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风格切换切换到宽版
  • 7304阅读
  • 14回复

[分享]《红岩》带给我一生中不平常的遭遇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离线岁寒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楼主  发表于: 2008-03-12
— 本帖被 岁寒 执行合并操作(2011-12-08) —
声明:本文系张羽夫人杨桂凤女士授权本坛发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红岩》带给我一生中不平常的遭遇 



张 羽



  《解放日报》1983年2月10日署名陈军的文章《尊重编辑的劳动》中感叹:“《红岩》……发展成为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其中包含着编辑的许多心血。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它的责任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张羽同志呢?”

  我对《红岩》所做的工作,到底为《红岩》的成名起了什么作用,我不敢妄评,自有世人去评论。陈军同志又在文中写道:“编辑对一本书的作用,除了负责文字加工、校订、修饰以及向作者提供材料等工作外,还要对书稿的修改,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提出参考意见,有时甚至把自己的生活积累和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作者”。就这一点而言,我是当之无愧的,我给了能给的一切,甚至帮助作者动笔创作。《红岩》这部书在我的编辑生涯中化费时间之长、付出精力之多、修改量之大、溶进我自己生活内容之多是不多见的。

  《红岩》刚出版,我就被《中国青年报》约写了篇《冬夜围炉话<红岩>》,以答客问的方式,介绍了小说的故事和人物。这是《红岩》的第一篇介绍文章,署的是化名“张念苓”。

  2月间,奉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之命,我作了题为《管窥<红岩>》的发言,介绍了《红岩》的写作过程、《红岩》人物典型化的过程、如何从真实形象发展到艺术形象,并初步探讨了党领导文艺的新鲜经验和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中的指导作用。

  接着,新华社对外部记者芮苑如来访,《人民日报》、《文艺报》还有北京大学教授曹靖华、华罗庚等均先后打来电话,表示赞赏和祝贺。各电影制片厂,如北影、长影、天马等厂纷纷派人来联系拍摄电影事宜,电视台也来谈了节目计划。北京大学邀请我和黄伊去参加中文系学生座谈《红岩》,北师大附中邀请我去给教师团支部谈《红岩》……

  1962年8月1日,我又被要求在编辑会议上作题为《关于书稿质量问题的点滴想法》的发言,以《红岩》和《王若飞在狱中》为例。

  《红岩》不胫而走。全国各地出现了“《红岩》热”。

  《红岩》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已经超越国界,很快销售到越南、印尼、柬埔寨、缅甸、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日本、蒙古、联邦德国、瑞士、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古巴、巴西、委内瑞拉等许多国家,皆给予很高评价。

  就在《红岩》出版后的1962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王若飞在狱中》作者杨植霖,以及这两部书的责任编辑张羽,被同时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无可非议,《红岩》曾给我带来过荣誉。然而,也正是这部给我带来荣誉的书又给我带来了一生中不平常的遭遇。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离线岁寒

只看该作者 1楼 发表于: 2008-03-12
一,我成了“文艺黑线人物”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首先整文化战线上的人,当“文艺黑线专政”论一出笼,批50部“黑电影”之一的《烈火中永生》时,一天晚上,王××带着一个人闯进我家,贼头贼脑地东看西看了一遍。我莫名其妙,也不好说什么。第二天,出版社墙上就贴出了大量大字报。其中最有分量的就是这位王××的。他声称我是“文艺黑线人物”、“裴多菲俱乐部(中国作家协会)成员”,说我“伙同张水华(导演)、于蓝(扮演江姐的演员)炮制了大毒草《烈火中永生》,篡改了《红岩》的革命精神”。批我最积极的这位王××曾是当年在出版《红岩》期间编辑部和作者的联系人,自然了解一些《红岩》的成书过程,有一定的发言权。当年,我在同作者一起埋头修改《红岩》期间,正是他积极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联系拍电影的事,但是被邀请去给电影改编提意见的人却是作者和我。如今江青点名电影是大毒草,他就马上跟着这个调子唱起来。但是这时的调子还是保《红岩》、批电影。因为江青那时想搞一个剧本,把自己打扮成江姐样的人物,所以对《红岩》留有余地。电影是“黑”的,我有“罪责”;《红岩》是红的,但它的革命精神却同我这个责任编辑毫无关系了。于是我作为“文艺黑线人物”被剥夺了工作和参加“文革”运动的权利,不能同群众一起开会、学习,而是整天被勒令写各种各样的“交代”、“揭发材料,特别是要我交代我同文艺界“黑线人物”的关系(那时有点名气的作家、文艺界领导人差不多都成了“黑线人物”),要我交代我是如何编辑或采写那些“黑书”的(我在中青社的工作大都是编辑或采写革命回忆录、革命烈士传,而那些传主和回忆录作者也大都成了“叛徒”、“特务”或其他类型有“问题”的人),甚至交代我看过什么“毒草”电影、买过什么“毒草”出版物、参加过文艺界的什么“黑会”……。直到本年底12月28日我才被允许参加运动。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离线岁寒

只看该作者 2楼 发表于: 2008-03-12
二,为捍卫《红岩》及其作者
  1967年2月23日,青年印刷厂工人来出版社夺权,编辑部人员和工人在院里辩论时,突然走进一个捂着大口罩的人,前来找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他把我拉到厨房里边,取下口罩,悄声对我说:“此处说话不便,我给你一个地址,你晚上来找我。”这种完全属于地下斗争年代的接头方式,使我感到蹊跷。晚饭后,我找到美院附中学生宿舍楼上,看到为躲避一些人的追捕,由美院附中学生护送逃来北京的杨益言和刘德彬。

  刘德彬望了我一眼,低沉地告诉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老罗在本月l0号被整死了。”他历述了罗广斌被绑架到惨死的经过后,我联想起一个多月前老罗来北京,我们曾一起在向洛新家依依话别的情景,不由得滚下了热泪。刘德彬接着说:“他们造老罗的谣言,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说他历史上是叛徒;二是说他‘文革’中是‘政治扒手’;三是说《红岩》不是他写的,而是重庆一个右派分子写的。历史上的事、‘文革’中的事,重庆同志清楚。关于《红岩》写作问题,出版社最清楚,你们应该站出来说话,帮助澄清。”

  听完刘德彬的话,我意识到,我的处境和命运已经和《红岩》及其作者的命运,甚至和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导演、演员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我毫不犹豫地对他俩说:“老罗的事就是我的事。小说《红岩》是我陪着他们完成的。我有责任说清楚,绝不允许他们造谣。”他们还希望我能写个材料,交他们上报中央。我立即答应尽快写出来。

  回到宿舍后,我马上赶到吴小武(作家萧也牧)家里,把罗广斌惨死的事告诉了他。闻讯而来的,还有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施竹筠等文学编辑室的一些老编辑。大家听后,个个愤愤不平,一致认为应该为《红岩》正名,为罗广斌雪冤。

  我对这几位老编辑说:“罗广斌的历史情况、文革中的全部表现,我们无权发言。但是小说是我们亲眼看着他们写的,作为编辑,我们应该秉笔直书,仗义执言,绝不允许颠倒黑白!”

  吴小武、陈斯庸、严绍端、周振甫等也纷纷表示,甘愿冒风险,为罗广斌作证。我们就以一批老编辑的名义,草拟了一纸关于罗广斌在中青社写作《红岩》的真实情况的证明,交给了刘德彬和杨益言。

  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中青社一批老编辑,为保卫《红岩》,为罗广斌雪冤的正义声音,一新人的耳目。作为《红岩》的责任编辑,在《红岩》走红、罗广斌等活跃文坛的时候,用不着去捧场、说三道四;而当作品被歪曲、作者受难的时候,我必须以见证人的身份站出来,说明事实真相,维护作品,捍卫作者的正当权益不受损害。

  在此期间,首都大专院校开了多次大会,控诉和申讨迫害罗广斌的罪行。我以《红岩》责任编辑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不许污蔑<红岩>》等的讲话,介绍作者创作《红岩》的经过,揭穿一些人对罗广斌和《红岩》散布的谣言和诽谤,为捍卫《红岩》的革命声誉大声疾呼。

