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群 来源：《红岩春秋》
1945年前，我在云阳读书、教书。因家境贫寒，大哥、二哥都读书很少，识几个字，就在十几岁时当了学徒。我算幸运，读到初中二年级，又跳级读了高一，就出来教小学了。
我的大哥刘子俊和二哥刘仁兴，都是地下党员，大哥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陈作仪都是云阳县汤溪特支委员、二哥刘仁兴1939年入党。他们平时对我影响很深，大哥买的进步书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也要翻起看。另一个地下党员赖德国，在我小学毕业时就叫我看《大众哲学》，还要我写出心得。当然那时我看不懂。小学班主任老师王寒生(也是地下党员)对我也特别关照，经常给我讲一些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星期天还带我到镇上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和妹妹的嗓子都比较好，老师就叫我们兄妹唱花鼓：“说东洋，道东洋，东洋鬼子太猖狂……”几乎每周如此。
因我在小学、初中时美术、唱歌成绩都是全校第一名，所以我的梦想是要继续学这两个专业。听大哥、二哥和邻居彭洋(1939年入党的地下党员)经常在一起议论，说重庆有个育才学校，有音乐、美术、戏剧等专业组，而且彭洋已经进了育才学校，不交钱都可以读书。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和进育才学校读书的强烈愿望。
一天，大哥接到陈作仪重庆来信，读给我听：“子俊，我一个穷娃子，从来未跨进过学校门，而今我进了社会大学……”大哥看后露出了微笑，问我：“想到重庆去读书吗?”
我惊叫起来：“真的呀?”
大哥给我准备好了路费、被子。爸爸还不知道。第三天，我就只身坐船到重庆，带着大哥写给陈作仪和王寒生的信，信中说我是“一张白纸靠你们的栽培”。
到了重庆朝天门码头，我按大哥的交待，先到信义街中信旅馆住下，第二天到观音岩小学找陈作仪。我不知道信义街到观音岩有多远，就坐了公共汽车去。到了观音岩小学，正好陈作仪、彭洋、刘竞程(1939年入党)等熟人都在。马上大家一起跟我走路到朝天门信义街旅馆，取了我的行李，再回到观音岩小学住下。
几天后，他们带我到南区路去见了育才学校的苏大哥和意姐。后来通知我：育才其他组这时不招生，只有社会组招生。陈作仪考虑后，对我说：育才社会组学的与社会大学是一样的课程，社会大学校长是大教育家陶行知、李公朴，老师都是著名教授，如吴玉章、郭沫若、邓初民、许涤新、茅盾、艾芜、何其芳……(这些名字，当时我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陈作仪建议我就在社会大学学习，还给我作好了安排：晚上跟他一起去社会大学听课，白天就在普育小学教书。我就这样开始了在重庆的新生活。
每天晚上，陈作仪带我去社会大学听课。在社大这个新天地里，我开阔了眼界，懂得了很多道理，特别是明白了社会上为什么会有贫和富，地主资本家怎样剥削人民的道理，还学会了跳秧歌，唱讽刺国民党当局的歌曲《茶馆小调》等，我学会了，也拿到小学来教学生唱。同时，只要陈作仪有空，就给我拿来《唯民周刊》、《人物杂志》、《整风文献》等给我看，我后来自己也订了《新华日报》和《群众》。
到了星期天，我们也基本上没有空闲。陈作仪总是带着我，或是去抗建堂听郭沫若、田汉这些文化名人的讲座，或是到中苏文化协会去听邓颖超讲延安生活，或是到苏联大使馆去参加纪念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我们还参加了民主合唱团、民主实践社、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活动。陈作仪还要我担任导报社的出纳和发行工作。
参加这些活动，使我明白了一个基本道理：国民党政府黑暗反动，不推翻它，穷人永远翻不了身。有一次，我看到《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延安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说招生不要钱。我想去，陈作仪说：“这里还不是需要人……”我也乐意听他的安排，就没有再考虑去延安。
当时观音岩小学校长是一位官太太，只挂名，不上班。她把校务全部交给教导主任负责，而那位教导主任是与我地下党有联系的进步人士。陈作仪业务能力强，办事能干，待人热情，与教师、工人都相处得很好。因此他在学校里实际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介绍了不少地下党员到学校任教，外地来重庆联系工作或寻找社会职业的地下党员，跟他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也可以通过他在学校搭伙、住宿。有时住不下，他就把自己的床让出来，自己去“打游击”。人再多了，他就把教室打开，课桌拼起来当床，安排大家睡。这所学校简直就成了地下党的秘密招待所和服务站了。在国民党不时掀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各地经常会有地下党员转移路过重庆，重庆有这样一个地方供大家住宿，甚至解决社会职业，这是多么有益的贡献啊!
