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挽留
2008年5月13日，重棉一厂部份退休工人阻止沙坪坝区广华物资回收公司运走重棉一厂的机器，与对方组织的几十个壮汉发生冲突，几名工人被打伤。网络上的《重棉一厂5.13事件真相》一文记载，老工人们痛心于“几十年血和汗建的厂被清算组贱卖，价值连城的机器被人用低于废铁的价格买下来”，认为国资委轻纺控股集团的领导卖机器的手法全是暗箱操作，为了保护国有资产，老工人们从5月4日起自发地组织起来护厂，坚持了10天，护厂工人们将情况通知了国资委、轻纺控股集团、市人大、土湾街道、工人代表、清算组，却无一人到现场给工人们一个解释，最终酿成血案。
冲突中，83岁的老工人尹光碧被打倒，79岁的老工人匡文秀胸部软组织挫伤，70多岁的老工人文忠碧右脚骨折，87岁的老工人方光珍右手骨折，文中称“因无钱住院，现在家疗伤”，其它轻伤人员还有若干，她们中有抗战时期进厂的老工人。工人孙宁路过时用数码相机拍照，壮汉们打得他肋骨骨折，佳能数码相机被抢夺。中午12点，老工人方光珍的外孙系武警，听说外婆被打，到厂里查看，也被毒打。12点半，对方再次出手，54岁的女同志唐武被打断两匹肋骨，她有心脏病，当场晕倒。重棉一厂职工徐军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工人李宪庚，左手擦伤。15时，又有多名工人被打伤，其中彭天惠多处软组织受伤，因无钱未治疗……文中称，“许多工人都哭了，向110求救，可110一听重棉一厂马上挂断。试问百性的生命不值钱吗？”如果文中所述属实，涉事警察已经涉嫌渎职罪，无论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及时出警是他们的职责。工人们阻止机器被运走不能被定义为护厂，而是确凿无疑的违法行为，可视为老工人对过往人生的一次挽留。那时土湾的纺织厂职工大多已经随着拆迁分散各处，混社会的职工子女跑路的跑路，坐牢的坐牢，剩下些老年人在老厂区抚今追昔。
企业破产必然有苗头与征兆，既然工人们爱厂如家，又那么勇敢，为什么不早有所作为？重棉一厂为何会破产呢？不仅是重棉一厂垮了，整个重庆市的纺织国企都垮了。
三、民风
与私企不同，不能将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责任只归因于某一个企业负责人，身为国企主人翁的普通职工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他们同样能对企业的经营施加影响力，为此我们先要了解重庆市纺织企业及职工聚居区的民风，那个年代的国企职工家属区就在企业旁边。
重庆是山区，同时是水陆大码头，山民的坚韧上进与码头游民的奸诈虚伪构成了重庆人性格的主旋律。
纺织企业的特点是女职工多，三个女人一台戏，纺织企业内部关系的复杂是必然的。民国时期，一个纱厂女工的收入可以支付三口之家的开销，国民党的军警宪特都想与纺织厂沾边，好比如今很多人都想找个在陆家嘴金融企业上班的配偶或者将亲朋好友安插到员工收入高的企业。抗战时期的土湾、窍角沱、李家沱繁华一时，解放后留下来的三教九流数量众多。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将陪都的从良妓女安置在610厂，让她们重获新生，她们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也将勾栏瓦肆的习气带到了土湾。一些旧政府的军政人员也被安置在纺织厂，杨森的第十房妾室郑某如就在重棉三厂退休。