  我从1966年底被允许参加运动以后,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为《红岩》正名、为罗广斌抱不平,为此还办了个《红岩战报》。我把《不许污蔑<红岩>》的讲话内容发表在第一期《红岩战报》上(1967年4月15日出版)。文中着重指出:是我陪着罗广斌、杨益言修改作品的,“我们不只看过作者的初稿、二稿、三稿,甚至看过他们的札记、材料。”为了证明小说的确是他们写的,我特别说明:“这些珍贵的手稿,包括(《红岩》的三位作者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写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手稿,现在都完整无缺地保存在出版社。稿子上只有三种笔迹,一是罗广斌同志的手笔,一是杨益言同志的笔迹,另外有编辑部(张羽)加工时的笔迹。……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手稿拿出来公开展览,以回答那些造谣诽谤者。”为了说明作者在改稿过程中的辛苦,我还特别强调了当时作者“和出版社同志同吃同住同劳动……”。所谓“同住”,就是我和作者同住一室改稿;所谓“同劳动”,就是作者和我一起抬煤、劈柴、生炉子、倒煤渣(那时住的是没有暖气设备的平房,冬天自已生炉子取暖。)。过去在发表评介《红岩》文章时我为了不宣扬自己,用的是假名,但这次讲话稿,我用的是“张羽”这个真名,我敢于为《红岩》负责。

  当时,为准备那个报告,我仔细翻阅了出版社保存的《红岩》书稿档案,顺便我也数了一下我自己在修改工作中写了多少字。我清楚地记得,共有每页500字的稿纸200张,所以我脑中就留下了我共写了10万字的印象。这包书稿档案在我手中保留了几个月后,我又把它存入了出版社的档案室。(在我以后写的文章中,为避免节外生枝,我修改的字数用X万代替,但并不表明我已改变了这个看法。)

  1967年9月10日在重庆出版的小报《八一五烽火》,针对我的这篇讲话,发表了《小说<红岩>与反党黑帮、文艺黑线的关系——兼驳张羽》。文中说:“反党小说《红岩》是反党黑帮、文艺黑线共同泡[炮]制……但是就有那么几个人……竭力否认。其中,叫得最凶、口气最硬的,莫过于张羽。张羽何人?中国青年出版社《红岩》责任编辑。”10月15日,同是这份报又声称“从薄一波到张羽大大小小的叛徒,还在保卫这部黑书(《红岩》)”。重庆的报纸在这时候就毫无根据地称我是“叛徒”,当然是中青社某些人的意图,说明他们早已蓄谋要把我打成“叛徒”了。

  那时我以责任编辑身份发表的严正声明,不只是为死者雪冤和支持作者杨益言、刘德彬,也使老罗的爱人胡蜀兴感到欣慰和鼓舞。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做了。在他们需要支持的时候,中青社有一批老编辑站了出来,作为他们的后盾。当罗广斌的爱人胡蜀兴及一批知情人来到北京,经过调查研究,写成了《罗广斌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等待定稿发表时,中青社一批有经验、有修养的老编辑萧也牧、叶至善、周振甫、覃必陶、陈斯庸、金近、孙培镜、黄伊等都来字斟句酌,帮助定稿。接着,我们又把罗广斌的家属、子女,以及刘德彬、杨益言先后接到中青社保护起来。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还派了年轻同志为他们值班放哨。他们逃出重庆时残冬未尽,均着冬衣,很快到春夏时节,无法换季,我们就向同等身材的同志借来衣服给他们穿;钱粮不够,也由同志们借钱助粮,帮助他们度过艰难岁月。在节假日,我还经常请杨益言到我家吃饭。直至年底,因中央动员外地人回原籍“就地闹革命”,他们才先后离开中青社。

  回顾这段峥嵘岁月,当作者及其家属遭受到危难而有家不能归的时候,一批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不顾个人安危和得失,用自己的正义行动,保护了他们,至今想来,我还为我们编辑队伍里这批高尚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尽管以后出现的事情让我感到寒心,感到世态炎凉,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无愧于做人的道德。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离线岁寒

只看该作者 3楼 发表于: 2008-03-12
三,祸端从天而降
  正当我们一头扎进为捍卫《红岩》和罗广斌声誉的斗争时,没有料到的是,曾赞扬过《红岩》、想把江姐改编成自己形象的江青却在1968年3月15日处理四川问题的会议上,明确表态:“有人给他(罗广斌)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还恶毒地大骂:“华蓥山游击队里叛徒、特务多得很。”她甚至叫嚣,原四川地下党同志“反动得很”,“要专政”。

  这样一来,社会上反《红岩》的恶浪又一阵高涨起来。中青社内批《红岩》、批张羽再次升级,围攻张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了出来。连那些“走资派”们也一个个站出来检讨自己“包庇”张羽、在业务上“重用”张羽的“罪行”。接着,成立了追查《红岩》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并把《红岩》事件列为出版社第一号反革命案件来审查。原先那位批电影《烈火中永生》的积极分子担任了专案组长。他又撕掉了保《红岩》的面具,变成了揭批《红岩》及罗广斌的勇士。我们这批老编辑遭到了以这位专案组长为首的人更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他们围攻我们,追查我们在萧也牧家中的“黑会”。又是那个专案组长首先贴出大字报,公然道出:“叛徒张羽伙同叛徒罗广斌、杨益言炮制了大毒草《红岩》”。他们不但诬陷罗广斌是“叛徒”,韩子栋(《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也是“叛徒”;由于杨益言在狱中不是共产党员,因而就说他是“变节分子”,实际上也是“叛徒”。专案组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讲清楚”我同他们的关系,我因而遭受没完没了的批斗。

  1968年5月3日,团中央贴出“打倒胡耀邦”等人的大字报。5月4日,中青社大联委贴出通告,宣布把我和另外4人从5月份起,停发工资,隔离审查,每月只能领取个人的生活费20元。在那位专案组长的指挥下,我和支持过《红岩》、罗广斌的吴小武、陈斯庸、严绍端等多次被押到文学编辑室的大房间里,彻夜批斗。其他支持过《红岩》的叶至善、覃必陶等,也以不同“罪名”被作为“牛鬼蛇神”,一起被扫进劳改队伍。这支为数40多人的劳改大军(占中青社当时职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流动在北新桥一带的大街小巷里,在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在后园恩寺,在东四北大街420号宿舍大院里,打扫锅炉房、烧锅炉、掏厕所、扫烟囱、敲砖、运灰、挖白菜窖,接受各种各样的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又根据需要,到处游斗、陪斗、弯腰、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挨打,被小孩子吐唾沫、扔石子、扬灰……

  1968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风暴很快席卷全国,中青社在运动中从来紧跟不落后,立即有人抛出我的历史档案,想从中找出早已被他们定下的我的“叛徒”证据,以证明我同罗广斌的历史“极其相似”,同罗广斌、杨益言是“臭味相投”。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离线岁寒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08-03-12
四,我经历的一次刑讯逼供
  1968年11月28日,深夜,11时许。出版社东院,二三十个“牛鬼蛇神”同住的“牛棚”里静悄悄地。一个个不是在写材料,就是在思考问题。突然从门外传来一声吼叫:“张羽出来!”

  我应声走出。门外那个人又大声喊叫:“跟着走!”

  我跟着他来到西院,上小楼(这是当年中青社唯一的二层楼),进会议室。室内日光灯全部开着,如同白昼。会议桌早搬开了,显得空荡荡的。在室南端摆了一张桌,为审问席,桌后坐着专案组长王××,两边站着几个人,有专案组成员,也有被请来看杀“鸡”的“猴”。屋子正中央摆一方凳,是受审席。王××指令我坐凳上。我很不自在,站着挨批斗是家常便饭了,要我坐着不是吉祥征兆。我一坐下,一群打手立即虎视耽耽地围站在我的背后和左右。我好像置身于少年时代在城隍庙看到的阎罗宝殿。

  王××喝令要我交代叛党罪行。我据实讲了1943年国民党灵宝县党部书记长传讯我时的“谈话”,我声明我没有暴露过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过任何同志的共产
党员身份,没有暴露过任何党组织。王××离开座位,朝我走来,指头直指在我的鼻尖上,我看到了一双猫头鹰的眼睛(他有“猫头鹰”的雅号)。他恶狠狠地说:“你不老实!我们有材料证明你叛党,你现在要老实交代!”

  这时一个打手扑过来,一脚踢开凳子,狂喊:“站起来!弯下腰!交代!”

  我站了起来,一边说:“我没有叛党!”

  耳光左右打来:“交代!老实交代!”

  一个人对我痛打一顿后,退到座位上去吸烟,另一个人又走了上来:“交代!交代!”

  “我没有叛党!”

  四五个打手都向我扑来,拳打脚踢。两个打手滕××、杨××把我扭翻地下,其他打手就在我背后拳脚交加。我的眼镜被打落了,我拾起来,拿在手里。有人一把夺了过去,放在窗台上。我在十多人的人丛中,被推打过去,倒在另几个打手的身上。这拨人把我打到那拨人身上,那拨人又把我打到在另一拨人身上……。我跌倒爬起,爬起又被击倒,最后,我被几个人压在地上。他们狂叫:“交代不交代?”
我说:“我没有叛党!”

