携回缴案，理合将协助情形，报请钧分局核备谨呈”。等情，据此，理合据情报请钧分局鉴核备查！谨呈。
局长刘
分局长 刘又新

一、此敌档案文件说“查该（蒲华辅系成城中学地理教授，已于本月十三日午前在北门被捕）”。这一说法出于解放前的敌警察报告，应该是准确的。不知你的“蒲华辅被捕的时间决不在1949年1月13日上午。因为他与地下党员韩秉炀约定13日下午4点接了头”这一说法是否有历史根据，很想知道蒲和韩是接了头，还是仅仅约定接头而没接头，如果接了头，是否有接头的经过和具体的描述；
二、建议官众仆同学读杨顺仁先生的《撩开神秘的面纱》（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杨先生离休前为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副馆长、副研究员、研究中心主任，著述颇丰（现在像他这样的《红岩》研究专家已经鲜见），他在《撩开神秘的面纱》中对蒲被捕这一事件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由于他阅读过大量敌档案和解放后审讯特务的记录，因此也应该是可信的。陈文的《川西黎明》是长篇小说，与《红岩》同样是文学作品，千万不可当做史料的。

    非常感谢紫裳同学提供的宝贵史料。
  说明几点：
  1、通知韩秉炀与蒲华辅接头的地下党员宋西林尚健在，已经88岁。宋告诉我，韩在接头时被捕。时间是1月13日下午4点。
  2、太平街分所警员应该还不是抓捕蒲华辅的当事人。故《呈文》中提及的“蒲华辅系成城中学地理教授，已于本月十三日午前在北门被捕”应该可能是听周生财介绍得来。
  3、陈文的《川西黎明》不是长篇小说，而是长篇纪实文学。陈文尚健在，老人有在四川做地下党的亲身经历，离休后一直负责四川的党史研究工作。老人告诉我，书中有关蒲华辅被捕的细节，是马识途告诉他的。
    迫切希望能够读到周生才、刘鉴先等人在政训班的交代材料。

