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殉难者中的四位托派成员 [复制链接]

摘自赵芳举所著《夕阳忆语》

    1949年，国民党蒋家王朝面临最后崩溃的时刻，于11 月27日在重庆歌乐山下“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制造了一场大屠杀，二百多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被屠杀的殉难者中，有四名托派成员，即王振华、黎洁霜、王坤荣、赵金声，另外还有被杀害的王、黎夫妇的两个孩子王小华、王幼华。

  王振华于1942年春在重庆华岩高农校被捕，赓即在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将其女友黎洁霜捕来，一起关押在重庆，地点不清楚（有人说是关押在浮图关）。一年以后（1943年），在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与美国特务梅乐斯主持之下，签订合作协定，分别在重庆磁器口、贵州息烽阳朗坝、江西上饶茅家岭等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集中营。王振华、黎洁霜被列为“重犯”、“要犯”，由重庆押解贵州息烽集中营监禁。1946年3月，息烽集中营撤销，他们又被押回重庆，囚禁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监狱。就在这年，他们俩在这座监狱里成婚。1947、1949先后生下王小华、王幼华两个孩子。1949年11月27日，全家四口一起遇难。

  根据白公馆监狱脱险志士们的回忆：王振华、黎洁霜在关押期间，意志非常坚强，虽历经残酷刑讯、百般折磨以及威迫利诱，但他们从未表示过屈服。

  “在监狱里，敌人曾以‘感化’的手段引诱王振华‘合作反共’，遭王严辞拒绝；他们又以同样手段妄图收买黎洁霜，黎投以鄙夷的眼光，不予理睬”。“1947年（黎洁霜）生小华于牢中，1949年1月又生幼华。在生小华后，特务头子徐远举要她写悔过书取保出来，她坚决地拒绝了，她不愿意离开她受难的爱人──王（振华）烈士。（黎洁霜）在牢里非常的苦，带着两个可怜的小孩子，没有营养的牢饭，自己还害着严重的胃病，奶水不够，孩子天天哭着。但她耐心地带着娃娃，等待着天亮的到来”。（以上见1983年8月31日《重庆日报》报导：《火中的凤凰》）

    “1949年初，黎洁霜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王幼华。残暴的刽子手杨进兴没有儿子，见到刚生下不久的王幼华乖巧，便威胁王振华，妄想把王幼华抱给他作儿子。王振华知道了这个可耻的目的，转身就走。黎洁霜知道后，愤怒地骂道：‘宁愿把孩子掐死，也不给那王八蛋作儿子’。夫妻俩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爱憎分明，表现了他们清白高洁的气质。……”（见《党没有忘记他们》中的《一对宁死不屈的患难夫妇》。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编写）

    1983年“一一．二七”纪念大会期间，在会后午饭时间前，经“红岩英烈亲属联谊会”副会长孙重同志介绍，我有幸见到了白公馆监狱脱险志士郭ｘｘ（郭德贤——转者注）女士。她谈到她与黎洁霜比较接近。她说：“王振华、黎洁霜身体都很不好，黎洁霜有病，还要带孩子，但他们很勤劳，常常帮助有病的难友洗衣服和其它工作。常用他们简陋的炊具为生病或受刑的难友服务”。是的，王振华无论在任何危险或艰苦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总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在蒋家王朝的监狱里，熬过了苦难的八年，最后，终于抱着自己的终身理想──共产主义事业，走完了曲折、坎坷而又苦难的一生，于1949年11月 27日全家四口一起被国民党蒋介石屠杀了！《一对宁死不屈的患难夫妇》中，对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了如下的报导：

    “……刽子手们从白公馆楼下牢房最先押出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和两个孩子。夫妻俩在敌人的长期折磨下，身体虽然十分虚弱，还是昂首挺胸，竭力抱好孩子，毫无惧色地迈着坚定步伐，高呼着口号，向刑场走去。在铁窗内的难友们，含着泪花为他们送别。难友们看不出他们夫妇俩有丝毫的恐惧与忧伤，而是神态严峻，步履坦然地向前走去，还不时地回头依依不舍地向难友们告别。

