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王铁群:伍豪之剑——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特科 [复制链接]

可以拍连续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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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49年11月6日，周恩来设宴款待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在谈及国共两党的特务斗争时，周恩来指出：我们诚心诚意地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合作和平建国，但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打内战。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决不能听之任之。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周恩来强调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
　　周恩来的这番话阐明了一个深刻道理：特务的性质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特务的手段有正当与下流之别。
　　长期以来，许多人对特务的认识存在误区，他们把绑架、谋杀、破坏等所有令人生厌的词汇与“特务”联系起来，把特务活动看成是充满智谋而又不甚道德的诡秘行为。在他们看来，“特务”只能属于反动政权和军队，而进步组织和军队是没有或万万不应该有的。
　　实际上，特务活动是国家或阶级集团的基本职能之一，是国家或阶级集团政治活动的特殊手段。任何国家和阶级利益集团要生存、发展和壮大，必须探知其他国家或集团对自己的态度和图谋，了解对方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变化情况。特务活动就是国家和集团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活动的特殊方式。特务活动不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重大的特务事件却可能影响历史的发展。
　　由于国家和阶级性质不同，决定其特务活动的动机和手段不同。评价特务活动的正义与非正义性，特务手段的正当与卑劣性，唯一的标准，是看特务的阶级属性，是看其为哪个阶级为什么样的政权服务。为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保卫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特务活动，就是正义的行为，其特务手段也反映着必要性和正当性。而为侵略扩张称霸或专制独裁统治集团服务的特务行为，则是非正义的，其特务手段则往往是卑劣下流的。正确区分特务的本质，才能对特务和特务活动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大性质全异的特殊组织，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务科，一个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两大组织几乎同时出现，并从产生之日起，便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开始了正义与邪恶的大较量。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特务活动，因效劳于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独裁统治，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是非正义的，其特务手段难免下流、卑鄙。
　　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独裁统治，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而进行的情报活动和政治保卫工作，则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其特务行为和政治保卫手段是必要的和正当的。
　　本书研究的对象中央特科，即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隐蔽战线上组织和领导的一支精悍的“特种部队”。中央特科的活动，就是周恩来领导的反对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独裁统治的一种特殊斗争。
　　周恩来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犹如一柄刺入敌人心脏的利剑，机智勇敢，神出鬼没，以正义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卓绝斗争，保卫了中共中央和领导人的安全，牵制和消弱了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独裁统治的力量，为中国人民自由民主正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特科正义而神圣的斗争，是应予整理和研究的；中央特科英勇无畏和拼搏创新的精神，是应予继承和发扬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将军在病逝前夕致函邓小平和杨尚昆，他“要求将中央特科的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然而，时至今日，对中央特科的研究仍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记实性书籍和为数不多的文章。以至于在今天的读者中，甚至在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中，中央特科的历史依然是相当陌生的东西。这与中央特科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是极不相称的。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读河北大学历史系期间，对中央特科的斗争历史也未曾与闻。1984年毕业留校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的教学工作之后，才开始对中央特科日有所知。在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笔者积极搜集相关资料，并将之融入课堂教学之中。中央特科既惊心动魄又鲜为人知的斗争事迹，深深震撼了青年学子的心灵。学生们如痴如醉的听课表情，进一步激发了笔者研究中央特科的热情。到90年代初期，终于写就有关中央特科的书稿，虽一直未能发表，但每学期涉及白区斗争内容的几次课上，大学生澎湃的激情已足以补偿了笔者付出的心血。2004年底，在同事们的一再鼓励下，笔者振奋精神，在原稿基础上，把新近十余年搜集掌握的相关资料梳理考证，分析研究，重新写就了这部《伍豪之剑——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从1927年11月成立到1935年9月解散，共近8年的历史。以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去往中央苏区为时间界限，中央特科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后期从1932年12月至1935年9月。中央特科前期的历史，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卓绝奋斗史。本书研究范围，即系中央特科这四年的斗争概况。1932年初围绕“伍豪事件”的斗争，在时限上虽属于中央特科后期的活动，但事件本身和辟谣过程都与周恩来及其领导的中央特科直接相关，故亦把之纳入本书范围。