  那个姓苏的、平时打人最狠的打手用双手抓着我的左臂往后一扭。只听得“叭”地响了一声,我一阵疼痛,左臂折断了,我便倒了下去。

  这时,打手们似乎要等待指挥者的命令。王××离开座位,到隔壁房间去请示。原来,来这里督战的军代表正坐在那里等消息。

  我被毒打数小时后,没有达到他们预期效果。王××只得宣布:

  “张羽很不老实,回去想想,继续交代!”

  我捡起放在窗台上的眼镜,右手扶着扭断了的左臂,下楼回到“牛棚”。

  在此之前,他们已对文学编辑室的我及另几个老编辑吴小武、严绍端、陈思庸进行过数次批斗,我们每次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今天是专对我一人进行毒打,搞逼、供、信。

  次日晚上,我又被带到原文学编辑室的办公室。这次参加批斗的比前日又增加了其他编辑室的二三十人,坐满了那个三开间的大房间。

  还是由专案组长王××主审。我一进入办公室后,立即听得一阵“弯腰!低头!”的狂叫声。两个打手滕××、杨××等人边喊“交代”,边来抓我那已经肿胀如冬瓜的左臂。我如万箭钻心,头上汗珠簌簌落在地上,片时积成小潭。

  这时,南××拿出一纸,晃到我眼前,说:“你看看,这是杜应三的证明。”

  我听到“杜应三”的名字,立即感到一阵轻松,说:“只要杜应三还活着,那就好极了,他完全可以证明,在敌人面前,我从未暴露过共产党员身份。”(注:杜应三是原国民党灵宝县党部录事)

  一群打手又围上来扭我的断臂,狂喊着:“你是不是说‘我是共产党员’?”

  在剧烈的疼痛中,我只得违心地、无可奈何地说了声:“好吧,共产党员吧!”

  直到夜深,我被放了回来,左臂更加肿胀沉重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黄伊同志来到隔离审查室,陪我去看病。路上,他轻声对我说:“老老实实跟我走,什么也别想!”他是怕我一时想不开,钻到汽车轮下,但又不便明说,我明白他的用意。

  在医院,黄伊没有说我是“牛鬼蛇神”,只说是“群众”。那个年代,医生也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突出政治的。中医院外科(骨科)刘大夫对我作了检查,经透视证明,左肱骨折断。刘大夫问:“是打的吧?”我苦笑,能说什么呢?我庆幸陪同我去医院的是我的老同事黄伊,如果换了王××等专案人员,还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呢!

  经过很长时间后,伤虽已愈合,中年时期还少反应,进入老年之后,左臂骨折处常有酸痛、闷胀感。每逢这时刻,我就会忆起那个“阎罗小楼”的不眠之夜。

  就这样,王××等人,先定性,再凑材料,根据他们用逼供、诱供手段,从一个国民党在押人员那里搞来的一纸“证明”,把我打成了“叛徒”。后来,他们又用同样手段,从我的一位少年时的友人那里搞来了一份他替我办了参加国民党手续的“材料”,所以我就成了“背叛”党、为国民党效劳的十恶不赦的“叛徒”。

  联系我曾编辑、整理过《王若飞在狱中》,写过《王孝和》、《记卢涛》,说王若飞、王孝和、卢涛等革命烈士都是“叛徒”。因此,张羽就是“专门炮制叛徒文学、为叛徒树碑立传的大叛徒”。

[“文革”结束后,杜应三正式声明,他在“文革”中写的(‘对张羽问题加以歪曲’)的材料作废”。我的那位朋友也推翻了他的不实“供词” ,证明他没有替我办过参加国民党的手续。]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离线岁寒

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08-03-12
五,中青社的“万能膏药”
  由于“叛徒”问题,我被大会斗、小会批,这是大家都可以想像到的。但这个问题斗来斗去、批来批去,无非是“混进党内”,“背叛党”……,批不出什么新花样。可是《红岩》问题、为罗广斌翻案问题就不同了,它成了中青社某些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万能膏药”,根据他们不同的目的和需要,想往哪儿贴就往哪儿贴。

  中青社的“大革文化命”首先是由揪出我(还有一位王康同志)为开始的,就是因为我“炮制了大毒草电影《烈火中永生》,破坏了《红岩》的革命精神”(王康是因为他曾是吴晗的学生,因而是“吴晗的得意门生”),被剥夺了工作和参加运动的权利。
江青在解决四川问题的讲话后,我又成了“伙同罗广斌、杨益言炮制了大毒草《红岩》”而被扫进了“牛鬼蛇神”队伍,5月初被关进“牛棚”。

  1969年4月15日,我们这支“牛鬼蛇神”队伍又被押送到豫东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改造。我作为“强劳力”,承担最繁重的农田作业。

  在干校,王××等专案人员在7月1日宣布了对我的政治结论《关于叛徒张羽罪行的审查结论》。

  在北京,我的家属被作为“叛徒家属”来管理,不断对他们进行围攻。我的不满3岁的儿子,因为在院里玩时抹掉了其他孩子画在地上的圆圈,被诬陷为“污蔑红太阳”。地上的圆圈立即用筛子扣上,以保护反革命现场,儿子被拖出当作“叛徒的狗崽子”受到围攻和批斗,我的妻子和岳母被带到现场陪斗。被斗对象趴在地上,莫名其妙地看着这帮大人们对他指手画脚、唾沫四溅。

  1970年干校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红岩战报》被批判为“攻击解放军”,并且指出有一条“黄(重庆一群众组织头头)——杨(益言)、罗(广斌)——张羽”黑线。于是又对我进行了大会斗小会批。

  社会上批判“多中心论”时,《红岩》事件又被批判是搞“多中心”的典型。
社会上申讨“反军乱军”,中青社批判我为罗广斌翻案、办《红岩战报》的“重要内容”就是“反军乱军”、“对抗中央”,目的是为了“夺权”、“复辟”。他们列出了数不清的问题,勒令我写交代材料。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写,晚上写,开夜车直到凌晨,甚至一宿不能阖眼。有关《红岩》问题、为罗广斌翻案问题,我写的材料不下十万字,真是到了绞尽脑汁、搜肠刮肚的程度,但还是满足不了那些专案组成员和积极分子们的要求。他们总是从鸡蛋里挑骨头,说我态度“不老实”、没有“触及灵魂”,一再要我挖掘“灵魂深处”的“反动思想”、“丑恶目的”、“肮脏目的”……那个自认为最了解情况的专案组长王××提的问题最具体、最细致,简直到了除吃喝拉撒外的所有问题。这时候我只感到自己少生了几个脑袋,实在想不出那些“小人之心”所想像的“反动”、“丑恶”、“肮脏”到底是什么,自然永远也过不了关,因此我遭到没完没了的批斗。

  在清查“‘5.16’罪行”和组织的时候,又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红岩战报》的“反革命政治阴谋——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攻讦解放军,刮翻案风,挑动群众斗群众……”。

  说什么“出版社曾经是替罗广斌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前沿阵地,是制造舆论的工具。在组织上他们与‘5.16’反革命集团黑后台骨干分子直接联系,多方挂钩;在行动上,他们与‘5.16’紧锣密鼓,合伙犯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解放军。”

  专案组批判我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说我“围绕为罗广斌翻案,是立场问题,是阶级本性决定的”,说我同罗广斌、杨益言“同流合污”,反复要我交代我如何给杨益言出谋划策为罗翻案……。“红岩事件”成了中青社第一号“反革命案件”。

  就这样,我成了“文革”中每次运动都有份的“老运动员”。

  10月6日我被宣布为“双料敌人”——历史上“叛徒”、现行“5.16”分子。中青社内凡是支持过罗广斌和《红岩》的老编辑都受到了疯狂的迫害。由于长期的、无休止的折磨,多年来饱受批判之苦的吴小武和从印度归国的爱国华侨严绍端,于1970年冬天,前后相隔3天,分别死于潢川黄湖农场和北京家中。

  我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于1972年夏天,乘回京解决离婚问题之机,去国务院接待站申诉。本单位闻讯后,立即没收了我的工作证。此后,我一直没有本单位的工作证,直到1984年11月新社长才给我补发了新的工作证。

  那位专案组长在针对“《红岩》事件”及罗广斌案对我宣布审查结论时说:“关于罗广斌案,问题是严重的,情节是恶劣的,手段是卑鄙的。”就在这抽象的三组词汇中,我的工资被降了五级。而那位专案组长,在数年间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取得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部分权力。

  为了消灾免祸,妻子同我“划清界线”,离了婚,带走了我唯一的儿子。作为独生子,我母亲在老家贫病而死的时候,不能为她送终。为《红岩》,我付出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代价。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离线岁寒

