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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0年春天,我到重庆去参加西南局组织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我才见到了他。他找到我的住处来,我们谈了很久,直到夜深,我索性叫他不要回去,和我一块睡在一张床上,我们一点睡意也没有,继续作通夜的谈话,大半都是我问他谈。他谈了“中美合作所”里的黑暗地狱情况和革命志士的惨烈斗争,他详细地谈到他被关进这个暗无天日的监狱,敌人曾经想用软化的办法要他投降,他没有动摇,他说这都是由于在外边时受到党的多年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我相信这一点,他是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才最终转向革命的,是经过放在党外长期考察过的,我相信他的坚定性。当然,我也没有说,恐怕由于他的哥哥的大面子,特务主要是想软烫他,没有对他滥施酷刑,硬把他压垮。但是这软烫功夫有时候比硬压还需要坚贞不屈的意志。据他说,在关押期间,特务头子徐远举导演过让他父亲要他写悔过书,被他拒绝的事。
他说他在“渣滓洞”监狱见到在他被捕半年之后也被抓进去的齐亮和秀英两夫妇,一见面就为在监狱里没有见到我,可见我是安全的,这样就好了。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党组织安全了。我为齐亮和秀英妹妹以及广斌这种不计个人安危,而念念不忘于党组织的安全的精神而感动,我为齐亮和秀英在听到重庆南岸响起解放军炮声之际惨遭杀戮而痛哭,也为他们的至死不屈的崇高气节而膜拜。他们和一同牺牲的烈士们是中国民族之魂。
广斌谈得最多的是监狱里革命者的前仆后继的斗争事迹,谈到许建业、陈然、江竹筠、罗世文、车耀先。也谈到我们都很熟的刘国鋕。他说刘国鋕出身于蒋介石政府粮食部长的世家,而毅然坦然地走上刑场,他念惊天动地的诗,他大呼口号,大骂特务因而牙齿和嘴巴都被特务用枪托打烂了。他也谈到一些并非共产党人的革命群众,在狱里紧紧围绕在狱中党的周围,进行英勇奋战,惨烈牺牲的情景,他还谈到杨虎城、宋绮云、黄显声的壮烈,谈到狱中《挺进报》,谈到在狱中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带镣舞蹈,谈到狱中的诗草,谈到监狱之花,当然还谈到从川康特委地区党组织被抓去一批我熟悉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当他谈到重庆和成都的无耻叛徒的丑恶行径时,我们都咬牙切齿地痛恨,发誓要叫他们用血在烈士墓前还清血债。
我们谈到天亮,毫无倦意,但是白天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因此,相约晚上再来谈。他这么和我相处了两三个晚上。虽然我们都感到筋疲力尽了,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最后我对广斌说:“这些烈士已经为新中国的诞生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我们这些幸存者既然知道他们英勇斗争和惨烈牺牲的事迹,就有义务表彰他们,使他们的英雄事迹永垂不朽,就有义务用他们创造出来的英勇事迹去教育年青的一代。你应该把你谈的都写下来,广为流布。”
他说:“可惜我不会写,我用墨写的文字远不如他们用血写的事迹那么辉煌,那么壮丽。”
我鼓励他说:“他们已经用血写好了,你不过是用墨复写一下罢了,我看是不难的,你只要老实地照他们的事迹写下来,有什么写什么,是什么说什么,那怕只是流水账,也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
他终于被我说服了,他说他想试一试,不久以后,我就看到了他和杨益言、刘德彬合写的一本小册子《圣洁的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