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监狱志》地下斗争回忆资料 [复制链接]

狱中生活
章太炎
  光绪三十年，三十七岁。
  羁系逾岁，狱犹未决，清廷复要各国公使杂治。是年三月，上海县知县赴会审公廨，摄余与威丹听判。知县宣读外务部会同各国公使判文，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许以羁系时日作抵，期满后不得驻上海租界。时清廷自处原告，故不得不假判决于各国公使，然自足革命党与清廷居然有敌国之势矣。听毕，入外人所置狱中。狱吏课以裁缝役作。友人或求纳致古籍，狱吏许之。始余尝观《因明入正理论》在日本购得《瑜珈师地论》，烦扰未卒读，羁时友人来致；及是，并致金陵所刻《成唯识论》。役毕，晨夜研诵，乃悟大乘法义。威丹不能读，年少剽急，卒以致病。
  光绪三十一年，三十八岁。
  在狱研诵《瑜珈师地论》。威丹狱期将满，春正月，病温，医师以为必死。二月，就会审公廨保释，得诺。出狱前一日，摄赴工部局医院，医师予药一函，归服之，夜半即死。明旦，余往抚其尸，口张目视，恸不能出声。哺时舆尸出狱，上海刘季平舍地葬焉。
  光绪三十二年，三十九岁。
  在狱研诵《瑜珈师地论》。……
  [作者章太炎(1869～1936)，原名章炳麟，浙江余杭人，中国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选自《章炳麟自定年谱》]

灰色之家
阿英
一
  到了提篮桥西牢，经过了两道铁门的开关，囚车终于在办公室前停下了。最先呈现在我们眼帘的，是几个持鞭的印度巡捕，他们用鞭子把我们抽到屋角里挨次坐下；把两只眼恶狼似的钉着我们，有说话的抽一鞭，坐的不规则的又抽一鞭，脚伸出去一些的同样的是一鞭。
  看不到一个中国巡捕，只有着囚衣的，每两人用一根长链系着腰的，抬桶抱衣的囚犯们在我们面前走过，有时看看我们问一两句，有时摆着老资格的架子很轻蔑的向我们看一眼。
  “入学试验”开始了。进来的是一个青年的中国人，腋下挟着一个硬簿，手上拿着一束巡捕房转来的关于我们的卡片。他很漂亮，穿的是白纺绸长衫，响底缎鞋，金丝眼镜，头发两边分，发油涂得很厚。他象阎罗王似的恶狠狠的看着我们，然后坐到椅子上去，翻开簿子，翻着卡片，这时来了一个犯人做他的助手。
  于是他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做下列的合唱：“姓啥?”“姓×。”“叫啥?”“叫××。”“啥格地方人?”“××人。”“几岁?”“××岁。”“做啥格事体?”“做××。”“啥格行里办?”“××路办。”“办几何日脚?”“搭办。”在答复他的时候，一定要象唱歌似的，而且要一点不迟缓，稍为慢一点或错一点，就要遭他毒骂。就这样的唱完了我们27个人。然后总问了一句：“你们都是共产党么?”我们沉默着。他站起了身，仍旧挟着他的簿子，拿着卡片，啐了一句：“这些人都该杀头!”便不可一世的走了出去。
  仍旧在原地坐了一些时，又来了几个犯人，没有拴链子的，来向我们做第二步试验。这一回试验的总目是“脱衣”。由为首坐在小椅子上一个犯人呼喊着名字，照前例再询问一回，然后就要你把全身脱得光光，把衣履等交给印度阿三(由二道头在旁监视着)，一一检查，然后拿过去。接着就是检查肉体。先张开两手，让他看腋下有无夹带。再张开嘴，看嘴里有无夹带。以后是向后转，用自己的两手，扳开肛门给他看。再弯起左右腿给他看两脚心。检查完毕，他认为是没有夹带了，便由另一个犯人给予一张上面写着自己号数的小纸卷，要各人放在嘴里，送你到再接着的一间邻室里去。犯人的答话动作，一样的要快要匀称，无论是做工的犯人或阿三，稍有不满意，一般的要赐给鞭打和谩骂。这一回手续，又耗去了不少时间。
邻室是一个莲蓬水的洗澡间，上面是纵横的淋水的铁管，地上放着方格的大木板。我们被送到这间房里以后，最先受试的，是剃头。剃头师傅都是囚犯，都是两个人腰间同拴一根链的人。先把我们每一个人扔在凳上，然后就很快的用发剪带推带拉的修，天晓得，平时我们在理发铺里，至少要一点钟才能修好一个头，在这里，是连两分钟都不要的。被修以后的头发是高低不一，有时竟留下这么一撮两撮未剃，然后你是不能说什么的，只有碰运气。约摸半点钟，我们27个，全成了和尚了。我们觉得有些好笑。第二步手续是光脸，另由一部分囚犯在同一房间里执行，一样的是有的光到，有的地方不光到，算是有这么一回事吧了。最后就是洗澡，先由印度阿三把大家赶到木板上站着，然后扳动水机关，由上下淋，因为水太热，我们中有的企图向木板下逃避，却被印度阿三鞭了回来，任水浇烫。这样又两分钟，算澡也洗过了。水止后，用给予的布草草的揩干身子，便再到隔壁的房间里，拿出嘴里的纸卷，向管衣的囚犯们领取一套号衣穿上。我的号码现在还记得，是4999。这是第三步实验。
再坐下以后，就是剪脚指甲手指甲。由阿三给予两把剪刀，各人坐在那里传递的剪。剪好以后，进行第四步实验一一盖手指印。盖手印的手续，一样的是先问姓名籍贯，然后打一个大拇指印。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一回重打手指的意义。那是要用这一张去和在行里打的一张去对的，看人错了没有，所以只要打一个大拇指，拿到四马路老行里手印间里去核对。为什么打手印不照像呢?这是因于相片只要5年就会改变，手纹非60年是没有变动的，在这里又算歪缠了一些时，入学试验的手续才算终了。
又等了很久，才有三道头叫我们“立起来”，排成两人行的队伍，开了铁门，把我们引出去，转了两个弯，走进东牢间的长栏里，开开每一间牢房铁门，把我们每三个人扔到一间里去。
二
  7月15日的“入学试验”，事实上是只执行了三分之二，其余的一部分，是在第二天早晨招待的。7点钟，我们27个和昨天从其他方面送来的新人，全被提了出来，在东牢监的走道里排成队伍。点名以后，由三道头率领，作长蛇形，走向东牢监外面的沙地上，然后就立在那里。
  在这时，我们各人原着的衣服，是捆放在那里成一堆。我们各人立在那里，很想去拿，然而谁也不敢动，只呆呆的用眼睛瞅着。这样有一刻多钟，才见有管理的囚犯，拿了一包手巾，唤着我们各人的号码，各给一条，这手巾，是一块一尺见方的白洋布，可是差不多被前人洗成黑色了，有的还有大小洞，有的被撕去一二寸，它们的共同特色，是上面全是滑腻腻的，就是茶楼上用的最污秽的抹布，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肮脏；然而，这是我们囚犯的唯一的洗脸揩鼻涕的手巾，求之不得，甚至挨一顿毒打才能获得的手巾。
  如同慢性病症的一样，我们又无聊的在那里立了一刻钟。没有事，只有四顾的看看那高大的，坚固的，铁壁似的灰色的牢狱之墙，那墙四面角上(这时只看得到一个“对角”)的守望台上的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以及那张着血口在吞人似的几座灰色的钢筋建筑的牢监，作着各种的遐想，直到三道头点名，喊我们一个个抱回自己衣服的时候。
  抱过衣服，仍旧在那里立着，又若干时，才一个个被唤到东头的几个囚犯处，把衣交给他，当面由他卷成筒形，用黑墨在上面写上本人的号码。至于写在什么地方，那是靠各人的机会，在不重要的部分，将来总还可以穿，若果是重要的所在，那是该自己倒霉。各人总想把一件不重要的衣服包在外面，要求着这一班老犯人。可是那可恶一些的，不仅偏偏要把重要的包在外面，还要给你一顿骂。闲在那里的时候尽管闲，一声呼唤，无论他是谁，是非快不可的。包在衣里的裤子的一只脚，在我跑时把我绊倒了，跌伤了几处，血流不止，没有医治事小，还吃了很着实的几鞭。
  在这里的手续完毕以后，我们又排着队走到北牢监的外面站立。和抱衣服一样，去抱回自己的帽和鞋，然后再交去登记。所谓“包衣服”的一项试验，到这时才算宣告终结。太阳这时已经升得很高，地上被晒得很烫脚，因为全牢监的人都是赤足的。
  “入学试验”的最后一课是“种痘”，是在昨天打手印的房间里执行的。队伍拉到那里以后，和以前一样，被指定坐在那里，等候执行。这时究竟几点钟，大家都不很知道，只是医生还没有来。我们闲着没有事，又不能谈话，便重复的看那画在墙上的囚衣的示图式，画笔非常笨拙的四种图式，和悬在迎面墙上的20几条狱中规则。
  直到试验开始，才知道这一项试验，是包含了两部分的，一是体格检查，二是种痘。各人依次的走向监狱医生面前，脱下衣裤，先张开嘴给他看，然后是生殖器，并要咳一声嗽，转过身，给他看肛门，答复他过去有无花柳病症的询问，穿上衣，退了下来。这一番手续完毕，他才一一的种痘，种痘的手续是很简单的，先由医生助手的囚犯用刀在臂膀上拼命的刮出血，然后注射一点浆进去，医生用眼斜睨一下，点点头，就算是完结了。就因为是如此的草率，要表示监狱里的讲卫生，种痘的部分，在终结往往是只有溃烂，甚至到一两月不得痊愈。
手续完备了，我们又整起队来，被领着到“劄办间”里去，不再回“北牢间”了。所谓“箚办间”就是收容没有判决的囚犯的牢监，许多案子办理的时间很久，后来知道，其间还有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年，仍旧没有判决的呢。我们是被决定在这里住着，等待着二次的开审。我们的房间，是被指定在四层楼上，还是三个人一间。
三
  公共租界的西牢，最大的一个，就是提篮桥的，5000人在里面，一共建筑了四座大的牢监，分称做东西南北。最不幸的，是收在南牢监的犯人，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不是被判在10年以上徒刑，就是无期徒刑的，而且都穿半边白半边灰的囚衣，两足加上了镣的。收在北牢监的，都是在10年以下，时间最短的是被判三天拘役罪。东西牢监，里面收容的，大都是做工的犯人，在狱中，设有许多的工厂，判决期间在4个月以上，10年以下的，都是可以参加工作。不过就是不做工的犯人，东西两牢监，也得住一住，东牢监是在入狱的第一夜，西牢监则是出狱的前一天。这是1929年当时的话，因为囚犯日有增加，现在，是除原有的四座而外，新的两座又早已容纳满了囚犯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未完全崩溃以前，我想，大约还得继续的增加吧。
  牢监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这和我们在外国电影上所看到的，是大致差不多。每监是五层，每层背靠背建筑两排房间，每排间数约有40个，每间少则收3人，多则收4人。每间占地宽四尺，长八尺，三面墙，一面铁栏——铁栏边就是门。门上的锁，关开都要经三道手续，最后一道手续的钥匙，保管在西捕手里，每晚来锁，每早来开。白天里只锁两道，钥匙由印度阿三保管。从铁栏到狱窗约有一丈五尺左右，用中国式的跑马楼的建筑形式，中间是天井，可是这天井看不到天，上面是有屋顶的，每层天井而且是用铁丝网平兜了，以免犯人跳楼寻死。牢监的每一头，有士敏土的梯，盘旋而下，直到最低的一层。这最低的一层，在北牢监，是生活上最倒霉的地方，普通称做“冷水饭监”。每一个犯人，在被判决的第一个星期，就住在这里，每餐只给予普通犯人的二分之一的饭，使你不饱不死，在狱官的意思，就是要犯人饿一星期，反省一星期，然后再给予正式的粮。所谓正式的粮，实际上也是吃不饱的，在狱中，总归是挨饥忍饿，甚至于水都不能多得一点……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天一天的生活过去时。每人所得到的地方，只有一尺宽八尺长，——除在东牢的一夜外，我们都是四人住一间，——而且还要放下一只洋铁马桶。普通是每天早晨6点钟起身，把前一天发下来的一床毯子(冬天是三床)摺好，就由做工的犯人把洗脸水送到铁栏外。小而圆的白铁盆里盛着稍许微温的水，每两人共一盆，隔栏把手伸将出去，挽一点水在脸上抹一抹，再把手巾整好揩一回，就算完了。以后是发筷，六点半吃早饭。饭前由西捕阿三开门，把马桶送到栏外，有时送到最底一层的户外。同时，把摺好的毯子送出去，也是早饭以前的事。很快的吃完黄米的黄豆稀饭，由做工的犯人收了去。饭，先由做工的犯人拿来，放在栏外，平列着，依照里面犯人座式依次的拿，不能够越规，因为腰形的洋铁碗里的饭有多有少，只有各凭“天运”，不然，彼此间，是常常起纠纷的。这以后，除掉在9点钟取回马桶外，只有数太阳，轻轻的谈天，轮流的讲故事，候中饭了。午饭11点钟开，发两杯水，每两人共一杯。两点钟发毯子，3点钟又开饭。以后，就根本没有事了。中晚两餐饭，一样的是黄米，约当普通碗两碗的光景，上面加一点菜。菜是很少，每四天轮转一次，黄豆饭，鱼饭，肉饭，以及菜饭，无论那一餐，附有蚕豆约二十颗，要连壳吃，可以不生病。以后，约当5点钟，上级狱官来查狱，领导的印度阿三，沿途高喊“立起来”，于是他所到的地方，犯人都立着。最后，就是西捕下最后的一道锁，至迟9点，大家必须一齐躺在地上睡着，一床毯做垫被，盖被，还要做枕头，这要应用狱中特有的技术。至于白天，除病人，或午后，是不许睡的，要睡就要受处罚。
  狱中的生活，比较最写意的，是在黄昏，晚饭后的一两个钟头之间。那时早班的西捕是全退去了，晚班的还没有来，只有印度阿三在守着。我们在这时，可以说是很放肆的，唱歌，说故事，唱戏，唱小调，做政治报告，一切都是自由的，直到第三番锁锁上。跟着就是静寂，凄凉，阴暗的光线，茫茫的悲哀的长夜了。
  四
除一般的生活日历而外，在监的犯人也有其他的生活。简单的说起来，就是每一星期兜两回圈子，洗一回澡，换一次衣，每两星期剃一回头，剪一回指甲，每一月磅一磅身体的重量，有病的时候可进狱中的医院诊治，四月以上的可以读武侠小说，圣经，各国学校课本，字典。
这些生活，一般的看起来，是不能说坏的，可是究其实际，却不免是徒有其名。兜圈子就是把一部分囚犯放了出来，整队沿走马楼跑动30分钟，或在空场上跑动，算是犯人的运动。洗澡是把犯人赶到洗澡间里，每人淋上一分钟，全身刚刚弄湿，就算洗过了，给你换一套衣。剃头剪指甲，是要由监视人的高兴，有的是一个月也剃不着一回头，两个月也没有机会剪指甲的，就是剃头剪指甲，也是匆匆的一两分钟了事。磅身体，在理由上，是如果瘦了，当特别优遇，实际上，“优遇”竟是具文。说到医院，那更好笑了，你不病到不得不躺下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给你诊治的，就是诊治也是马马虎虎，横竖犯人的生命不算一回事。一切都是黑暗，所谓“卫生”“文明”，揭穿了，只是骗人的把戏。
  在狱中，岁月真是悠悠，只有做工的犯人不感到这种痛苦。里面有许多的工厂，有织布间，有裁缝间，有铁厂，有木厂，有编织的部门，有印刷局，有医院，有厨房间，洗衣间，以及商店或其他的组织。囚犯们，可以要求工作。有了工作的，从上午5点30分，一直要劳动到下午4点钟。这样的工作，在歇工后，当然是很疲倦，而容易熟睡了。囚犯，在未犯罪前是被剥削着，在既犯罪后，一样的被剥削。他们工作的所产，给狱官拿到各处发卖，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无数顿的皮鞭，无限的疲劳，不断的饥饿而已。
  犯人而外，印度阿三们一样的是受压迫的。他们出狱进狱，一样的要受检查，一样的要扳开屁股给检查，工作一有错误，一样的要遭鞭打。那做夜班的，是更苦了。身上挂一个和闹钟类似的钢表，每点钟开一遭，一过规定的时间，就开不动了，所以，夜班的印度阿三若果假寐一下，表就开不动，第二天交班，就要罚五块大洋。可是他们究竟是精明的，在这样的监视之中，仍然能够替囚犯送信，虽然每信的价格是高到大洋30元。他把你的信送出去，拿到了钱，还要送你一点礼——虾米，蜜枣，板烟之类。板烟带进了以后，他会告诉你，如何的在毯子上抽下麻棕，如何的在板上擦燃，要你在深夜间外国人不来的时候吸。这些东西，大都是由夜班带来，当晚就把它吃完。因为在监里，就是这样严厉的防范了，也还要常常的“抄把”。篾匠间的工人，常常用篾做成牙刷，牙签，耳抓送朋友，但一遇到马上“抄把”的报告时，只好一齐丢到马桶里去，而事后重做一回。“抄把”抄不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犯人用指甲在地上画成的“牛棋盘”，因为太寂寞了，犯人们是常常用草纸团(草纸每人每天一张作大便用，泻肚的是一点办法没有的)，把它作为棋子围老牛下粪坑的。大概是两人下，一人看棋，一人把风，一有足步声，或看到有人时，马上停止。“抄把”而外，西捕也常来敲铁栏，他们拿着钉锤，在每一根铁栏上敲打，看是否活动，大约是怕囚犯在这样的防范下，仍会“图谋不轨”吧!