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08-03-12
六、戏剧性的一幕
  粉碎“四人帮”后,噩梦过去,《红岩》又成了香花,我仍困住河北固安干校,在永定河边放羊,不能回京。那位专案组长、反《红岩》英雄,一夜之间,又由除草英雄变为护花使者。他急于改变“文革”中自己的面谱,捞回由自己押宝输掉的那一点资本。他一手写申请书,要求加入曾被他斥为“裴多菲俱乐部”的中国作家协会;另一手在罗广斌问题尚未平反之际,催促杨益言用一个人的名义再版《红岩》。我听到消息后,立即从干校给杨益言写信,忠告他:要出书,必须要用罗广斌和你两个人名义。在罗广斌还未落实政策时,如果只以你一个人的名义出书,在客观上会反证罗广斌确有问题,这是对战友的背叛。

  1977年9月,被禁锢了10年的《红岩》重新出版了。

  1978年11月11日,山城重庆为被摧残致死的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等送了花圈,10年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我是1978年1月底才由胡耀邦同志批示后回到北京的。中青社当时的掌权人不给我安排工作,还要我到行政科去参加扫地之类的劳动,我说“我拒绝一切劳改方案”。有一次,《红旗谱》作者梁斌到青年出版社来,问那个已掌握了权力的“文革”中的《红岩》事件专案组长:“张羽呢?他还可以写写稿子”。回答是:“他已不适合做意识形态工作了。”

  当《红岩》再次成为香花的岁月,那位曾企图把作者和责任编辑都打成叛徒集团的专案组长,现在也改口唱起了赞歌,为“让后人知道”他“与作者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友谊(这种要把作者打成“叛徒”的“友谊”的确很不寻常!)就连篇累牍地写起作者“成名”与“成功”的“秘诀”来。为了显示自己,他一方面违背历史事实,吹嘘他“自始至终参加了《红岩》的编辑工作”,另一方面抹煞别人的劳动。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摆出一付定稿者的架势,这样写道:“1961年12月《红岩》终于定稿了。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对作者说:“《红岩》不过四十万字,可你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了几百万字,所有帮助过你们的同志,没有为你们代过笔。”轻轻一笔,把被他斥之为《红岩》炮制者的张羽在原稿上的增补文字全部抹掉。同时,那位作者也为一己私利,论官行赏,撰文赠送给他一顶“责任编辑”的桂冠。

  由于那位专案组长不断发表文章歪曲《红岩》出版的真相,出版社内外(包括已离开青年出版社在别处工作的老同志)关于《红岩》责任编辑问题议论纷纷,尤其在老同志中群情激愤。他们说:“他凭什么‘不平静’?这不明明是摆出一付责任编辑的架子吗?”“早知他是责任编辑,张羽在‘文革’中何必受那么多苦?”“‘文革’中他说是张羽伙同作者炮制了《红岩》这部大毒草,如今他又成了责任编辑,而且他在谈整个编辑过程中,也不见张羽做了什么工作,那张羽在‘文革’中岂非代人受过!”

  出版社内沸沸扬扬,文艺界了解内情的人也为这种不顾职业道德、欺世盗名的行径表示愤慨。同时,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中间,就产生了《红岩》的责任编辑到底是谁、《红岩》究竟有几个责任编辑的问题。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离线岁寒

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2008-03-12
七,还历史本来面目
  1961年末《红岩》出版时,无人怀疑过《红岩》的责任编辑除了张羽还有别人,是我被《中国青年报》约写第一篇介绍文章、被外单位邀请参加座谈会介绍情况、邀请为改编电影提意见等。特别是在“文革”中,《红岩》被诬为大毒草,那位专案组长等大叫“《红岩》事件”是团中央系统第一号反革命案件,集中力量对张羽进行批斗、迫害时,也没有人怀疑过《红岩》还有其他的责任编辑。那个专案组长自己更不会说他曾经为出版《红岩》做过什么工作。所以说,在《红岩》出版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岩》的责任编辑是谁,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只是《红岩》解禁后,重新成为香花了,那个专案组长突然冒出来,连篇累牍地吹嘘自己对《红岩》编辑工作的“贡献”,却没有了张羽的影子,以至于社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他是《红岩》的责任编辑,而不知道他便是最早贴我大字报的人,也不知道正是他为了追查我和一批老编辑为罗广斌和《红岩》翻案而组成的“红岩事件”专案组的组长。这件事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愤慨。尤其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内,一时间成了人们议论的主要话题。

  1985年中青社开始整党,由于《红岩》责任编辑问题成了出版社内引起群众义愤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弄清事实真相,团中央还派人专门了解了某些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据当时已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中青社原文学编辑室老编辑黄伊同志提供:“11月12日,团中央组织部两人持介绍信,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人事科访问了我,要我谈两个问题:一是《红岩》的责任编辑究竟是谁?二是(那个专案组长)算不算‘三种人’?我回答说:‘对于第一个问题,这非常容易回答,我写过文章,在《出版工作》上发表了,而且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人,谁都知道是张羽。对第二个问题,我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你:是,不是。我可以向你介绍材料,请你判断。这个人反过顶头领导方×,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了方×党籍(后恢复);打击同僚范××,范自杀身亡。因此,我离开中青社时,和他谈过一次话,希望他不要做梁山泊的白衣秀士王伦,搞掉所有同事,最后自己灭亡。’”

  在1985年2月初,中青社的一次整党准备会上,提出了《红岩》、那个专案组长的问题及迫害张羽的问题。许多老编辑、老领导都气愤地发表意见:

  “已经是1985年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落实政策未做出这一重大案件的落实。他(那个专案组长)当年打人时,何等气派!现在又当了副总编辑,到处发表文章谈《红岩》,人们议论纷纷。”

  “当年修改《红岩》时,那个人(专案组长)是编务。大家都看到了真实情景:日日夜夜,张羽和作者同进同出。(那个人)整人,现在又是到处写文章吹自己。有人曾劝过他,可少写点,可是他现在还要写。”

  “责编一般只有一个,个别书稿可以不只一个,但要签在责任单上,现在查证,单上没有那个人的名字,旁人不能加上去的。”

  “做过某部书稿联系工作的人是很多的,参加讨论的也不只一个,都能成为责任编辑么?”

  “5月30日,在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时,纪委书记发言,认为《红岩》问题是清楚的,责任编辑怎能混淆?”

  ……

  于是整党小组把《红岩》责任编辑问题作为一件专案来调查处理。团中央派驻中青社的联络员曹锦春同志带人一起查阅了现存的《红岩》书稿档案,一个字一个字地统计了编辑在书稿中添补的文字,约有二万字(第三稿已经没有了,当然数的是第四稿。而第三稿书稿档案,前面已提到,我在文革中为作报告曾借用过,在我手边放了几个月,后来又存了档。但文革后这份书稿曾在这位专案组长手中放了一二年。很明显,有人为了永远掩盖事实真相而销毁了此稿。),稿中除两位作者的笔迹和我的笔迹外,无其他人的任何笔迹,同时从稿中可看出有明显的重抄处。整党核查组最后一致否定了那些自封、他封的“责任编辑”,只承认张羽一人为《红岩》的责任编辑。此结果报送了团中央。

  6月12日,团中央联络员曹锦春同志特意到我家来。他亲口向我正式传达了整党中有关《红岩》责任编辑问题,他说:“和他(那个专案组长)谈了。他说,他没有争过《红岩》责任编辑,文章中从无这个字样,他以后也不会争责任编辑。团中央书记处经过讨论,认定只有张羽一个人为《红岩》责任编辑,其他人概不能成为责任编辑。”
整党中有关《红岩》责任编辑问题,曾有个文字结论,关于那个专案组长只说参加了组稿、讨论及联系工作,但不是责任编辑。

  那个专案组长等由《红岩》开头,又联系我在抗战期间从事地下斗争的历史,找到了一个被判了死缓的劳改犯,采用逼供、诱供手段,对我制造了“叛徒”冤案。我忍无可忍,从1973年开始,连续向周总理、毛主席和历届中央领导人申诉。由于青年出版社某些人(包括那个专案组长)的作梗,历经17年、30多次的上书申诉,才于1989年5月,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亲自批示、团中央机关党委常委一致通过,恢复了我1938年党籍(党龄连续计算),冤案彻底平反,那个专案组长等人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离线岁寒

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2008-03-12
八、丑剧尚未闭幕
  团中央的结论成了中青社在整党工作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成果。这场被许多人称为“文艺界的丑剧”似乎也可闭幕了。但其实不然。

