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文化论坛：
http://www.cul-studies.com/bbs/printpage.asp?BoardID=28&ID=3969上面那个帖子里，集中了好几篇60-70年代关于小说《红岩》和它的改编作品的评论，我把它们分别转到“《红岩》书写”和“《红岩》改编“板块。
剪裁、集中和再创造——谈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红岩》的改编
李希凡 (1962.12.02)
《红岩》，这本公认为撼动心灵的“共产主义科学书”，在它出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已经风行全国，有口皆碑，虽然书的累计印数突破了二百万册，达到了解放以来长篇小说发行量的最高数字，却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吧，阅读的热潮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有力地冲击着戏剧艺术，不少戏剧工作者满怀热情地把《红岩》搬上了不同剧种的舞台。据统计已经有二十几种有关《红岩》的戏在全国各地演出，可惜我们无法一一欣赏比较。在北京，目前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都在演出自己改编的《红岩》，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了铁路文工团话剧团（编剧：李岩、仲继奎、张炬）的演出（没有得到机会看北京人艺的演出），作为小说《红岩》的爱好者，很想从观看演出的欣赏感受中，谈一谈这个戏的改编。
把优秀的小说改编成戏，大概是古今中外戏剧艺术中很普遍的现象。从中国戏曲传统剧目来看，这种现象就相当突出（当然也有戏在先，小说创作受到戏的影响的）。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唐》、《说岳全传》等，都是许多优秀传统剧目的素材。但是，从小说到戏，对于剧作者来说，仍然是艰辛的再创造过程，没有再创造，也就不会有戏。特别是长篇小说，改编更有着许多说不出的困难。因为把内容丰富、篇幅浩瀚、头绪纷繁的长篇巨制，压缩成两三个小时的戏在舞台上演出，既要体现出原作的基本精神，又要有丰富的浑然一体的戏剧形象，的确不容易。何况戏剧和小说是如此不同的艺术形式。用高尔基的话说：“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里，作者所描写的人物借作者的助力而活动，作者总是和他们在一起，他暗示读者必须怎样了解他们，给读者解释所描写的人物的隐秘思想和隐藏的行为动机，借自然与环境的描绘来衬托他们的心情，总之，经常小心翼翼地把他们引向自己的目标，自由地、常常是十分巧妙地（这是读者不易察觉的）、然而任意地掌握他们的动作、语言、行动和相互关系，一心一意把小说的人物写成艺术上最鲜明和最有说服力的人物。”剧本却“不容许作者如此随便地进行干涉，在剧本里，他不能对观众提示什么。”“剧本要求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因而，从小说到剧本，虽然是艺术形式上的转化，却必然要牵涉到内容的表现问题。也就是说，小说的情节内容，必须适应戏剧形式加以重新组织安排，这里有选择，有剪裁、有集中，也有再创造。
长篇小说《红岩》的主要情节，虽然是写革命志士们在中美合作所美蒋秘密监狱的斗争生活，但是，它把历史背景和生活场景都展开得很广阔，没有局限在监狱斗争的狭小范围，它是把这种斗争融合在广阔的历史生活画面里。监狱中革命志士们坚贞不屈的斗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重庆地下党的斗争以至解放重庆的斗争息息相通的。它的出场人物也是异常众多的：这里有革命志士的英雄形象，有叛徒的丑恶嘴脸，也有特务匪徒的卑劣灵魂，当然，最突出的还是那些红岩般高大的革命先烈们的形象。从这部小说独有的特点来看，它的成功之处，又在于有力地开掘了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灵魂世界。善恶美丑，都以其激烈、真实的形式，出现在这场精神搏战里，也都以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形成形象、性格的血肉。所以如何把原作的这些精华熔于一炉，进行舞台形象的再创造，确实需要很好地进行一番艺术概括的工作。自然，比较其他长篇小说，《红岩》也有它便于进行改编的优点，那就是它所反映的生活，有贯串到底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冲突，它所描绘的斗争，有深刻的戏剧性的内容。
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的《红岩》的改编，基本上是忠实于原作的。它的戏剧情节是在小说故事情节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的。原作中最精采的章节，象许云峰和徐鹏飞面对面的斗争，监狱里的绝食斗争，刘思扬和红旗特务的斗争，狱中秘密报纸事件，许云峰牺牲前和徐鹏飞的会面，大都被剧本囊括熔铸在舞台艺术形象里。