  话说回来。我们在这样的一般生活形式下，住了9天，照来时一样，在23号的清晨，经过了种种的手续，又被捺在囚车里，送到法庭上去。在囚车之后，追随着一架有机关枪的汽车，上面坐着几个西捕。我们27个，在这样的情景下，是感到了十分的高兴，沿途竟不绝的唱起“英特纳”来。26号，又去了一次，这才分别的被判了徒刑，正式的开始了狱中的生活。但以后的事情，在这一本小册子里，是容纳不下了。留在以后叙述吧。记得德国的一个大诗人有一首《狱中》的诗，他说：天空，它横在屋背上，／多静，多青!／一棵树，在那屋背上，／欣欣向荣。／一座钟，向晴碧的天，／悠悠地响；／一只鸟，在绿树尖，／幽幽地唱。／上帝啊，那总是生命，／一片和平，声浪隐隐，／起自诚心。／你怎么啊，你在这里终日涕零?／你怎样，说呀，消磨去你的青春?
  我，在狱中，所得到的印象是不如此的。静青的天空，向荣的树，悠悠的钟声，幽幽的鸟鸣，固然使我感到“生命”的所在，然而，这些生命的暗示，是不如全监狱的囚犯在各方面所表露的强烈的。在狱中，“终日涕零”的现象是很少见到，随处都能发现的，却是那跃动的生命的力，强烈的反叛的意志，这意志是如火花一样的不断的在那里爆发，我想念这监狱，终有一天要完全覆灭在这意志下的。诗人，是太注意于青青的天空了。
  [作者阿英(1900～1977)，作家，安徽芜湖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华北文联主席。本文原署名徐衍存，1933年1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里选录了原文的部分章节]

提篮桥监狱斗争生活的片断回忆
刘俊
  我于1934年脱产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市分会工作，193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的一天，因身上带有党内文件，行经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马白路口(今江宁路、新会路口)时，遭普陀路巡捕房日籍巡捕检查逮捕，后由设在租界内的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组织团体，危害民国”等罪名判处两年零6个月的徒刑，9月1日被关进提篮桥监狱。当时，我叫张金生，编号：3614。连我在内狱中共有政治犯42名，其中除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武卫会会员、救国会会员和其他革命群众外，还有几名“托陈取消派”。
  1936年底或1937年初，政治犯在狱中正式建立了“同难社”(一说“同难会”)，领导成员有许亚、姚家礽、张平、吴祖绳等人。“同难社”的任务是团结、领导政治犯与狱方进行要求改善学习条件和生活待遇的斗争，组织政治犯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开展其他政治活动。具体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要求监狱当局允许每个政治犯可有一本读物和一本工具书(字典)，书名由政治犯提出，让狱方代买或由亲属买好送进狱来。狱方害怕政治犯进行政治活动，所以对我们的管理特别严格，把政治犯与判处死刑的刑事犯一起关在一幢五层楼的顶层里，与普通刑事犯和中国看守完全隔绝开来。除了《圣经》、《福音丛书》以外，别的书都不准看。经过斗争，狱方终于答应了政治犯的买书要求。我们通过多种途径，买了不少书籍，如《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史的一元论》、《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差不多人手一册。
  (二)向狱方争取政治犯参加劳动的权利，政治犯本来整天被关在一个3平方米面积的小房间里，人多时每个房间关着三个人，还规定除睡眠时间外，只准站立不准坐。参加劳动后，一可以增加伙食定量标准，二可以增强体质，最主要的是可以利用集体劳动的机会，交流读书心得和各人的革命斗争经验。斗争结果，政治犯普遍被允许参加缝制犯人穿的单衣、棉衣的劳动。
  (三)组织政治犯学习政治、文化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同难社”根据政治犯中原有理论水平和个人爱好，编成学习小组，有哲学组、政治经济学组、语言学组(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利用集体围坐在缝衣工作台旁劳动的机会，根据各组学习内容，指定专人准备主讲。当时，曹荻秋主讲过“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我主讲过以沈志远编写的《新经济大纲》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许亚和李忠主讲过列宁著的《唯物辩证法》。
  (四)定期出版“刊物”。因为没有纸笔，故“刊物”内容都是由口头传播的，主要是诗歌和节日纪念文章。在我印象中负责编辑工作的是徐建楼和张平。
  (五)卢沟桥事变之后，“同难社”积极发动、领导政治犯与狱方交涉，提出几点要求：①要求狱方转发政治犯给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通电，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提篮桥监狱全部政治犯，发给武器，允许参加华北抗战。②要求狱方把政治犯存留在狱中的钱款，拿出来捐献慰问前线抗日将士。③在政治犯未获释放前，要求狱中允许政治犯订阅报刊。对于上述要求，狱方一直用欺骗、拖延的手法加以应付，直至“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仍未付诸实施。
  (六)组织会说英语的同志，对狱中的印度看守人员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争取的主要方式是宣传印度(当时还未独立)和中国都是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关在提篮桥监狱中的政治犯，都是抗日爱国的好人，从而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利用他们迫切要求学习英语的心情，由英语水平较高的同志向他们口授英语，以此建立私人友谊。印度巡捕中不少人的思想逐渐转变为同情革命，有的还能主动掩护政治犯的各种活动。有个印度巡捕，对我们帮助最大，他不仅同情政治犯，而且表示十分信仰共产主义。“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提篮桥监狱周围成为中日双方激烈争夺的地方，因此常有炮弹落在狱中，炸死、炸伤不少犯人，炸坏了食堂锅炉。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印度巡捕告诉我们，他准备乘混乱之机偷取狱中钥匙，放出全部政治犯，让大家夺取狱中武器，奔赴中国守军阵地参加抗战。后因中国军队撤出上海，情况发生变化，越狱计划未成。
  (七)领导和组织了政治犯的绝食斗争。约在1938年的10月间，有个汉奸专在租界上搞暗杀抗日人士的罪恶活动，以杀人罪被公共租界逮捕入狱。此人开始关在普通犯人中间，因深受普通犯和有爱国心的中国看守的憎恨，常遭同牢犯人的痛打和折磨，该汉奸忍受不了，乃向狱方提出要求单独关押。狱方遂将他和政治犯关押在一起。为了宣传抗日，表明与汉奸誓不两立的坚定立场，大家商定，由姚家礽动手殴打那个汉奸。一天早上，轮到姚家礽和另一个同志值日，全体政治犯都到屋顶上放风、散步，而汉奸单独在牢房前面走廊上放风。另一个值日同志借口到储藏室拿扫帚，把看守汉奸放风的印度巡捕调离开。姚家扔就用白铁皮做的水罐猛击汉奸的头部，把那个汉奸打得头破血流，大喊“救命”。看守闻讯后鸣笛报警，英捕和印捕大批赶来，并把正在屋顶上放风的政治犯全部赶入牢房。事情发生后，狱方不分青红皂白，取消政治犯参加劳动，不听姚的申辩，给姚的脚上加钉镣铐，罚打屁股六下，分两次执行。姚当即被鞭打得皮开肉绽。“同难社”决定，为了抗议狱方对政治犯的迫害，进行绝食斗争，并向狱方提出，恢复政治犯的劳动权利，免除对姚的处罚，严惩汉奸等要求。当时参加绝食斗争的共有八个人：姜维新、许亚、李忠、商继连、徐庶、姚家礽、张金生，还有一个可能是金以仁或韩托夫。绝食斗争开始前，由许亚负责写信与狱外党组织联系。信是托那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印度巡捕帮助传递的。信的主要内容是汇报决定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的起因、目的、要求与时间，望设法在报纸上进行公开报道和发动各界人士给予声援，并请求批准在狱中建立党支部。数日后就接到狱外党组织的复信，内容是：①在狱中不必建立党组织，因为政治犯与狱外联系困难，与普通犯完全隔绝，和群众没有联系，建立党支部实际作用不大，并且易遭敌人破坏。②绝食斗争不进行公开报道，免被日本人知道后，借口提篮桥监狱中有抗日活动，要求把政治犯引渡到日本军队中去。③要注意和英国人的统一战线关系，当时上海各种救亡团体都设在租界上，客观上受到英国人的保护，只要狱方有所让步，就可停止绝食斗争。绝食斗争坚持到第六天下午，狱方表示，只要停止绝食，可以让政治犯恢复参加劳动，并取消对姚的继续拷打。于是，我们就宣布绝食斗争结束，在第七天早上恢复进餐。后来，狱外党组织还通过那位印度看守秘密给我们带来《解放周刊》。那期周刊上载有毛泽东同志写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当时，大家如获至宝，由一人朗读，大家记诵，使我们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为出狱后参加敌后抗日打下了基础。1939年2月16日，我因刑满被释放。
  [作者刘俊，1914年生，江苏启东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江苏南通地委交通局局长等职。本文原载《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有删节]

上海西牢回忆
李守宪
  193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15周年时，我在中共上海沪中区委搞宣传工作，参加示威游行的具体部署。在牛庄路被敌人逮捕。我化名王诗，经过审讯，被判徒刑5年，关押在西牢。
  我们政治犯住在五楼(四楼以下关的是些小偷惯窃、诈骗奸赌等犯人，凶杀抢劫的大案关在另外的楼里)。起先人不多，一人一房，后来人多了，三人一房，但不准两人一房，说这是规矩。前楼有彭康两弟兄和曹荻秋两弟兄，我们叫他们大彭、小彭、大曹、小曹，还有后来写出《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和一个姓史的。他们都是先我被捕的。彭康是中外闻名的哲学家，个子不高，生得面目清秀，说话带江西口音，一句是一句，简单扼要。只有他的监房有书，因为是特许的(他曾在监房接待德国参观人员时当过译员)。曹荻秋个儿长得和彭康差不多，因为胖，就显得有些矮了。他的话多一些，但也从不讲废话。监狱里不让政治犯作工，怕有串连，他总是说服监狱当局，让我们做些缝棉衣之类的工作，以便相互接触。曹在被捕前做过党的组织工作，所以他在西牢里首先着手串连党员成立组织。姓史的说，他自己喜爱文学，刚从苏联回来，并给我们朗诵高尔基的诗：“从早到晚，从晚到早，监狱就是黑暗。朝朝暮暮，睁着兔眼。管他妈的!管他妈的!”