  《红岩》事件重又提起是从1992年4月6日,以中国青年出版社发出一封给“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并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信(暂称“4.6”函件)开始的。

  这封内部信件,本来没有什么人知道。可是那位作者却按捺不住得意之情,在5月26日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纪念会上,把这封信在会场上给许多人看,才让不少人知道了信的内容,而且传到了我的耳中。此信以中国青年出版社名义,并盖了公章(以单位名义的实际只有三个人,其中包括“文革”中的那个专案组长自己)。内容有五条,前三条是说明刘德彬不是《红岩》的作者。后两条是谈责任编辑问题,说“王××(那个专案组长)、张羽是从事具体编辑工作的责任编辑,而1977年开始至今的“修订工作”“由杨××同志一人完成”,“责任编辑工作由王××一个承担”。言外之意,责任编辑换了人了,应该是那个“一人承担”的人了。

  信中说,“从1978年5月开始到1987年11月《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刊出《我与<红岩>》,张羽同志在此期间所发表和散发的有关《红岩》的文章和材料,其中确有不实之词。例如,他说在《红岩》的编辑过程中,由他‘重写过的稿子,约占四分之一,计十万字左右’”(除了这个因第三稿丢失而无法查清的问题,其他也没有举出一个例子来。)。文中并造谣说:“经有关领导同志找他核对,张羽自己已表示这种说法缺乏事实根据……” 我在6月初看到这个函件以后立即打电话质问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函件炮制者之一××:“张羽对谁说过,他讲的10万字的事没有事实根据?他对你说过吗?”他回答说:“我没有听你说过”。我又追问信上说的那个“有关领导”是谁?他回答不出来。

  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当年9月在广东的《文化参考报》上发表了《学习著作权法 执行著作权法——就小说<红岩>著作权和责任编辑署名问题的声明》。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引起社会上广泛注意。北京和外地的许多报纸作出了反应,纷纷摘发我的文章或发表消息和评论。

  事情到此,仍未了之。以后,那位作者和那位“文革”中的专案组长还对我进行了不断的攻讦,甚至人身攻击,在小报上连篇累牍。有些同志希望我再次反击,但我从此再没有发表过什么文字。我有重要的写作计划,即《恽代英传》(于1995年出版)。 我于1983年开始,应邀参加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委会的工作,主编《革命烈士传》第三、七卷。我和一批优秀的传记工作者一起紧张地工作,为200多位烈士和两个烈士群像立了传。

  被抗日烽火燃起爱国热情的我,16岁时便在党旗下宣誓:要为实现党的理想而奋斗终生!在白色恐怖中,我与敌周旋,坚持对敌斗争,我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我培养教育学子爱国爱党。我家乡的党组织、我的同伴、学生,对我在解放前的这段历史都作了公正的评价,中组部、团中央也恢复了我的党籍。有些人甚至还想在这方面做文章,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这只能说明他们已经是黔驴技穷。

  我一生发表过多少篇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歌颂党、歌颂革命烈士的文章、诗歌,我已记不清,但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有损于党的形象、有损于祖国荣誉、有损于人民利益的文字。在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我从未想要得到什么报偿。在这条坎坷的路上,我看到许多勤勤恳恳的先行者,在我前面被泼来的污泥浊水夺去了生命。罗广斌、萧也牧、严绍端……这些有着一颗纯真的善良的心的文化战士,一个个在我面前倒下了。作为一个幸存者,我感到肩头的责任。我只有勤奋地工作,用我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去补偿我失去的时间。

  关于《红岩》,它已记入人民文化事业的史册,成为人民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我感到欣慰。不管有人说《红岩》都是作者一个字一个字写成的,你一个字也没有;或者说“《红岩》的加工量是最小的”,“只有不多一些字句的校正”,这一切都早已成了陈迹。我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瞩望全国,文化战线上不知有多少工作要我们去做。如果我再有机会担任文学编辑的话,只要作者愿意,我仍愿掏出心来,一如既往,克尽我的职责。我甘愿:

把鲜花献给读者
给自己留下荆棘
输尽血,植完皮
存一架铮铮铁骨
                         (铁凤根据张羽遗稿整理)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离线淇奥
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2010-07-04
好,就学你一付铮铮铁骨
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淇奥
离线满腔热泪
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2010-07-21
人生道路多漫长
离线红旗飘飘