直到1990年代初期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中国纺织行业的利润一直极高，职工待遇极好，纺织厂职工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大学教师中意的择偶对像，只要有点能量的人都想方设法进入纺织厂，关系户一多，内部环境就更复杂了。以后又迁去了三线建设内迁人员，改革后大量涌入各地农民工，纺织厂最为集中的土湾基本就是重庆市人口构成的微缩版。以上各种因素造成纺织厂及其家属区社情复杂。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纺织厂的民风可想而知。总的来说，纺织厂民风彪悍，土湾的纺织厂职工聪明，争强好胜，历来是让警察头痛的地方，警察抓人时，嫌疑人在前面跑，警察在后面追，周围的人喊加油。窍角沱的重棉三厂职工民风相对淳朴，但也不是好相与的，一个从学校分配去的技术人员因为工作上的问题与工人起了冲突，手被砍残，那个工人是厂里的子弟，一批批的人前去调解，最后双方达成和解。合川东津沱重棉四厂的人虽然对企业感情深，同样有国企职工的通病，一言难尽。重棉六厂的情况很复杂，厂党委书记得罪了人，晚上下班被人打了闷棍，市公安局出动都没能破案。其他纺织企业的人相对周边地区要厉害一些。纺织厂破产拆迁后，居民分散各处，原厂区所在地的警察才松了口气。有的职工子女对于将各个厂推向困境的权力斗争津津乐道，对胜出者表示佩服，他们没意识到，那些内斗是企业破产的重要原因，他们的父母因此下岗，一段时间内沦为“二等公民”。
以下列举一些人与事，供大家了解重庆纺织厂的民风，肯定不能代表所有人，但也确实能够代表很多人，有兴趣的可以去调查。
文革前，重棉二厂清花车间有一位车间主任叫张体辉，见一个姓蓝的工人家里生活困难，主动给他申请了每月五块钱的生活补助。在当时，五元钱是一笔不小的金额，那个年代的国营大厂的工资水平是学徒工每个月18块五，熟练工每个月30元。文革中，姓蓝的那个工人站出来检举，说张主任用生活补助拉拢他，从此他有了蓝鸭儿这个绰号。重庆人骂哪个是鸭儿意指此人不耿直，做人不讲究，忘恩负义，鸭儿即那话儿。文革后，蓝鸭儿家生活依旧困难，没人敢帮他了，大家公认，姓蓝的又出了一个坏人。工人阶级中也有流氓。
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厂里用财政资金养的半闲人、闲人越来越多，最方便最省钱的打发时间方式就是聊天，人闲是非多，纺织厂社情复杂，人心不古，久而久之演变为搬弄是非与造谣传谣，成为传统技能，重庆纺织业的垮掉与职工及其家属的长舌属性具有较强的正相关。
背后说人坏话成为纺织厂部分职工及其子女的防身技能，推崇这项技能的从白发老人到青年男女都有，总有脑子不够用的要相信他们。为了更好地发挥某些人的祖母当年靠着电线杆练就的特殊技能，一些人结成了“造谣生事互助组”。举个不少人经历过的事，某位纺织厂职工要将自己在外荡了多年的女儿介绍给一个小伙子，声称自己的女儿26岁了还没谈过恋爱，经过调查，对方拒绝了。这位老职工串通其他老年人，在外面看到这个小伙子与哪个女的多说两句话，等小伙子走了，悄悄上前向那女的搬弄是非，企图坏人好事。有的女子头脑清醒，知道现在的老年人里面坏人多，防火防盗防老年人，对他们的话不相信。有些女的还真就中招了，等她们后悔时，找那些老年人质问，老坏蛋们说，我也是听人家说的，我是为你好，哪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对不起你，向你道歉，一副煨不耙煮不烂的无赖样，事主只好自认倒霉。我听了，为那小伙子庆幸，头脑如此不灵光的女人真要娶回去，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其实，只要稍有头脑就知道，当今社会，兄弟间还相互拆台，唯恐对方比自己过得好，何况陌生人，他们真会善意地提醒你？真当自己是天选之子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了？