  上海的西牢是所谓东方第一个大监狱，照我看，实在是第一个残忍的人间地狱。举几个例子如下：
  一、续命饭。每天三顿饭，一共只有16两秤4两米，尽是稗子、芒刺。我们要求增加米量或用好米，监狱当局说：“这是给你们延续生命的，不是给你们填饱肚子的，稗子带尾巴，吃了好消化，能清肠胃。”果然，稗子吃进去，原样屙出来。每餐还给20粒黄豆。看守说：“你们活动少，20粒足够了。”有的人说：“这样长期挨饿，三年五载，准没有命。”有的人说：“不吃倒还罢了，一吃惹得蛔虫翻腾，饥肠辘辘。”也有人把纸做成筒，把拣出来的稗子放进去，一顿饭约有半两上下一大堆。我懒得这样搞，连稗子吃了5年，造成了不治的十二指肠病。本来同志们见我瘦瘦个儿，判了5年，都说这碗续命饭我会吃不到底，可是我毕竟吃过来了。
  二、记日菜。吃饭简直没有菜，英国人说：“菜不是给你们下饭的，是给你们记日子的。”菜怎么能记日子呢?原来吃两片牛肉就是初一，吃几颗黄豆就是初二，吃一点咸猪肉就是初三，……吃咸臭鱼是初九。月月如此，这样就可以计算日子了。
  三、甘露水。在西牢长期晒不到太阳，每一个人的面色都是灰白的，两目无光，瘦得皮包骨头。每天不但饭不够吃，连水也不给喝。经过斗争，每天下午送来一桶茶水，但水少人多，每人只能匀着喝一点点，象小说书上说的尝甘露水一样。
  四、跑圈子。经过斗争，只要不下雨，每天早晨可以到六楼平台上去跑圈子，活动活动。这当然好，可是一不小心，英国人的皮鞭和尖头皮鞋，就会象虎尾、马蹄一样，踢打过来，受尽凌辱。
  五、裸体舞。每七天淋浴一次，骤听起来似乎是好事。但是当你把衣服脱光了，冬天就开冷水，让冰水淋得你周身痉挛，夏天则放滚烫的热水，烫得你浑身起泡。不“洗澡”是不允许的，大家只好往两边逃避，同志们说这是裸体跳舞。要是英国人守着，时间就长，英国人不来，时间就短一些。
  六、剃记忆。七天理一次发，照说也不坏。但是理发器是用手摇的，刀口冲向头皮，震力极大，即使受不了，也非理不可。好多人不仅剃伤头皮，连记忆力也被剃去了。
  七、望家人。外面人来接见，与被接见人分站在一个小洞内外，只能见到头部，说不上三句话，小门就关上了。大家有意见，他们说：“本来只叫你们望望人。”我们也习惯了接见只是“望人”。
  八、看头脑。有什么要求，答应不答应，都要看头脑(指英国人)。这时必须双手举起，手心向外，象俘虏那样。对英国人讲话，就同旧社会要告官先得滚钉板，先挨40大板一样。
  九、禁书报。牢里不准看书报，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可太大了，不仅实行不了列宁说的坐牢可以学习、学习、没命地学习，而且在独自关在一间牢房的时候，时间更是一分一秒都难混过去。有一次，西牢来了几个外国贵宾，讲的是德语，这一下把监狱当局搞得很为难，接待工作陷入僵局，这时彭康从容不迫地同客人谈起来，事后得到了一本《新约全书》(《圣经》)。就是这样一本书也喜欢得我们一夜未眠地争着传阅，这真是太可怜、太可叹了。
  十、扛冷水。这是处罚，扛冷水的人，一餐饭只有半两米，一扛三天，就得挨饿三天。
  十一、上吊铐。把两手铐起，高高地吊在铁门上，如果脚板提起，就得让两手承受全身的重量吊在空中。别的疼痛还不说，只是脚跟离地，脚尖擦着地面，肚肠好似拉紧的弓弦，痛彻心肝，简直无法忍受。以上两种刑罚，我都领略过多次。总之，西牢不知折磨死多少人，我们当中，得肺病、经神病的人就不少。
  1937年底，我5年刑满。这天有几十个人出狱，政治犯却只有我一个，其余都是普通犯。出狱时，只查对了姓名、号码，收回囚衣。我和普通刑事犯一起坐上大卡车，开到不远的地方，停在马路边，大家一起下车，各自分散，没有办任何其他手续。
  [作者李守宪(1907～1986)，湖北沔阳人，回族，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南民族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等。本文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1辑。有删节]

西牢斗争纪实
徐建楼
  身陷囹圄
  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前夕，我时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秘书长，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化名张明勋，以“危害民国”的罪名，被特区法院判刑，投入提篮桥西牢。
  西牢是远东最大的一座监狱，关押着几千名犯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盗窃犯、扒手以及个别判了死刑尚未执行的绑票犯人。西牢里关的政治犯不多，集中在一幢叫RD监的五层楼上。西牢当局对政治犯采取了最严密的隔离措施。牢房前面是一条走廊，走廊的东西两头是坚实的铁门。铁门平时关着，只有典狱长(英国人，三朵花)、英探头目(绰号黄毛，一朵花)巡监和印度看守换岗的时候才打开。牢房每间仅三个多平方米，每人一个号子(普通犯人则是三个人一个号子)。一天三顿霉米饭，合起来不过五、六两，叫你吃不饱饿不死。穿的囚衣，上面打上标式印记，缝上番号(我的番号是1655)。睡的是水泥地，冬天，把棉袄裤脱下来裹在毯子里打成“狗包”，钻在里面睡觉，还是冻得凉气透骨。
  打破沉寂
  西牢关押着20多个政治犯。有几个老一点同志，已经蹲了二、三年，其中有曹荻秋(大曹)、韩托夫(老韩)、李守宪(王诗)、何永熙(四川小何)等。其余多是因参加反日活动而被捕不久的民族自卫会、社联等进步组织的青年，如姚家礽、任富定、吴佐臣(白胜)、陆菲等人。
  我们初进去，便感到政治犯相互之间不大交谈，关系非常冷漠，空气很沉闷。有些人说：“监狱不是斗牛场，不是斗争场所。”“坐牢只是休息，没有党的任务。”有一部分人向监狱当局借了《圣经》和《英汉字典》，埋头学英语。我和1936年4月被捕的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许亚(陈英)、宣传部长邹泽沛(李中)及商健民(张继)、贵州小刘(徐庶)等一致认为应该把政治犯组织起来，和西牢当局进行必要的斗争，并且在政治犯中加强教育和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坚定革命意志，以便将来释放出狱后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我们的设想得到了其他进步青年赞成，他们对沉寂的现状也很不满意。于是我们就利用早晚放风的机会，秘密广泛地听取其他同志特别是老同志的意见。我们跟在他们后面，提出我们的看法和意见。第二天，再由对方阐述他们的观点和答复。这样，经过多次反复地交谈和辩论，最后，大家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初步胜利
  我们向西牢当局提出，把我们从终日禁闭的号子里放出来“做生活”(即做工)。经过多次的交涉和斗争，狱方同意在走廊里摆上几张桌子，让政治犯坐在一起缝补犯人穿的棉衣和棉毯。这样，我们就能在印度看守的默许下，打破长期沉闷的局面，自由谈话，交换意见，因此，大家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接着，我们又进一步向监狱当局要求给予学习的条件。我们将被捕时仅存的钱或写信给亲友捎带来的钱集中起来，请监狱当局帮我们买书。我们开出许多书名，其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例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辩证唯物论教程》和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李达的《唯物辩证法》、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买书的监狱翻译一窍不通，把这些书当作一般的历史学、经济学、哲学书籍，如数购进。看到这些精神食粮，大家兴奋至极，劳动之余，便抓紧学习。好些同志还是第一次利用了坐牢的时间认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因此除了自学以外还开设讲座，指定某人给大家讲解。一年以后狱方才发现书内的卡尔、乌里扬诺夫等就是马克思、列宁的名字，将这些书都没收了，可是这些书我们已经读了一段时间，有的已读熟了。
  “同难社”与“同难生活”
  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和协商，我们在政治犯中成立了一个群众组织，取名为“同难社”，并订立了几条章程，确定了活动的内容，选出许亚、邹泽沛、吴佐臣、姚家礽和我为领导人。这个组织加强了政治犯的团结互助，进一步打破了过去的隔阂和沉默，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向西牢当局开展斗争。接着，我们出版了一种“刊物”，叫“同难生活”，由我和张海帆负责编辑。没有纸笔怎么办?横竖监狱里有的是时间，事先商量好这一期要发表哪些作品，由作者在号子里拟好腹稿，等到坐在一块干活的时候，用口述的方式发表。“同难生活”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有的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有的教会了大家唱《国际歌》、《囚徒歌》；有的同志讲上海三次暴动、五卅惨案、“在监狱中不屈的共产党员”等革命故事。这个“刊物”，确实办得有声有色，发挥了大家的聪明才智，锻炼了表达能力，提高了理论水平，坚定了革命信念。这是一种很有成效的互相教育、互相鼓励的方法。
  我们不去反省院
  西牢的政治犯，在服刑期满后，还要移送苏州反省院去进行“反省”。1937年春季，西牢当局到我们牢房向全体政治犯宣读了一份国民党的公文，“凡是在监狱服刑已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间的政治犯，都可以自己写呈文要求去反省院。”这在政治犯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大家议论纷纷。有些人对反省院的性质认识不清，对敌人采取的这一毒辣的政治阴谋也不理解，认为迟早要到反省院去的，与其晚去还不如早去，以便早得自由，早一天为革命继续工作。也有的认为，到反省院去只要装傻装得像，也可以不自首就出去。还有的认为“党员不要求去，群众可以要求去”等等。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即用“同难社”的名义组织了一次讨论。在讨论中，我们指出，自己申请去反省院，是对党对革命的变节行为。革命者宁可坐穿牢底、杀头，决不屈膝投降。即使是群众，也有一个做人的气节问题，总之我们不去反省院。在一个多月的辩论中，我们进行了许多个别谈话，求得了认识上的一致。最后由我作了一个总结，从政治形势、政治影响、政治生命三个方面阐述了反对要求去反省院的理由，澄清了上述几种错误思想，同时又从当时整个抗日运动发展的趋势，分析了政治犯有争取直接释放的可能性。这样，除了三四人写了呈文外，绝大多数都安定下来，表示不申请去反省院了。
  团支部的堡垒作用
  政治犯中，在团江苏省委工作过的有七个人，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团支部，由许亚任书记。支部建立后，团结了西牢政治犯，加强了和老同志的联系，推动了同监狱当局的斗争，帮助主持了反对到反省院去的讨论；还进行了阶级教育、气节教育和政治理论学习，开展了一次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
  1937年7、8月间，在抗战爆发和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我们向全体政治犯宣讲了党的政治纲领，动员大家团结起来投入抗日民族战争。并利用这一时机，在政治犯中进行了一次自我政治审查。其中有几个在被捕时有些问题的人，在团支部的帮助和教育下，主动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支部决定要我出狱时，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交给组织上。
  我们支部的几个同志，在牢中成为斗争和学习的骨干。邹泽沛同志能言善辩，无论是对政治犯的教育或是面对监狱当局的斗争，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他在每次放风中，不是找这个谈话，便是找那个辩论，在未能说服对方之前，总不肯罢休。可惜他后来因患肺病死于狱中。和我同时被捕的张海帆同志，原是做反(日)委工作的。他的性格比较深沉，言语不多，但头脑清晰，思想明确，遇事能冷静思考，说话很有条理，使人信服。在反对去反省院的斗争中，他对那些思想动摇的人，做了不少工作。在学习理论时，他刻苦钻研，理解比较深刻，大家很喜欢听他讲解。刑满后他和我一同出狱，转道武汉、咸宁，进入大别山敌后工作。我俩一直在一起，互相砥砺切磋，成为挚友良朋。1940年3、4月间，海帆在安徽金寨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此外，我们还在印度看守中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得到了一些看守的同情。有的看守对我们谈话不加干涉，监狱官吏来的时候，还主动给我们打招呼。有位“52号”的印度看守，时常偷偷地给我们捎进书报和党组织联系的信件，使我们因此了解了时局的变化和反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52号”看守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曾想趁形势混乱之际，偷钥匙开门将政治犯释放，但因狱方控制甚严未成。
  我们要抗日
  1937年8月13日的晚上，暮影已爬上铁栅栏的门窗，整个监狱陷入死一般的沉寂。突然，隐隐地从远处传来几声炮响，接着越来越近，越来越密。这时，我们才知道抗日民族自卫战在上海也打响了。我们的热血沸腾起来了，心神立即驰往战场。大家兴奋得流出了眼泪，狂热地呼喊“冲出去吧!”我们准备进行绝食斗争，要求释放，参加抗日。8月17日敌人的炮弹打进监狱，炸死犯人10余名。牢房陷入炮火的交射网里，彻夜的巷战就在监狱的四周进行着。监狱变成了一座孤岛，和外面完全隔绝。犯人的伙食发生了恐慌，每天只能吃到两顿看不见米的薄粥汤，大家身体日渐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改变了斗争策略。