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2011-12-08
[转载]萧也牧惨死经过
          萧也牧(1918—1970)原名吴承淦,作家。1918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小武。代表作《我们夫妻之间》是新中国第一篇城市小说,萧也牧坦率善良,才华横溢,不仅擅长写中、短篇小说,也擅长写散文和报告文学。他的作品朴实无华,语言干净洗炼,所叙故事看似平淡无奇,却又真实感人。主要作品有《秋葵》、《连绵的秋雨》、《识字的故事》、《我和老何》、《锻炼》、《山村纪事》、《地道里一夜》、《难忘的岁月》、《海河边上》、《携手前进》以及《我们夫妇之间》等。有《萧也牧作品选》。
  这位新中国第一个被“文学批评乱棍”(主要打手是著名的丁玲)打趴下失去创作权利的新锐作家,后来又被整成右派改造,从此小心做人。但为了保卫《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不被打成叛徒,他和当年青年出版社的一些编辑豁出去挺身而出了,多么仗义的一个文人!却因此而下放劳动,在那里受到了自己当初的下级和同事及“革命群众”的残酷迫害,直到被打得大小便失禁,还被群殴,终于从心灵到肉体被彻底摧垮,死不瞑目。死后被埋在乱坟岗,害他的人还在他墓穴里撒尿侮辱。这种残害简直是丧尽天良。新中国第一个遭难的著名作家就这么含冤而死。这些本来我二十多年前看到他的遗孀散发的申冤材料时就该受到触动,可当时刚参加工作,听一些老同志说那女人发疯找后帐,想推翻上级的审核结论是另有所图,我居然就信了。后来又听说这些确有其事,但老女人的申冤终究是不了了之了,因为据说当初参与打人的人位居高位了,要安定团结什么的。
  我在那个出版社用的都是很旧的桌子和柜子,还不知道哪个曾经是萧也牧也用过的呢。于是我开始怀念这么一个我之前二十年的前辈和屈死鬼。这样的事发生在1970年,都是后文革时期了,还是那么血淋淋。现在的人不能忘这些。以我们“窝里斗”其乐无穷的民族劣根性,天知道如果再有个类似文革的运动,会不会还有人遭毒手。
  这文章的作者是萧也牧的同事张羽,我在80年代曾偶尔见过他,是《红岩》的编辑。但那个时候他好像退休了,偶尔来办公室一下,我也不了解他的过去,只听人们说是《红岩》的编辑,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他的文笔竟然这么好。向张羽前辈致敬!这年头能让我们致敬的人简直是为数寥寥。 
   .......“文革”一开始,萧也牧弄不清这次运动要整什么人,只见出版社满院的墙壁上糊满了大字报,点的名不是王康,就是张羽。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文艺黑线”……这些字眼都使他心里发颤。他噤若寒蝉,真希望有个洞穴能让他躲进去。他害怕历次政治运动,这次运动能够躲过去吗?
  1967年2月10日,他所尊重的《红岩》作者罗广斌竟被整死了。这真是个晴天霹雳。当刘德彬和杨益言来到北京,带给我们罗广斌惨死的噩耗,并希望出版社能给他们正义支持时,我立即赶到萧也牧家里,告诉他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惊呆了,好半天没有说活。闻讯而来的还有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施竹筠等人。由于《红岩》的影响和罗广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尤其是作为编辑对作者和作品的感情,大家对罗的冤死非常气愤,一致认为应该为《红岩》正名,为罗雪冤。当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难免使人产生顾虑。陈斯庸小心地问:“中央现在什么态度?”我就所知向大家介绍了情况:重庆造反派诬蔑罗广斌历史上是叛徒特务;“文化大革命”中捞稻草;小说《红岩》不是自己写的,是个右派分子写的。我说:“历史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但小说是我们看着他们写的,我们应该秉笔直书、仗义执言。作为编辑,我们有这个责任。难道人被整死了,还不许人家说话吗?”萧也牧沉吟了一阵,决然说:“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像我这号人去支持他。可是他死了。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陈斯庸说:“要干就只好拼掉老命了。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也要干到底。”严绍端说:“今天我们在一起开会,那些整人的人要是问起,开什么会?就直告他:为了对付你们!”在会议结束时,萧也牧带着悲愤的心情慨然地说:“既是为真理而战,有了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一批老编辑为保卫《红岩》,为罗广斌雪冤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在北京城,在天津,在上海,在重庆,在有关地区一新人的耳目。他们把真相告诉社会,驳斥一切造谣诽谤。萧也牧弯了的腰又立了起来。他打消顾虑,挺身而出,编辑《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申诉、《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了由萧也牧主持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他在核定这篇稿件时,把青年出版社内语文修养最高的老编辑周振甫、叶至善、覃必陶、金近、陈斯庸、孙培镜等请来,一起字斟句酌,缜密定稿,用最精练的文字、最确凿的论据,澄清诬陷者散布的谣诼。《红岩战报》发行数十万份,远及上海、重庆等地,为民族树正气,为文坛辨是非,狠狠打击了那些造谣诽谤者。萧也牧一生编过很多书,这一次是他为了捍卫人的尊严、顶着狂风暴雨、冒死犯难、短兵相接的一次最勇敢的编辑实践了。
    时隔不久,江青在1968年“三·一五”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原来曾想借《红岩》中的江姐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江青,现在舌头一转,《红岩》就成了大毒草。这么一来,社会上反《红岩》、反罗广斌的人顿时气焰嚣张。青年出版社一些人在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岩》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一个闷热的夏夜九时,支持过《红岩》和罗广斌的萧也牧、张羽、陈斯庸、严绍端四人被押到原二编室办公的大房间里,遭到非法审讯。专案组长宣布要追查那次“黑会”(指议论为《红岩》鸣不平的那个会)的内容。从印度归国的爱国华侨严绍端患肺癌开刀不久,受到残酷的折磨。我在另一次深更半夜的单独审讯中,被扭断了左肱骨。
  只有一百六十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四十个人以种种“罪名”被赶进了“牛鬼蛇神”队伍。萧也牧以“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被“横扫”进了这个“黑窝”。军代表根据谋士们的建议,让解放以来挨整最多、挨批时间最长、检讨写得最多的萧也牧担任“牛鬼蛇神”队伍的领队。这支以萧也牧为首的特种队伍,活动在北京东城的大街小巷里,在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在后圆恩寺,在东四北大街420号宿舍大院烧锅炉、掏厕所、扫烟囱、敲砖、送煤渣、运灰、挖白菜窖,受各种各样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又根据各种需要,到处游斗、陪斗、弯腰、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挨打,被小孩子吐唾沫、扔石子、扬灰。从一处向一处转移时,领头的总是萧也牧。他带上他们早请罪、晚请罪,领头念语录。为了示范,他做得一本正经,了无差错。他仿佛是罪责最轻的,又好像是罪大恶极的;他似乎是检讨最好的,又似乎是顽固不化的;他好像是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可以从宽了,可以轻松了,但好像又是欠债累累,负担越来越重了。他努力挣扎着,想从深渊中拔出来,但却是越陷越深,无以自拔了。
    1969年4月初,在“九大”进行期间,北京城内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根据“林副统帅第一号手令”,将所有的“牛鬼蛇神”全部清理出北京城。团中央系统的干部和家属,全部搬家,到豫东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动身之前,青年出版社被隔离审查的“牛鬼蛇神”被恩准放假回家,收拾行囊,和家人告别,准备随大队出发。萧也牧又有机会和家人团聚了。当他回到家里和老妻见面时,四个儿子围在身旁,他的心情却是十分压抑而忧伤的。专政小组有条规定:受审查人员回到家里,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每日晨昏两次,仍必须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一向把检讨、请罪当作家常便饭的萧也牧,当着妻儿的面,站在毛主席像前,弯着腰,喃喃地说:“毛主席,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我没有听您的话,没有改造好,辜负了您老人家的期望,我罪该万死……”妻子李威在一旁忍不住了,劈头问道:“小武,前一次批你不说了,这一次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萧也牧一愣,也惶惑了。真的,仔细想起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在家的几天里,他反复思考,不敢说自己无罪,可又置身在“牛鬼蛇神”队伍里,能说自己没罪吗?有罪,有什么罪?怎样改造?他越想越茫然了。他感到他的眼前是深渊,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向深渊走去。临别的晚上,他对妻子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讲了很多过去从来没对妻子讲过的事。他说:“李威啊李威,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你大体了解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我的母亲十六岁来到我家,生了我们六个孩子。我三岁时,父亲死了,我是由奶妈带大的。后来家里破产了,我出去当学徒,学电工。抗战爆发,我参加了革命。我没有做过坏事,可是我总挨整,还叫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我和老家划清了界线,我只记得养我成人的王妈。她死了,我曾到她坟头去悼念,以后,怕再也去不了啦。你记下我老家的地址,记下王妈老家的地址。她家是在湖州芦墟。你将来有机会去南方,一定到王妈——我叫她生妈,到她墓前代我凭吊,感谢她的养育之恩。这些年,我倒霉,也给你带来麻烦,我对不起你。你有机会去阜平抬头弯,去你老家,也代我问候乡亲们”。李威感到突然,有些反感,说:“小武,你怎么啦?讲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萧也牧沉痛地说:“这次下去,我怕回不来了。我一直想努力改造,回到人民的怀抱。现在看来,这个希望怕要落空了。我的身体怕等不到这一天。对你,我得说真话,不早点说了,将来会遗憾的。”
