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了解一些李老的情况，走进他的房间，我会以为走进了大学教授的书斋：十个破旧的大书柜里摆满了各种书籍，老式的写字台和陈旧的沙发两边也都堆满了书，北墙被一米多高两米多长的卡片柜挡得严严实实，三个大卡片柜几十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分门别类地写着卡片的内容。看到这些，会使人想起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就是在这极普通的宿舍楼里住着的这位老人，却有着传奇一般的经历：他精通日、俄、英三种语言，早在30年代初就从日文翻译了苏联拉皮托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后来又从俄文翻译了苏联罗森塔尔的《唯物论辩证法》等著作，他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时，因被人诬告，进了劳改营，给斯大林写了60多封信，才得以解脱，他从事地下工作多年，成绩卓著。曾协助阎宝航通过中共中央向苏联提供了德国进攻日期的准确消息，并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因此而获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特别颁发的“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电……
人们常把那些在灿若白昼的舞台上风靡一时的演员比作“星”，其实实，明星应在夜空闪烁。像李正文这样，在黑暗的旧中国，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解放，奉献着自己光和热的革命者，才真正无愧于是闪烁着的明星啊!
他从切身的经历中感受到，分清敌我友的重要性
1925年底，一个17岁的年轻人，风尘仆仆地从吉林梨树县来到沈阳，寻找他的人生之路。
那是70年前的中国，正值风云变幻的时候。这个8岁便随父亲从山东逃荒到东北的苦孩子，虽然没有山东大汉的魁梧，也没有东北老乡的剽悍，却不乏一种或许因贫困或坎坷而造就的正直而刚毅的品格。他靠姐夫的接济在日本人办的公学堂读完了小学，又在日本人办的银行当了3年学徒工，但是日本占领者毕竟不能奴化他，“五卅运动”的火种，点燃了他心中的烈焰，他不愿再给日本人卖苦力，便来到大都市，考进了奉天省立第三中学初中班，第二年考入东北大学附属高中，梦想着像他的名字“正文”所预示的那样，走一条正直的文化人的道路。
学校的生活紧张而充实。李正文不仅学业出众，而且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上高中时，他和同学郭维城等合办《冰花》周刊。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北大学，又主编《现实》月刊，这两个杂志都宣传左翼文学，“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到北平。
到北平不久，李正文加入左联北方部。后又到清华大学借读。在北平期间，几乎所有的抗日救亡的运动他都参加了。他还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从日文转译了苏联拉皮托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著作。1932年3月，在北平左联代表大会上，李正文当选为北平左联执行委员，分工负责左联理论部工作。他组织领导了北平左联各支部开展与托派理论的斗争，进行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任务的讨论，并领导开展了批判托陈取消派的运动。在此期间，他在左联机关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同年冬他转到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任北平社联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研究部工作。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正文投身革命后，上的第一课，也是印象最深的一课，就是要分清敌我友。他记忆犹新的是那次反对张学良的游行。“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在北平，国人不了解内情，以为张学良把东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人。国民党政府也趁机造谣，说张学良不抵抗，还绘声绘色地宣传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的秘书要求抵抗日本军队，但张学良说，不要打扰我，我要跟胡蝶 (电影明星)跳舞。学生们听到这些传言，当然很激愤，组织了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走到张学良住所时，警卫不让进，学生们更愤怒，口号也喊得更响了。张学良听到口号声，赶紧打开大门，把学生们迎进大院，他穿着一身黑衣服，站在操场上，对学生们说；“我国难家仇都未报，怎么会卖国呢?”学生们问：“那你为什么不抵抗?”他说：“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反对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是不爱国的人，你们以后看吧。”从那次游行之后，李正文对张学良逐渐有了了解。张学良后来秘密组织东北同乡会，借东北同乡会的名义向南京政府请愿，那次请愿李正文也参加了。请愿队伍从西四奉天会馆出发，到前门火车站。到火车站后，因国民党当局不准群众去南京请愿，找不到火车司机，于是学生中有人喊卧轨。但如卧轨危险相当大，国民党轧死几个学生不算什么。就在这时，张学良的秘书王化一偷偷告诉群众说：少帅已向北平宪兵司令下了命令，要是轧死一个学生，就让他拿两个脑袋来换。在那次卧轨请愿中，学生们果然没有伤亡。李正文也由此了解了张学良是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军人。