  两个月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我们又一次向英界当局要求释放。我们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表示我们要参加抗日战争。可是，监狱当局未予理睬，只答复：“政治犯按普通犯例，官司吃满后直接释放。”
  痛打汉奸
  1938年，有个汉奸因专在租界上搞暗杀抗日人士的罪恶活动，犯杀人罪被公共租界捕房逮捕入狱，起初被关押在普通犯人中间。同室犯人痛打了这个汉奸，狱方便把他关入政治犯的牢房。为了表明共产党坚决抗日，与汉奸势不两立的坚定立场，扩大党在监狱中的政治影响，大家商定，必须将汉奸痛打一顿，迫使狱方将他迁走。
  一天，姚家礽乘汉奸单独放风时，用铁皮罐头将他打得头破血流。事后，狱方将姚钉上脚镣，打了一顿屁股，并将全体政治犯关起来，不让出来劳动。为了抗议狱方对政治犯的迫害，我们进行了绝食斗争，要求恢复劳动，免除对姚的处罚，严惩汉奸。绝食坚持了六天，后组织上通知，采取绝食方式对斗争不利,因为当时租界处在日军包围之中，他们时刻找机会要占领租界和监狱，如果得知西牢有抗日活动，便会要求把政治犯引渡到日军去。于是，我们在第七天复食，这时狱方也答应了我们的部分条件，恢复了政治犯的劳动，伙食也略有改善。这一事件，在狱内影响很大，全狱犯人对政治犯都十分钦佩，狱方也受到震动。
  1938年6月9日，我和张海帆被释放出狱。以后大部分政治犯也陆续地释放出来。回顾在西牢的这段生活和斗争历史，十分有意义。许多同志经受了监狱的锻炼，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出狱后又立即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和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去，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其中不少同志，如邹泽沛、张海帆、吴佐臣、陆菲、钱国华、杨子清等，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作者徐建楼，1914年生，江苏南通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山东省冶金局局长等。本文原载《上海青运史资料》。]

铁窗生活十三年
姜维新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成为反动派的鹰犬，到处搜捕共产党员。鉴于顾在上海的家属，掌握我党许多负责人的情况，顾的小舅子还知道我们党的核心机密，于是，由周恩来出面做顾的家属工作，希望他们跟党走。顾的老婆根本不愿意与顾决裂，在说服无效后，为了保卫党的安全，中央决定由特科派人把他们处死，埋在住处地板下面，过了几个月，才发现尸体。
  我在上海大连路被捕，也是顾顺章带人围捕的。我被捕后，连同妻、儿被解送到大南门警察总局，他们把我看作是共产党的要犯，给我钉了一副大脚镣，派了两个人日夜看守。到了第三天，叛徒马少伍把我带到审讯室，进门一看上面坐着顾顺章，要我谈谈我所知道的情况。我坦然地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马少伍在旁插话劝我，还是跟顾顺章老朋友走好。审问了两个多小时，顾一再追问我，他一家人是怎样被杀的，我说不知道。他们审问毫无结果，最后顾顺章从口袋里拿出一粒子弹，放在桌子上说，你不讲，就要你吃这个!我仍然不动声色，他们才不得不把我送回牢房。
  第三天，顾顺章派几个外国人，把我押到四马路巡捕房，打过手印后又送到成都路巡捕房，把我吊起来打，我昏了过去。醒来时，又追问我杀顾一家之事，我一口咬定不知道。过了两天，又把我拖出去绑在竹梯上上电刑，通电时，我全身就像千刀万剐，我咬紧牙，结果把牙齿都咬碎了，我还是不讲。当昏过去时，他们往我身上泼水，又拖回牢房，把我关进一只铁笼子，派人日夜看守。
  不久，由顾顺章指定的所谓姜维新杀人的证人写的书面证明要我签名，我说，我没有干过，我不签。后来，顾顺章又派来几批叛徒、特务找我谈话。但是他们又不敢打死我，因为那样做，又无法向其主子交代。就这样我关在笼子里三个多月，受过七次电刑，上刑后，我的牙齿全部咬碎了。有几天我绝食，他们用橡皮管通到我嘴里，强迫我吃。
  当我顶住顾顺章一伙对我软硬兼施以后，他们又把我交给地方法院审理。审判那一天，法庭上戒备森严，周围架起机关枪。法官大多是外国人，旁听席上坐的都是特务、巡捕。法警扶着遍体鳞伤的我出庭。原告国民党官员主诉，说我打死了顾顺章一家多少人，还有名有姓。法官问我是否认罪?我说：“这些事，我不知道，叫我怎么承认?”接着法庭判我死刑后，宣布退庭。第二次开庭在法庭辩论时，由“互济会”为我请的律师指出，姜维新没有口供，不承认原告所提的打死人之事，按法律规定应予当场释放。最后，法庭宣判：姜维新因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最初，我关在巡捕房。看守人员对我有戒心，怕我逃跑，在我脚上钉了十几斤重的脚镣。1933年春，巡捕房又把我引渡到大南门监狱，关在一号死牢。我的妻子、儿子也关在那里。我妻子弄点咸菜，叫我的独生子送给我。过了三天，我和妻子、儿子，被六名警察押着乘火车去南京，关进宪兵司令部，这地方离雨花台很近，几乎天天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晚上还经常听到上刑的惨叫声。
  我到南京后，无人过问。过了三、四个月，顾顺章派了两个人来找我谈话，还捎来了一只大西瓜。其中一个家伙装得很客气样子对我说，你来南京是老顾(顾顺章)看在老朋友面上，为你着想才调你来的。你如果跟老顾走，可以给你汽车、洋房，并负担你一家所有开支，还让你一家团圆等。我听了这些话，火冒万丈，我挥手把西瓜打落在地，这两个家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以后，再也不敢来。
  在南京监牢期间，我和邓中夏、罗登贤同志同狱，还经常在一起谈心，罗登贤还和我下过棋。有一次，罗登贤没有烟抽了，他悄悄地要我的儿子姜慕生想办法。当时他才5岁多，人家叫他小萝卜头，他就机警地在拘留所所长办公室里抓一把，送到罗登贤手中，后来被发现，我儿子慕生被毒打一顿。不久，邓中夏、罗登贤同志均牺牲在雨花台。
  11月间，宪兵把我从南京押回到了上海西牢。后来我的妻子被释放，因在监狱受尽折磨，不久就吐血身亡。我的父亲、岳父因经受了这样的刺激，也先后去世。在两年内，我一家死了三个人，我的儿子出狱后无依无靠，只好由我的堂弟抚养。
  我在西牢过了一段时间，让我到监狱内的印刷车间劳动。但我并不“安分守纪”，乘机团结了一些人。我们这些犯人，一到冬天受冻挨饿，睡觉只盖棉毯，没有被子。监狱当局还克扣囚粮，使我们吃不饱饭。1935年冬，我就领头组织犯人罢饭。罢饭刚开始，典狱长韦华德慌了手脚，马上派人调查，发现是我姜维新领的头，立即把我带到办公室，韦华德拍着桌子大骂，说我胆敢领导犯人罢饭。还说，你是共产党，在外面捣乱还不够，现在已经抓到监狱里还要捣乱。我根本不承认。接着给我处罚，在我脚上钉上了脚镣，并把我调到五楼和政治犯关在一起。当时，曹荻秋、老韩、陈英、小李等也关押在此。
  “八•一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在狱中能听到外面的大炮声。我们提出，全国政治犯都释放，为什么我们还有人没放，我们要求出去抗日。为此，政治犯又组织了一次罢饭斗争，有的同志因绝食而牺牲。在释放无望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在狱中要自由，不准虐待。后来，狱方就让我们学裁缝，还可以看一些旧历史书、旧小说。我从小没有机会念书。趁此机会学文化。在难友们的帮助下，以《王云五小字典》当读本学识字。从这时候起，我才开始识字。同狱的大彭、小彭(即解放后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兄弟俩)和其他党员，在狱中自动组织学习小组，参加学习的有几十人。学习小组活动时，有的讲革命道理、有的学文化，对我们帮助很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租界。我所在的西牢也被日军接管。日军派一批汉奸来西牢当看守，把犯人的三顿饭改成两顿，他们从中贪污，吸犯人的血。我们对此不断提出抗议。1945年，上海的汪伪政权摇摇欲坠，他们搞了三次大赦。这年7月第三次大赦时，我被释放出狱。总之，从1932年11月被捕到1945年释放，共坐了十三年牢。先后在上海、南京换了几个监狱，其中在西牢(今提篮桥监狱)时间最长。
  [作者姜维新，又名郑承，(1899～1984)，江苏盐城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特科成员，在大革命时期，他先后六次被敌人关押。建国后，曾任上海第二结核病医院院长。本文是他1981年写的《我的革命经历的回顾》中的片段，有删节]

在监狱中
谢凡生
  押入西牢
  1932年4月8日，我和金啸远等4人在上海住处被敌人逮捕，最初关押于戈登路巡捕房，10天以后受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审讯。一天，我们忽然被送到工部局拍照，按手印，然后被赶上囚车。
  在闷子车里，四面不见光线。但同车有经验的犯人听得出开启一道道的铁门的声音，确定是进入西牢了。车门开处，车子的确是停在庞大的铁门里面。周围站着五六个印度巡捕，虎视眈眈，戒备森严。印度巡捕怪叫着，挥动着鞭子，我们被驱赶进入右首的一个房间。房间一个接着一个，在第一间，把全身的衣、裤、鞋、袜脱光，我还要摘下眼镜，自己动手全部塞入一只口袋。第二间，两个人拿着推剪，剪身如一个火铲那么大，用软管连到一公尺外的机座上，另由两人摇动把手，被剪的人站到推子前面，只三下就把头发“剃光”了。我感到很痛，往旁边一看，别人头上的情况是短发大概还留着五分之一，而剪掉的地方，却留下许多小血珠。第三间，屋顶上装着有许多小眼的小管，在里边彻底沐浴。站在通道上的印度人，不断用鞭子抽打动作慢的人。第四间是通过医生的检查。第五间从姓名开始的任何一个标志都得登入生死簿，才算取得犯人的资格。于是，发给衣服穿上，门边还放着若干铁盒装的饭，一人拿一盒，转到院子里。从此，大家一律光头，蓝布画花长裤，跣足。我们四人几乎都互相不认识了。
  我们因为是未决犯，穿的蓝布囚服，只是在前胸、后背、两膀、两膝画上双Y形的公共租界的标志。若是已决犯，穿的是白色衣裤，除前后都有号码外，左上胸还补上一块色布，大约是3年以下的大红疤，3至5年的小红疤，5至10年的大黄疤，10至15年的小黄疤，15年以上的黑疤。死刑犯穿的衣裤是半边黑，半边白，说明一半在阴，一半在阳。衣裤这样的考究，不但一看就能辨别其人的刑期，而且这样的装束，使你逃也无法逃。
  我们四人同属未决犯，被带到专关未决犯的E牢。E牢只有一面，三层，每个笼子够关四人。大约是5月中旬，判决书来了，我们四人各判刑2年半。于是，我们换了补大红疤的白布衣裤，各人的名字正式转变号码，我是3726，金啸远是3727，我们转入了LM牢，这是专关政治犯的。在这里的政治犯大约有六七十人，每笼3人。房子和其他监牢一样，3公分粗的铁栅，门上的锁足有十六开本书籍那么大，上面有表示锁档的红箭头，第一档的钥匙由外国人掌握，第二、三档由印度人管，中国巡捕是挨不了边的。
  我们吃的是普通饭，由在笼子外面工作的“小链条”从伙房领来分发。虽然一天也是三餐，但还不够半饱。每天撮入的水分，就是稀饭里那些，半夜醒来，不但饿，而且渴。
  斗争
  因为我们是新进去的，所以关在末尾的两三笼里。前面笼里，有几位同志判刑10年以上。每天夜里，我们都有活动，第一、二间笼里的同志，不但是学习领导，而且因为他们靠近楼梯，在大家活动时就负责放哨，有巡捕上楼的声音，他们就敲壁头，把警报传过来。我们活动的方法是把嘴凑到铁栅边，就可和隔壁讲话，但只能和左右两侧笼子讲；遇有需要大家知道的事，就互相传递，有要单独谈的比较特殊的事，就等到放风时讲。但放风时都是排队下楼，到院子里也是排队转圈。于是，金啸远就给我布置一个任务，当他要和前面同志谈问题时，就由我去和监视跑步的外国人纠缠，以便他们岔队和讲话。我年纪小，又是近视，虽然仍免不了挨打，但做这个工作是非常恰当的。若遇上13号或6号巡捕，我也会被打得很重的。不过，我只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能为大家做事，很高兴。我虽挨了打，还是有代价的。
  一个星期总有二、三次放风，放风的时间，多在早餐过后。外国巡捕开了门，把我们全部驱赶到楼顶或楼下空地上去转圈跑步。对我们来说，楼顶最好，好就好在是水泥地，脚不吃亏；若到下面，那是煤屑地，打着赤脚在上面跑，要起泡甚至溃烂的。跑时，场地四角站着印度巡捕，中间是一个外国人和一个痰盂。当我接到任务时，我就装着没看见，一头往外国人怀里撞去，或是有意一脚将痰盂踢翻，这样，他们会来追打我，我就往队里乱串，队形乱了，在混乱中，同志们可以岔到要讲话的人身边，畅所欲言。
  我由于在外面时，某次在法大马路示威，被印度巡捕打伤了左手，进牢后又多次打着它，在营养极端贫乏的情况下，伤发了。左膝也因多次被踢打受了伤。到LM牢不久，上下楼就感困难，只好要求看医生，得一些黑药膏敷敷，有时也给一片止痛药。那年到了冬天，我的左手中指已开始溃烂，左膝关节肿得已穿不进裤筒，右膝也屈伸不便，走路不但一颠一拐，上下楼有时还要人扶着。
  入党
  两三个月后，曹荻秋弟兄俩也进来了，接着又来了一个判两年的湖北人老潘。老潘40岁左右，在我们相处的时间里，虽然隔着一堵墙，他却不但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而且教会我唱湖北山歌。不久，又来了个姓周的和一个姓阎的。
  1933年初，某天放风回来，金啸远高兴地告诉我，我提出的入党要求得到批准，而且就在那天夜里由他带着宣了誓。我被批准入党，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心情无比兴奋，病虽然仍在增加，疼痛却似乎减少了许多。金啸远的病却在加重，早晚不断的咳嗽，而且有时还咯血。他发病的起因，是在我们入狱不久，被印度人一脚踢在左胸上，又兼秋后棉衣发得过晚，受了寒。肺部已经有病的人，每周洗澡后再穿冷湿衣服，病上加病，后来病亡在狱中。
  在毁灭的边缘上
  一天，巡捕忽然开门叫我出去，还叫一个犯人把我搀着下了楼，我以为是要我去看医生。哪知转过一幢大楼就到了另一座牢监，监门上写着“PQ”。进门又上楼，走上五层，顺着一排笼子往前，经过的一排笼子，每一个笼子只关一人，他们都穿着半边黑半边白的衣裤，我一下明白了，这是专关死刑犯的地方，我被关进了最后的第46间。这里阴暗潮湿，霉臭死寂，静寂得连半夜巡捕皮鞋声也听不到，它是真正的地狱。这里我每天能见到人的机会，就是由印度巡捕押着手提铁筒皮管向我笼子里浇“药水”的犯人。当他将皮管伸进来，淅淅细雨向我扑面而来时，我立刻艰难的站起来，将那三条灰毯抱在胸前，俯着身，缩着颈保护着它们。笼子是那么小，没有可避的余地，而每天又必得四墙带顶浇透，才能获得印度巡捕的通过。他们一离开，我又只好把那三条灰毯放回涓涓细流的地上，它是我的卧具，也是我的坐具。我因为左腿已腐坏，右腿也有酿脓，所以只好整天坐在上面。我以国际歌、马赛曲来反抗孤寂，有时也哼小学唱过的“苏武牧羊”来占领时间，虽然一日三餐说明着时间的概念，那对我是毫无意义的。