　　本书属于历史著作，所述皆有根据。
　　笔者赋予拙著的使命主要有三：一是弘扬中央特科保卫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历史功绩；二是聊以告慰曾在中央特科战斗过的革命先烈和革命先辈；三是权充引玉之砖，以推动对中央特科的研究。
　　囿于写作能力和资料局限，尽管笔者尽了最大努力，但拙著对中央特科历史及其事迹的叙述和研究，仍难免挂一漏万，甚至失之偏颇。在此诚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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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特科成立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战线上开展对敌斗争的，即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武装斗争的同时，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则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
　　大革命失败以后，城市中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叛卖逆流，极大地威胁着中共中央的生存。为了保卫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一个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中国共产党从事保卫和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共中央特务科应运而生。
　　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与南昌起义部队离散后绕道香港展转至沪，自此到1931年离开上海去往中央苏区，除两去苏联历时一年外，在隐蔽战线上共战斗生活了三年左右。在这条特殊战线上，周恩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即是创建中央特科，使中共中央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得到安全保障。
　　
　　1、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1927年7月2日傍晚，大上海风雨交加。
　　雨幕中的四川北路志安坊190号。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的住处。
　　狂风暴雨中，赵世炎正在急匆匆赶回住所。
　　他不知道，此时国民党警探正蹲守在他的家中。因风雨太大，他也未看见，焦急万分的妻子夏之栩和岳母夏娘娘在他踏进门口时，便奋力开窗抛下了报警的花盆。
　　赵世炎被捕。
　　7月19日清晨，这位只有26岁的中共领袖在枫林桥畔凛然就义。据说，英雄的头颅被砍下之后，烈士的身躯仍久久不倒——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意志之坚，令刽子手胆寒。
　　赵世炎只是被国民党统治集团屠杀的无数中共人士之一。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清党”、“分共”背叛革命后，在中国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制统治。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训政”。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当年10月通过的《训政纲领》中规定，“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而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要由国民党“独负全责”。这样，国民党完全剥夺了全国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利。1931年5月，国民党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在这次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蒋介石公开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
　　在此以后，国民党组织其党徒和御用文人，通过舆论工具掀起一场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狂热。蒋介石还多次组织考察团去德国、意大利学习法西斯统治术，派人前往受训，并聘请一批德国法西斯分子任国民党政府的顾问。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强化了反革命军事力量，据1929年3月国民党官方资料统计，全国军队达200万人，常备军数量之多，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少有的。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又陆续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为其专制统治服务。
　　为了维护其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国民党政权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发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如在《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开列了193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名单，叫嚣要从严拿办。在《处置共产党首要分子通告》中宣称：“中国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由就近军警分别看管监视，听候处分。其有叛乱行为业已昭著者，系属内乱罪犯，应依法惩办。”总之，“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 据中共“六大”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为26000余人。1928年6月30日，周恩来向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作了组织问题报告。他那激愤的声音久久在与会代表的心中回荡：自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到处都容易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其样式设计的涵义，在字面上倒也颇为动听：“‘青’的颜色表示光明灿烂的青天，是指示我们要有磊落光明、崇高伟大的人格和志气；青色象征自由。‘白’的颜色表示光明、坦白、无私的白日，是指示我们要有光明洁白、毫无污点的心地和思想；白色象征平等。‘红’的颜色表示我们的国家乃由无数革命先烈们的热血所染成，是指示我们要有热烈牺牲奋斗的精神；红色象征博爱。‘十二道光芒’代表光华四射，普照全球，并象征每天十二个时辰，每年十二个月，表示著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的精神。” “自由”、“平等”、“博爱”，多么美妙动人的词汇，但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面旗帜却成了白色恐怖的象征：在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的地方，蒋介石对争取自由民主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镇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叫“挂羊头卖狗肉”，即挂自由民主的羊头，卖一党独裁专制的狗肉。