      其实马识途也并不了解蒲华辅被捕的细节，请看他的回忆录《风雨人生》的有关章节：
    茶馆脱险
　　国民党特务在破坏了重庆和川东的地下党组织后，千方百计地要破坏川康特委系统的地下党组织。他们处心积虑，调集全国特务组织的精兵强将，由特务头子徐远举等带队到成都来。他们选取的突破口就是叛徒刘国定认识川康特委的书记老蒲。他们把刘国定带到成都来，由特务押着坐上吉普车，天天在成都大街小巷乱转，想要抓他认识的人。
　　这样的危机，我们事先并非完全没有感觉，我们已经从敌人内部得到消息，说重庆来了特务组织的大人物，又听说叛徒刘国定到了成都，这种情报我们已经向老蒲报告，劝说他快下乡躲避。而且钱大姐早已洞察这样的危险性，严重警告了老蒲，甚至以纪律约束。然而老蒲却十分麻痹，既不接受钱大姐的警告，也不采纳我们的劝告，满不在乎的样子，一心一意想的是快要解放了，说他要做迎接解放的准备，召开川康特委的扩大会议。他对于暗地正逼近自己的危险，竟毫无察觉。
　　特务经过精心策划，再加上叛徒卖力奔走，终于把老蒲的真实姓名、掩护职业 (这些连我这个川康特委副书记也不知道)和居家地址都查到了，只是为了扩大线索，才没有马上逮捕，暂时对他暗地钉梢。而这一切，老蒲居然毫不知情，他甚至连一般党员也知道的预防钉梢和反钉梢的常识也忘记了。
　　1949年1月的一天上午，我和老蒲约好在春熙南路的饮涛茶馆楼上碰头。我来到那茶馆楼上，看见老蒲正坐在一个茶座上喝茶看报。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坐下，刚泡好茶还没来得及谈话，出于一种下意识，我无意地举眼四顾，发现有三个鬼头鬼脑的人坐在远角茶座上，好像在注意老蒲。我低声对老蒲说：“看来不对。”
　　老蒲说：“哪有什么事，不要疑神疑鬼的。”他虽然是老资格的地下党员，但是他是高层领导，出来活动并不多，不像我天天在成都街头茶馆和下面同志接头，跟特务捉迷藏，这方面的见识我自然比他多得多。
　　我坚持说：“不对，肯定有问题，今天就不谈了吧，我后天早上到你的家里来谈。现在你先走，由我来对付他们。”老蒲听我这么一说，他倒有点紧张的样子。这样反倒引起那几个特务的注意。老蒲起身下楼，果然有一个特务悄悄地随着下楼去了。
　　我决定先要试梢。所谓“试梢”，就是想办法证实自己是不是已经被特务钉住了。我起身从容自在地下楼，到了楼梯转弯处，我忽然停下，装着要抽烟，从口袋里摸出纸烟来点火。正在这时，只见两个人急忙忙地赶下楼来，在楼梯转角处和我打了一个照面。我一看，正是刚才我怀疑的那三个鬼头鬼脑的人中的两个，我试出来了，跟来的肯是两个特务。这时我也可以肯定，老蒲已经被钉梢了。大概他们认为对蒲已经钉牢，于是只让一个特务去钉他，而我却是特务新发现的线索，所以留下两个特务来钉我。他们见我下了楼，匆匆地赶下楼来，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楼梯转弯处临时停下抽烟，一下和我打了一个照面。他们当然不好和我一起停在楼梯上，便装着无事的样子，在我前面下楼去了。
　　我已经明确这两人是特务，而且我认清了他们的面孔和衣着。我还明白他们为了要盯我的梢，扩大线索，不会马上逮捕我，我有从容的时间和他们周旋。平常我们和特务在街上捉迷藏的时候多了，在街头巷尾茶馆酒肆都早就看好应急逃走的门道，要从特务那里“脱梢”，我是有办法的，要紧的是沉着机智。但是今天他们是两个人来钉我，要“丢梢”是比较困难些，首先我得想法先丢掉一个，再丢掉另外一个。
　　我心里想着计谋，在他们后面走出茶馆到了街上。我暗地里观察，那两个特务果然站在街对面等我出来。我仔细地把他们的面相和打扮看清楚，装着根本没有发现他们的神色，从容地向春熙路走去。我慢步前行，暗视两个特务一个在街这边，一个在街那边监视我。我马上就想出了丢梢的办法。
　　这时我前面走来一个穿着长衫面孔团团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天天坐茶馆的商人。我走到他身边，叫一声：“呀，张老板，到华华茶厅喝茶去呀?”说着伸出手去和他握手。那时，这样的商人满街都是，我喊他为张老板，不管对与不对，他看我这一身打扮，也是一个行商模样，认得认不得，见面打招呼，总是要应酬的。于是他笑着和我握手，也呀呀地点头，说：“是呀，到华华来喝茶吧。”我说：“好，等会我就来。”于是我故意装着低声地和他说了几句什么话似的，便点头告辞了。
　　特务大概以为我正在和另一个党员接头，便有一个特务跟了他去，自然那个商人什么也不是，想必特务到了华华茶厅才会知道上了我的当了。这样一来，我就丢了一个梢，只剩下一个我就好对付了。
　　首先我想再验证一下，对街在注视我的人是不是就是钉我的特务。因为我知道特务钉梢有时会因怕被钉梢者发觉，会临时又换一个特务来钉梢。被钉梢的同志如不留心，以为再也没有人钉梢了，便贸然去找人或回家，结果上当受骗，带来惨重后果。
　　我沉着地走向百货公司，进去后在卖衣服的柜台前，从试穿衣服的穿衣镜反看过去，就看到还是刚才跟我的那个人，正站在百货公司大门口往里探视我，就是他。好，目标明确，就好对付了。
　　我走出百货公司，往春熙路北段走去，在孙中山铜像边转弯时我回头看了一下，果然看到特务跟来了，隔我约 10米远。我走到春熙路北段青年会旁边的漱泉茶楼楼梯口，我平时就知道这个茶楼有两个楼梯上下。我便从南边的楼梯上去，到了二楼楼口，我装着无意的样子望了一下，特务也到了楼梯口下边，他怕我发现他，要和我保持距离，没有马上跟我上楼。我转身进入茶楼，飞快从密布的茶座间走过去，到了茶园北边的楼梯口，我正要下楼，看到那个特务刚从南边楼梯口上得楼来。他看我快要下楼，便想急速地穿过茶座赶过来。可是他哪里能行，那密布的茶座坐满了茶客，椅子已经几乎背靠背，那些丢帕子的(给茶客丢帕子擦手揩脸)，卖小吃的，装水烟的，看相的，把通道塞住，要想很快通过是困难的。他正在茶座间挤时，我已经顺当地从北楼梯跑下去，来到春熙路北段街上，我从青年会旁边的一个花店走了进去，从花店的后门溜出去，到了科甲巷，往北直奔而去，我走脱了。　我预想到那个特务从茶座穿过，下了北楼梯，到了街上，那里有顺大街往北，往南，进青年会，到对面三义公小巷几条可走的路，我到底往哪一条路跑了呢?他绝想不到我会从青年会旁的花店前门进去后门出去，他也绝不知道这花店有一条后门通道。这都是我平时看好了的，紧急时就用上了。
　　我从科甲巷往北走了一阵，在一个相馆门前借橱窗玻璃反光看了一下，后面再也没有人跟来了。我断定已经把钉梢的特务丢掉了。但是我还是怕他从北科甲巷口迎头等我，我马上折转向南边走去，转到棉花街向东而去，他再也不能找到我。不过我为了保险，还是按我平时的规定，一定要走三条僻静小巷，再也没有人跟我时，我才能回到自己的住处去。
　　我回到住处，心想老蒲是老革命，在茶楼里只有一个特务钉着他，他应该是很容易想办法丢掉那个特务的，想必已经平安回家了。 　

