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paper.bjd.com.cn/rb/20071217/?pageStart=11&pageEnd=20¤tpage=11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思考
李乔
一、关于“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实事求是地、科学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尤其是在“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学出了问题,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出现诸如拔高、吹捧、歪曲、丑化等等不实事求是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大为改观,特别是在“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方面,史学界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落实“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针的一个重要实绩,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成就的一大亮点。
“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这本是历史学的天然功能,但这句话在中国史学的特定环境下,有着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要实事求是地恢复被曲解、被遮蔽了的历史人物的原貌。这与考据学上所说的“考明真相”不尽相同,它所强调的主要是纠缪正误、纠偏反正、正本清源。但这些工作又必须以“考明真相”为基础。许多历史真相,本来是清楚的,但由于各种原因被歪曲或遮蔽了,这就需要纠正过来,昭示天下;也有些历史真相,本来是半明半暗或不大清楚的,那么就需要考明它并昭告世人。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做的工作。
那么,哪些历史人物需要恢复本来面目呢?宏观地看,许多正面人物和所谓“问题人物”都存在这个问题,但“问题人物”在这方面的需要更多一些。我所说的“问题人物”,是指某些功过兼有的人物、有争议的人物和反面人物。这些人物,过去许多是被史学界绝对否定的,被妖魔化和脸谱化的,一般人对他们的印象,也多是绝对的坏印象。但实际上,这些人物的本来面目,并非都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这就需要科学公正地评价这些人物,还这些人物的本来面目。许多正面人物,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让世人更真切、更全面地了解的问题。例如,朱德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董必武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任弼时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立过功,他们的这些贡献,都应该让世人知晓。还有一些正面人物,由于受到尊敬而被拔高,或是人们“为尊者讳”而不言其短,这也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但是,本文所谈的人物,主要是一些“问题人物”。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许多“问题人物”逐渐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是“问题人物”,比较来说,恢复古代人物和文化人物的本来面目比较容易些,而近现代人物、政治人物、国共两党人物,则相对困难些。这主要是因为后者的政治性较强,离现实又太近,比较敏感,禁忌较多。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仍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这些进步和成绩,既体现在大量的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中,也反映在文艺作品如电影、电视剧、回忆录、散文、随笔和小说中。这些进步和成绩,世人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和感受到。下面,我略举一些例证,以窥见这些进步和成绩之一斑。
二、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共党史人物
我党是执政党,因之,党史人物不仅为党史学者所研究,亦为一般民众所关注,影视上经常搬演党史,更是激起人们对党史人物的兴趣。但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决不是那种被“左”的观念扭曲了的人物形象,而是符合历史原貌的真实的党史人物。下面列举一些近些年来在评价问题上发生了重要变化的人物。
陈独秀,原来说是托派、汉奸、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似成铁案,但现在,汉奸的帽子摘掉了,托派问题也得到合理的说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先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改正为“右倾错误”,而这一错误的形成,共产国际也要负责任。毛选中关于陈独秀的注释得到了修改。毛泽东所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创党有功,将来修党史要写他”(大意)的话,得到了落实。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开天辟地》等影视作品中,陈独秀已是“高大形象”。
张闻天,先是推倒了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罪名,他的庐山会议发言又被肯定为反对“左”倾错误的代表作;近年来他在遵义会议后被推选为总书记的史实也得到确认,“毛洛合作”主持中央工作的那段史实也得到了承认和宣传。他在受打击、被迫害情况下的革命品格、理论创造和崇高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崇敬。