  在南行的火车上,萧也牧向我和几个坐在一起的人念了两句话,是把郭沫若的《归国杂咏》改装后的诗名:“五十一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他转过脸来,又悄悄地对我说:“我小时,家里给我算过命,说我能活到五十三岁。我可能还有两年阳寿。”我不由得心一跳,忙说:“信这个干什么?自己对自己应该有信心。”看来,他那时已多次想到了死。他意识到前途莫测,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虽长期生活在农村,但对这次南方之行,一开始就失去了信心。
  4月18日,大队人马开到了黄湖农场。第一个晚上,数十名“牛鬼蛇神”挤在一个里外三大间的简陋房子里。我和萧也牧等八个人被分配在里间从南到北由六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的通铺上。自右至左排列的次序是:顾均正、张羽、覃必陶、唐锡光、陈斯庸、王康、吴小武(萧也牧)、吴家刚。吴家刚是萧也牧的三儿子。因李威看到萧也牧临别时的颓丧情景,很不放心,特地派了他同父亲作伴,顺便照料父亲的生活。年仅十三岁的儿子跟上挨整的父亲,开始饱尝人间的冷暖和白眼。
  刚到黄湖时,大家都有一种新鲜感。换了个农村环境,给受审查的人创造了一种除旧布新、从头作起的气氛。有段时间,萧也牧的情绪也很昂奋、乐观。虽然他担任的“牛鬼蛇神”队伍领班这个并不值得羡慕的角色,这个时候因大家都分散到各班、排劳动,而无形中被取消了,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在劳动改造中表现得好一些,尽快结束这一段苦难生涯。4月的大别山下,春回大地。干校的水田里,开始了犁田、平地、育秧。几套水牛由农工赶下水田,萧也牧也挽起裤脚,跟着跳下水田,想学习赶牛耕田。他虽然生在南方鱼米之乡,但从未干过水田作业,两手又没力气,摔了好几跤,滚了一身泥巴。他没有泄气,干活固然外行,那股劲头还是很感人的。
  不久,我们的劳动作了一次分工:我和陈斯庸等人是强劳力,分到大田班;萧也牧、叶至善、覃必陶等人作为弱劳力,被分到牛组放牛。少数人已被“宽大处理”,分散住到“革命群众”的宿舍,萧也牧、陈斯庸、严绍瑞、李庚、马振、杨永青和我等十多人仍集中住在“牛棚”里。白天,各到各的岗位去劳动,不常见面,晚上才得到各自的消息。不断听人说,萧也牧因身体虚弱,步履蹒跚,连放牛也难胜任。放群牛时,牛撒欢奔驰,他跟不上,常被拉下半里之遥,望牛兴叹;放独牛时,因两手无力,拉不住缰绳,只能接上一条绳拴在自己的腰上,让牛围着自己转圈吃草,由于活动范围限制,牛吃不饱,肚子经常是瘪的。为此,萧也牧经常受批评。年终评审时,说他劳动表现不好,原先答应过给他的探亲假也被取消了。这年,“牛棚”里没有一个人能回北京探亲。萧也牧曾想早点“回到人民怀抱”(对“牛鬼蛇神”来说,就是可以回到家人身旁)的希望就完全落空了。
  进入1970年,团中央“五七”干校“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当时,一切完全军事化。团中央各部以及中央团校、团报(中国青年报)、团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印刷厂、亚洲学生疗养院均按连队编制。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第七连。由于这个单位清理出的“牛鬼蛇神”最多,武斗最凶狠,镇压最残酷,被封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四好连队”。尤其是在军代表炮制了一个“××企图谋杀军代表案件”之后,武斗之风更加狂炽。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都可随意毒打。萧也牧由于手脚不灵、行动不便,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8月9日的评审会上,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一发发“炮弹”落在萧也牧头上。原来同一部门的一个人说:“吴小武,你过去装神弄鬼,跟我们争夺青年,劲头多大啊!现在却在装死,混日子。你空口说改造、改造,是在骗我们!”另一个接着说:“你这个人孽根就是懒、馋、怕累、怕死,现在连走路都不像样子。有一阵在马池口,你不是也很神气吗?衣服一脱,躺在地上晒太阳。现在像打了霜的叶子,全蔫了。给你路,你不走,还有什么希望?你完全是对抗态度。”
  说萧也牧抗拒改造,说萧也牧装死、欺骗,既是对他加重新的压力,也是要进一步整他的讯号。他知道自己手脚慢,上工时总比别人先走一步。有天早上,赶着上工,走到半路才发现自己两只脚上穿的都是右脚鞋,可是再回去换鞋已经来不及了,只得穿着这一边倒的鞋子去放牛,跟在牛屁股后边一颠一簸地跑着。待到下工回来,左脚被扭得几乎走不动路了。
  9月4日,萧也牧放牛回来,昏昏沉沉,两眼发花。好容易看到自己住的那排房,挨屋走去,却错进了门,对着墙角那张以为是自己的床,一头扎下去,就糊糊涂涂地睡着了。谁知这竟是我们隔壁的××的床位。那人一进门,看到满身牛粪的萧也牧竟然躺在他的床上,就连踢带打,把萧也牧从床上拖下来,轰出房间。萧也牧仓皇后退,被门槛一磕,仰面倒在地上。××赶上去,一脚猛踢萧也牧的下部。萧惨叫了一声,吃力地翻过身来,弓着腰,按着肚子,边躲闪,边后退,慌忙中又晃过了自己的门口,闯进了东隔壁农工关正明的家。善良的老关夫妇,扶着他送回他的床位。为此,后来还给萧也牧加了一条罪状:“老右派吴小武无故闯进农工家中。”
  这天,萧也牧从下午五点躺到第二天七点,一直没有下床。旁人喊他吃晚饭,他不吭,也不动弹。连喊几声,他才无力地回答:“我不吃,我一点也不饿。”次日早饭时,牛组的老谢(郁彦)在窗外对他说:“你不吃早饭,一会儿怎去放牛啊!”他只好挣扎着爬起来,端着碗去打饭,因为神情呆滞、行动迟钝,还遭旁人的辱骂:“好狗不挡路!”
  从被毒打这天起,萧也牧的小便严重失禁了,裤裆经常是湿漉漉的。他被带到由原亚非学生疗养院成员组成的连队诊所去检查。大夫一看是“四好连队”的病号,也奉行“医疗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用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给萧也牧检查。他要患者立即取尿。萧也牧出去了一会儿,带了半瓶尿进来。年轻医生眼睛看也不看一下瓶子,就断言萧也牧“肯定不是失禁”。他的“诊断”是:所谓失禁,也就是失控,现在要尿立即有尿,当然不是失禁。消息传回七连,连长认为萧也牧“极不老实”,“要加重劳动,以示惩戒”,把萧也牧从牛组调到劳动量较大的菜组去种菜。萧也牧腰背发僵,四肢乏力,间苗薅草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准备下工时带走。不料一阵风吹来,把草和苗吹得散落各处,监工的人认为他有意捣鬼,又把他狠打一顿,打得他在地上直翻滚。
  在萧也牧被摧残得愈来愈衰弱的时候,致命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更猛烈地袭来了。9月17日,团中央“五七”干校校部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接着,揭发各种“政治案件”和各类问题的大字报在连部周围的墙壁上张贴出来。一年前闹了一阵的《红岩》事件、《红岩战报》事件又作为现行反革命“5·16”案件被重新提了出来。有人把它上纲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十大政治案件中的第一号反革命案件,甚至是全团中央系统最大的反革命案件。说它是“矛头指向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重庆54军”、“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解放军”、“反军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波及全国的反革命案件”。大字报指名道姓要追查张羽、萧也牧、黄伊等人在“红岩事件”中的“罪行”。张羽和黄伊同时被揪到会场批斗。在沉疴折磨和新的政治压力中,萧也牧境况日趋凄惨。他的床头浸透着汗水、尿水,未加洗涤的衣服有十多件,床上的被子、床单以至狗皮褥子都湿透了;掀起被褥可以看到床板上印出一片一片白色的尿渍,连垫在屁股底下的棉袄棉裤也是湿漉漉的。夜间,他想撒尿来不及出门时,就撒到身边的热水袋里,拧上塞子,第二天再倒掉。他的身上、床上以至他的床周围,散发着刺鼻的臊味。
  10月1日,林彪在国庆二十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进”的讲话以后,“五七”干校的火药味更加浓烈了。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积极分子”们,像赶集似地有的代表这个班,有的代表那个排,有的代表专案组,走进“牛棚”来,把一个个题目交给萧也牧及其他点了名的人,要他们限期写出材料。萧也牧连喘口气的时间也没有了。
  10月3日,萧也牧拿着写好的材料交给一个专案人员手里,那位专案人员翘起腿、抽着烟,看了一遍,又临时出了个新题目,命令萧也牧站在门口的大太阳下写完材料才能走。萧也牧双胯乏力,靠在一棵槐树下,颤颤巍巍地写完材料,往回走不多远,肛门失控,一泡屎拉在裤裆里。连长听到汇报后,怒气冲冲地说:“吴小武在向党和人民玩屎尿战术”,立即下令开大会批斗。会上,“群众专政”小组的人对萧也牧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会后又罚他去挑粪,由“群众专政”小组组长监督执行。萧也牧站在塘边,已无力用钩担把泡在池里的粪桶挑上来,只能哆哆嗦嗦地下到水池里,湿了半截裤腿,把粪桶一只一只捞起来,倒掉水,拖到岸上,再去舀粪。好不容易舀了几勺,只盛了四分之一桶,摇摇晃晃地挑着朝地头走去。群专小组组长跟在后边,用竹棍不断抽打他的屁股。萧也牧哀求道:“你别打我,别打我!”群专组长叫道:“你不老实,就打你小子!”萧也牧勉强把桶挑到菜园地头,就再也干不动了。