然而我想错了。

只差两分钟

　　按照我和老蒲的约定，第三天一大早，我准备出门到老蒲家里去碰头。正要锁房门，忽然听见那门洞外的大门被拍得 “啪啪”响。这么早有谁来叫门呢?房东老板这个时候还在上房呼呼酣睡呢，肯定不会是有人来找他。那就一定是来找我的了，但是我住在这里，除开老蒲一家，谁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人?我警惕地不声不响地走到次门口，从那木板门缝里往外看，冬天的早晨正下着大雾，一片模糊，没有看到什么人，更使我奇怪。
　　蓬蓬的打门声更重了，我又从门缝望出去，这回看清楚了，是邱嫂。她是住在老蒲大院里的平房里的一个贫家大嫂，我平常从那院子进出，每次都要经过她的门口，由于老蒲的妻子郭德贤待她较好，她对我这个进出的客人也常常打个招呼，因此我知道她叫邱嫂。她和郭德贤到我这里来过，却和我没有往来。今天这么早，她来找我干什么?我再往外张望，就她一个人，于是把门打开了。她一进门就细声说：“不得了呀!”
　　我一听，下意识地感到有问题，马上用手势制止她再说话，我怕上房的房东家的人听到。我说：“到我家里说。”
　　我把她引进我的房子里，关上门，还没等我开口，她就紧张地对我说：“不得了呀，昨天晚上，忽然来了好多歪人，冲进蒲先生家，在房里到处乱打乱翻。那些歪人把蒲太太和小孩关进外边的厨房里，把小楼守了起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以为是强盗抢人呢。天将明时，我起来到茅房，蒲太太在厨房窗口悄悄向我招手，我走了过去到窗边上，那看守小楼的歪人没有看这边，蒲太太对我小声说，‘你到后面师管区对面你去过的那院子里给马先生说，叫他不要来了。’我知道蒲太太说的是你，就悄悄走出大院到你这里来了。那时天还没有大亮，我拍门拍了好久，就是没有人开门。我怕对门师管区大门口 (在我的住处斜对面一二百米处)守卫的兵来理抹我，我就到致民路上去转了一下，天才亮了，我再来打门。我不知道是啥事，就是带一句话来，叫你先生不要去了。”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震惊，倒反而像先已有了不祥的预感似的。心里想：果然出了事。不过我对邱嫂这么一个与我无亲无故、平常碰到不过点点头的普通女人，为了救我天不亮就冒着风险出来通知我，拍不开门却还耐心地到外边转一阵又回来叫门，有说不出的感激，她这么尽心，真是救了我一命。当然我也对郭德贤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我只是不停地对邱嫂说：“谢谢，谢谢！”　我定下心来后想，这一次可算是我又经历的九死一生的危险中最危险的一次。因为我已经跨出家门槛，就要到老蒲家里去了，如果我早走两分钟，邱嫂来找不到我，我就会到老蒲家落入特务预设的陷阱中去，必死无疑，一失足成千古恨了。生死相隔，就差那么两分钟，太险了，真是太险了，我又捡到活一回了。
　　当然，我的警惕性一直比较高，我出去和同志接头，在茶馆从不直接去打招呼，都是要先在偏僻的茶座坐下，暗地观察一下，确定没有特务钉他的梢，没有人在远处遥控他，才出面和他接头。而且我往往一见面后立刻带他离开茶馆，到外边走一段路，到没有人跟我们时，才带到另外的地方谈话。我也决不会贸然地去进人家的院子，拍人家的门，我要先在外边观察一下，没有可疑迹象，才进院子。进了院子，我还会以别的借口(如找租房，如找那里根本没有的人)，确信没有问题了，才去找我接头的同志。我今天到老蒲家里去，我肯定会先在院子外观察一下，进院子也绝不会直接到老蒲家里去，不一定肯定落入陷阱。不过这次特务既然知道老蒲是重要抓捕对象，恐怕放出的眼线比一般的要远得多，见嫌疑就抓的人多得多，我很可能当嫌疑人被抓了。敌人是很狡滑的。想起来我还是后怕得很。
　　邱嫂说完，便开门出去，我送她出大门口，再三说谢谢。我看她那蓬乱花白的头发在晨风里飘动，隐没进浓雾里去了，这时，我才忽然热泪滚滚而下。善良的人呀，你们该有福了!
　　成都解放后，我一直不忘这个邱嫂，我曾到原来那个大院去看望她，却听人说，她已经回到乡下去分田地去了。她终于会有自己的土地，过上人的生活了。我虽然没有见到她，感到遗憾，但是听到她回乡下去分土地的消息，想到我们为她们这些苦人而奋斗而牺牲，心里可以稍稍得到安慰了。
　　送走邱嫂后我回到屋里，来不及去思考老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发生的，也来不及为这种突然事变而惊恐，我现在必须沉着，必须冷静思考摆在我眼前马上要办的事。当然，首先我必须马上离开这个随时有可能遭到特务袭击的家，然而最紧迫的事是去救人。
　　我在家里环顾一下，觉得没有什么要拿走的，只是把我写的片纸只字。哪怕是假造的账单子，都拿到厨房灶里烧掉，我不能留下任何痕迹。我不动声色地像往常一样，从容地走出房去，和已经出来的房东家的人打招呼：“上街呀?”“嗯，上街去。”于是走出门去。在致民路口，我跳上一部黄包车，叫：“拉到新南门。”
　　我到了新南门，站在城墙上贴的报纸前装着看报。这城门口本来不是一个我该呆的地方，这里人来人往，总有特务巡行。但是我不能不守在这里，因为我估计华健很可能今天也会到老蒲家里去碰头，特务正在老蒲家设了陷阱等我们去呢，我必须冒险等在这里阻止他。
　　但是我等了一个多钟头，始终不见华健。想想也许他今天不去，我得赶快到他的家里去通知他。我匆匆离开新南门，坐上黄包车，直奔北门华健家里。到了那里，只见华健的爱人徐邦嘉在家，她因怀着孩子在家休息。我问小徐：“老华哪里去了?”小徐回答说：“昨天晚上老华没有回来，走前也没有说昨晚不回来，不知何故。”
　　我说：“坏了，老华昨天晚上没有回来，十有八九是他已经被捕了。”小徐不相信。我告诉了她老蒲昨天在外面被捕，昨晚他家被抄的事，小徐这才相信，她说：“昨天老华出门时说过，他要在什么茶馆和老蒲碰头。”
　　我说：“那就肯定了。”小徐哭了起来。我说：“现在不是伤悲的时候，你还是出去躲一下吧，”
　　小徐说：“不，我这个地方，除开老华以外没有人知道，我相信老华不会出卖我，我正怀着他的孩子呢。”
　　我说：“我们可以相信老华，但是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必须遵守。”
　　小徐同意了，但是她仍然没有能战胜自己的感情，没有躲出去，谁知特务从老华身上搜出他没有来得及毁掉的身份证件，而到他的住地把小徐逮捕了。特务没有能从这个孕妇的身上得到任何证据，老华也没有供出她是党员，敌人后来把她放了。