李立三,过去一提就是“立三路线”,似乎这就是李立三的全人。现在人们知道,他是个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不仅是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五卅运动”的总指挥,还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些功绩,在一些电影中已有反映。
项英,原来只讲他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现在对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和领导新四军时的功绩都给予了肯定,对他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也给予了恰当的评说。他向延安发电报不同意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胆识,尤其受到了人们的赞佩。电视剧《新四军》对项英领导新四军时的功过,做了符合实际的描述。
王明,过去人们只知他是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路线的罪魁,又知道他后来投了苏联,而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视为敌国的。但现在人们又知道了他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者,而《八一宣言》曾影响了张学良等许多国民党将领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张国焘,曾因分裂党和红军且加入军统而被牢牢地钉在反派人物的耻辱柱上。现在,他得到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既是中共一大代表,早期重要领导人,又是野心家和变节者。他在建党、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和创建川陕根据地等方面的功绩得到了肯定;同时,人们鲜知的他曾出卖李大钊,在红军中搞“大肃反”乱杀人的罪孽,也得到了揭露。
博古,过去多与王明并提,人们大多只知道他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曾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现在,又知道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不仅勇于承认错误,还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反对张国焘,他还是党的新闻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
凯丰,因为曾跟着王明、博古跑,在遵义会议上不但没有支持毛泽东,还讽刺毛按照《孙子兵法》打仗,故而长期成为党史教学中挨批的人物。现在,人们知道,凯丰后来认了错,并与毛泽东一起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他还是青年运动和理论宣传工作的杰出领导人,那首著名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就出自他的手。电视剧《长征》对凯丰的转变做了客观的描写。
夏曦,过去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在苏区“肃反”中“左”得出奇,杀了包括胡慎己、潘家辰、万涛、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红军高级将领在内的大批红军将士。现在,史学界对于贺龙和萧克分别给予夏曦的“两头小,中间大”与“两头好,中间错”的评价,给予了充分重视,除了继续严厉批评其“中间错”(即搞“大肃反”)之外,也论述了他“两头好”的历史。
饶漱石,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人物,现在,他在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时的功绩得到了肯定。在电视剧《新四军》中,他在皖南事变中的正确表现得到了反映。
林彪,既是开国元勋,又是反革命集团案首犯。“文革”中罪恶滔天,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小平同志有“林彪不死,天理不容”的愤慨之言。“九·一三事件”后,林彪被全盘否定,“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的儿歌响遍街巷。近些年来,林彪在历史上有功的一面得到肯定。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位军事家中,林彪居其一。在军博举办的纪念建军八十周年展览《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中,林彪作为十大元帅之一,大幅照片被挂了出来。在《辽沈战役》、《八路军》等多部影视作品中,林彪皆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正面形象。
黄永胜,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谢富治,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二人在“文革”中皆劣迹昭彰,但因在军史上有功,所以在《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展览上,二人作为上将,大幅照片也被挂了出来。
邱会作,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但因有军功,其家乡江西兴国县在建造本乡籍将军雕塑群像时,也给他塑了像。
有些党史人物,罪恶昭彰,而又没有林彪那种功绩,故极为人们所不齿,但有些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又绕不开他们,怎么办呢?这就有个是否实事求是的问题。我看许多作品是处理得不错的,既写了这些人物的罪恶,也没有把他们写成天生的坏蛋。比如,顾顺章有“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之称,由于他的叛变,恽代英、蔡和森被杀害,上海临时中央险遭毁灭性破坏。毛泽东曾发出“通缉令”,称对此叛徒要“格杀勿论”。在《周恩来在上海》、《陈赓大将》等影视中,这个叛徒的巨大危害性及人格的歹毒和卑劣,都得到充分的描写;但同时,影视作者也没有把他脸谱化,而是提到了他曾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曾经参加过处决叛徒白鑫(彭湃等人的出卖者)等行动,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的发展变化过程。江青是十恶不赦、人神共愤的反革命集团案首犯,但也是逐渐变坏的。一些文章在谈及她早年的经历时,也说到她的一些长处,在反映毛泽东在延安那段历史的影视中,江青也没有被弄成丑角。