用反向思维想一想，他只是与那女的多说了两句，就有人来说他坏话，说明此人相当不错，庸人才不招人忌恨，说不定那些老头老太婆正想把自己的女儿或者侄女推介给他呢！也确实有人直接说，他有女朋友了或者他结婚了，更有的说，有人在等他，你不要掺和，等等。做这种事的各年龄段的男女都有，一个竹竿般瘦长、眼睛像牛卵子一样鼓起、面相凶恶的老男人就好此道，另一个头发基本白了，眉毛又浓又黑，肚子巨大的礅子体型老头经常如同市井妇人一样嚼舌头，我亲眼所见。近年来搬弄是非的人群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嚼舌技能在传承。外地人以为重庆人耿直，最容易上当。有些重庆本地进城农民倒还清醒，碰到这种事，笑问对方是你女儿还是你看上他了，这招我们都不用了。在访谈过程中，对方给我指了一个鼻子较高的矮瘦短发老太婆，说她就是妓女后代，她妈将没治好的梅毒传染给婴儿期的她，政府出钱给她治的，她同样喜欢背后说人坏话，我看着她往重棉一厂临街大门往坡下不远处左边的高梯坎走下去了，据说那里的老太婆口活甚是了得。
人的上进心异化就演变为虚荣心与嫉妒心，纺织厂有的职工喜欢攀比，什么都要比，比不过就要破坏，助推了重庆纺织国企的权力斗争。女人们的嫉妒心一起，塑料姐妹花本质马上露出獠牙。1980年代，重棉一厂职工子弟楚某辉考上了人民大学，在大学扩招前，是很了不起的事。毕业后，楚某辉在重庆市外贸系统工作，深受器重。他老婆贤惠，是他大学同学，在政府机关上班，周末到婆家做清洁，两人育有一子。他妈李某碧非常自豪，她本就是话多的人，典型的纺织厂女工，常在她那些老闺蜜面前夸耀，引起一些人的嫉妒。恰逢纺织企业下岗潮，不少人绕个大弯通过李某碧让楚某辉帮忙找工作。楚某辉聪明，知道这些人是什么货色，一概拒绝，得罪了不少人。随着职务的升迁，楚某辉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时间一长，此事大家都知道了，只瞒着楚某辉的妻子。一个对楚某辉怀恨在心的老年人悄悄将此事告诉了楚某辉的妻子，她气急之下，向有关部门检举了楚某辉的经济问题，并上交赃款，楚某辉获刑18年，两人离婚，她虽然隐匿赃款，因检举有功，免于刑责，辞职出国，儿子扔给楚某辉父母养，一个美满的家庭就这样散场。此事是楚某辉的前妻说出来的，她始终不说那位老年人的姓名，可能她以为人家在帮她。楚某辉如果不出事，现在重庆市外贸系统的掌舵人可能就是他，非常可惜，这里隐去他的全名。我在采访中得知，有的纺织厂职工及其家属在贬低他人时，都要加一句，这是和他家关系很好的孃孃（阿姨）说的，我相信这位孃孃（阿姨）确实说过这些话，有的人就是这样，别人家的子女有一点比自己的好，他们都会恨得牙痒痒，想方设法地贬低他人。
纺织厂很多职工有笑人穷恨人富的心态。当三观不正的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赶上对方，羡慕转为嫉妒继而产生恨意，挖空心思毁掉对方，楚某辉只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凡是在外面历练过的都知道一个常识，不要问对方的年龄和职业，更别说收入，纺织厂很多人见面最喜欢问人家在做什么工作，别以为他们是在关心人，纺织厂破产后，职工四散求生，如果遇到比自己过得差的，可以给自己一个安慰，如果知道比自己过得好的，可以向他求助，看能不能给自己找条新出路，如果对方不肯帮忙，他们就要想办法搞破坏，争强好胜赋予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心态。有的人没多少能力，成不了什么事，妄图以口舌之利扳回些局面，特别是针对那些不愿帮他们忙的人，他们偏执地认为，只要坚持说人坏话，总会有效果。他们的思维很奇怪，既然对方能帮他们，说明实力不比他们弱，他们攻击对方，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他们以为暗中说人坏话就能保自己平安，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说人坏话、搬弄是非的效果越来越差，大家慢慢看清了这些人的真实面目。