  在一个阴冷晦暗的早晨，一群巡捕和一些犯人光临了我的牢笼，一字阵式摆开。外国巡捕开了锁，两个犯人冲进来，说在我的马桶下面搜出来一小点板烟。吃过中饭，我被带到E牢边上的公堂里。那是一间大房子，中间一张写字台，后面坐着外国巡捕头(又称三道头)，左边是执法的犯人，右边是原告。虽然他两个也是犯人，但一个手里捧着四开大的硬壳生死簿，向洋人介绍我的姓名、年龄和案由，一个却在洋人出示我的“罪证”时，滔滔不绝地提出他的有力证言，而我这个被告尚未有一句申辩，就被判处“三天吊铐”。三天吊铐，并不算是重刑。据我耳闻，打屁股算是最重的，据说没有受得了十下的人，因此一般都是六至八下，最重也只能打十下，而且，挨过打的人，马上就要送狱里的医院。
  吊铐是将两手通过上面一道横档反伸出铁栅去，用铐子铐起来，中间隔的铁柱越多，受苦越重。三天中间，除了夜里能放下来睡觉外，只有吃饭时开一下铐子。不到三天，我不仅已不能站立，连饭盒也拿不起了。三天一过，我就只好整日躺在地上，吃饭时也只好把饭盒卡在门边，偏着头，用手把饭扒到嘴里。两三天后我昏迷了。当我苏醒时，我已躺在“大开刀间”里，据同房的病犯说，我是被发现“死”在笼子里，才抬到这里来的。所谓大开刀间即外科重病房的意思，它是对比大痨病间即内科重病房说的，它在医院的三层楼上。二层是轻病房，即小开刀间与小痨病间。这里虽然不是监狱，也是铁窗铁门，但与PQ监就大不相同了。第一，这里看得见我渴求的太阳光。第二，同住一房的有二十来人，他们都是较重的刑事犯。第三，由于我妹妹在外面化了钱，我不但获得一份病号饭，还是一份大饱饭。环境有了变迁，生活有了改善，精神也好了起来，但是，我的病继续在发展。左腿、膝关节肿得象一个人头，开了两次刀，把膝关节两边手掌那么大、约一厘米多厚的肉切掉。左手中指溃烂得象一只剥掉皮的老鼠，既肿且臭，影响到手掌也红肿。但我得到的治疗是什么呢?就只是两三天，甚至一星期才给冲洗一下。
  出狱
  我被捕不久，我妹妹谢光琪就到了上海。她是去营救我的，同时去读外语专校。她在亲戚协助下，得到监狱医生浑名陈裁缝的签字，又通过哈同的管家姬觉弥向法院行贿，并公开交付保证金400元，取得了保外就医的批准。1933年8月某日，他们用红十字救护车将我接出了西牢。我住进了海格路红十字总医院。
  [作者谢凡生(1912～1986)，贵州贵阳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共贵阳市委常委。本文原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总第15期，有删节]

追忆提篮桥监狱中的斗争
姚家礽
  1935年11月2日夜间，我率两个小组的同志在辽阳路一带写标语、散传单时被捕。同时被捕的男同志有陈盛梁、钱醒华等。当时，我是党领导的“社联”沪东区委宣传委员，属胡乔木直接领导，但尚未入党，是个赤色群众。被捕后几天，即被关押进提篮桥监狱政治犯牢房。这个牢房是在RD监的五楼上，分东西两部分，中间隔开。西部是政治犯，东部是死刑犯和尚未判决执行的政治犯。监狱当局对政治犯看管严密，全部用印度人看守，连华籍看守也不准进入我们的牢房。我们整天被关在小房间里，不给读书看报，也不让作些有益于健康的轻微劳动，真是与世隔绝。
  我们入狱时，狱中已关押的政治犯有15名，其中绝大多数是判7年徒刑的共产党员，只有4名群众。但是，在这15名政治犯中没有党的组织，也没有任何群众组织，互称难友而不称同志，大家不谈政治，也不学习，整天沉默寡言，彼此缺乏交流和了解。当时，我们都是未满18岁的青年，政治上幼稚，热情很高，却不懂得对敌斗争的复杂性，因此入狱后就请求党员给我们讲讲马列主义，给我们进行一些党的教育，将监狱办成一所马列主义的大学，但遭到一一谢绝。对此，我很不理解，对监狱中这种生活也很不满意，就反复提出，请在全体政治犯中进行一次民主讨论，结果大家各持己见，无法统一，只能暂时维持原状。
  1936年又有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被捕入狱。最先入狱的有吴祖绳、洛斐(化名)等五人，以后陆续有陈英(许亚)、李忠(化名)等七批约18人人狱。这时，政治犯牢房住不下了，有一部分就同死刑犯住一起。新同志的到来，他们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带来了活跃的革命气氛，大家轮流地向监狱当局申请，要求读书看报，要给纸、笔，允许写些东西，要求解除单身禁闭，作些有益于健康的劳动。开始时狱方不理，后来同意我们从家中送书来，或者由狱方代购。约在秋季，我第一次得到从狱外送进来的书籍，其中有《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其他同志则由狱方买来米丁的《辩证唯物论教程》、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至于看报和写字，则狱方始终不肯答应。但在初冬，约在11月份，就解除了我们的单身禁闭，让我们出来参加缝补棉织毯子和犯人穿的棉衣的劳动。这些，都是我们合法斗争的初步胜利。
  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大家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但一个人啃书本实在困难，有很多译文看不懂，即使读通了一点也不理解，极需要辅导与讨论。有的同志没有买到书，也需要学习，这就要求有书的难友将书中内容给大家讲讲，使大家受益。客观情况促使我们必须成立一个组织，一是管理大家缝补劳动事务，二是组织大家学习。
  在成立组织问题上，许亚、李忠、吴祖绳等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终于成立了一个叫做 “同难社”的群众组织。当时，订立了几条章程，选出许亚、李忠等七人为领导人。在这七人中，许亚、李忠、吴祖绳是党员，我们都服从他们的领导，这是我们的领导核心。“同难社”成立时，有三个人不表态，也不参加，其中二人是改组派，一人是叛徒，但是他们并无破坏活动。
  “同难社”的活动主要是学习。经大家推选，许亚、李忠负责领导学习，张训、张平负责编辑出版，我负责劳动和生活。大家推举我当社长，这个社长是空头的名义，并不是总的负责人。当时，我早已被推选为“毛部头”(劳役犯)，即是狱方认可的犯人代表，因此，让我当“同难社”的社长，便于应付狱方的查究。我们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讨论时联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有的还联系自己的革命工作经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没有学究气。我们曾讨论过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引起我对世界史和中国史的兴趣。当时只有一本法国革命史，我读了之后，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俄国革命有了一些概略的粗浅知识。
  张训和张平主编的刊物名称已忘了，内容也很丰富，但出了几期后就停了，主要是投稿很少，大家创作困难。所谓出版，就是讲革命故事和朗诵诗歌。我记得，姜维新讲了“上海三次暴动”、“五卅惨案”、“政治保卫队员的除奸行动”、“高梁地里的战斗”等革命回忆录。许亚和李忠讲“在监狱中不屈的共产党员”。其他同志也讲了一些革命故事。这些革命故事对我教育很深，迄今不忘。张训和张平曾朗诵过他们自己创作的诗，小周曾创作过一支歌，还教唱过国际歌、囚徒歌和其他一些革命歌曲。当年年底，看守对我们的看管已放松了些，见我们在晚上唱歌也不过分干涉了。
  1937年的春季，约2、3月间，副典狱长和典狱官“黄毛”，还有一大批警官到我们牢房召集全体政治犯，宣读国民党政府的一份公文，其大意是，现在押的政治犯可以申请去苏州反省院，提前释放。他们念了二遍，当场问大家，有没有要求去反省院的，如要申请可立即登记。当时，许亚、李忠、张训、张平、我和刘俊等立即大声回答，我们不要申请去反省院。有的沉默，没有立即表态，典狱官和翻译又催问几遍，当时仅有改组派二人要求去反省院。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吴祖绳上诉胜利，交保释放。他出狱后，立即找到党，并同狱中许亚、李忠接上关系。从此，我们在狱中有了党的领导。“七七”事变爆发后，许亚、李忠曾以党组织的名义召开过一次全体政治犯的会议。在这次会上，宣布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动员大家投身革命，坚决抗日。接着，要求每个同志向党汇报本人的经历，在被捕中表现等等，并对此作了初步的审查，但是没有作什么结论。以后，凡是狱外党组织来信，均由许亚、李忠作传达，有时送来一些公开发行的小册子，他们就组织大家学习。我记得，有一次送来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大家轮流看了一遍后，将书拆开，分章节给各人背熟，然后将书销毁。以后，由分工背的同志念一段。
  经常为我们同狱外的党组织联系、夹带信件和小册子到监狱里的人，是52号印度看守。这个印度青年，有一些文化，能讲英语，有强烈的反英帝国主义的思想，是旁遮普省锡克族人。许亚能讲英语，花了一年多时间对他进行教育。“八•一三”时，监狱外就是战场，一时十分混乱，52号看守曾计划偷钥匙将全体政治犯释放，后因狱方管制甚严，没有成功。
  1938年2月6日，上海《社会晚报》被日军禁止发行，经理被汉奸暗杀，人头挂在法租界电杆上，附有纸条，上书“对抗日分子之警告”。4月间，英租界当局缉获凶手，当即关押入提篮桥监狱。狱中犯人都仇恨汉奸，因此，他无论被关到哪里，都遭到同室人的毒打。于是狱方将这个汉奸关押到我们的牢房，估计我们政治犯会文明一些，不至于打他。
  此人同我们政治犯住一起，有两大问题。一是全狱犯人仇恨汉奸的情绪十分激烈，本来认为共产党是抗日最坚决的，如果我们不打他，就会被误认为共产党抗战不力，对敌宽容。二是我们已同狱外党组织有联系，52号看守常来口头传达或传递信件，我们常开会讨论。此人住在旁边，势必暴露52号看守的行动，也暴露了我们的活动。经大家讨论，必须将此汉奸毒打一顿，迫使狱方将此人迁走，并决定由我来执行这个任务。因为，我还有5个月即将服刑期满释放，我年轻身体好，经得起被罚打屁股(监狱规定，打架者处罚打屁股)。后来，我就利用他单独放风时，用铁皮罐头将他打得头破血流。狱方认为是我有计划打他的，就将我钉上脚镣，打了一顿屁股，并将全体政治犯关起来，不让出来劳动和活动。
  许亚领导全体难友向狱方提出抗议，要求处罚汉奸，将他迁出政治犯牢房，并恢复我们劳动的权利。狱方不理，我们立即宣布绝食。此次绝食，我们作了牺牲的思想准备，一定要坚持到取得胜利。绝食必须得到狱外的社会舆论声援，否则也是不会成功的。因此，许亚立即报告狱外的党组织，请求批示和支援。在我们绝食六天之后，党来信指示，不要再绝食了，因为狱外还在进行战争，每天死很多人，我们绝食不会引起社会注意和同情。同时，英租界在日军包围之中，敌人时刻找机会占领租界和监狱，我们绝食斗争使英租界当局为难，容易为日寇借口。为此，我们在第七天复食了。
  由于我们不了解狱外形势和党的策略，这次绝食斗争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我们的革命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使狱方十分震惊，全狱犯人也都十分钦佩。因此，狱方不久即恢复我们政治犯的劳动，将我们的伙食尽量搞得好一些，使我们恢复健康。但我仍被禁闭和带脚镣，直至1938年11月4日刑满释放。我在提篮桥监狱共三年时间，在许多老同志的帮助教育下，从一个刚刚接触马列主义的幼稚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后来入了党。这段经历使我久久地不能忘怀。
  [作者姚家礽(1917～1997)，江苏苏州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防纵队政治部主任等。本文原载《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有删节]

监狱生活回忆
桂蓬
  1931年4月，九江临时市委派我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赣北革命斗争情况。4月17日下午五时，在法租界康悌路一个亭子间里，我被捕了。被押往卢家湾捕房。后来又关押过几个地方。后经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判决，以“危害民国、组织团体”的罪名，判我有期徒刑10年，押解到上海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服刑。
  折磨
  我开始关在甲字监，以后转到庚字监。1933年，为了揭露监狱当局虐待犯人的罪行，我以“猴子”的笔名写了一篇短文，要求难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后来经人告密，但敌人并未查到证据，紧张了一阵之后，把我关到甲字监16号。这个号房是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里面挤住着5个犯人，除了铺位、马桶占去的位置外，活动余地只能容一个人来回走三步。号房外看守来往巡逻，通宵达旦，从不间断。两个号房之间的隔墙上，开有一个小洞，悬挂着一盏若明若暗的鬼火灯；号房门上也开有一个巴掌大的小窗口，那是供看守从外面窥测室内动静的。
  监狱的伙食更是恶劣，吃的是“四子饭”(石子、沙子、稗子、虫子)，菜是无油少盐的“什锦菜”，菜里面蜈蚣、蟑螂、草根、树叶一应俱全。有时因饭里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我们只有把毛巾铺在铺上，再将饭倒在上面，用手扒一点吃一点。每人每天只给两杯水，除了解渴外，还要留一点作洗脸、洗衣之用。夏天由于很少洗澡，汗臭难闻，同时还要时时刻刻同蚊、蝇、蚤、虱和臭虫作斗争。
  为了控诉这种非人的生活，难友们用《苏武牧羊》的曲调编了一首《犯人歌》：犯人!真正好可怜!关在号子里，不能见青天。肚皮饿，身上寒，腰中又无钱。两顿糙米饭，小菜无油盐。时常挨打骂，不能回一言。夜晚睡觉，臭虫、白虱乱咬不能眠。锁在铁门里，受尽百般欺。血枯干，骨如柴，生病无人医。难友被磨死，破席卷出去。……这样的日子，猪狗不如，怎样活下去?
