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稍懂历史的人都该知道档案材料是不能全信的，何况是出自徐远举这种人的口供。刚解放的时候，还可以推说经办人员经验不足等等，八几年以后的党史研究者还在捧着徐远举供词视若神明，不是傻，就是别有用心。
看书正好看到这一段，顺手贴在这儿。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王笛》第245页：虽然档案是最基本的资料，也是历史研究最可靠的记录。但是，历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档案的局限，因为档案形成过程中必然有曲解历史事实本身的情况。N·戴维斯的名著《档案中的虚构》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阐述。孔飞力在《叫魂》中，也指出清刑部档案中的许多供状，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不足为信。因此，我们在使用档案的时候，既把其作为历史的记录，也作为一种需要分析的文本。当我们把一份档案作为历史资料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个档案背后的故事，它是怎样制作和保存下来的。而当我们把其作为一种文本，就要问这个档案为什么会出现，其形成和保存之后隐藏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