三、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晚清、民国史人物
晚清、民国史人物,因距今未远,与今天的历史联系比较多,故其评价问题也普遍受到关注,特别是现在影视中常有这类人物出现,所以人们特别希望能了解他们的历史真相。下面列举一些近些年来在评价问题上多有发展变化的人物。
曾国藩,过去是绝对否定的,一个“曾剃头”的绰号仿佛就是曾国藩的全部,范文澜先生更是定其为“汉奸刽子手”。但现在,史学界已经明确,镇压太平天国是铁案,但“汉奸”的帽子是要摘掉的。人们又知道,青年毛泽东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话,知道刘伯承元帅也曾有过对曾国藩一分为二的评说。人们开始承认曾国藩有顺应世界潮流的见识,承认他在垂老的大清国里首倡洋务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对他在文学和教子方面的成就与成功,也给予肯定。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更是畅销海内。
李秀成,起初是绝对肯定,“文革”时为影射瞿秋白又绝对否定,定为叛徒。现在,学界评价虽有异说,或认为他写《自述》是学姜维伪降,或认为他确有乞活变节的思想,但都不否认他对太平天国有重大贡献,而且都认为把他打成“可耻叛徒”是不实事求是的。
吴佩孚,过去只知道他是直系军阀头子,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二七”烈士林祥谦、施洋就死在他的手里。现在又知道,他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日本人策动华北自治,请他做“华北王”,他断然拒绝,汪精卫拉他合作,他对着说客边骂边拿出手写的《正气歌》让带给汪精卫。吴佩孚手下几十万兵,自己却无私蓄,不置田产,以清廉闻名。
蒋介石,原来是全盘否定的,世人皆谓之“蒋该死”、“独夫民贼”、“人民公敌”。这些称谓,皆有历史根据,他的两大历史罪过——叛变北伐革命实行“清党”剿共和发动内战,已是铁案。但他还有另一面。近些年来对他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的功绩给予了肯定,特别是对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严厉打击台独势力的政治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阎锡山,山西土皇帝,人民备受其苦,解放战争中下令军队死守太原,顽抗到底。刘胡兰也死于阎军(勾子军)之手。因而他原来是个被全盘否定的人物。现在人们知道,他也有守土抗战的一面,在统一战线中曾与我党有过较好的合作。同时,他出于反共本性,发动过破坏统一战线的“十二月事变”。薄一波同志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成功实践》一文中,曾客观地评价了抗战中的阎锡山。电视剧《延安颂》、《八路军》也都对阎在抗战中的表现做了客观描述。
马占山,“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政府代主席,率部英勇抗日,“马占山牌”香烟一度风靡全国。但因他有两个月降日的历史(后又反正)而抗日行为长期得不到宣传。现在,他的抗日行为得到了充分肯定。最近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有一个电视片,把他与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并列为抗日英雄。
薛岳,以围剿红军著名,湘江之战中,薛是主力。但现在又知道,他是抗战名将,叶挺将军曾赞其指挥的万家岭大捷“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垂不朽”。
方先觉,两次内战中,参加过截击我军南昌起义部队、围剿红军、围攻山东解放军的战斗。但在抗战中,指挥过惨烈的衡阳保卫战,日军称其为“骁勇善战之虎将”,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社论中赞扬“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大公报》赞其为当代的张睢阳。
汤恩伯,“水旱蝗汤”,人民备受其苦;此人反共一贯积极,与我军多次血战,我军“战上海”,战的就是他。但现在人们又知道,抗战时他在南口和台儿庄等地的战役中立过功勋。范长江在通讯中写他与日军作战时,“机动飘忽,和红军战术颇相近”,又说,“他的部队不独是红军的劲敌,也是日军的劲敌”。电影《血战台儿庄》写到了他。
张灵甫,世人多知其为内战干将,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殒命于山东孟良崮,一部电影《红日》,其恶名传遍天下。但现在人们又知道,他在北伐战争中战功显著,在抗战中更是一员虎将,他取得德安大捷后,田汉受郭沫若委派,采访了张灵甫并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
军统、中统,一向恶名昭著,特别是其迫害共产党人的罪恶,更是令人发指。但现在人们也了解到,在抗战中,军统、中统中也不乏抗日的志士和烈士。如《人民政协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抗战时期死于日伪之手的几位军统骨干》,介绍了军统特工强一虎、尚振声因抗日被日伪逮捕,遭受酷刑,宁死不屈,最后就义的史实。电影《色·戒》的本事,是中统特工郑苹如刺杀汪伪特工头目丁默邨的史实。徐远举,即小说《红岩》里的那个徐鹏飞的原型,是个“血手染红岩”的刽子手,人皆欲食肉寝皮而后快。但从近年披露的史料中得知,此人被关入战犯管理所后,有服罪进步的表现,特别是在“文革”中,一些造反派想通过他抓“叛徒”,诬陷迫害老干部,他拒绝了造反派,并说了“我不能给共产党的脸上抹黑”这样有良心的话。
胡适,过去只知道他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被称为“买办资产阶级代言人”、“帝国主义走狗”。毛泽东在名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点过他的名。但近些年又知道,胡适对于中国文化有大功劳,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他赞扬过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好,替鲁迅说过公道话。孙中山对胡适很看重。
周作人,过去是绝对否定的,因为他是汪伪大汉奸群中的一员。但近年来人们知道他还有另一面,即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功劳,对中国文化有建树。不因人废言,他的优秀作品得到了恰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