  连长听了汇报后,认为萧也牧是装病对抗,决定进一步加重他的劳动量,把他从菜组又调到农活最重的大田班,也就是当时的二排,由排长从严监督劳动。这个排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当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和社会科学编辑室的编辑,承担着水田作业最繁重最紧张的劳动。排长遵照连长命令,对萧也牧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劳动管理。连续两日,凡过去和萧也牧有过交往的人都被命令写他的材料。我和萧面对面办公十多年,又共同为《红岩》及罗广斌的被害伸张正义,自然也给我出了许多题目,并限我当晚写好,明晨交出。我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从自身受到的沉重压力深感压在病弱的萧也牧身上那不堪承受的负担。“他受得了吗?”材料催要得这样紧,他们要把他怎么样?!一种不祥的影子笼罩着我的心。
  10月6日下午,我们在柳树地前的一号田里晒草,同时在地头码草上垛。萧也牧吃力地推了两车草,又被喊来挑草上垛。这本来是强劳力干的活。对久病无力的萧也牧来说,仅仅一柄木杈就像有千斤重。他只挑了几根稻草,可杈子还未举起,稻草已经簌簌地掉了下来。场上的“红哨兵”在一旁嘟嘟嚷囔骂他“磨洋工”、“装蒜”。但没有敢动手。排长动了邪火,从旁边走过来,朝萧也牧腿上横扫了一杈,接着骂道:“吴小武,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现场最高指挥者一动手,群专小组组长也扑了过来,厉声喝道:“旁人不敢打你,我敢打!”原先只是咋咋唬唬的“红哨兵”也赶上来噼里啪啦地追打起来。萧也牧边退边躲,从一个老实人身旁逃过时,那个老实人为了表示和萧也牧划清政治界线,也在背后抽了他一杈。群专组长和“红哨兵”跟着追打,用木杈抽打萧也牧的屁股和小腿。萧也牧又跑了几步,就被打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追打者连声喊叫:“起来!不要装蒜!再不起来,我还要打!”萧也牧趴在地上,想站,站不起来,看看他们两人举着杈还要打,就拄着杈柄,挣扎着,颤巍巍地撑了起来。这时,除草垛旁的人以外,远处运草的人也围了过来。打人的人只好停手了。不大一会儿,收工了。排长下令说:“我们走,不要管他!”所有的人都走了。偌大的一号田里,只有萧也牧一个人孤零零地拄着木杈站在那儿。他走不动了。当暮色晦暝、田野已空无人迹时,只有他一个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直到深夜十点以后,他的儿子吴家刚(这时在团中央“五七”干校附设的中学读书)才找到地头,把他扶了回来。
  这个晚上,“牛棚”里的气氛十分凄冷。先回来的几个人,还悄声地议论场上的情景,满屋人都回来后,反而鸦雀无声了。这里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束自己的舌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都在思考着:下一个将会轮到谁?因此,当萧也牧被儿子扶回来时,谁也没有说话,所有人的脸色都像夜色那样阴沉。空气像凝固了的冰块。萧也牧被扶上床后,长吁了一声,就躺下,一动不动了。接连数日,除儿子偶尔来看看他以外,无人照料,病情在迅速恶化。一天,他看见房里只我一人,就把我喊到床头,满怀伤感地对我说:“我完了,奄奄一息,众叛亲离。如今又把我交到这个人(指排长)的手下,他已经带了头,我算活不下去了。”
  我从他的话里,听到了他的绝望的哀叹。在严酷的政治压力和身体摧残中,他“回到人民怀抱”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我感到有责任立即把他的绝望情绪向连部汇报,希望引起注意,以防不测。但我没有汇报他后边的那几句话,未去触及萧和排长的芥蒂:萧也牧过去对工作有过议论,排长非常反感;萧在文艺界有影响,作家来求教时,对萧表示尊重,而领导受到冷落,就感到萧碍手碍脚,所以会出现排长打萧时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在萧也牧卧床等死的时候,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耳旁回响。
  10月15日凌晨,我们一批强劳力乘上卡车,到黄寺岗去抢收花生。傍晚,拖着疲倦的身子返回“牛棚”时,房子里阒无声息。进门一看,萧也牧的位子上,只剩下一张空床。原来,在这天中午,他已溘然长逝,遗体被抬了出去。他辗转床褥,终于没有能够活到算命先生给他安排的五十三岁,而在五十二岁时就死于非命。
  晚饭后,连部通知我和马振夜间去看守萧也牧的尸体。我来到牛场那间空屋里,对着明灭的灯火,顿时想起一年前的情景:来黄湖不久,被隔离审查的厨师卢阿狗因过量劳动,心脏病暴发,惨叫了一夜,死在我右边的床上。当时,由我和萧也牧看守遗体。在给死者更衣入殓时,面对一具僵硬的尸体,我不知所措。是萧也牧教我如何翻着把衣服套上去。没想到今年今日,我要为他来办理丧事了。
  第二天,我和马振从萧也牧的遗物里找出两件干净衣服,为他更衣入殓时,脱下他贴身的衣裤,看到他骨瘦如柴的后胯和两条腿肚上被打得发青发紫的伤痕,肿犹未消。感谢“曹木匠”,他本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现在干校兼作木匠,奉副连长之命,从校部拉来一车次等木板,连夜赶制出一具薄棺,也是经历了1957年风暴的人,为当年的同难者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栖身之处,使我们活着的人略略得到慰藉。
  10月18日,萧也牧夫人李威和儿子、儿媳一行三人由北京来到干校,接着去牛场验尸。我奉命去开棺。曾是老区兵工厂的劳动模范的李威,没有哭,只是深情地看了看自己的丈夫,伸手合下了他那微睁的眼皮。她转脸对陪她来的副连长说:“我看了。吴小武不是病死的”。我站在一旁沉默着,心潮起伏,反复掂量着:要不要让李威看看萧也牧的下身和双腿?看看那能够说明死因的青肿未消的伤痕?副连长站在一边,我终于没有这勇气。晚上,萧也牧的长子家石和三子家刚来到“牛棚”,搬走了父亲的遗物。
  19日下午,农工王树岗赶着牛车,载着萧也牧的棺木,到跃进闸外去埋葬。群专小组另一“铁掌战士”横身骑在那口薄皮棺材上,一边用镐头锤击着棺木,一边结结巴巴地詈骂着:“他……他妈的!老……老右派吴……吴小武,你活着臭……臭我们,死了还……还臭我们!”
  棺材送出前,我们一批先去挖墓坑的人,被带到一块野冢累累的乱葬坟岗前,在卢阿狗的墓旁,找了块空地,挖了墓坑。一个曾毒打过萧也牧的人,向墓坑里撒了泡尿,骂着:“妈的!你死了,今天还罚老子半天劳动!”有人说,在死者墓穴里撒泡尿,能使死者永世不得翻身,那比踏上千万只脚还具有神奇的魔力。人们啊!挥杈的、辱骂的、敲棺的、撒尿的,以及罚站的、按头的、踢下部的,一切罗织罪名致人于死地的人们,是谁播种了这么深的仇恨,以至在萧也牧惨死后还不让他解脱呢?
  由于李威向连部提出了一些要求,同连部相持不下,发生了顶撞,有损“四好连队”连部的权威。连队领导又使出惯用的狠抓阶级斗争的杀威棒来恫吓死者家属。10月21日傍晚,以红卫兵名义,在李威等人住的房子一边的墙上,贴出了批判死者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老右派吴小武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了”。还发动干校中学学生写大字报狠狠批萧也牧的三子吴家刚。大有犁庭扫穴,横扫“孽种”、“狗崽子”之势。
  埋掉萧也牧,李威等离开黄湖,转道信阳回京时,在团中央干校信阳接待站遇到刚从北京返回干校的施竹筠,才知道严绍端癌症复发,于10月18日死于北京。两位多年相处的老编辑的遗孀,在三天之内失去了各自的亲人,如今异地相逢,断肠人对断肠人,都已欲哭无泪了。回忆当年严绍端从印度回国之前在祖国出版的刊物上看到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大为赞赏,曾想译成英文,介绍到外国去。后来回到北京,同萧也牧见面时,知道他受到批判,还为之愤愤不平。如今,在同归西天的路上,回首往事,你们对人间的是非曲直,将会谈些什么呢?
    数日之后,我因事去校部供销社,在经过二郎岗前的道路上,碰到久未见面的一个文友。他正挎着个草篮在割草,劈头问我:“听说小武死了?”我说:“嗯,已经埋了。”他又问:“埋在哪里?”我转身指指跃进闸外面的土岗:“在那里。”他又说:“二郎岗不是有团中央的陵园吗?怎么没有送到这里来?”我说:“二郎岗陵园是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坟地,连一些家属老太太死了也可以埋在这里。可是小武现在是什么人?‘牛鬼蛇神’怎么能进这个坟地?他只配送到跃进闸外边那个乱葬岗去!”
  他默然,只对远处的土岗深情地望了一眼。他当时在想什么,我没有问,也没有必要问。
  因一篇小说,触犯了禁忌,从此厄运缠身。接二连三的批判、打击、上纲、上线,使他在不息的“阶级斗争”的浪尖上颠簸、挣扎。为了想当一个人,他写了多少检讨啊!累计起来,何止一个中篇、一个长篇,不外是想做个人,想把他少年时代同情一个轿夫的善良的心、那种美好的感情,献给人民,献给他奶妈一样善良的人。可是,得到的是唾弃、凌辱、毒打,连死后的遗体也不容许回到人民的怀抱,只能在这个没人收尸的乱葬岗上与旧社会被遗忘的孤魂野鬼为伴!
  九年以后,萧也牧的冤案被平反昭雪。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在四届文代会期间,数百名作家和本社同仁为他举行追悼会时,本单位派人去黄湖寻找他的遗骸。那个土岗已被开垦,坟场被拖拉机夷为平地,遗骸已荡然无存。派去的人只从那里带回大别山下的一团泥巴,放在萧也牧的骨灰盒里。
  曾经长期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青年战士萧也牧,若干年后,他的遗骸和他曾向往过并在《红旗飘飘》上歌颂过的大别山溶在一起,长驻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810d80100xx5k.html
红旗漫卷西风烈.
浩气长存志青云
离线岁寒

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2011-12-08
因张羽文中提到了萧也牧,合并两个帖子。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离线铿尔

只看该作者 13楼 发表于: 2011-12-09
回 12楼(岁寒) 的帖子
嗯,部分文字还是重复的。
望断云天暮与朝,双星聚首叹今宵。情深每笑银河浅,心近毋愁白馆遥。一曲囚歌明志洁,千针文绣喻松骄。丹心矢志长相守,乌鹊何须更筑桥。
离线岁寒

只看该作者 14楼 发表于: 2011-12-09
Re:回 12楼(岁寒) 的帖子
引用第13楼铿尔于2011-12-09 13:16发表的 回 12楼(岁寒) 的帖子 :
嗯,部分文字还是重复的。

因为红旗飘飘转的这个文章本身就是在转张羽的文章~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