　　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
　　同赵世炎一样，无数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念，表现出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而献身的耿耿丹心和铮铮铁骨。
　　在赵世炎被捕后两天，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等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陈延年就义前傲然屹立，拒向邪恶下跪。刽子手强行把他按倒地上，他又猛然跃起，昂首怒目。最后，敌人蜂拥而上，将他乱刀砍死。
　　1928年2月，在汉口市区的余记里空场上（今黄石路中学所在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夏明翰临刑前，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月，在长沙司门口刑场上，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牺牲前留给妻子的遗书是：“灿英吾爱：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同月，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周文雍和女友广州妇女学会秘书长陈铁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庄严宣布：“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这是共产党人最壮烈的婚礼，是人类爱情史上震撼人心的绝唱。
　　同年5月，女革命家向警予在赴武汉刑场前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为了封锁住她的喉咙，敌人往她嘴里塞进石头，又用皮带勒住她的面颊。最后，向警予从容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6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郑复他、上总组织部长许白昊在上海龙华就义。陈乔年在与同牢的战友分别时豪迈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而争得的幸福吧！
　　……
　　共产党人类似坚贞不屈的事例是举不胜举难以写尽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在铁窗和刑场的严峻考验面前，气贯长虹，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忠贞气节和高尚情操。
　　国民党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只剩下惟一的选择：高举民主革命大旗，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为专制是民主的对立物，不推翻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就会听任整个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
　　


作者： wangtiequn   回复日期：2006-12-3 23:15:00

　　中国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率领全国革命群众开始了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伟大斗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它在中共党史上开辟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挫败后，在黑暗中看到了高擎的火炬。
　　中共八七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点，它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方向。
　　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战线上开展民主革命斗争的。
　　一条是公开战线，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动起义，然后把革命队伍拉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红色割据，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的斗争。
　　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到1928年初，中共还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比较重要的有：在广东，有彭湃等领导的以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起义和杨善集、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今属海南省）起义。在江西，有以吉安县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起义和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的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赣东北起义，还有万安起义。在湖南南部，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从粤北转移到湘南后，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在湖北的洪湖地区和湖南的桑植地区，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起义。在鄂豫边，有中共黄麻特委领导的黄安、麻成起义。在福建，有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起义。在河南，有马尚德（后名杨靖宇）领导的确山起义。在河北，有王荷坡、于方舟等领导的玉田起义。在陕西，有刘志丹等领导的渭南、华县起义。
　　这些起义，一部分因为实行了错误政策或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很快失败；而处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地区的起义，则大多坚持了下来。这些坚持下来的起义部队，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并陆续在农村建立起局部的革命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亦称“红色政权”。“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
　　一条是隐蔽战线，即白区（国民党反动势力控制的地区）各地中共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苦卓绝，出生入死，以不懈的地下斗争，牵制和削弱敌人的力量。