陈作仪本是中共汤溪特支派驻重庆的联络员。负责重庆川东临委领导人彭咏梧与云阳汤溪特支之间的联络。他在重庆，先后在观音岩小学、基督教青年会、红十字会等单位任总务和人事工作，利用工作之便，他先后帮助了100多位同志解决社会职业，让他们得以掩护下来。
比如，巴县女中借用观音岩小学的地点招生，陈作仪大力协助，给予一切方便，使该校校长十分感动。陈作仪便趁机介绍了一位地下党同志去当历史教员。此外如五十兵工厂子弟校、建川中学、市一中、巴县中学、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及小学、铜元局小学、普育小学等校，也都介绍了不少地下党员去教书。他还跟我大哥联系，通过云阳云安镇辅成中学校长任自立 (任弼时的堂弟)的进步关系，介绍了李汝为(云阳暴动领导人之一)、杨虞裳、冯万一、何光等十多位同志去辅成中学教书，为在云阳开展武装斗争储备了干部。
当时，重庆市一中是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陈作仪通过地下党员林向北(我的小学老师)认识了该校教务主任黄石山，黄石山通过陈作仪会见了彭咏梧，彭咏梧与他谈话中说：“关于教师，你可以找陈作仪为你聘请。”这样，陈作仪就介绍了汪国桢、屈清莹、胡作霖、范太枢等十多位同志去市一中任教。
陈作仪是筹办社会大学的主要成员。社会大学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关怀下，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和李公朴出面支持办起来的。这是一所新型的大学，是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陈作仪日夜辛劳，既是参与筹办的核心分子，又是积极发动进步社会青年进入社大学习的活动分子，而他本人还是社会大学的优秀学生。他以充沛的精力不知疲倦地工作，给所有接触过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作仪还参与组建了中国职业青年社、中国民主实践社，在里面任理事：他又是中国学生导报社的骨干成员。这样那样的读书会、民主合唱团，都是他动员我去参加的。
每当《新华日报》被“开天窗”(有排版好的内容在开印前被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检扣”，版面上就留下一片空白)的时候，陈作仪就到纯阳洞21号《新华日报》发行课去，把印有
被当局“检扣”内容的没有“开天窗”的报纸拿出一大卷来，交给我和其他一些可以信赖的人，分别装入信封，写上地址、姓名，在夜里，叫我从神仙洞街到精神堡垒、较场口……一路分别投入街边的邮筒，每个邮筒投几封，这样避免被特务邮检时查出，寄往外地，以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在“较场口事件”中，陈作仪组织了30多位青年一起保护着沈钧儒，他们护送沈老从会场到大同路，直到沈老乘上朱学范的轿车安全离去。在王若飞等“四八”烈士遇难后，在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重庆召开了两次追悼会，陈作仪是这两次追悼会的具体布置者。他安排我和刘竞程写了几十幅挽联，一早去青年馆布置会场。
1947年1月，地下党在重庆发起抗议美军暴行运动。陈作仪频繁来往于市中区、沙坪坝、九龙坡的学校之间，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在抗暴游行时，他组织进步团体为游行队伍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他还带我和许多同志一道去为游行队伍送干粮、茶水。此外，他还把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场提供给抗暴联合会作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招待会由彭咏梧主持)。
1947年2月28日，陈作仪不知道《新华日报》已经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仍按原来的方式，一早就前往《新华日报》发行课去联系工作，不幸被捕。陈作仪镇静从容，趁敌人不注意时吞下了有可能暴露身份的密件，并从看押处托人给我带了封信来，信中说：“炳弟，我因帮云阳鱼泉老人王佐臣订《新华日报》，他们把我扣起来了。”信是没有封口的。我抽出信纸看后，对来人说：“刘仁炳(这是我在家里用的名字)刚刚出去，你要信得过，我负责转给他；要不放心，就等会儿再送来。”那人把我看了一眼，说：“那就托你一定转交给他。”
晚上，我把这封信送到川东临委特支书记陶敬之的家，他妻子陈倩华是我参加的读书会的负责人。我们一起商量怎么营救。后来他们得知陈作仪已被转到巴县衙门监狱，可以探视了，就安排我每个星期天以“表弟”身份带点鸡蛋、日用品去探视，并告诉他：“‘家里人’正在想办法，不要着急。”同时，陶敬之还叫我送信到基督教青年会总于事在南岸玄坛庙附近的公馆去，请求救援。
在地下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两个月后，陈作仪终于被释放出来了。有的同志劝他暂时离开重庆避一下，他说：“没关系，他们抓不到我什么把柄，我要在这里同他们斗争到底。”以后，他又全力投入为云阳暴动筹备药品、枪支的工作，搞到的武器都藏在云安镇我家中，这是我大哥解放初到川东党校学习时告诉我的。
1947年底，我有个补缺随军乐学校乐队去上海的机会。经陶敬之、陈作仪研究后，同意我去。乐队到上海后不久，即调入苏州测量学校。两个月后，乐队队长告诉我说：“学校教务处认为你思想左倾，你的表哥在重庆已经被捕了。”我马上否认在重庆有表哥。后来才知道，是由于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的出卖，陈作仪再次被捕，关进了渣滓洞看守所。
我于1949年底随解放大军一起回到重庆，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工作委员会工作，我曾到临江门脱险同志联络处去打听，见到了陈作仪的妻子林梅侠，她给我讲了陈作仪最后被捕和英勇牺牲的情况。以后我跟刘德彬在团市委一个学习小组，刘德彬是从渣滓洞大屠杀之夜突围逃出来的，他也告诉了我一些陈作仪在狱中英勇斗争的情况。那几年，每到清明节，我都要同刘德彬、罗广斌一起去为陈作仪等烈士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