我已经明确这两人是特务，而且我认清了他们的面孔和衣着。我还明白他们为了要盯我的梢，扩大线索，不会马上逮捕我，我有从容的时间和他们周旋。

马老也太“料事如神”了吧，他怎么自己就敢断定特务不会马上逮捕他？如果学了华键立刻逮捕，估计也只能束手就擒。回过头来可以这样写，不过增加了一些文学性。

叛徒。灭九族！！！

复92楼：叛徒。灭九族！！！

    我们是封建社会吗？叛徒只能够由他自己一个人负责。并且要视其产生后果的大小区别对待。并非每个叛徒都一律枪毙。
    用周恩来总理的像代替自己的肖像，发表如此幼稚的言论，也太不严肃。

甫志高第一原型被找到【来源：人民网】

　　在著名的小说《红岩》中，有个让读者咬牙切齿痛恨的人物——出卖了江姐的叛徒甫志高，正是由于他的背叛，江姐入狱，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而通过近年的研究，这个人物第一原型找到了：他叫任达哉，原本是地下党的联络员。

　　众所周知，《红岩》小说中甫志高的形象是以几个叛徒为原型来塑造的。红岩联线和重庆市档案馆对当年的资料进行详细整理，在一份国民党审讯记录中，发现了第一个叛徒的资料，也就是甫志高的第一原型任达哉。

　　1948年《挺进报》被破坏后，国民党对被捕人员做了审讯记录，任达哉是其中第一个叛变的人。据介绍，这个人本来就意志不坚定，他先是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里做联络员，后来脱离地下组织，去上海参加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但又被军统组织除名。此人随即再回到重庆，并凭借曾做地下工作的经历骗取了组织的信任，再次成为地下组织的联络员。厉华称，通讯员的职位虽然不高，但是掌握了很多人士的联络方式，所以他的背叛让地下组织遭受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