  犯人是血肉之躯，长年累月过着这种非人生活，其结果必然是非死即病。据统计，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1月，在这三个月里，从牢里拖出去的难友尸体，就有120多具。至于患病的人次，那就无法计数了。当时最可怕的病叫做“冲心脚气病”，患者最初是脚趾发麻，然后全身剧烈疼痛，接着牙肉就开始腐烂脱落，至此，任何药物都无济于事了。另外还有一种“浮肿脚气病”，也是要人命的。在这种情况下，死神时时刻刻威胁着每一个人。狱中生活虽然极其恶劣，但难友之间的互助友爱精神，却铭人肺腑。政治上互相鼓励，互相掩护，生活上互相支持，互相照顾，这是大家都能自觉遵守的高尚道德准则。当时，不管是谁，只要从监外得到物质援助，都分给大家吃，大家用，谁都没有自私自利之心。最令人难忘的是，被执行死刑的同志，在就义之前，总是把自己的东西，一一分给同监难友，然后昂首挺胸，走向刑场。
  1931年12月，我也得了要命的“冲心脚气病”，几天以后，生活就不能自理，全靠难友悉心照顾，这给我以极大的温暖。正在这时，查金堂同志受党组织委托，不远千里从九江来到漕河泾探监，并给我捎来两瓶“冯了性”药酒，难友们用药酒一勺一勺喂我，万万没料到，我竟幸免于一死，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奇迹。
  斗争
  敌人把我们关进监狱，目的是要通过种种折磨、迫害，把我们从肉体上、或者至少是从精神上加以消灭。为此，我们团结起来，反迫害，争生存，把监狱作战场，与敌人继续进行斗争。1935年，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消息传来，难友们无比高兴。与此同时，监狱当局对政治犯的迫害也变本加厉了。经过多次斗争得到的一些改善，现在统统化为乌有，虐待和迫害不断升级，病残、死亡进一步威胁着全体难友。大家忍无可忍，开始酝酿着一场全监狱的绝食斗争。为了取得斗争胜利，事前我们通过秘密渠道，以吕宗端的化名向上海人权保障同盟宋庆龄和上海律师公会会长朱康发出呼吁，要求主持正义，支持我们的斗争。斗争开始前，难友们为了一致行动，各个监房互相发出了“无线电报”，即按事先规定的信号，以手击墙，把消息传给相邻监房的难友。与对面监房通消息就用手势，表示各种英文字母。此外还可通过外役递字条。
  斗争首先从甲字监开始，难友们用口头报告或书面报告形式向狱方提出“反对虐待难友，改善难友生活待遇”等十多个条件。紧跟着，庚字监也传出“报告”“报告”之声，要求答复，整个监狱顿时陷于一片怒潮之中。接着大家就躺在睡铺上，以罢饭绝食表示抗议。下午外役把饭桶挑来，大家一动也不动，外役只好把饭桶挑回去。第二天大家仍不进食，看守长来到各个号前吼叫一阵，强令大家吃饭，可是谁也不理。第三天罢饭斗争仍在坚持，送来的水也不喝一口。第四天，敌人开始动武了，他们把难友中的积极分子拉出号房严刑拷打，钉镣的钉镣，反铐的反铐，被打的有几十人。还有8人被拉出去吊了起来，其中我认识的有王文乔(张恺帆)、王保如(朱月山)。敌人把他们双手反绑着，悬空吊在大梁上，脚上还系着几十斤重的大铁镣，看守照着他们的脊背、屁股，你一拳他一拳推来搡去，使他们象钟摆一样来回摆动。这一次，王文乔吃的苦头最大，因为他曾在监狱工厂当司帐，他每天下班路过牢房门口，难友们开他玩笑说：“王师长(司帐)回来了。”看守听了信以为真，对他边打边说：“你还是共军的师长呢!”绝食的第五天，不少难友已处于昏迷状态。消息传出监外，引起社会上很大震动，上海律师公会、上海人权保障同盟等社会团体，都派人来监狱调查，沈钧儒先生也亲临监狱调查。惊慌失措的敌人，在监内外强大压力下，终于无可奈何地宣布完全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斗争又以我们的胜利宣告结束。但是在这次斗争中，难友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特别是那些瘦得皮包骨的难友，连呻吟都发不出声来了。但他们面对着诱人的米饭却不屑一顾。
  学习
  “铁窗和镣铐，坚壁和重门，锁得住自由的身体，锁不住革命的精神!”我们把国民党的监狱不仅当作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战场，而且也把它当作发愤读书、钻研马列、锻炼意志、砥砺气节的学校。许多难友，为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以惊人毅力，不顾伤残病痛，认真地学习文化，学习历史，学习哲学、经济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其中不少人在后来的工作中成为党的领导骨干。这与在狱中坚持学习，打下一定的革命理论基础是分不开的。
  在敌人严密控制下，狱中的学习条件是极端困难的。那时，监规很严，书籍、报刊、纸、笔、墨水这些学习必需品都在禁止之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敌人更是怀着一种恐怖心理，根本不让带到号房里来。看守长经常来查号房，名叫“抄号子”，如果抄出这种书籍，那是够麻烦的。但是禁令再严，也绝非无隙可乘。难友们凭着集体智慧，想出各种办法，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学习。没有笔，我们就用削尖的竹筷绑在筷子上当笔用；没有墨水，就用十滴水兑碘酒加淀粉或挤出臭虫血来代替；没有纸，就用包药的纸片，或写在允许公开阅渎的书的空白处。为了防止看守的突袭，就组织人在号房门洞“望风”。我们还经常与一些外役约好，请他们做内外传递工作。在漕河泾监狱有个绰号叫“小皮匠”的犯人，他原是电工，同情共产党，有点江湖义气，他当外役，有一定的自由，又经常要我代他打毛线衣，混熟了，我就要他设法在外面买些生活、学习上的用品带进来，从而解决了不少问题。我们还利用看守贪图财物的癖好，付给他们一定的代价，使其为我们服务。当然，这种代价有时是很高的。譬如一件毛线衣只能换一、两张《申报》；几块“袁大头”(银元)只能代寄一封信，或买一、两本书。那时我们学习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等书都是通过这些人从外面带进来的。这些书报一进号房，大家都争着看，看完了就传到别的号房去。那时，我们了解国内外大事，除了依靠新难友进监时介绍一些情况外，主要是通过带进来的书报获得的。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就是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的。难友们还经常根据报上新闻，进行综合分析，用自己的学习心得与难友共同讨论，互相提高。尽管这需要冒极大的风险，但它是身陷囹圄的难友们最高的政治享受。有一次，我问一个难友，在狱中学习革命理论怕不怕，他很干脆地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这确实是我们当时共同的感受。
  1936年5月，我从漕河泾监狱移押到苏州陆军军人监狱。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8月16日上午苏州被炸，19日我释放出狱。
  [作者桂蓬(1905～1986)，江西九江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本文原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有删节]

漕河泾监狱牢狱生活回忆
熊宇忠
  1934年春节前夕，我在上海十六铺附近的茶馆被敌人逮捕，最初关押在南京路警察局，经审讯后押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一个多月后，我受审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移押漕河泾江苏省第二监狱。入狱后被剃去头发，带上脚镣，穿上囚衣。囚衣上缀一块圆布，写有“961”号码，从此我就是961号政治犯了。
  在江苏省第二监狱，我被关进庚字监。同房连我在内，共三人。另两人，一是汪剑华被判无期徒刑，江西九江人，解放后曾任林业部人事司司长，已故。另一人是赵兴才，1938年出狱后遇难牺牲。他们比我先进监狱，就教我如何保护自己。比如：用布条把脚镣上的铁链裹住，免得皮肉磨破；睡觉时用布把双脚间的锁链包住，以便翻身；把棉裤内裆拆开钉带，就可以很方便把裤脚穿在一个镣铐内脱出，如此等等。这就是我的囚犯生活的第一课。
  监狱当然是非常黑暗的地方。敌人把监狱当作不流血的屠场，想尽办法折磨囚犯，使你身体衰弱，意志消沉，终究成为一个废人。而革命者则是把监狱当作熔炉，当作战场，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除了少数意志薄弱者外，多数人锻炼得更坚毅、更顽强、更成熟。
  按照监狱的规定，犯人每月囚粮号称三元。监狱当局扣除一元，剩两元再层层克扣，实际只吃到一元。一日三餐，早上一碗稀饭，中午和晚上，一盅干饭，带一点水煮菜。米是变质霉了的，我们叫做“三子饭”，谷子、石子、秕子是也。还有所谓美援米，颜色很白，没有一点味道，更谈不上营养，吃多了还要导致眼睛失明。每周吃两次肉，每次每人只约有五钱那么一点点。卫生条件极差。蚊子、臭虫、虱子、跳蚤多得受不了，把人咬得心烦意乱。因此，我们要求改善生活条件，首先是改善伙食。
  在监狱里，为了锻炼意志，增强体魄，坚持斗争的需要，我们政治犯都养成和保持正常的生活规律。早上一天亮就起身，用前一天积存而又澄清的水漱口、洗脸、擦身，通常只有一大口杯的水量。洗漱完毕，尽可能进行体育锻炼，如做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活动。白天也尽可能多作活动，大家轮流在牢房里行走。行走时，带着镣铐，咣啷咣啷之声不绝，给沉闷的监狱添了一种特有的声色。监狱生活最不宜多睡，要想方设法多活动，如下棋、打坐、就地柔软操等，以使生活有序而充实。我们还用棉花把米饭粘接成球，当皮球使用。
  一进监狱，伴随着生活条件上的斗争，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敌人给我们每人发一本《圣经》，还专门设一“教诲师”，每周给我们宣讲一次《圣经》，妄想以此“感化”我们。同时，他们还对我们封锁政治社会消息，不让阅读书报，更妄想把我们变成白痴。但是，列宁说过，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这是一个真理，这要看革命者是否善于运用。在监狱里既不怕失业，又不怕没饭吃。正好利用这一特殊环境，把监狱变成革命者的学校。
  学习活动是多样的、巧妙的。我们学文化，也学理论。自己学，也帮助别人学。我们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也学世界语，推行前者是帮助不认识字的人识字。这两种文字，妙用很大，因为敌人不认识，可以用来互相写便条，传递消息。当时出版的新文字和世界语书刊，多有进步的政治内容，有时还透露红军的消息。我后来才知道这些书刊，也是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们还学习外语，从学外语中就可以接触到进步的文化，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以我自己就进一步学习了英语，出狱后还用英语在钱庄中学教过地理呢!当然，我们主要是坚持不懈地学理论。我们学的有：《新哲学大纲》、《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1936年，我还曾用半个月时间，站着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在《圣经》的空白上，手写肿了，脚也站肿了。
  1935年冬，以我为主编，王宝如协助，用新文字和世界语办了一个刊物《监狱之友》。是手写本，用竹筷削尖作笔，用锅煤烟作墨，用《圣经》的空白纸，一字一字抄写成册，在难友中传阅。内容有诗歌、散文、学习体会等。不过只出了三期。
  为了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取下镣铐、阅读书报和使用笔墨等待遇，我们组织起来，从1934年7月29日起，开始进行绝食斗争。斗争持续了五天。开始还喝一点水，以后连水也拒绝喝。炎热天气，滴水不喝，硬是下定决心，誓死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典狱长姓任，是个四川人，他起初还到每个号子来劝说，没有人听他的。最后发展到全监狱2000多名囚犯都参加了绝食斗争。敌人于是采取高压手段，毒打了数十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屈服。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的绝食斗争，终于取得了某些条件的改善，如：开镣、增加放风时间、每个铺位垫谷草、每个号子一个面盆等。
  在监狱里，囚犯都是被牢房完全隔离起来的。敌人千方百计不让囚犯有什么接触的机会，更不让囚犯得到什么外面的消息。新老囚犯往往是分开关押的，目的是不让他们有接触。还经常调换看守人员，有时还搞“突然袭击”，叫做“抄号”。搜查牢房，翻抄被盖，甚至搜身。敌人害怕囚犯有所图谋，采取种种措施监视和防范。我们也采取种种办法，在难友中建立联系，传递消息，并且防范敌人发现。两间牢房的隔墙上，打有一个小圆洞用来挂灯。我们就用《圣经》纸写条子，包一块水泥石子，投送过去。如果两间之间没有圆洞，就把砖墙缝隙设法钻通，用来传送纸条。平常用棉花、牙粉、饭粒糊住，不使显露。我们还用“打电话”办法传递消息。就是我们自订密码，敲打墙壁传达。还利用囚犯被派做杂务——打扫清洁、送马桶等机会传递条子。有时也利用可以外出做杂务的机会传递消息，有时甚至通过刑满释放而政治上可靠的人，把一些狱中材料带出去。
  我们在监狱里，从来没有放弃做争取人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耐心细致的策略性很强的灵活的思想政治工作。因为所有的人，无论是刑事犯、盗窃犯、军事犯、看守等等，都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比如看守，在做他们的争取工作时，就因人而深浅不同，一般是搞好关系，也给他们一点经济上的好处。工作做得好，有些看守就可以帮助我们做点事，如帮忙买报纸书刊，或带点东西进来，或带点东西出去。有一个看守叫李广田，经过我们工作，后来还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我们甚至还争取了一个“教诲师”走向革命，“教诲师”是监狱专门设置，负责向囚犯宣讲《圣经》，以“感化犯人”、使犯人“忏悔”的人物。原来的“教诲师”是一个老头，思想顽固，态度恶劣。绝食斗争以后，换了一个年轻的人叫胡某，四川人，他是典狱长的外甥介绍来的。我们看到他对待犯人态度较好，人老实又年轻，就越来越深入地做他的工作。他便从倾向同情我们，走到理解我们、支持我们，不但不给我们上教诲课，反而常常帮助我们传递消息，把东西带进带出。他后来就参加了共产党，1943年在苏北盐东任六区副区长，后任射阳县文教科长，随解放军进军西南后，在重庆某学院任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主任。
  在监狱里，始终存在着政治思想斗争。首先是同敌人的诱骗作斗争。红军开始长征后，敌人施出花招，提出什么：凡是刑期已满三分之一的人，只要承认错误，又有人担保，就可以转住反省院，提前出狱。也有那么几个人，就这样自首爬出去的。但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理睬敌人这一套花招，不上他们诱骗自首的圈套，敌人的种种诱骗伎俩也就宣告了失败。
  当时在狱中，我们最爱唱的歌，也是对大家最有影响的歌，是《国际歌》和《囚徒歌》。《囚徒歌》的歌词是：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过，我们都是从火线上捕来，从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不是囚徒，是俘虏!凭它怎样的虐待，热血依旧在沸腾。黄饭和枯菜，臭虱和蚊蝇，瘦得了我们的肉，瘦不了我们的骨!死者虽然牺牲了，生者依旧在斗争。铁窗和镣铐，坚壁和重门，锁得住自由的身体，锁不住革命的精神。失败是成功之母，胜利已经在等候。努力呀!锻炼!勇敢呀!奋斗!终有一日，红旗随着红日，照遍全球!