　　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是隐蔽战线的主战场。
　　中共中央机关是在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从武汉陆续秘密迁到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上海的。自此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在隐蔽战线上共战斗生活了5年有余。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了上海为其中央所在地，“主要是因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 上海是中共的诞生之地，有着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和坚实的中共基层组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中共组织虽也遭到严重破坏，但其状况比武汉、湖南和广东等曾有过较强中共组织基础的地方都要好些。这是中共中央能够在上海存在下去的基本条件。另外，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大人杂，住房易找，不查户口，在这里设立秘密机关便于掩护。再有，上海租界、华界同处，洋人、华人共居，政出多门，矛盾纷繁，革命者可以利用的空隙和机会较多。由此可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将其中央迁至上海的举措，是慎重而非盲动的。
　　当然，中共中央迁沪也反映出了一个严重问题，即其主观思想上还没有超脱不符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的窠臼，仍然坚持把工作中心放在大城市，寄希望于依靠城市的武装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实践有个过程，在革命实践尚未孕育和检验出符合实际情况的革命认识之前，难免会固守原有经验、因循原有模式。所以，“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须臾不可忘记的思想路线。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半个时期，中共中央就是在上海这座敌人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大城市里，不断修正错误，在指导公开战线反蒋斗争的同时，领导着上海及全国其他白区的革命斗争。
　　这两条战线前主后辅，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共同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过：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的各种形式斗争的重要性的论述，阐明了白区工作和隐蔽斗争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两条战线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的，缺少任何一条战线，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统一战线、军事工作、党的活动方式和斗争策略等等。本书记述的则主要是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
　　中共中央迁到敌情严重的大上海，连带而来的一个问题一下子便突兀出来，摆在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面前：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
　　上海是中外反动势力麇集的重要地区，白色恐怖极为严酷。在租界，帝国主义的军队、巡捕和侦探等骄横跋扈，同中国的反动势力合伙镇压革命活动。在华界，国民党新军阀的重兵、警察和宪特等暴戾恣睢，血腥屠杀进步志士。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三教九流的黑社会势力，则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又是外国侵略者的鹰犬，他们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利令智昏，无恶不作。上述这些罪恶势力的猖狂进攻，严重威胁着中共中央的安全。
　　另外，影响中共中央生存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卖逆流：在挫折和失败的考验面前，那些怀有不良动机混入中共党内或在敌人的严刑威逼下丧失了革命意志的分子变节叛党，为虎作伥，成为暗中破坏革命，危害中共中央和中共人士的凶恶敌人。例如，正是由于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韩步先的叛变出卖，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赵世炎，先后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半年之后，又是由于叛徒唐瑞林的出卖，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领导人陈乔年等多人被敌人杀害。大革命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而牺牲的革命人士不计其数。
　　上海这种严峻险恶的斗争环境，要求中共中央必须迅速建立和完善一个保卫和情报机构，组织起一支精悍的机动力量，专职负责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保卫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成员的安全，使中共中央能够在蛇蝎出没的上海滩站稳脚跟，有效地领导中国革命。否则，中共中央就会因失去了安全的屏障而处处遇险逢恶，难以正常运转。
　　适应中国革命隐蔽战线上的这种特殊需要，中央特科应运而生。

　　2、伍豪组建中央特科
　　
　　1927年暮秋，上海。
　　花木枯萎，黄叶飘零。
　　不时有红皮钢甲囚车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
　　一队队巡捕、警探以鹰隼般的目光四下搜寻，到处抓捕中共要人和其他革命人士。
　　大自然的萧条景象和人世间的白色恐怖交织一起，笼罩着这座东方大都市。
　　11月上旬，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打破了这严酷的氛围，通过隐蔽渠道，秘密传递到刚刚迁至上海的中共中央：伍豪已经到达上海！
　　“伍豪”是一个使中共人士肃然起敬的名字，这个名字蕴涵着忠诚、智慧、能力和希望，它使敌人心惊胆战，令同志勇气倍增。
　　中共党内高层都清楚，“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之一，它是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组织革命团体“觉悟社”时用的代号。中共党内高层还知道，少山、冠生、大美、胡公等都是周恩来在隐蔽战线的化名。
　　周恩来到达上海，使白色恐怖中的中共中央高层有了主心骨。
　　此时的周恩来脸色碧青，憔悴不堪。
　　一个月以前，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池尾莲花山地区被冲散。当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高烧40℃，连稀粥都喝不下，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口中不时发出“冲啊！冲啊！”的喊声。混乱中给他抬担架的人也不知去向，守在周恩来身边的只有叶挺和聂荣臻二人。他们地理陌生，又不通方言，三个人只有叶挺带着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也没有。