    “临刑时，两岁多的小孩王小华，看见押着他们一家的刽子手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大哭起来，不住地叫喊：‘妈妈，我怕！妈妈，我怕！’黎洁霜看着紧紧伏在他们俩身上的两个儿子，听着儿子凄惨的哭声，母亲的心都碎了……，她转过身对押着她的刽子手杨进兴说：‘你们多打我几枪，把孩子放了’。杨进兴想到过去要抢王幼华做儿子，遭到王振华、黎洁霜的唾骂，这时便凶狠狰狞地一笑，大声吼：‘把孩子一起打，斩草除根！’

    “‘一起就一起，你跟这群狗讲什么！’王振华高声喝住妻子。刽子手们夺过他们手中的孩子，就在他们眼前先把孩子残杀了。黎洁霜愤怒地扑向孩子，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王振华夫妇一家，就在天将黎明的时候全被杀害了。时年，王振华三十八岁，黎洁霜二十九岁，王小华两岁多，王幼华只有八个月。

    王振华、黎洁霜殉难之后，在血写的历史面前，沉冤于地下忍辱负重，承受了三十四年不白之冤。经历了多少个千淘万滤和人们的奔走呼号，终于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才被评为烈士。

    王坤荣又名王志平，字伯良，笔名向阳，1924年11 月2日出生，重庆托派成员。原籍成都，以后全家迁来重庆天星桥43号居住。王坤荣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十二岁就在工厂学手艺，以后成为一个熟练的机械工人，车、钳、铣、刨样样能做。1943年参加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者协会”。蒋党特务搜捕“劳拹”时被捕。后逃出，前往昆明化名投考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不到半年，厂里工人便在他的影响和领导下活跃起来。组织了康乐活动，出墙报，揭发厂里不合理的厂规，争取工人生活的改善。这一切，使厂方恨之入骨，给他扣上了“红帽子”，假造命令胁迫王坤荣立即离厂出境。王回重庆后，先是进重庆二十一兵工厂工作，以后又考进化龙桥第三军用汽车修理厂，王在南岸受军训时被逮捕。释放后，1948年冬，组织“重庆三八联合会”，创办《工联报》，讨论“如何应变”和“保护工厂”，不幸于1949年6月间，在南岸海棠溪再次被捕。先是关押于市区内罗汉寺，关押期间，曾写字条出来要求托派组织领导人为他购买一百片安眠药片，当时组织上怕他自杀或者集体自杀，就没有给他买。9月间又转押于大梁子“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稍后即押解于“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一一．二七”殉难。时年二十五岁。

    我的看法是，重庆托派成员王坤荣，1950年初，首批殉难人员评烈时，他的托派身份并未暴露，极大可能是以参加“劳协”的身份评为烈士的。假如他的托派真实身份已暴露，当时是不会评为烈士的。

    赵金声原名赵风田，1921年生，祖籍山东滨县，重庆托派成员。1937年“七．七”事变前，赵在山东惠民中学读书，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南侵，威胁及于济南，山东大部分学校已不能继续行课，除少部分学生离校回家外，绝大部分随山东联中南下。赵金声亦随惠民中学加入山东联中。中经河南南阳、湖北郧阳，绕道陕西汉中入川抵达绵阳，学校改名为国立六中。赵在国立六中读书期间，生活非常艰苦，读书学习非常勤奋，并同一些进步同学参加了学校托派支持下的“真理读书会”。当时读书会订有《新华日报》，书刊有《大众哲学》、《社会科学二十讲》、《列宁选集》和《苏联党争》、《苏联党狱》等等。“真理读书会”的宗旨是追求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官僚独裁统治。就这样，赵金声选了他思想政治生活的起点，走上了他自己抉择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即托派组织。