2014年夏天，从上海到重庆的列车上，一位重庆籍的销售人员在与人谈自己的工作，说每天公司补贴300元钱，在当时并不算多，一个五十多的老太婆却表示不相信，问清对方的公司后，说自己的儿子在国外留学，学的艺术专业，回到国内，到处都有人请他去组织艺术品展览会，一场下来就能收入几十万。那位销售人员不想与她一般见识，出门在外少生事，没理她。旁边的几个年青人不乐意了，纷纷出言讥讽那个老太婆，大家都是坐硬卧的，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你儿子挣那么多钱，你应该坐飞机或者高铁，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艺术市场的行情。那位销售人员问她是什么地方的人，她说是汉中的，马上有人说，你刚才还说你是重庆纺织厂的。我在旁边看了全过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无聊的老年人。
爱装大是很多人的通病，有的人下海经商，挣了几个小钱，经常对人说，你要创业，我一定提供支持，对方知道他的实力，真没那心思，架不住他年年说，都是当着其他人的面，踩着他装大，对方忍无可忍，顺势向小老板提出帮助自己创业的要求，这位小老板马上露出原形，什么也帮不了，不过，那人以后再也不说那些话了，清净了很多。这就是重庆人的上进心导致的虚荣心。
纺织厂职工中爱占便宜的众多。解放前的纺织工人出厂门要经过搜身，解放后取消了，说是为了保护工人的人格尊严。几十年下来，工人偷拿厂里的东西回家用成了习惯，纺织厂最多的就是坯布即包子布，很多职工家门后都挂得有，用来擦桌子，还有的用来制作铺盖。至于搬手、起子、钉锤等工具，家里要用，就拿回去了，有的就不还了，你一提醒，他又还回去了，不说，就一直放在他家里，很难界定是不是偷。
最早破产的重庆针织总厂就是被偷垮的，权力大的偷机器配件，回去组装起来自己开厂，缺什么就从厂里拿，权力小的偷产品，有的工人出门时被查获，身上居然穿了七八条内裤，还有五六件背心，腰细的往腰上缠，出门有人打趣她怎么胖了，她面不改色地回答怀上了。至于给医生好处虚开病假条，经常性地迟到旷工，那都不是事儿。
很多以下岗工人身份博人同情的纺织厂职工，面对他们是否占了厂里便宜的提问时，他们大都不回避，振振有词地说，当官的大捞，我们小搞一点挽回损失。这就是享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高福利的工人阶级的觉悟，现在民营企业的996对他们及其子女来说确实是“福报”。
有的纺织厂职工在厂里占公家的便宜，生活中一心琢磨占周围人的便宜。有时他们会将说人坏话与占人便宜用在一个人身上，如同他们在厂里吃哪家饭砸哪家锅一样。有时对方根本与他们没过节，他们只是在配合同伙毁人。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是会向他们的攻击对象求助，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两种模式切换自如，估计他们认为自己很机智。这样的事情多了，愿意帮助他人的越来越少，有的江湖大哥坐牢了，父母在家凄凉度日，没人帮。
有的职工做的事让人啼笑皆非，重棉一厂曾有一批退休职工的退休工资定高了，他们的同事得知后，到处举报，要求给自己也加工资，结果那批退休职工的工资降下来了，上访者的工资没加上去，职工间多了一群仇人。