　　正在他们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幸而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周恩来疗养了十多天。之后，由杨石魂护送，周恩来同叶挺和聂荣臻乘一条小船漂向香港。
　　几十年后，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说：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栓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周恩来等九死一生的经历，正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风雨飘摇、充满艰难险阻的缩影。
　　周恩来到达香港后病情仍很严重，经半个多月的治疗，健康状况才有所好转。这时，党中央发来通知，要他务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会议。于是，周恩来便拖着病体从九龙深水埗乘船北上，历尽困苦，辗转秘密来到上海。
　　11月9日和10日，周恩来出席了为期两天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通过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认为，“现实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并由此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就错误估计了全国革命的形势，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
　　会议还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政策，给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特有的人格魄力和各方面的才干早已得到人们公认，在会上又与罗亦农一起被增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很快，周恩来又被委以艰巨重任。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集权于中央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中央组织局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交通、会计等众多的科，分别称作“中央组织科”、“中央军事科”、“中央宣传科”、“中央军事科”、“中央特务科”等。会议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和李维汉三人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周恩来分工“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
　　一个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中国共产党从事保卫和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共中央特务科（以下简称“中央特科”）宣告正式成立！从此，中共隐蔽战线上产生了一支“别动队”，白色恐怖之中崛起了红色特工！

　　中共中央赋予中央特科的职责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可见，中央特科是一个兼具保卫和情报双重职能的机构，它肩负的任务是神圣而艰巨的。
　　把领导中央特科的重任交与周恩来，则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知人之明，说明中央高层对周恩来军事和保卫工作的素质、经验和能力，是十分器重与信任的。
　　周恩来是中共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是中共第一位高级军事干部。1924年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衔）、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1926年2月，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因各军党代表皆由全军总党代表汪精卫兼任，故各军副党代表实际上即党代表）。在此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建军思想 ，如明确提出了革命军队“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宗旨，“革命军队是党的军队”的原则，军队政治工作要形式活泼、作风深入、工作人员率先垂范的方法等。
　　周恩来是中共最早注意并从事创建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任职黄埔军校伊始，他就征得孙中山先生的同意，组建了中共领导下的最早的革命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1月，他又指导组建了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1927年3月，他担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领导上海工人阶级赶走了驻沪的北洋军阀部队，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国共两党全面分裂以后，周恩来担当起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之职，领导起义部队在1927年8月1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南昌起义以标志人民军队的诞生而载入史册，周恩来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
　　军队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武装组织，是不同国家、阶级和政治集团之间利益极端冲突的工具。而保卫和情报（间谍）工作，则是伴随战争而来的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为战争的双方为了保存自己，消灭对方，不仅要斗力斗勇，更要斗智，即设法隐瞒自己的意图，保护自己的活动；刺探敌方的虚实，瓦解、破坏敌方的活动。周恩来是在中共高层较早开始军事实践的人，是当时中共最为具有军事工作经验的负责人，这使他能够较早认识党的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为他领导中央特科提供了条件

　　事实上，周恩来也是中共最早重视和开展保卫工作的领导者。
　　1925年12月，中共上海沪西区委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工贼和奸细的秘密组织“打狗队”。该组织的作用和威力日渐增大，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改属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并改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他对“红队”的工作非常关心，要求“红队”要镇压那些罪恶较大的走狗。他说：“你们打走狗很好，我同意。但有一点不好，你们大小走狗都打。小的走狗我们可以中立和争取他们吆，要打大的。” 这就及时纠正了“红队”带有恐怖倾向的行为。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迁往武汉，“红队”改归中共江苏省委领导。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鉴于中共在这场政变中了解敌人和保卫自己方面甚为被动的现状，周恩来对情报和保卫工作更加重视。1927年5月，周恩来在武汉倡议并主持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特科 。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长，特科即隶属于中央军事部。该机构分设特务、情报、保卫和“匪运”4股，以情报工作为主。
