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56cun.myanyp.cn/blog/archive/108800/060117054850799.aspx 文强是谁?今天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知道的恐怕都不多。
若是提到影视明星葛优,则可以说是无人不晓。
知道葛优大名的许多人并不了解,文强正是葛优扮演过的若干影视角色中“级别”最高的一个──电影《决战之后》里具有中将军衔的国民党“高级战犯”。
不过,这个文强同葛优扮演过的其他角色有一点根本的不同:他不是虚构的人物。
电影《决战之后》是根据作家黄济人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改编的。原书中写了这样一件事:国民党战犯们刚被关进北京功德林监狱时,管理员曾向文强请教国民党监狱的规矩。说是因为文强在1931年时,受国民党中央派遣,到重庆了解四川军阀对中央的态度,被军阀刘湘逮捕,关进了巴县监狱。因此,文强有坐国民党监牢的亲身体验。
作者这段叙述,是按照文强的回忆录《新生之路》中的有关内容转述的。
《新生之路》写于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文强作为在1975年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思想尚存一些顾虑,同时也不想在这部主要讲述战犯改造经历的回忆录中岔开去谈自己的其他历史,因此对那次在重庆被军阀刘湘逮捕并坐牢的真实原因隐而未言。
事实上,文强1931年在重庆被刘湘逮捕时,并非是在为国民党中央了解四川军阀态度,而是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在同国民党军阀进行殊死斗争!
一个中共高级干部,怎么会变成了国民党高级战犯?
在这背后,隐含着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出生入死两度入川 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1925年18岁时加入共青团,并赴大革命策源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在黄埔军校转为共产党员(当时共青团员可以直接“转党”,也叫“升党”),还同当时其他许多共产党员一样,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为促进国、共合作,加入了国民党。
在预示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结束的“三二○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同其他许多具有“跨党”身份的共产党员一样,毫不犹豫地退出了国民党,坚决保留了中共党籍。
北伐战争中,不到19岁的文强被选入宣传大队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不久奉中共组织派遣,随朱德入川,到驻四川万县的军阀杨森部开展革命工作。当时因慑于北伐革命声威,四川地方军阀纷纷“向左转”,宣布易帜“参加国民革命”,杨森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朱德的公开身份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委任的二十军党代表(兼代政治部主任),文强则在二十军任政治部代理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杨森为了借革命之机发展自身实力,采纳了朱德、刘伯承等共产党人的建议,仿照黄埔军校的模式办起了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被誉为川东小黄埔),聘请共产党人担任教官,文强被聘为政治教官和入伍生第一大队大队长。
1927年春,国、共两党走向分裂。“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上海“四一二”事变前夕,重庆提前发生了军阀刘湘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三三一”惨案。杨森也准备实行“清党”。朱德已于此前赴武汉汇报工作。文强等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人闻警后被迫连夜逃离。
文强随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潮汕,兵败后经香港逃到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
次年春,不甘在乡间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文强,毅然二次入川,在成都通过黄埔军校同期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重新接上了中共组织关系,化名文莱之(又写作赖之、乃之、乃智),成为川西特委兵运干部。
1929年底,他被地下省委派往川东农民革命领袖李家俊领导的万源起义军,任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党代表兼城口、万源、宣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22岁的文强成为中共在四川第一支红军部队中的政治领导人。
1930年四川一路红军在军阀重兵围剿下失败,文强与李家俊分兵突围。几经血战,文强和参谋长徐永仕率残部退入陕西境内。为救治伤病员和补给粮弹,接受了当地土匪收编。不久,文强假称“回川拉队伍”,到重庆寻找省委。
当他千辛万苦回到中共四川省委所在地重庆。等待着他的是笼罩全城的白色恐怖和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当时军阀刘湘的二十一军盘踞重庆,为对付共产党人,专门组建了一个由共产党或共青团的叛徒组成的特务委员会。由于叛徒们的疯狂活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军委书记李鸣珂、组织局主任穆青、工委程攸生、前后两任秘书长邹进贤、牛大鸣等主要干部均遭逮捕杀害,损失惨重。以至在临时省委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竟总结为“全部常委牺牲完”……
这时,只有新任省委书记程子健等几个人在重庆苦撑危局。但因叛徒活动猖獗,程子健已到了几乎不能上街露面的地步。文强的到来使程子健大喜过望,他先安排文强代表省委去川南巡视,清理各地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基层组织。返回重庆后,文强担任了省委常委、代理军委书记。在工作中,他与刘愿庵烈士的遗孀周敦琬(第一届四川省委委员,时任省委秘书处及军委负责人)朝夕相处,产生爱情,由程子健主持婚礼,结为夫妻。
1931年3月,设在重庆城内寮叶巷的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因叛徒出卖而遭破获。省委已难于在重庆立足和开展工作,不得不迁往不属刘湘防区的成都,以避其锋。当时因交通、通讯不便,为能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川革命斗争,省委驻重庆时,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驻成都时,则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
于是,文强临危受命,被留在重庆组建川东特委并任书记,周敦琬任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