与以上损人利己型或者损人不利己型相反，重庆人的袍哥情节有时会表现为另一种行为模式，重棉二厂原厂长王廷熙的老婆杨志平是典型的克已装大型，她的爱好是三五成群，呼朋唤友地出行或者吹龙门阵。这样的性格符合解放前重庆大码头袍哥众多喜欢结社的风气，也与她的经历有关。由于历史原因，她幼年时受过同学排挤，争强好胜的她产生了补偿心理，以身边围的人多为荣耀，一辈子都在治愈童年。有的人对她恨之入骨，把她当傻瓜整，她还以为自己人缘好。她超喜欢前呼后拥，只要对她说两句好话，什么事情都愿意干。她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拿身边人的社会资源做转手贸易，那些接受了帮助的人只记得杨孃孃（阿姨）的好，全然不记得实际提供帮助的人，除了她丈夫，哪个愿意让她长期利用？
因为退休早，她的退休工资较低，她却喜欢将自己装扮成顶梁柱，说王廷熙的职业成就主要靠她，王廷熙的核心竞争力是比多数人懂得更多纺织技术，她连个工程师职称都没评上，王廷熙当总工时的顶头上司都是女性，提携王廷熙的是殷工、杜工，他们与杨志平关系一般。
由于不会辨识对方的人品，她经常结交损友，被人利用完就扔，需要时再利用，然后再扔。她本人或者通过王廷熙帮助过的人很多，真到了她家困难的时候，愿意帮她家的少得很。采访得来的案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曾让王廷熙帮过二厂一个姓秦的，还有一个二厂的职工托重棉一厂的人通过她请王廷熙帮忙，王廷熙处境困难时，姓秦的一家与二厂那个职工不但不帮忙说话，反而跟着造谣传谣，此类事情还有不少。当王廷熙遭到以陈丹柯为首的夺权派围攻时，杨志平那些所谓的朋友没有一个站出来，全缩了头。
王廷熙失意那两年，杨志平那些朋友基本没有人上门，电话都少得很，等到王廷熙日子过得稍好一点，什么张庆新、朱含英、廖是非等等又找上门来了，一个个说话口气大得很，仿佛是社会上的大姐大，杨志平则好生招待，继续靠廉价出让王廷熙的社会资源换取所谓的友谊。后来，朱含英见王廷熙没什么权力了，再也没去过。张庆新等人不但自己去杨志平家，还带着一些原本与杨志平不熟的人去，她们想看看前厂长家是什么样，与她们交往，除了把地板踩脏，没有任何意义。
王家遇到麻烦了，杨志平的那些朋友站不出来也就罢了，有的还拉她一起跳火坑，造成经济损失，上当后，杨志平的对策是坚决不承认上过当，仍然认为自己很能干，一辈子屈才了。极为搞笑的是，一位杨志平所谓的朋友套她的话，她是有问必答，对方担心她醒悟过来，越问越快，她也越答越快，从小没人教她似的，据悉，她父母去世得早，还真是没人教她。她在破碎的原生家庭长大，人格不健全，既要装大，又胆小怕事，既爱出风头，又担心遭到打击，以为服软能换取安全。她自己活得不明白，还喜欢操纵他人，最终除了她丈夫，没人真正在乎她。
王廷熙有权时，她通过王廷熙装大，后来又想通过王廷熙的长子继续装大。她最奇葩的事是一方面以王廷熙的长子的安全为由试图阻止一些事，一方面又想让王廷熙的长子去帮她那些朋友平事，王廷熙的长子与她及次子二十几年不说话，杨志平对他也是没什么好话。她的那些所谓朋友，企图通过她遥控王廷熙和他的长子，王廷熙的长子放话，只要查出来是哪个老贼挑唆杨志平，后果自负，他们知道他是什么人。从商业角度看，杨志平与人交往基本做的是赔本生意，有时连吆喝都没赚到。
土湾地区的学校没有一所能称得上好学校。重棉一厂子弟中学即现在的实验中学曾经名声在外，其实也就一届的升学率高点，那一届考上大学的很多是学校教师的子女，之后就恢复常态了，能考上两个大专就算胜利。经过学生将该校教学情况与一、三、八等重点中学的对比，重棉一厂子弟中学的教师大都没有尽力，在混日子。他们退休后，帮人家有偿补课时却又很努力。有一个教数学的在上课时花了半节课时间为自己的居住条件诉苦，以他的工作状态也只能享受那样的生活水平，重点中学的教师工作量至少是他的三倍，他的儿子后来成了吸毒人员。