1934年，党组织派李正文到苏联学习，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在苏联期间，李正文又从切身经历中深切感受到，如果敌我不分，将会给革命带来怎样的损害。共产国际东方部有一个中国女人，她的行动很怪，经常一个人关在屋里写东西，有人走进她的房间她就赶忙把写的东西遮盖起来，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一天，和她住在同一房间的吴先清(刘鼎的爱人)趁她没留意，看了她写的东西，原来是给当局的诬告信。当时，正是苏联“大清洗”的时候，由于被诬告，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的中国人，除了那个写诬告信的女人外，全部被捕，被判刑，关进了劳改营，而且罪名都是日本间谍嫌疑。李正文被判了5年徒刑，硬说他的妈妈是日本人，实际上，他的妈妈是个不识字的中国劳动妇女。他被遣送到靠近北极圈的奇比尤地区，那里一年到头都是冰天雪地，最冷的时候摄氏零下50多度，出门时脸上要抹凡士林油，否则鼻子都要被冻掉。
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犯比刑事犯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在劳改营中的李正文等“政治犯”自然比刑事犯更倒霉，不仅吃不饱肚子，每天干10小时的重体力劳动，还备受流氓、小偷等刑事犯的欺负。刑事犯们一听说他们是“政治犯”，就说：“你们红墨水还没喝够”，意思是让他们还要好好接受“改造”，而刑事犯却反而有了相对的自由，有些刑事犯甚至更加嚣张，他们聚众赌博，经常用别人的钱、物、人身打赌，甚至规定谁赌输了就去强奸劳改营长的老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李正文也学会了应付的策略，当有刑事犯问他为什么被关进来时，他便说：“我是杀人犯！”这样反倒避免了刑事犯们的欺负，有时刑事犯们还主动分给他几片面包。
最初进监狱被审讯时，李正文经常要受“疲劳轰炸”、“车轮战”的考验。监狱的审讯者还对李正文说：“我们有一种药酒，只要你喝下去就迷醉，不自觉地把真话说出来。”李正文说：“那太好了，我非常希望能喝到这种酒，让你们看看，我是不是间谍。”和李正文一同被关在歌德拉斯劳改营的陈郁对他说：“看来，敌人打进我们内部了，我们出去就会把他们也带出去，我们不出去，他们也出不去，我宁愿自己不出去，也不让敌人出去。”李正文对陈郁这种宁愿玉石俱焚的精神非常感动，但他却不甘心就这么遭诬陷，不清不白地忍受下去。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又一封的申诉信，赌咒发誓地说自己绝不是间谍，并巧妙地引用了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托洛茨基认贼作父，糊涂蛋认友为敌，只有布尔什维克能辨别友敌。”反问道：“那么，为什么我不能被辨别呢?”这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给斯大林写了 60多封申诉信，李正文才终于被平反，放出了劳改营，但不许他回莫斯科，让他去了边疆地区。陈郁见李正文被放出了劳改营，也开始给斯大林写申诉信，后来也被放出了劳改营。但和他一同被关进去的吴先清，却没有能熬过劳改营的苦难生活，死在了劳改营中。
经过正反两方面的锻炼和磨难，李正文在政治思想上逐渐成熟，辨别真伪、分清敌我友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在复杂条件下进行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也更加多样化、策略化，等待他的将是更加严峻的考验。
他因成绩卓著多次受到表扬，但他认为：“不是我能干，而是共产党伟大。”
1941年，李正文从苏联经我国的新疆到重庆，他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党的关系时，因他在苏联进过劳改营，对他要进行调查了解。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调查却毫无结果，李正文心里十分苦闷，焦急。这时，在黄炎培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任顾问的阎宝航对他非常关心，通过苏联大使馆的武官罗申打电报向莫斯科有关部门要李正文的有关证明材料。莫斯科回电说，李正文是一个好同志，在苏联劳改营的改造、审查是不公平的，要李正文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系统工作。这时李正文才如释重负。
李正文拿着自己的证明材料再次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党的组织关系。周恩来的秘书徐冰对他说：“那你就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吧，反正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不能同共产国际争干部。”就这样，阎宝航带着李正文见了罗申。罗申叫李正文在正式分配工作之前暂时帮助阎宝航工作，李正文便在阎宝航领导下担任交通工作。