　　中央军事部特科成立后，在周恩来指导下，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如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蒋介石、冯玉祥的徐州会商反共，宁汉合流以及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等，为中共揭露敌人阴谋、掌握敌人动向给予了有力帮助。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央军事部特科又在疏散和转移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武汉中央军事部特科的斗争，为数月后中央特科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验。
　　周恩来较为丰富的军事和保卫、情报工作的经验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相应的素质和能力，是他担当中央特科领导责任，并能够在日后出色地指挥中央特科屡建奇功，胜利完成掌握敌情、保卫中共中央任务的重要原因。
　　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当月下旬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武汉指导工作，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1928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主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随即，周恩来在指导全国各省区党的活动，处理各地出现的问题的同时，花大精力整顿中共中央各机关，包括着手组建中央特科的工作。
　　在组建、完善和发展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 建立健全中央特科的组织机构
　　从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成立开始，周恩来陆续为该特殊机构下设了四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通讯科。
　　总务科也称特一科。在中共中央迁往上海伊始，建有一个“总部”，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等。在“总部”的基础上，周恩来选调人员予以充实并加以整顿，形成总务科。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是替中共中央机关租房子，为中央负责人安排住处，租家具，找铺保，做生意，购买和储存武器，布置中央开会会场，组织营救被捕的负责人，料理牺牲者后事及家属生活等。
　　情报科也称特二科。该科设立于1928年4月，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通过“打进去”或“拉出来”等多种办法，建立秘密情报网。
　　行动科也称特三科，又称“红队”、“打狗队”。该科由原中央军事部特科和原中共江苏省委所属“红队”合并而成，后又从原上海工人纠察队和根据地调入一些人。该科的主要职责是镇压内奸敌特，营救被捕领导人，保卫中共中央和中央负责人以及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
　　通讯科也称特四科。该科设立于1928年11月，主要负责制造、设置和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以上四科虽各有专职，但又相互联系、通力合作。各科紧密配合，构成中央特科这个有机统一的战斗堡垒。
　　（二）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和原则
　　为了防止中央特科走上单纯恐怖活动的歧路，牢牢把握政治斗争方向，周恩来从中央特科成立之日起，便为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政策和原则。他给中央特科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周恩来高度重视中央特科的斗争方向，曾多次严厉批评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主持者顾顺章忽视党的秘密工作原则，热衷于单纯恐怖活动的倾向，并坚决制止了他试图炸毁“包打听”开会的场所一品香饭店等恐怖计划的实施，保证了中央特科隐蔽斗争的政治方向。
　　周恩来为中央特科制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如规定各自所有活动的内容绝对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陈养山在1928年4月情报科成立不久即参加中央特科，直到1935年9月中央特科撤消为止，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人。但他属于哪个部门领导，自己好多年并不清楚。直到8年以后，即1936年到西安后才知道自己工作的单位叫“中央特科”。规定这条纪律，并非对个人不信任，而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防止一人出了问题牵连到多人或多个机关出问题。
　　（二） 制定了秘密工作的制度和方法
　　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一整套包括中央特科工作在内的秘密工作的制度和措施。他要求党组织要坚决“改变以前的方式，很迅速的重新建设党的各种机关，并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要“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在周恩来领导下，较短时间内便实现了“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党员和干部职业化。与此同时，他主持制定了一套秘密工作的制度，如都用化名，邓颖超在接见《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时回忆说，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同志间谁也不叫谁的名字，都用别名。别名多啦，一个时期换一个”，“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 再如经常搬家、单线联系、行踪保密等。周恩来不仅对进入中央特科的人员严格考察，并且经常教育他们要坚定政治立场，忠诚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奋斗。
　　为了提高中央特科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对敌斗争能力，1928年春，周恩来在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为中央特科举办了为期20余天的训练班。他与恽代英等亲自为训练班授课，讲述政治形势、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秘密工作纪律。他还组织训练班秘密对上海市区道路和居民住宅布局进行了了解。训练班还学习了许多秘密工作的技术，如化装术，侦察与反侦察，密写技术及密码破译，开镣技术等，并乘船去海上进行过射击训练。通过训练，学员们提高了勇于献身革命的政治素质和特工人员必备的业务素质。