  这首《囚徒歌》，不知道歌词和歌曲是谁作的，也不知道是怎样传入监狱的，反正我们这些革命囚徒都非常喜欢唱它，因为它表达了我们当时的激情和感受，表达了我们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直到今天，我还能一字不漏地高唱这首革命者之歌——《囚徒歌》。
  1936年，敌人感到政治犯不好管理，把我们40余人解送到苏州陆军监狱关押。次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8月16日，苏州遭日机轰炸，当天下午监狱就开始放人了。我是19日释放的，同时释放的有20多人。每人发了一个通行证，没有办理任何出狱手续。大家出狱后，分赴各地。只有我一个人到上海，当时火车已经中断了，只好走路。走了一天两夜，沿途都是逃难的人群，于21日到达了上海。
  [作者熊宇忠(1910～1991)，四川邻水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四川省成都市委书记等。本文系“熊宇忠自述”中的片断，选自成都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熊宇忠同志纪念文集》，有删节]

我在上海狱中的生活
邢子陶
  1934年4月我从龙华军法处看守处解到漕河泾监狱，在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狱方拆开送去的公文，问了姓名，告诉我判刑5年。狱方要我把带去的物品拿出来交狱方保存，我身上只有一支钢笔，一块怀表，2～3元钱，别无他物。接着又把我的长袍剪了一截，拿去了我的帽子，又把我离开龙华时已取掉的脚镣，再用监狱的镣钉上，关进狱中。
  一进监狱，我的名字改用“750”番号。我关的牢房约15～16平方米，是统铺，关着8个政治犯。角落里放着一只大马桶。门是倒扣的，只有看守用钥匙才能开进来。门上有一个小方孔，看守随时来张望，看你们里面在做什么。发现我们有违反狱规的，他随时可以把你拖出去，将你面向下放倒在一条高板凳上，用方形木棍打你的屁股。狱中不准留长发，我们进去后就被剃成光头。
  生活的煎熬
  政治犯在狱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在很小的牢房里，面积都被统铺占据了，留下一条小道，只有一人可以活动，其他人只能坐在床上。照规定每日有一次“放风”。在监狱尽头处有个小院子，铺着一条圆形的路，政治犯排着队在路上打圈子，一次三、四个牢房的人出去，有两个看守管着，照规定为半小时，实际只有十来分钟，回去后又换一班。有时一星期只“放风”一、二次，甚至没有，其余时间全在牢房里。在牢房里主要是看书学习、缝补破衣服，有的用缝袜头多下的棉纱线织衣、裤、手套、袜子、帽子，说话声音大了也不行。每个牢房每天有一人值班，他拿饭、拿菜、拿水，一天一换。监狱里规定衣服是要送出去给狱方洗的，但我们谁也不敢给拿去，因为他们把白的和有颜色的、生疮的衣服都一起洗，白衣服洗成花衣服，还传染疾病。怎么办呢?狱方规定一天给每人两大茶杯开水(实际上这些水多是不开的)。每人把喝不了的水都给值班的用，我们就在值班那天洗衣服。由于没有脸盆，所以只能利用一个小小的吃饭筒，白铁皮做的，能盛两碗饭，以它为工具，在里面洗衣服，洗好挂在墙角看守看不到的地方。更神奇的是连被子也在小饭筒里面洗。
  我们每年都要为改善饭的质量而斗争，斗争后狱方一般就给我们换米，但除短时间可能有所改善外，换来换去米饭里面总有许多白沙石子，一顿饭细心地吃，有时可以找出几十到近百颗石子。吃菜的问题更多。我们吃的大都是落市时节老掉的菜，而且多是清水煮的，连一点油花也看不到。狱方规定端午节、中秋节、双十节、两个年节给我们改善伙食，每人给2～3两肉，但有的节日有，有的节日没有。为此，我们和狱方作说理斗争，狱方大都蛮不讲理，采取高压办法对付我们，我们自然不服，有几次不得已罢饭抗议。但这种罢饭斗争，是政治犯在狱中严重的斗争，要事先与外面进步的公共团体取得联系，在我们罢饭时正好有外面组织人来参观。如有一年，事前和上海律师公会的进步人士联系上，罢饭时正好他们来参观，狱方害怕外扬，作了让步，斗争就胜利了。否则孤军罢饭斗争，每每受到严厉的镇压。如有一年，酷暑天罢饭，狱方索性连水也不供应。几天不吃饭可以，几天不喝水就坚持不住了。由于营养太差，政治犯的体质普遍下降。我虽然年轻，也天天在疾病和死亡线上挣扎。
  疾病与死亡
  政治犯在狱中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一个人在狱中的平均寿命大概5年左右。1928年上海南汇县农民暴动，被判刑坐牢的共18人，到了1935年死了16人，都是40岁左右，还剩下一个姓金的和一个姓杨的。我那时已从甲字监狱转到庚字监，那里原来都是单身囚房，专门监禁狱方认为情节严重的人。我去时两人一间，与那位姓杨的关在一个号子，他是裁缝，两腿疯病，已不大能走路。他对我很好，看我穿着一件被剪掉一截的不三不四的淡绿色棉袍，他说索性改成一件合身的小棉袄，将来在狱内狱外都可以穿。我同意，但没有剪刀，光有针线也不行。他就在饭盒子里剥下一块白铁皮，在水泥地上磨得锋利，象小刀子一样，用它来割开衣服，帮我缝做。我也趁此机会，学点针线活。三、五天时间，居然做好了，穿上很象样。他有个儿子，被捕时还小，那时已十六、七岁，隔几个月来探望一次。在1936年底，他去世了。监狱里有一个姓古的中医给我们犯人看病，此人50多岁，又矮又胖。他由看守陪着沿号子一个一个看过来，一个星期来一、二次，有急病可报告请看。但他看病是很马虎的，大体问问记录一下就走。病人一般都吃汤药(那时成药还少)。后来我们知道，除特殊重病人以外，他是把大体相同的疾病所用的中药，一起放在一个大锅子里煎熬，煎好了每人分一碗吃，我们把这种汤药叫“大锅汤”。因此，这种药是不会治好病，有时还会吃出病来的。重病号则要叫你到“病监”去，但那里我们都怕去，去了活着回来的少。去过的人告诉我们，病监里许多病人挤在一起，地板因多年洒臭药水，已经发黑霉烂，老鼠很多。因环境恶劣，医护人员也很少进去。有的病人死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死的。
  一年四季，夏秋传染病多，冬季严寒逼人，但真正难过的是春季。春季外面是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狱中却是个发病的季节。我们对革命充满信心，但疾病和死亡，却一直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存。
  学习
  我们这些政治犯，文化程度不一，有的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有的是大学程度的，有许多是学生，他们约占一半左右。还有工人，也大都有一定文化程度。农民差些，有个别是文盲。不管生活多困难，若能创造一些条件，狱中却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学习最困难的是书的来源问题。有的政治犯通过外面的关系，可以搞到一些马列主义的书。那时管教我们的是一个年老教诲师，进来的书都要经他同意。但他连马列主义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水浒》等造反的书不能进监。因此我们搞到不少好书，如《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反杜林论》、《左派幼稚病》等等，大家如饥似渴地轮流阅读。但好景不长，国民党发现这种情况，换了个教诲师，由一个30多岁的知识分子担任这个职务。他知道许多宣扬共产主义的书籍，所以一来就来了一个大查抄，把我们的书全部抄去。以后拿进书来，得经他批准，盖上教诲师的铜印才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继续托外面亲友买书，买通看守，给他银洋，把书秘密带进来。二是要设法通过教诲师这一关，我们中的一个人用干硬了的豆腐干，再用饭盒子上的白铁皮，在水泥地上磨成小刀，刻了一颗与教诲师铜印一样的印子，再弄进一些印泥，打在书上，和教诲师的印一模一样，连我们自己也分不清楚。这样，每星期看守来抄号子时，他一看书上有教诲师的印，就不拿去了。这样我们又弄进一些书。
  狱中封锁新闻，不准看报，而我们都迫切需要了解时事。红军正在长征，不知怎么样了?日军正在加紧侵略华北，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些都是我们日夜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有亲属在沪的难友，买通看守到外面拿钱买报。比如说拿来10元银洋，给他5元作报酬，其它5元买报，并让他把有关共产党、红军及某些国际、国内重要新闻剪下来，卷成一个小团私下送给我们。趁着坐牢的机会，我们有许多同志学习外语。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帮助学习俄语。在外面原来有外文基础的，学英语、法语、德语……。在他们帮助下，不少政治犯学外文，其中有一部分人学“世界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也能带着字典看看一般的世界语书。
  为革命和生存而斗争
  在狱中，政治犯紧密团结，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斗争。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相互间不讯问各人的历史，也不搞组织，在狱中都以难友的身分相互联系。我们虽然被隔绝，但我们有许多办法建立联系。一是出去“放风”时传递消息，二是利用二个号子间墙上按灯的洞，包好纸条从洞中抛过去。假如和隔壁一间没有灯洞相连，我们就在墙根上打一个小洞，用一根长竹签卷着纸条送过去，先敲二下墙，那边回一下，就开洞来接。送过去后，我们用米饭团做了一个塞子把洞塞住，再用墙上的灰涂成和墙一样的颜色，看守看不出来。相隔较远的号子，则通过可靠的外役传递。我们用这些办法，建立相互联系和协调，和狱方作必要的斗争，要狱方答应我们的要求。小的问题一般可能解决，大的问题往往遭到拒绝，有时引起大的斗争。我们的斗争虽然很困难，有时遭镇压，但因为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我们的待遇比刑事犯、民事犯要好一些。
  我们一面要与狱方作斗争，另方面还要抓紧做好内部的思想工作，使大家政治上不动摇。国民党规定，政治犯在狱中刑期满三分之一(如判五年徒刑，坐满一年八个月)，只要愿意“自首”，就可以去反省院或交保出去。特别是刑期短、家庭生活好的政治犯容易动摇。对那些政治上容易动摇的人，我们帮助他们学习，坚定他们的信念，要他们为革命斗争到底。
  监狱里为了对付我们政治犯的活动，每星期要抄一次号子，把房内所有的东西都翻开查看过，把他们认为违法的东西全部拿走。如我们用竹筷子削起来写字的笔是违法的，如我们的裤腰带，也是违法的，因为他怕你吊死，不准用。但我们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些，他来查的目的是要查出我们发动斗争的纸条子，或成立什么秘密组织的材料。对于文字上的东西，我们用尽一切办法藏好，他怎么也找不到。如在床脚背面挖一个洞，或在墙脚下打地洞，把纸条子藏在里面。西安事变时狱方每日抄一次号子和搜身，我把搞来的重要新闻剪报放在一个瓶子里，用塞子盖紧，绑在一根小棍子上，沉入马桶里，看守没有查出来。
  1936年10月，监狱方面奉上级命令，将我们漕河泾政治犯分散转移到苏州和杭州，我被转移到苏州，只有个别人留在漕河泾。“八•一三”沪战爆发，苏州被炸，9月初我们被无条件释放。
  [作者邢子陶(1912～1998)，浙江嵊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本文原载《上海党史研究》1990年第9期，有删节]

漕河泾监狱牢狱生活回忆
蒋文卓
  大革命时期我是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的排字工人。1925年五卅运动起，参加了工会工作和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出席过全国第三、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在上海首次工人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上海候补委员、全国印刷业总工会执行委员。“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事变后，我脱离了商务印书馆印刷总厂，参加党的地下工作，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常州之间，领导群众的反蒋活动(当时常州是中共武进县委所在地)，1927年7月我被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初冬之际，我在北四川路崇福里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作的谢庆斋同志的家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时在他家被捕的还有谢庆斋、朱英如(纱厂女工，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第二天我们从闸北宝山路第五警察署转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羁押了两个多月，经过几次提审，都以共产党嫌疑罪，我被判刑一年两个月，谢被判二年、朱被判四年，转解漕河泾监狱囚禁(谢、朱和我1926年是一同到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代表)。
  到漕河泾监狱时，我们先被带到主管犯人科，由姓蒋的科长点名训话，无非是遵守狱规，悔过自新之类的话，然后押入监房。整个监房是八卦式的，从牢门进口到八卦中心，有个看守办公台，有一名看守部长值班驻守，周围分甲、乙、丙、丁、戊五条监弄，每条弄的两面都是囚禁犯人的牢房，每面有七八间之多，常有一名看守流动监视牢房内犯人的动静。初进狱的犯人先到甲字间编犯人番号关押，甲字间全是仅容一人一铺的单号房。我和谢庆斋二三天后就被分调到多数是关押政治犯的戊字间同房囚禁。这房间大约有七八个平方米大，里面有一大炕，炕的三面是墙，后墙高头有个小小的铁窗，左右两边墙隔壁也是牢房，牢门到大炕之间有一块空地，可容两个人走动，左角安放一只大小便用的木桶。这样一个牢房，犯人少的时候，只关三四个人，多的时候要挤七八个人，大热天气就臭不可挡。夜间犯人睡在炕上挨排头朝牢门，牢门外面有个方洞，洞上面门上端有犯人的编号名卡，填有犯人罪名。看守查夜时，只要点数犯人的头数与卡数相符就算了事。黎明闻铃声起床，牢门是有铁锁锁上的，早上用水都由外役送在牢房门口，再由看守开门，犯人到门口自取自用。一天两餐，吃饭亦然，饭罐是搪瓷式的，上层有套盆置菜，下面是米饭，每人早晚各一罐，每罐熟饭12两。饭米的粗糙掺杂，入狱之初，简直无法下咽。后来，由于政治犯日多一日，难友们有个联系，期满出狱者大都向各界反映监狱的犯人生活，控诉狱方克扣囚粮，虐待犯人。在各方舆论谴责下，有时还有公家组织人员来监调查考察，监牢生活有一点小小改善，然而不过表面上掩人耳目而已。
  所谓“外役”，系本监弄中由狱方在犯人中抽调出来，担任各监房犯人生活用品的收送、听从看守指使的监弄中的服务者，可以在监弄中流动和看守人员时时有接触的难友。因此整个政治犯由于有外役的传递，不同监房的革命同志有了通话联系的机会。当时我们监弄的外役是纱厂工人王某，不久还买通过一名看守，托其向犯人的家属取款取物，并联系上了中共领导的上海济难会的负责同志，先带进药品等零星用品，后来连党的《向导》、《新青年》等宣传刊物也成为监房内难友们的政治学习资料，无形中成为监狱中没有组织的组织。