填高考志愿时，一个肯定考不上大学的调皮学生填了青年政治学院，校长大怒，骂了他，大意为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那位学生纯粹是为了好玩，此举证明他有想当官过好日子的念头，这总比他去混黑社会强不少吧？校长这样骂他，有违师德。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也有很奇葩的，一位姓姚的学生被校长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骂了，骂他与他妈一样讨厌，他妈是重棉一厂的工人，到处说这位校长年青时谈恋爱脚踏两条船，为此受到处分，那个年代对作风问题管得严，那位姚姓学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哭了。工作后，姚姓学生考上了公务员，不愿同学再提此事，说是校长的儿子混得不错，以后还打算靠他提携。
王廷熙遭到造谣攻击时，他的长子正在参加高考，重棉一厂子弟校的多数教师对他冷脸冷语，包括他的初中班主任、高中班主任与两位校长，成人的事与他有什么关系？关于王廷熙的谣言消失后，这帮教师没有一个向他道歉，他们枉为人师。
土湾小学与二校（汇育学校）向两劳单位输送了不少骨干，为土湾在江湖中的地位打下了基础，进城务工的农民不了解情况，纷纷把子女送去读书，希望那些教师不要把小市民习性传承下去，不要在学生面前造谣传谣、搬弄是非，不要误人子弟。
访谈中，有人给我讲过一件事，土湾地区一些人组织同学会，事先要交几百元活动经费，席上有人大肆展示自己的得意人生，沙坪坝区人民医院与妇幼保健院的两个护士大谈自己每月实际收入有两万多，她们都与警察沾亲带故，说是同学之间，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她们。突然，组织同学会的说刚才有人没缴活动费，那群人喝得有点多了，都说自己缴了，两个护士马上翻脸，开启柯南模式，逐个盘问在场的同学。真要是那么有钱，那样重情义，每月收入两万多，几百块钱自己付了不就行了，这就是同学情。
租住在土湾的农民陷入了一种融不进回不去的尴尬状况，他们中一些人为了融入城市生活，不惜与城市里的小市民一起造谣传谣，工具人当了，还是被小市民们称为哈农民（傻农民）。因此得罪人，遭到报复，却没人帮。农民们也不看看给他们“投食”的当地小市民是些什么人。人家说什么都相信，叼起就跑，还要与人分享，议论人家的家事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举个心理学上的案例，一个退伍军人，大男人，收了一辈子水电费，这样没出息的人说的话能信？那些土湾山坡上的城中村已经农转非的前农民们中也有心态不好的，企图通过传播谣言贬低他人获取心理平衡，结果还是被人看不起。
进城农民融不进城市生活的原因是生活意识与城里人不一样，为了节约燃气费，他们搭了土灶，燃料大多是塑料袋，产生大量二噁英，他们大口呼吸这香甜的空气，城市人再三提醒他们，他们仍然偷着烧塑料，仿佛城市人在害他们，他们得了重病没钱医治，又在网络上发起众筹，让人无法同情他们。节能灯两块钱一个，他们将自己家用旧了的去换走廊里的新灯泡，走廊里经常一片黑暗，当地人反映，农民大量租住前，没这些事。
有一个在重庆的四川农民工，接不到装修业务宅在家里，以前保护过他让他少挨了几次打的一个熟人上门请他去搞装修，他十分欣喜，找老婆要100元请客，挨了一顿骂，就在他老婆卖电线的门市。尽管装修价格是他定的，他承认利润不比在装修公司做的时候少，开工后他还是要耍心眼加价，各种装大，他的熟人一提醒他过去的事，他能老实一阵子，他的老婆大概不知道自己老公的过往，对老公的这位熟人还有些看法，认为他抠门，她那里知道这是他老公在还人情。还有些农民在遇到麻烦时，城市人帮了他们，他们连简单的回报都没有。在重庆的农民工就这样，怎么融合？