　　就这样，周恩来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在中外反动势力统治最严酷的大上海，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的保卫和情报机构中央特科，使中共中央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有了安全保障。
　　中共“六大”以后，中央特科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 ，领导中央特科的斗争，特委是决策机构，中央特科是执行机构。特委由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政治局常务委员、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中央委员顾顺章。向忠发和顾顺章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有限，“周恩来同志主持特委工作，并亲自领导和指挥特科工作”。 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特委和特科的核心和灵魂。
　　在周恩来的精心呵护和培育下，中央特科应运而生、健康成长，伴随和护卫着中共中央在血雨腥风的上海滩度过了五载不凡时光。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犹如一柄利剑，斩妖降魔，在龙潭虎穴之中，出奇制胜，大显神通，展示了一幅保卫中共中央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
　　

　二、总务科——党中央的管家
　　
　　总务科是中央特科下设的第一科，其主要职责有三项：设立机关、布置会场、组织营救。
　　大革命失败以后较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等都设在上海，总务科为保证其众多构成单位实现社会化并运转起来，具保租房、寻租会场，进行了大量艰辛繁杂的工作，在中外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的大上海建立起众多革命机关并为各种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安全场所。
　　在白色恐怖和党内叛变的双重进攻下，中共领导人难免被捕甚或遇难。中央特科以总务科为主，用各种方式营救了众多的中共干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1、在敌人眼底下安家
　　
　　位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天蟾舞台，是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开办的一座大戏院。每天来这里看戏的、演戏的，进进出出，熙熙攘攘。
　　顾竹轩，又名顾四，系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的叔父，也是黄金荣的弟子。因至少亲手杀过七个较有名望者，人称杀人魔王。他带有万余名徒弟，这些人多为两租界捕房的侦探和黄包车老板。
　　在天蟾舞台隔壁，即云南路与四马路交叉的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是一栋二层小楼，楼的主人是著名西医周生赉。周医生把小楼的一楼辟为医院，起名“生黎医院”，二楼则用以出租。
　　1928年春天，一位自称由湖南来上海经营土布土纱生意的熊姓商人来到“生黎医院”，经与周生赉协商，租下了他那座小楼二楼全部楼面的三大间房子。随即，“熊老板”在楼上挂出了“福兴字庄”的招牌，在鞭炮炸响声中，生意开张了。不久，“老板娘”从汉口被接来上海。“老夫少妻”辛勤经营着“福兴字庄”的买卖，又恰到好处地赢得了房东的信任和友谊。
　　但是，中外反动势力和社会上一般的人绝不会想到，这“福兴字庄”恰恰是中共的中枢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办公之处！事实也正是如此，该机关从1928年初设立起，一直到1931年4月被中共中央主动放弃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巍然屹立三年整，从未引起敌人的一丝怀疑。李维汉回忆说：“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中共中央政治局居然在杀人魔王的眼皮子底下安下了家！
　　闹中取静，险中求安，这一最重要机关的选址，凸显了共产党人的智慧和胆识。
　　至于“熊老板”和“老板娘”，则是住守这一重要机关的一对假夫妻，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
　　“熊老板”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声望。1918年8月，他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1927年“马日事变”后，因被反动军官许克祥通缉而逃亡汉口。当年10月加入中共，在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工作。1928年4月湖北省委机关大半被破坏后，熊瑾玎即转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会计，并负责建立和住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
　　“老板娘”名叫朱端绶，是一位刚满20岁的姑娘，也是长沙人，曾是熊瑾玎的学生，来上海之前在汉口互济会工作。按照周恩来机关家庭化的要求，在“福兴字庄”设立后不久，即1928年夏天，经中共中央审查批准，朱端绶被调来上海，协助熊瑾玎工作。朱端绶比熊瑾玎小22岁，但党龄却比熊瑾玎多两年。两人假扮夫妻，配合默契，精心料理中共中央这一重要机关。
　　熊瑾玎和朱端绶朝夕相处，共同进行着艰险细致的革命工作。随着彼此了解和认识的加深，爱情之神也悄然而至，1928年中秋时节两人结为夫妻。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来向他们祝贺新婚之喜，邓颖超还特地代表尚在苏联的周恩来向一对新人送上了一束玫瑰花。
　　“福兴字庄”设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过无数次会议。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向忠发、苏兆征、任弼时、澎湃、邓小平、邓颖超、陈赓等领导人经常来这里研究工作。
　　 “老板娘”朱端绶与丈夫“熊老板”一起并肩工作，使“福兴字庄”这一红色大本营，在白色恐怖中历时三载，安然无恙。
　　1966年1月，周恩来曾在一封调查信上写道：“在内战期间，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正是因为有了大批像熊瑾玎朱端绶夫妇这样最可信赖、忠诚无私、有胆有识的共产党人，中国革命才能够历经劫难，自强不息。
　　198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福兴字庄”旧址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兴字庄”只是中央特科设置的机关之一。
　　大革命失败以后较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等都设在上海，其众多构成单位都必须实现社会化。所以，中央特科总务科设置机关的任务是十分重大和艰巨的。
　　上海租界地区广大，既有1863年由英美两国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又有法国租界。在这里，华洋杂处，不登记户口，所以找房子并非难事。但要找“殷实店铺具保”，即寻找富足的店铺作租房担保，则绝非易事，因担保意味着承担风险。