  这时也正是我们戊字监政治犯全体参加火柴工场糊火柴盒工作的时期，难友们便有个联系的机会，由谢庆斋和我发动，联系难友，向狱方提出改善生活条件，主要是每月要吃两次肉，几次豆制品，不能再吃烂冬瓜、臭咸菜，每月要汰几次浴，通两次家信，准家属随时来送物探望等等，大约有六七条要求。写好放在主管工场看守的台上，俟看守看到时问谁写的，我们无人理他，他冷眼笑笑，不以为然。其实我们早就想到这事不会有答复的，已准备了第二个步骤。工场间好像食堂的长桌一样，面对面一条长桌可坐近20个人工作，人挨人传言。第三日起，工场能做4000只的限做3500只。主管看守看了记录数字，还说今天大家吃饱了偷懒不要吃加饭，原来做满一定的指标是可多吃二两到四两米饭的。哪知下一天最多的也只做3000只，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主管看守心知不妙，一声不哼，赶紧收工下班回监房。翌日就一律不开门叫犯人上班糊火柴盒子了。就在这天的上午，各个监房从头到尾，一个挨一个监房，叫犯人走出站在门外，由“部长”带领看守数人进房搜查，所有经过许可家属送来的书籍连同《向导》、《新青年》一律捆扎而去，奇怪的是狱方只是不让犯人集体到火柴工场做工，对所有难友并没有一个受到处罚，可能还是怕搜查出了共产党的宣传刊物声张出去，连漕河泾监狱监狱长的宝座也保不住吧，所以只好不了了之。
  之后，我调到印刷工场劳动。其实这工场并无印刷工具设备，只是有百来个犯人，挨坐在工作台边折叠书页，这是装订部的一部分工序，算不用力的工作。商务印书馆先被逮捕的赵伯恒、任其祥也在这里工作，不是关在一个房间里的难友也可以天天见面。可是时日多了也有想休息的人，有个病痛就更想休息。我囚禁的这条监弄内，几个监房中请病假不上班的有七八个人。刑事犯没有大病是不准请病假的，刑事犯参加的大都是泥木工之类室外重体力劳动。看守见到这样轻松的工作，百来号犯人中竟有八个人请病假，简直是捣蛋。看守报告了值班部长，决定开饭时一律发粥，声言生病只好吃粥不能吃饭。这天我因腰腿痛，也正病假在监房，就对邻监房的难友传呼“发粥不吃，发粥大家不吃!”饭罐由外役送到门口时说：“今天全发的粥”。看守开门后，大家不拿不吃，这样一来，激恼了绰号叫机关枪的值班部长，他抢步入弄，声势凶凶，大叫：“谁不吃，谁不吃，哪个不吃?”我听了也沉不住气，就挺身而出站到那个牢门口大声回答：“我不吃，我不吃，666号不吃。”(666号是我的番号)他说：“你不是生病吗?吃粥才好，要吃饭，就不会有病”。我说“你不是医官不懂得病有多种多样，风寒发烧卧床不起，吃粥也难入口，要是硬伤筋骨，腰酸背痛，四肢无力，吃饭还嫌不够，如何要我们吃粥!饭是国家规定给我们的口粮，你们一定要我们吃粥，是克扣囚粮，请问谁决定让我们吃粥的?我们饿死也不会吃粥，看你们谁负责?”暴跳如雷的这个绰号机关枪部长顿时转变口气说：“我吃了多年监狱饭，还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犯人，你要知道你是个有知识的政治犯，对你们是优待的，要是刑事犯早就要关到甲字间去禁闭了，你应该满足才是。”我说：“难怪你还是袁世凯的遗老，今天可不行了，既然对我们是优待的，就应该让我们吃饭。”他呆了一下说：“好罢，这次就叫他们换饭。”这样一个小小的拒粥斗争就此结束。
  [作者蒋文卓，又名蒋钟麟，1905年生，江苏武进人。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参加人员。本文写于1995年10月]

狱中记实
涂国林
我是1929年9月被关进漕河泾监狱的，化名杨陈云，犯号602，当时我只有19岁，1930年2月解押到苏州军人监狱囚禁，所知漕河泾监狱情况甚少。仅就我现在尚能记忆的杂记如下：
一
  漕河泾监狱正式名称是“江苏第二监狱”。监狱筑有高大围墙，四角设高耸的岗楼，日夜派兵把守，监房分甲、乙、丙、丁、戊、己、庚七排，从中央向四周成放射状伸展。每一排中间为走廊，两边为对立的囚室，大约每边有20多间囚室，囚室有大小，大的关七个犯人，小的为“庚字间”为单人间，关严重案犯。除单人间为一张单人木板床外，凡多人房间均设统铺，囚室门内侧挖一地洞，内放马桶；室门上开一口，狱饭盒从此进出；囚室门整天、整月、整年锁着，只有在清早倒马桶时才开放几分钟。犯人睡觉时一律头朝外，因为犯人增多睡得很挤，只好侧身睡。监狱虽有浴池，几百个犯人共用，一池到底，水成为黑灰色的米汤，我们不敢去洗，一间囚室，数人相约把每顿饭后一饭盒水，再加上早晨的洗脸水，轮流由一个犯人用以擦身及洗衣服。狱中虽有洗衣规定，往往白衣洗黑，犯人只好用喝剩下的水洗衣。
  囚食，听说当时规定一个犯人一月银元2元，除了监狱当局克扣外，剩下给犯人的还有多少?吃的是陈仓变质黄米；菜是从菜场收市时或菜农残剩的老烂叶，煮成一锅，煮烂后倒人一勺油，使菜汤上飘浮点滴油花。饭不能吃饱，饭里常有砂子及虫子。
  据说按规定，判刑5年以上的囚犯才上脚镣。为了藉此敲诈犯人，给点钱，就可不戴，即使无期徒刑多花钱也可免戴，这是监狱当局的一项收入。
  监狱办有印刷厂，不准政治犯去做工。一般犯人去做工，一月只能拿到吊把钱，甚至只有几百文。当时一元合三吊钱，就等于做一个月工只能拿二、三角钱。当时织袜尚未自动化，锁口要用人工，监狱当局弄来锁袜子的活，犯人劳动一个月只得几百文最多为一吊钱，按当时外边工人一个月工资10元左右，可以看到监狱管理者剥削率之高到什么程度。我关进监狱后，组织上派人来看我，送来被子、一罐饼干，接见处中间隔开，犯人与探望者被隔在两边，隔着窗子说活，看守在中间监视，他打开饼干盒盖，一把一把抓着饼干往嘴里送，好像一辈子未吃过饼干，吃剩得差不多了，又大把抓往自己口袋里装，差不多了就关上盖和窗门，大喝一声“好了”。
  监狱设有教诲师，是一个佛教徒，要犯人读佛经，宣传要行善不杀生，修炼来世。佛教徒每月有一碗素菜(黄花菜、木耳)。耶稣基督教牧师也来宣传天国上帝，信他的教每月给吃几块面包，用一点点物质利益收买信徒。到时，看守就喊：“谁是教徒?来领菜!”这时犯人中就一片喊声：“我信佛，我信耶稣基督!”犯人把食物吃了，一抹嘴就骂：“去你妈的，老子不信你们!”
  我们政治犯不信教，读了佛经就大谈辩证法，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批判佛教的主观唯心主义。监狱当局的人说：“共产党真厉害，在佛经中也找到了辩证法”。有次信佛的教诲师来监房宣传佛法无边，大慈大悲不杀生。囚室是臭虫的世界，白天也敢爬出来。爬到墙上就被犯人捏死，墙上到处都是血点。教诲师有一次看见犯人捏死一只臭虫，就口念佛号：“我佛行善，不杀生。”一个犯人就捉了一个臭虫放在教诲师身上说：“阿弥陀佛，行行善，不杀生。”吓得教诲师赶紧跑了，再也不来了。
  由于监狱的黑暗，犯人生活苦难，政治犯的宣传教育影响，普通犯人也有了反抗的觉悟，爆发了这个监狱从建立以来没有过的罢饭斗争，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记得时间是在1929年年关，进行了一次有组织的统一行动，通过倒马桶的犯人(可靠的)，把统一行动的计划传到各处，规定敲打囚室墙壁几下作为信号，到时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实行绝食，同时高声叫喊口号，声震监狱内外。女监的女犯人也跟着大喊大叫，女看守扭着屁股找管犯人的二科长：“她们也闹起来了。”监狱当局采取了残酷镇压手段，有些犯人被拷打，我被乱棍打倒在地上，但是仍然继续斗争，终于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给犯人改善了一顿伙食，精米饭还有几块肉。重要的是从此一向“老实”的普通犯变得不“老实了”，斗争接连不断发生。
  [作者涂国林(1909～1998)，湖南华容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本文写于1995年10月]

经历
邹韬奋
  1936年11月，我和章乃器先生被几个法警押送到特区第二监狱去羁押。审判长在押票上批明“予以优特”。这监狱离法院也很近，所以我们也是步行。走进了一个大铁门，便是监狱所在地了。被带进了一个办公室，惯例要由职员问几句话，由他填写在簿子上。他问了姓名、年龄、籍贯后，就问犯的什么罪，我脱口而出地答道：“救国”，他听了这两个字，一点不迟疑地立刻在簿子上写下了这四个字：“危害民国”!使我於哭笑不得中感到幽默的是他那样熟练的神情。
  这个手续完备之后，经过搜查，再向里走，经过第二道门的时候，又经过一次问话。那里有个职员好像对我们演说似的“训”了一大套话，大意说在里面不可以吸香烟，不可以有聚会式的谈话，违犯了是要上铐的。他立在一个高高的柜台里说，我和章先生立在柜台外呆呆地听着。随后章先生的香烟盒和钱袋等零物交出代存，我没有什么东西要交出，我带着的那副眼镜也还得架在原处(这是回家时另换一副的)。我们还在那里再打一番手印。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手印也打得很熟练了，好像在银行支票上盖个图章一样!伸出手来就是!
  这大概就是“予以优待”吧。他们没有把我们放进盗犯们的监狱，却关到幼年监狱里面去。这幼年监狱一进门便是一个小教室，教室的旁边有四个铁格子门关住的小囚室。我们两个人被带到第一个囚室的外面，望望里面约有六七尺宽，十几尺深。排着一个两层的小铁床，一张小木椅(骨牌凳)。近小铁床一头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马桶。下层的铁床已有一个青年睡着。看守把他叫醒，请他搬到上层。我和章先生进去后，家里的被窝已拿来，打算睡觉。余下的铁床只有一层，我们两人之间必须有一人要睡地板，彼此互让不能决，我从衣袋里挖出一个小银角掷在掌上，用另一掌掩着，说明角子的阳面朝上我睡床，阴面朝上他睡床，结果轮着我睡床，他睡地板。我们睡的问题解决了，随进来的几个看守瞥见我的那个银角子，认为也要交出代存的，我只得随手把这个硕果仅存的银角子交给他们。
  那一夜，我们两个人很安静地睡在那个小囚室里面。
  我和章先生在那个深夜里被带到一个小囚室的前面，从铁格子门望进去，就看见里面的小铁床的下层已睡着一个囚犯。他姓周，是一个政治犯，是一个很可敬爱的青年!他当夜听见章先生无意中在谈话里叫了我的名字，引起他的注意，知道是我，表示十分的愉快；他原来也是我的一个读者，我们在精神上已是好友，所以一说穿了，便感到很深的友谊。当我铺床预备睡的时候，他看我们两人里面有一个要睡地板，再三要把他的那一层床让给我们，他自己情愿睡地板，经我们再三婉谢，他才勉强照旧睡下去。第二天清早，隔壁的囚室里就送过来一封长信，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写给章先生的。他只听说章先生来了，不知道我也来了，所以信里只急急问起我被捕的情形。他当夜为着这件事，一夜没有睡着，侷促着写了这封长信，充满着热烈和挚爱的情绪。他的纯洁、诚恳、坦白、激昂，深深地震动了我们的心弦。后来我们见面了，都感到非常的快慰。他当面谈了还觉得不够，也许因为话语还未能尽量倾诉他的衷情吧，又倔促地倚在床旁写了一封长信交给我，在信里很诚恳地安慰我，乃至听见我还有咳嗽的声音(这是那几天偶然有的)，都使他感到不安，再三叮咛，叫我要为国珍重身体。我很惭愧，觉得实在够不上他的那样厚望。还有一位同监的19岁青年，大家都叫他做“84号”，因为他的囚衣的前后写着“84”两个大字。他是由乡村里来的一个穷孩子，到上海一个烟纸店里做过杂；因为这家店关闭了，他便失业，因为饥饿所迫，做了一次小偷，被捕进来。他写的能力很差，但是也自动地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几十个字交给我，虽然像通不通似的，但是对于抗日救国的热烈和对于我们被捕的义愤，也已跃然纸上。
  后来听到这几位青年好友的报告，才知道监狱里许多囚犯都知道有我们这样两人来了，都一致表示愤慨。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盗犯，也在一封信里表示对于国难的关心和对于我们的深切的同情。他虽然用着很粗率的语句叙述他的意见，但是他那一颗火热般的心是谁看了都要感动的!听说全监九百余人为着援助绥远前线抗敌战士，决定全体绝食一天。
  就连这监狱里的职员，也有许多表同情於救国运动，对於我们两人的被捕，表示深厚的同情。因为他们有职务上的关系，我在这里不能详述了，我只有在这里附笔表示对於他们厚意的深深的感谢。
  同监的青年朋友们待我们两人的殷勤是很可感的。我们的琐屑的事情，他们都争着代做。例如早晨倒洗脸水，扫地拖地板，饭后洗碗碟等等。监里犯人是各有一个号码的，铁格子门的外面便插有各人号码的硬纸片，职员招呼各犯时，只叫各人的号码，不叫各人的名字。我的号码似乎是300多号，章先生的号码200多号，现在已记不清了；我们的号码虽记在铁门上的硬纸片上，但是都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同监的几位青年朋友不但自己一定要叫我们做先生，同时也一定要看守们叫我们做先生，不许叫号码。他们的那种天真的热诚，看着十分可感而又十分有趣!
  我们的小小囚室，每日上午7点钟，由看守把铁格子门开锁，让我们到接连着的小教室里去坐坐走走。那小教室里排有学校里用的木椅桌七八排，我们白天就在那里谈话看书。午饭后，别的囚室的铁门还要关上一小时，各囚犯都要“归号”，我们两人因受优待，可以例外。不过到下午四点半，各囚室的铁门一律都要关上锁好，一律都要“归号”，我们也不能例外，因为白天有个看守监视着；下午四点半后锁上了铁门，一夜到天亮，只每隔几小时有个职员来巡视一次，并没有看守监视着。因此我们到了下午四点半，也只得同样地被关在那个小小的囚室里，侷促在那个铁格子门的后面。那个小小的囚室，除放着一架两层小铁床外，余下来的区域也只有比放一个小铁床的位差不多，所以我们两人要在这里散散步，便要碰来碰去。碰了几碰，我只得采用折中的办法，章先生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张骨牌凳上；他停走的时候，我就跑来跑去。晚上只在外面那个小教室里有电灯，小囚室里是没有灯的。我们跑得累了，就拿些书挨在铁格子旁边去看看。
  我们到的第二天，原在我们的囚室里的周君自动地搬到隔壁一间里去，所以原来的这一间囚室便只有我和章先生两个人同住了。在这个监狱里(指幼年犯监狱，非全部)，除了几个幼年犯外，还有两个原来是监里的“主任”，犯了罪一同关在这里面。到了晚上倒也不寂寞。附近的两个囚室里的几个青年朋友睡在床上大开其“辩论会”，你一句，我一句，对於抗日救国问题也讨论得很激烈。在这些讨论里，你可以听到青年们的坦白的天真的意见。同时你可以听到住在稍远的那个囚室里的两个犯了罪的“主任”大念其佛经，发出喃喃不绝的“南无阿弥陀佛”的声浪来。
  两层的小铁床上面铺的是木板。床架不是铁杆做的，只是较厚的铁片做的，在上层睡的人转个身的时候，全部的床架都有摇摆的姿态。章先生的身体比我高大，我怕他梦中转身，“牵动全局”，也许要把铁床翻倒，所以让他睡在下层，我睡在上层。我夜里在床上转身的时候，仍要很谨慎地慢慢地转，免得床身震得过响，以致惊动他的好梦。
  我和章先生从来没有同住过。想不到一同住就住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囚室里；但是我们想到全狱的朋友们对于我们的同情和厚意，却给与我们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和安慰的情绪。
  我们在上海特区第二监狱里关了两天。到26日那一天下午，我们要4点半后照例“归号”，铁格子门锁上了，我们俩照常在那小囚室拥挤着。7点钟左右，忽有一个看守进来说“接见”。所谓“接见”，是监狱里允许囚犯接见家属亲友。我们两人虽觉得那样晚的时候，怎样还有“接见”，但是既然说有，我们便匆匆随他出去。到了外面，才知道是要到法院去开庭的。离开监狱的时候，还照例在簿子上打个大拇指的手印。……
  [作者邹韬奋(1895～1944)，江西余江人，作家，“七君子”之一。本文节选自于《邹韬奋文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55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