重庆主城区进城务工农民聚居区主要是土湾、四公里、钟表厂、弹子石，凡是在这些地方居住过的农民工很多都沾染了重庆城里人的不良风气，搬弄是非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他们从这些地方向全国各地迁移，用工单位一定要注意，他们嚼舌的样子真难看。
以上情况各个纺织厂都有，作为老纺织基地的土湾地区情况最典型，因为多次拆迁，现在土湾地区纺织厂的职工主要分布在沙坪坝区井口、双碑、红槽房、天骄年华、天星桥、小龙坎、土湾、羊角堡一带，途经这些地方的公交工具与当地超市里，那些背着双肩包，个头不高，说话声音不小，喜欢三五成群的城市老年人，多半是纺织厂的退休职工。他们的语言特征是小题大做，鸡毛蒜皮的事，用的都是讨论军国大事的词汇，有职工子弟说，他在车上听到“任凭他从何处来，我只管往一处去”的名言，扭头一看，是纺织厂的两个年青老太婆在扯闲篇，喜感十足。
重庆纺织行业垮掉的原因不能指望重庆的大学教授们研究清楚。当初不少大学教师娶了纺织厂女工，有的教授夫人凭借家里养成的雌威，挟老公之名望，仗口中三尺长剑，与人保媒拉纤，专攻下三路，从中渔利，其中一个江湖人称刘媒婆的教授夫人声称，她替人做媒就是为了自己以后办事方便，才不管那些男男女女是否能幸福，反正地位收入相当就成，活脱脱一个王婆，三姑六婆的话总有些人要信。教授夫人们在纺织厂是什么地位？在纺织厂破产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她们有无迟到、早退、虚开病假条？有无拿厂里的布、纱线与工具回家用？教授们应该心里有数。大家可以推论，那些与纺织厂职工结婚的公务员会不会客观、公正、深刻地剖析自己的配偶在纺织厂破产过程中的作用呢？
至今尚有部分纺织厂的职工不愿正视自己当年的行为。纺织厂破产后，随着年龄增大，当年那些祸害过企业的纺织厂职工中，有的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反思，也有的坚持认为自己当初是在奔前程，只是没操作好，他们不承认自己坑害公家、参与内斗的行为是导致企业破产的原因之一，他们甚至还有些自得，认为自己当年快意恩仇，操（混）得好，土湾几个身材高大的老职工就有此类思想。有的女职工宣称，自己什么都没做错，面对记者也会这样说。纺织厂有的工人及其家属认为世道不公，有的人过得好是靠裙带关系，他们也不想想自己及与家人付出了多少，做了多少违法乱纪的事，是否配得上他们对人生的期望。他们总是怀念以前旱涝保收的国企生活，为子女的辛苦叹息，他们不愿承认，国企破产他们也有一份“功劳”。他们以为自己的口舌能改变历史事实，结果无非是印证了那句话，无产阶级中也有坏人。
当年的纺织厂职工变老了，他们的下一代在成长。我接触到的纺织厂职工子女中，不少人拒绝承认他们的父母曾经损害企业利益，有位公务员的父亲经常在上班时间脱离岗位到处吹牛聊天，眼镜放在办公桌上，表示他刚离开，马上就会回去，传为笑谈，这位公务员一直回避此话题，上面提到的那位姚姓学生坚决否认包括他妈在内的普通职工对纺织厂的破产同样有“贡献”。即使他们已经拥有较高学历，已经在政府中任职，他们仍然不愿正视父母坑害国企的行为，他们可能担心会影响自己的前程。有的纺织厂职工的子女将父母的长舌技能发挥到新的高度，在重庆不时可见他们在搬弄是非，如果有人对此文不服，我可以慢慢与他们讲他们父母当年的事情。
纺织厂破产后，下岗工人狼狈得很，在外面拳打脚踢，有的女人走了自己祖母的老路。在国企破产大潮前，纺织厂职工子弟很自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代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