阎宝航是中共杰出的地下工作者，李正文当年在沈阳时就认识他。20年代初期，阎宝航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任总干事，经常组织大、中学学生参加进步学生团体的活动，介绍普罗文学，宣传革命思想。李正文在沈阳东北大学附属高中读书时，经常参加阎宝航组织的活动，但对阎的真实身份并不了解。到重庆后才知道阎是193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阎宝航的活动能力极强，交际甚广，同许多国民党要人有来往。他通过孙科获得法西斯德国准备在 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这个重要情报后，一面报告了周恩来，一面叫李正文把情报转交罗申。苏联最高当局收到这一情报后，将信将疑，因为当时苏德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他们不能相信法西斯德国会如此不讲信义。苏联塔斯社还“辟谣”说，近来英美政客无中生有地挑拨苏德关系，胡说德军将在6月进攻苏联红军。尽管如此，苏联最高当局为防万一，还是多少做了些准备。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军队果然发动了对苏的进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情报，使苏联在德国法西斯的突然袭击面前，或多或少地减少了一些损失。
李正文协助阎宝航工作两个月后，奉命到上海去搞地下工作。当时上海已成为孤岛，党很需要来自这方面的情报，但那时去上海搞地下工作十分艰难。那时的地下工作首先是开辟工作，即一个点一个点地去发展组织，而不是交给你一批人让你去领导。李正文到上海后，人地两生，他先是与阎宝航给他介绍的两个关系取得联系，其中一个是上海慈幼教养院院长姚淑文。后来姚淑文的慈幼教养院成了李正文秘密工作联络点。在上海落下脚后，李正文又去投考上海工部局日文教师，被录取后，千方百计地发展组织，争取日伪上层人物，他的情报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
当时，李正文的情报网分布很广，陈公博的大舅子稽显庭也是他的“眼线”之一。稽显庭当时是南京汉奸政府秘书长的文书科长，作为记录员经常参加日伪头面人物的联席会议，能听到会议上的一些绝密内容，如日本人要侵占某地，需要伪军如何配合等。稽显庭把记录稿打印三份，一份给日寇头头，一份给汉奸头头，一份给李正文转给中共党组织。李正文每月都从稽显庭那里得到关于日伪军的动态及行动计划的情报。
李正文通过汪精卫的参军长唐莽也搞到不少情报。李曾调侃地说，唐莽是个不自觉的情报人员。他是湖南人，李正文通过一些湖南人的关系，经常到唐那儿去聊天。李为他分析时局，跟他摆龙门阵。唐爱吹牛，总是炫耀自己知道得多，他自嘲地说自己是“饭奸”，即为了混饭吃，不得已而参加汉奸政府的。汪精卫，周佛海与日本海陆军头头之间既矛盾又勾结，狼狈为奸的内幕等情报，李正文都是从他那里搞到的。
李正文通过开辟的情报网，将日伪及国民党方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报，甚至日本关东军的部署等绝密情报都及时搞到了手。这些情报到手后，李正文便抄写两份。一份按党组织给的地址，寄往苏北地区某县的任意一个粮店。至于这类信是如何到新四军手里转中共中央的，他就不得而知了。他估计邮局里有自己人，但因地下党工作的原则，他始终不知道这个自己人是谁。另一份则设法在预定好的街头交给与他来联系的塔斯社分社社长罗果夫，送往共产国际。
解放战争时期，党派李正文去做国民党官兵的策反工作。当时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有三个委员，李正文是其中之一。策反委员会策反过来的国民党官兵人数众多，仅李正文负责策反和领导的国民党军官就有两个军长、四个师长、两个团长等。他们起义投诚后，都不同程度地为全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1996年3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于》节目中介绍的现民革副主席贾亦斌，即是李正文领导起义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贾原是蒋经国最信任的人，蒋经国任国民党预干局长，他是代局长兼预干第一总队队长。当时一个预干总队要负责培养30个军的干部，可见其实力非凡。1949年，贾亦斌在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毅然起义，后因寡不敌众，全总队起义官兵都被打垮、打散,贾亦斌只身逃出。
丁宝贵是国民党上海海关的副总税务司，他由李正文策反后，把蒋介石准备运往台湾的大量贵重物资扣留在上海。当时，蒋介石将从全国搜罗来的大量贵重物资，用火车集中到上海，等待海运台湾，命令丁宝贵速办，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可是丁宝贵对蒋介石谎称海关的船只抛锚了，待修复后即运往台湾。就这样，丁宝贵一拖再拖，直拖到上海解放。扣留的贵重物资中，有些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都是无价之宝。丁宝贵的这一行动，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市长的表扬。
段仲宇是国民党淞沪炮台副司令，上海铁道指挥官。住在上海宝山路，有一个连的兵力为段看家护院。李正文通过段的哥哥认识了段，把他争取了过来。以后段仲宇为我党做了一些情报工作，而且地下党经常在段仲宇家开会。蒋介石万没想到，共产党就活动在他的要害部门，就是他自己的军队在为共产党站岗。段仲宇管辖的三个运输团，在解放军攻打上海时，都为解放军运送物资，为解放上海出了力。
电视剧《她的代号白牡丹》中主人公的原型－－民党伞兵第三团团长刘农畯，也是李正文领导起义的。蒋介石对刘农畯非常信任，打算让他去台湾后参加蒋介石的卫队，段仲宇拨给了他一个大型登陆艇，装3000人还有余。他将国民党伞兵司令部的贵重物品、军火装满了艇，一出海便向解放区连云港方向驶去。起义获得成功，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通令嘉奖。