　　周恩来要求总务科努力攻克这一难关。总务科科长洪扬生回忆说：“特一科刚开始工作时，租房找保十分困难。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千方百计找社会关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总务科科长洪扬生，1921年在上海由赵醒农介绍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在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和团中央机关担任交通工作。1925年底参加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之后以中央军事特派员身份被派往东北工作。1927年春奉调回沪。“四一二”政变后，伴随中共中央迁往武汉，在中央组织部负责登记工作。“七一五”政变后，中共中央又迁回上海，洪扬生也随之至沪。中央特科成立后，担任总务科科长。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洪扬生发动和带领该科成员努力解决租房找保问题。
　　总务科基本成员有：
　　阚思颖，四川南溪人，住机关。
　　邹志淑，浙江嘉兴人，担任交通和掩护工作。
　　周青，四川人，由行动科转来。
　　陈家康，广东人，中央特科专职医生。
　　朱胜（化名），湖南人，当古玩店老板。
　　戴荣鑫，浙江余姚人，当木器店店员。
　　阿四（化名），广东人，总务科司机。
　　张克诚（化名），北方人，当木器店老板。
　　松江阿姨（名字不详），在木器店烧饭。
　　张阿桃，顾顺章岳父。
　　张陆氏，顾顺章岳母。
　　张爱宝，顾顺章姨妹。
　　叶小妹，顾顺章姨母之女，
　　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
　　吴韵兰，顾顺章兄嫂，做掩护和交通工作。
　　吴克昌，吴韵兰胞弟，与其妻同做掩护工作。
　　总务科成员不惧困难，在洪扬生带领下，大家千方百计，很快便联系并开设了多种店铺，诸如水电行、电器行、照相馆、木器店、古玩店、布店、诊所、通讯处或代办所等，以此作为租房设立中共机关的担保。
　　在这些担保店铺中，劳合路（今六合路）泰亨源水电行，是总务科建立的第一个铺保。泰亨源水电行老板张义安（张杏生）系洪扬生远亲，以前往来甚少。洪扬生主动造访，密切亲缘。张义安对洪扬生信任有加，热情为其租房作保。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的三民照相馆，也是总务科较早联系的铺保，照相馆经理范渔人（范梦菊）除为总务科作保外，还帮助总务科购买、储藏武器及做掩护工作。总务科较早联系的铺保还有李瑞生开的布店等。
　　解决了担保问题，在敌人眼底下安家的工作也就相对容易多了。
　　以下是总务科所设机关的一部分：
　　同孚路（今石门二路）柏德里700号一处两楼两厅的房子，是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的地方，被工作人员称为“中央办公厅”。周恩来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每天都来这里解决中央和各地区的问题，不能当场解决的和重大的事情，则提交“福兴字庄”政治局会议决定。该机关由彭述之夫妇等住守。
　　成都北路741弄丽云坊54号，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所在地。周恩来几乎每天早晨或深夜都来此处，阅读报告，听取汇报，同各地来沪找中央的人讨论工作。组织部另一联络点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尚贤坊某号前楼。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原设于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由军委秘书白鑫住机关。白鑫叛变后，总务科在成都路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将中央军委机关迁来。曾希圣、朱瑞、傅钟等人在此住过，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也常来此会议。
　　戈登路（今江宁路）673弄10号和1141弄的一处房子，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阅读、起草文件和政治局接头的地方。由张纪恩、张越霞夫妇和苏才、周秀清等住机关。向忠发叛变后，此处被破坏。
　　浙江中路112号2楼，是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一个联络点，周恩来经常在此与各地负责人接谈，如曾与云南的龙大道、河北的张兆丰、浙江的卓兰芳等在此谈话。
　　同孚路（今石门二路）336弄9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处。政治局秘书处则设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静安寺路口松寿里24弄11号和青海路19弄善庆坊21号。
　　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斜桥会馆旁的一家古玩店，为中共中央的一处联络点，总务科派来自湖南的朱胜（化名）为老板，顾顺章的岳母张陆氏在此做饭。
　　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一条弄堂里的最后一幢独门独户三层楼洋房，是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接头开会之处。洪扬生以“资本家”身份同负责文书工作的严重夫妇以及一位盲人翻译，住此机关并负责接待工作。
　　威海卫路达生医院，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的柯麟（化名柯达文）和贺诚（化名贺雨生）坐堂行医，中共中央大概每月在此开会一次。
　　中央文库设在西康路合兴坊15号。这是中共在在敌人眼底下开辟的红色档案馆，它为今人了解当年的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
　　中共地下印刷厂设在爱文义路601弄1号。这里承印着党的重要文件和刊物，在白色恐怖中传达着党的方针政策。
　　总务科还在泥城桥东开设了一家木器行，由戴荣鑫当店员。该店既是中央领导人的接头处，也是用以租房的一个铺保。另外，领导人搬家时，所需家具由此供应，用不着的家具也可在此堆放。
　　中央特科曾用代号“新新公司”，其机关较长时期设在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郑家巷91号。另外，公共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一幢洋房的三楼，曾是中央特科的内部接头处，周恩来、顾顺章、陈赓等中央特科的领导人常来此处接头谈话、商议工作，中央特科其他人员不来此地。同孚路一条弄堂内有一幢石库门房子，该房子的底楼厢房，曾是总务科和行动科成员的聚居点，此处还储藏有一批武器，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一般不来这里。情报科成员则主要在陈赓家中碰头。
　　

　　

多年以前有一部电视剧《周恩来在上海》，讲了周恩来与中央特科的一些故事。

引用第6楼卢舟于2007-11-16 07:43发表的“”:
多年以前有一部电视剧《周恩来在上海》，讲了周恩来与中央特科的一些故事。

Where can I buy it?

引用第7楼yihong于2007-11-16 09:35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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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某些原因，这部片子一直没有重播，也没有碟卖~~包括周恩来的扮演者刘劲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