当然，从戏的某些情节创造来看，它的十一场戏，还不免有臃肿、松散的场面，第五场——即第一场表现监狱斗争生活的戏，就有臃肿而且仓促的毛病。在这一场戏里，剧本集中了太多的矛盾，象龙光华的取水和牺牲，绝食斗争，江姐的受刑，刘思扬的释放，华子良的装疯，都只是通过一种介绍性的形式，被硬挤在这样一个场面里。人物性格既没有得到充分的刻划，戏剧矛盾也无法有力地展开。和这一场形成相反的对照的，是第八场戏。如果说第五场戏是集中了太多的矛盾而不能展开，那么，这一场戏又太缺少戏剧化的内容了。出场人物江姐、李青竹、孙明霞，特别是主要人物江姐，在这个场面里，虽然有长篇的对白，却很少有冲击性格的戏剧动作、戏剧矛盾。
但是，从戏的整个情节构造来看，改编确实在剪裁、集中和再创造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力。在改编的意图上，剧作者是忠实于原作的，企图把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和那些坚贞不屈的英雄性格，展开在鲜明的历史背景里。因而，它的情节线索是沿着重庆地下党的斗争扩展开去，没有把斗争的氛围仅仅局限在监狱的内部。戏剧矛盾是沿着狱外斗争逐渐向内部推移，而狱内斗争又呼应着狱外斗争。前四场有三场戏写的是狱外的斗争，到了第四场在侦防处的斗争，算是这四场戏的一个小高潮。这四场戏不仅集中而尖锐地开展了戏剧冲突，也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生活的背景，符合原作的情节和主题的结构。只是在这里，它们是通过剧作者的剪裁、集中，熔铸成动人心魄的舞台形象体现出来的。应该说，在这个剧本里，这也是写得最成功的四场戏。
幕一拉开，就是尖锐的冲突。特务头子徐鹏飞正处于困境中，重庆党的广泛而有力的地下活动，特别是活跃在群众中间的《挺进报》，一直找不到破案的线索，已经把他搞得焦头烂额，而特务首脑机关也在三令五申地逼他，于是，一个被他的特务爪牙糊里糊涂逮捕的封建把头——国民党员蒋炳章，也变成了“替罪羊”。这虽然是戏剧情节里的一个小插曲，却也一方面暴露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残忍和凶狠，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地下斗争的无能为力和走投无路。另一个特务头子西南特区副区长沈养斋的出场，给矛盾带来了“希望”的转机，戏的扣子拉紧了。由于个人主义者甫志高利欲熏心的活动，红旗特务郑克昌打进了地下党的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络站，党的一部分组织被暴露了。这第一场戏组成了贯串到底整个戏剧情节的扣子——特务匪徒千方百计企图追踪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和革命志士们机智勇敢地保卫地下党组织的斗争。
紧接着的三场戏，都围绕着这个戏扣子展开了。甫志高的叛变给地下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许云峰被捕，《挺进报》两位编辑、抄写人刘思扬和成岗也被捕了。于是，复杂的斗争，通过面对面的形式得到了丰富的表现。人物性格也在尖锐的戏剧冲突里得到了充分的刻划。
这四场戏的结构，是相当紧凑的。第一场和第二场，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徐鹏飞在那里紧张地安排破案，许云峰在这里机智地布置撤退。这场没有见面的精神交战，为第四场面对面的交手，准备下了坚实的性格基础。没有斗争，没有意志、感情和行为的冲突，就不可能有剧情的发展。这四场戏之所以精采，就在于剧作者充分运用了小说中具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集中而又紧凑地把它概括、创造成戏剧情节。譬如徐鹏飞利用蒋炳章的事件谎报战功，把严醉的特务工作的成绩攫为己有；许云峰一到书店就发现问题；许云峰和徐鹏飞面对面的斗智，都是突出地反映了《红岩》情节的中心内容，而又充满了性格矛盾、性格冲击力量的篇章。当然，剧作者的成功，并不在于选择拼凑这已有的情节，而是把它们当做素材根据戏剧情节的需要进行了再创造，使它们组成了浑然一体的戏剧形象。象第二场，把甫志高、老许和小陈的对白，集中在前后交错的一个场面上，寥寥几笔就反映出了他们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发展了他们之间的性格冲突，就结构来讲，这场间不容发的戏又紧紧地连接着第一场的敌人准备逮捕，很自然地在观众心理上造成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第四场戏是这几场戏的高峰。叛徒甫志高出卖了组织，所有有牵连的同志被捕了。特务头子们大喜若狂，梦想撒出更大的网，以便把重庆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地下党重要负责人许云峰的被捕，给他们梦想的赌注带来了希望。于是，双方的主要对手，开始了一场复杂而激烈的心理战斗。这是一场充满了戏剧性的灵魂的斗争，小说曾经借助于大量的心理描写，在戏里却只能通过人物的对白和动作加以刻划。这场戏虽然和小说情节大致相合，戏的结构却主要是通过强烈的性格对比、性格冲突，扩展了戏剧性的波澜。徐鹏飞越造作，许云峰越冷静；徐鹏飞越是虚张声势，许云峰越是轻描淡写；徐鹏飞越想婉转隐讳，许云峰越是用赤裸的真象勾划他的假嘴脸，作为审讯者的徐鹏飞，本来是处于主动者的地位，但在大义凛然英勇机智的许云峰面前，却成了进退失态处处被动的被告，这就形成了人物情绪的起伏，形成了动人的戏剧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