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绝密计划：安插红色间谍卧底12年
《情报英雄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一书披露了半个世纪前中共情报工作的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其中对周恩来领导、布置和运用“红色间谍”手法的叙述尤其令人叹为观止。以前曾有一首颂扬毛泽东的歌唱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自然很是虚夸和肉麻，但借用这种句式，我们倒似乎可以说：周恩来用“间”真如“神”。 从《情报英雄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一书中可以看到，周恩来用“间”之“神”首先在于他按照“设想”“制造”出了熊向晖这位“红色间谍”。1937年底，胡宗南的第1军征召青年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周恩来听说后即布置“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有才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等“特点”，周恩来提出这个人选应具备以下条件：“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据此，中共组织选出了完全“合适”的熊向晖。果不其然，熊向晖1938年1月在接受胡宗南的当面考察时以一席充满“爱国青年气质”的言谈和“不卑略亢”的态度立刻使胡宗南“产生了好印象”，胡把熊带到西安，不久就亲自送他到中央军校（其前身即著名的黄埔军校）西安第七分校“培养成材”、“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翌年学习期满后更直接指定他做了自己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至此，周恩来的“设想”非常顺利自然地就实现了。而熊向晖也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他严格遵照周恩来的交待“耐心等待”，做“闲棋冷子”，“不急于找党”，“不发展党员”，甚至连摆在自己面前的密电码也不去看——由此似乎可以把熊向晖称为“战略间谍”。到后来，熊向晖这枚由周恩来在“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之时就“未雨绸缪”、“先走一步”安排下的“闲棋冷子”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他给延安送去了许多难得的政治军事情报，为中共中央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当1943年胡宗南准备发兵“闪击延安”时他及时发出警报，使中共中央避免了灭顶之灾；1947年3月他预先获得国军的“攻略延安作战方案”和其它具体军事部署，以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他还冒险送出有关国军在陕北建立最先进的电台侦测设施的情报，使中共首脑机关得以躲开追踪。由此应该承认，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所起的作用的确堪称“中共情报工作的成功范例”或“经典”，而这“范例”或“经典”的“创造者”就是周恩来。
然而更“神”的是，当熊向晖的身份已然暴露之后，周恩来仍然运用这枚“废子”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反间”。1949年下半年，解放军四野和二野计划实施从广西、贵州向云南“战略大迂回、大包抄”的“西南战役”，以图将退居四川的胡宗南集团30万大军全部消灭，但此时虽然蒋介石定下“坚守西南”的战略方针，胡宗南却已准备率部退往滇西中缅边境“继续抵抗，万不得已时便退到缅甸去”。1949年11月1日“西南战役”打响，11月15日解放军攻占贵阳并向滇西和川南包抄，其战略意图已暴露无遗，但要彻底切断胡宗南军队逃往云南的通道则尚待时日，如果这时胡宗南就放弃四川退往滇西，他的大部份部队就会躲过围歼逃入缅甸，从而会给以后的西南边陲造成隐患。就在这种背景下，1949年11月6日周恩来专门在中南海宴请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人并让熊向晖参加，当场公开了熊向晖的身份，并建议张治中“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而张治中“回去后马上就写了”信给蒋介石。这是周恩来使的一个“反间计”，因为虽然熊向晖的身份早在1947年就暴露了，但由于胡宗南凭借他与军统的特殊关系加以隐瞒，蒋介石并不知道详情，现在了解了“来龙去脉”，其对胡宗南的恼火和怀疑之深可想而知，因而多次拒绝胡宗南退往滇西的请求，甚至还曾冷酷无情地当面要求这位昔日的亲信爱将“杀身成仁”。直到解放军的包抄态势已然达成的12月19日蒋介石才恍然清醒，批准胡宗南兵团向滇西边境突围，但为时已晚，国民党在大陆仅存的几十万大军在四面楚歌中几天工夫便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了。周恩来的如此手段，其巧妙和有效与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反间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不光是对熊向晖的使用，从许多资料可以看到，周恩来在领导情报工作、与国民党人谈判交涉乃至1949年后从事外交等方面都获得过辉煌的成功，以至当年蒋介石就曾对他赞许有加、因其不能为己所用而惋惜。因此，说周恩来用“间”真如“神”应该不为夸张。
从很大程度上说，周恩来颇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那些“智谋之士”。这些“智谋之士”，如范蠡、张良、陈平、荀彧、刘伯温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聪明能干、谋略超群，但另一方面又不免熟谙世故、明哲保身，这使他们能助王霸者战胜对手取得成功，但却不能对王霸者治国中的缺失有所匡正。孙子兵法有云：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用“间”如“神”的周恩来，其“圣智”让人叹服，其“仁义”令人感佩，其处事之“微妙”也使人向往，但是，在置身共和国高层的二十六年中，他基本上是谨小慎微、亦步亦趋，不但不能有所创举、有所坚持，反而做了不少明知不对的“违心”之事，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归因于那种“智谋之士”的秉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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