金声是国民党海军部少将办公厅主任，被策反后，几乎每星期都从南京到上海去见李正文，将情报交给他。金声提供了国民党沿长江一带兵力配备、炮台位置等重要情报，为解放军渡江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条件。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李正文因策反有功，多次受到上级领导表扬。有人说他特别能干，但他说：不是我能干，而是共产党伟大。当时共产党深得人心，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国民党要人都纷纷寻找出路，一些人还主动找上门来。这也说明了“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他从事地下工作多年，结交甚广，还经常抛头露面，却从未被捕过，这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众所周知，从事地下工作是十分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被捕。有人说，搞地下工作的人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这话虽有些夸张，但说明了从事地下工作危险、紧张的程度。李正文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三教九流、结交甚广，有时还要抛头露面地去给大学进步团体讲课，受党的委派去与日伪或国民党要员谈判，与陌生人联系等，危险性就更大，但他从未被敌人抓住过。他也多次遇险，却总能化险为夷，这不能说不是个奇迹。他究竟有什么护身的诀窍呢?
坚持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这是李正文从事地下工作时遵循的准则，也可以说是他的护身法宝之一。他从事地下工作时，姓名、地址、电话号码从来不告诉外人。他通过电话与外界联系时，都是打电话给对方。需要与外人直接联系时，便告诉对方一个联络点，在联络点碰头。这些联络点周围大都有一些革命的同情者或自己人，遇到异常情况便于通知、转移，而且每转移一个新的住所，他都要换一个新的假名。
1948年夏季的一天，李正文按事先约定好的时间，到上海辣斐德路和吕班路相交路口的猪业工会这个联络点去取情报。没料到这个联络点已被敌人破坏，就在李正文到达之前，送情报的同志和其他在场的人都被敌人逮捕，敌人蹲守在猪业工会，只等李正文上钩。猪业工会附近有个烟纸店，店老板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陈波涛，当时，他也在猪业工会，他机智地出示了身份证，说明自己与这里的人无关，是来兜揽生意的，敌人信以为真放了他。他脱身后赶忙叫他的妻子到路口电车站等李正文，李正文得知消息后立刻躲开了。当时，李正文用的假名叫“李寿雍”，这个假名也写在户口簿上，他担心敌人会通过这个假名查到他，便不再回家，与正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参加毕业考试的妻子(他的妻子是 1941年参加革命，1943年入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同转移了。
作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随时要依靠党组织，李正文也不例外。解放战争时期，有个国民党军长的侄子叫朱落红，他常去国民党旅长张大同的家。一天，他通过张找到李正文，说他联系了驻扎在某某地的几个要起义的国民党军长。李正文把这事向上级领导汇报后，上级领导说：“哪儿能有这么多军要起义?这事太悬了，这是个策反贩子，你赶紧甩开他！”果然，过了不久，朱落红被国民党逮捕后立即叛变，他向国民党保密局担保说，“把我放出去一个礼拜我就能抓住李正文”。当时保密局的打字员是地下党安排的自己人，打字员立即按组织系统将此情报传递给了上级。当天，这个情报转到李正文的妻子陈慧瑛手中，李正文得知后就不再到张大同家去了。田此朱落红被放出后，没有找到李正文，后来党组织把李正文调到北平，才躲开了敌人的追捕。
李正文从事地下工作多年，始终与群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有几次遇险都是在群众的帮助下才脱险的。1931年夏天，他在沈阳东北大学读书时，因主编左翼文艺刊物，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市党部派人去抓他的，正是暑假期间，李正文不在校。当他返校时，学校的秘书长宁恩承立即把国民党要抓他的消息告诉了他，当时正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李正文便趁着混乱，流亡到北平，转入地下。
搞地下工作就像在刀尖上行走，遭遇险情是难免的。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往往能化险为夷。李正文对此深有体会。解放战争时期，一次，李正文代表党去与一个要求起义的某“爱国总队”总队长谈判。李正文走进上海南市的一个高墙大院，才发现那里原来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特务机关里阴森恐怖，墙上写着反共标语。那位总队长原来是个特务头子，他知道李正文来了，却呆在楼上不下来，故意不理李正文。后来，见了李正文，开口便来了个“下马威”，他说，“你们共军过不了江，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死路，一条是投降……”。李正文没料到这个特务头子有这么一手，心想，自己上了特务的圈套了。但他又想到，自己是代表党来的，即使被敌人抓住了也要大义凛然，便沉着冷静地给那个特务头子分析时局，讲述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要统一中国的道理，并针锋相对地说：“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人民为敌，顽固到底，这是一条死路；还有一条是起义投诚，这是条生路……”经过一番攻心战，那个特务头子色厉内荏的实质暴露出来了。他说：“我这里关着 3000多共产党人，你派一个秘书来，让我放哪个，我就放哪个。但是你们占了中国以后，要保住我的财产和生命，让我的两个儿子上学……”李正文要求他武装起义投诚，他说：“蒋介石是我们黄埔军校校长，学生反老师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李正文又给他讲了许多道理，仍说服不了他，便不再与他纠缠下去了。借口回去研究一下他提出的条件，便离开了特务机关。李正文将与特务头子谈话的经过向上级领导汇报后，上级领导作了分析说：“这个特务头子想找退路，但心不诚。特务往往翻脸不认人，你赶快甩掉他，不要再和他联系了。”李正文便按上级领导的指示，不再去见那个特务头子了。