    1941年初夏，赵金声离开了国立六中到了重庆。初到时，曾在重庆托派机关与王振华我们三人一起住过几天，后经友人介绍，前往南川第四飞机修理厂当工人。1943年初，赵在看进步书报时，被国民党特工逮捕，关押于巴县五营山集中营。两年当中受尽酷刑拷打和精神摧残，但敌人一无所获，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被释放。释放后，暂住朋友处，一次外出，发觉有人尾随盯梢，为避风头，在组织的帮助下又西去成都。在成都与托派成员高桓参等，编印刊物《劳动者》秘密散发。1945年底，赵金声又回到重庆，先是在江北相国寺明德小学教书，后经张维良（托派领导人之一）安排在重庆保安路张的文具店当店员。此后，一如既往继续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艰苦斗争。在这段时间，他曾组织“劳动者社”，主编刊物《劳动者》。为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1938 年底筹组“重庆工人联合会”，创办《工联报》。1949年3月15日上午，赵金声外出到下半城办事，在太平门附近，被国民党特务拘捕失踪。当天晚饭后，有一个国民党士兵拿着一张赵金声亲笔写的纸条来找张维良，纸条上写着他被关押在凯旋路西南长官公署里。赵是以要被盖为名，实则是告诉张维良他已被捕。纸条上并注明给来人几块银元。当然，这个士兵就是贪图几块银元而冒险送信的。张维良当即吩咐一位老工友带了被盖送去，但长官公署传达室拒不承认关押有赵金声此人。以后再也没有消息。直到“一一．二七”后才在“中美合作所”找到了他被美蒋特务杀害的尸体。

    赵金声，一个纯洁无私、热气腾腾的进步青年，为追求自己的理想，终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里，我再谈谈赵金声“一一．二七”殉难之后，至今已五十四个春秋仍没有被评为烈士的看法：

    1983年“一一．二七”三十四周年前夕，重庆新闻媒体公布了第二批殉难人员评烈的名单，其中有王振华、黎洁霜被评为烈士（王坤荣已在第一批评烈名单中公布）。同样是托派成员，但前后两批名单中，都没有赵金声的名字。就在这第二批名单公布之后，我便把王振华当年在重庆留下的遗物──王用来装存《工人呼声》和其它文件的手提破皮箱和残缺的墨盘等，交给了卢光特老馆长，卢老当面表示感谢。彼此交往相识之后，由于赵金声没有评烈，我便要求看一下赵金声的个人档案，并顺便也看一下王振华的档案。卢馆长当即允诺并批了手条，嘱我到档案室查阅。我在档案室提阅了赵、王两人的档案袋，首先打开赵的档案袋，使我大失所望，除了一张殉难人员登记表之外，其它什么资料也没有，且登记表上只写了“赵全生”三个字。很明显，表上将赵金声的“金”写成了“全”字；“声”字写成了“生”字。当我向管档员说明赵金声的确凿姓名之后，她顺手将“全”字添上了两个小点，成了“金”字，“生”字没有改。这时我才完全明白，就凭这张登记表是无法评烈的。也说明赵金声并非因为“托派”身份而不予评烈。当时，我也向卢馆长声明，赵金声是我们托派的成员。以后，我向卢老写过一份赵金声的事迹资料，是在一个晚上八点多钟，在他的宿舍里当面交给他的。这一数据归档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既然赵是“托派分子”，即使有了再详细的事迹数据，也是不会评烈的。……

我去年看到这个材料，获知王坤荣的政治身份，非常吃惊，因为歌乐山烈士陵园里有王烈士的塑像，而许多中共烈士都还没有塑像。

当年莫斯科的一段"托派"\"斯派"之争,牵累毁掉了多少优秀的热血青年.象郑超龄那样的一生,真不知该如何去看.
所以,要让人有信仰的自由才好.

黎洁霜的姐姐也是位烈士，牺牲的很惨

国民党都是什么人啊，泯灭了人性，连一两岁在孩子都杀，作为父母的王、黎两位烈士该多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