抗战时期，有一个阶段，李正文每周都要到南京去取情报。当时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火车站设了三个站口，一个是日本人走的，这个站口一般不盘查，一个是所谓高等华人走的，盘查得比较严，还有一个是普通中国老百姓走的，盘查得最严。李正文凭借自己熟练的日语，每次都冒充日本人走第一个出入口，而且还故意与站岗的日本兵搭讪两句日语，从来也没有遇到麻烦。但李正文每次走过站口时，也都如履薄冰。他说，我的日语口语并不很纯正，如果日本兵再多问我几句，说不定就会露馅了。
建国后，他担任丁领导职务。1959年反右倾时，却被打入另册，直到90年代，才被彻底平反。
建国后，李正文的身份由地下转入公开，担任了领导职务。建国初期，他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兼上海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校长，当时该校没有校长一职)。1952年调复旦大学任党委书记。该校党委书记是省部级待遇，1952年评级时，李正文响应上级号召，发扬风格，自己要求降为地师级待遇。同年，调高教部任政教司副司长。
1959年反右倾时，李正文突然被打入另册，有人说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认识不少敌伪上层人物，还认识几个日本人，究竟谁给谁做情报工作很难说。这样，昔日情报战线上的功臣，一夜之间成了间谍、特务，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其实，李正文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都是从事地下工作时建立的，是当时党的事业的需要所必须建立的关系，否则，敌人的机密，绝密情报又从何而来呢?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由于一些人不了解当时对敌斗争的复杂情况等原因，却成了李正文几十年来都需要不断地解释、说明、证实的所谓“问题”。而且由于一些当年的当事人已不在大陆，无法为他作证，这个问题似乎永远也讲不清了。
但是历史毕竟是不容歪曲的，李正文的功绩也不能抹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一些久已不在大陆的故人又陆续来到大陆，甚至50多年未见面的最有说服力的当年的证人，竟奇迹般地出现在他面前。因此，李正文那似乎永远说不清的问题，终于不断地得到了解答和证实。1995年11月1日，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受叶利钦总统的委托，授予李正文等“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11月2日，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电：
11月1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委托，授予阎宝航(已故)和他在抗战期间领导的地下工作者阎明诗、李正文“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阎宝航在京子女阎大新、阎明复等参加了这一活动。罗高寿大使说，阎宝航1941年6月16日通过中共中央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消息，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通过中共中央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罗高寿大使认为，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至此，李正文才算彻底被宣告无罪，他的冤案也才真正得以平反昭雪。
李正文虽然被恢复了名誉，但是历史的教训却不能忘记。“文革”开始后，李正文为许多当年曾与他出生入死地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及革命的同情者写过证明材料，也由此得知，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像自己一样被审查多年，有的人甚至被关进监狱，子女都受到了牵连。每念及此，李正文便感到万分痛心，他说：分清敌友，这既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贯彻始终的，关系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呀!他希望这段亲痛仇快的历史不要再重演，对于那些在我党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们，我们要像建国初期时那样记住他们，感谢他们。这不仅是出于仁义之心，道德之情，也是我们兴党立国之本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