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红岩春秋》2004年03期 作者：林向北
华莹山起义失败后,宁君在江北县一个中学教书。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回到重庆城里。准备给儿子民涛买点过冬的衣服,走到观音岩,发现后面有一个人跟踪她,她最初不惊不诧,想法甩脱尾巴,她有时走得很慢、有时又很快,后面跟她的人也时慢时快,她假装进百货店去买东西,跟着的人就在铺子的对面等着,到了七星岗,她快步从左边小路走进江苏同乡会会馆(因为她过去曾在这里演过戏,对这些路道很熟悉)把尾巴甩掉了。跟着的人东张西望,好像很后悔的样子。宁君从一个屋角里偷看着,那人忽一转身,宁君看清了,喊了一声“冯胖娃”就走出来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不打招呼,我还以为是特务跟踪呢!”冯胖娃说:“天黑了,你又打扮得这样漂亮,我还认不准,准备再跟你一个时候再说。”他们边走边谈,冯胖娃说:“山上下来很多人,刘大汉很着急,到处打听想找到你们。今天算运气好,谢天谢地总算把你们找到了。”随后约定,第二天,在歌乐山上一个茶馆里老刘与我见面。
第二天,被称作“刘大汉”的刘石泉早在茶馆里等我了。在一般情况下约会,是不能带到自己住地的。但对老刘我很了解,是信得过的老同志。诗伯也想见他,就直接把他带到我们的临时住地。诗伯与他见面后高兴地说:“总算见到你了。”
从合川赵家院子分别后,算起来还不到20天,好像过了20年,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把这20天的经历倾诉出来。我们简要谈了一些别后的情况。老刘说:“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对敌人震动很大。老百姓欢欣鼓舞,国民党更加惶恐。虽然大部分起义人员转移了,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山上坚持战斗,他们的处境很困难。”
老刘又说:“由于大规模的战斗很快结束,我们同王员外的谈判没有暴露,因此王员外目前是稳起的,这对他、对我们都有利。”
随后他又详细谈了起义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友各方对这次起义的看法和态度,着重谈了今后的工作。
老刘说:“华蓥山武装起义后,国民党调动了他的嫡系罗广文部队、内二警、保安团以及各县的自卫队。乡保武装数万人,对起义地区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我党地下组织和武装人员要限期清剿。”
目前有很多同志从山上到重庆,国民党对他的最后巢穴控制得很严,派了数以万计的特务来搜捕我们,除经常性的跟踪外,还有什么身份证、连坐法、查户口、突击搜查等法西斯手段来杀害我们。而我们内部又出现了叛徒,配合特务沿街抓人,我们下来的同志,有的可以投亲靠友,但有的亲友怕事,不敢收留;有的可能动摇,不能随意前往,怕投狼窝。有的同志在重庆没有任何关系,有钱的可以找到鸡毛店或在江边小船上栖身。没有钱的只好流浪街头,他们撤退时都很匆忙。现在天气渐渐冷了,没钱吃饭、没衣御寒,这日子怎么过?
后来,老刘又很难过和担心地说:“我们这些同志在过去都把国民党当作死对头,有的人了党、有的也是党的积极分子,这次参加起义,作战很勇敢,他们都是经受了考验的好同志。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在大好的形势下参加革命的,没有经过严格的考验,如今战事失利,处境险恶。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虽然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同志不会灰心失望,但是也很难保证,少数个别人在敌人的威逼诱惑下,不会动摇,甚至叛变,要是真的出现那种情况,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因此我们当前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失散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稳妥的住地,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安定他们的情绪,不要去乱闯乱碰,以度过目前的难关。”
我说:“对,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收拾这个局面。关于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我已有些线索,很快就有结果。”
老刘听了很高兴,于是决定我配合他一起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
为了同志的安全
歌乐山离城里还有20多里路,中间要经过新桥、化龙桥、李子坝、牛角坨等地区。我每天早上6点起身,要走两个多钟头才能到达城里,晚上8、9点才能回到歌乐山。
老刘过去在华蓥山区跑过多年,起义前又是七工委副书记和第七支队的副政委。他对起义的干部和战斗员都很熟悉,因此寻找和联络这些来渝人员,当然由他负责。因为我在重庆住得久,社会关系比他多,对这些人员的安置工作,就自然由我来承担。我们每天上午9点钟,在指定的茶馆里见面、交流情况、交代任务,然后分头去忙各自的工作。,
老刘热情高、劲头大,整天在城内城外跑来跑去。每次碰头时,他总是眉开眼笑地说:“今天收获大。”他很少有空手而回的时候,可是我每天都在为他担心。在这特务如麻的山城,他为了去找一个同志,要费多少心思、冒多大危险啊!有时候他根据已有的线索去找,有时候他盲目地在街上窜来窜去地碰。我说:“你是上了敌人黑名单的人,是特务捉拿的主要对象。可以通过一些关系找人去联系,不要事事都亲自去。”老刘语重心长地说:“有些同志举目无亲、有的身无半文,他们多么希望找到组织啊!早一天联系上就少一分危险和担忧,不然他们整天在街上乱窜,那才危险呢。”他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是我怕他久走夜路总要闯到鬼。我真替他担心啊!
其实我也不轻松呀,要解决这些人员吃的、住的、穿的、工作、学习和安全,我也是白手兴家啊!他们需要的东西,我是一无所有,只靠一张嘴和一双腿,利用旧的关系,开创新的门路。只有凭情感说好话,有时也是凭运气,能解决一两个问题,真是高兴。但在那个时候,肯对我们这些危险分子帮忙的人,是要承担风险的,没有足够的胆量和勇气,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交情,他们怕惹火烧身,就只能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表示爱莫能助了。
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由岳池、合川、武胜起义地区撤退下来的人员,已联系上的将近百人。其中有半数以上是老刘亲自去找到的,其余的也是一个串一个连上的。
特务虽然四处在搜索,他是在明处,在群众中是孤立的。我们是在暗处,是生活在群众中,有群众保护的。这几个月来工作进展很快,没有出事,更增加了老刘的自信心,他的胆子更大了。
有一天下午我同宁君在银元市场与老刘约会,我告诉他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约他第二天上午10点钟在民生路一个茶馆里相会,他听了很高兴地说:“现在可好了,虽然大的形势我们心中有数。下一步怎么办,还希望组织上能告诉我们。现在大家的情绪有些急躁,不愿意在这里东躲西藏、偷偷摸摸过日子,都希望回去与敌人大干一场。我现在已派了几个同志去岳池、合川等起义地区了解情况,把隐藏下来的人和枪清理好,待时机成熟就动手。”我说:“当务之急是把人员安顿好,不要出事,既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一切听指挥,不要盲动。”老刘同意我的看法。
宁君说:“我今天发了薪水,走,清你们打牙祭。”于是我们就走到米亭子一个巷子内的小馆子里。买了一份蒸牛肉、一份回锅肉、一盘胡豆、二两白酒。老刘很高兴,胡豆下酒别有风味,宁君说:“刘大汉你这样横冲直闯,真为你担心。”老刘把博士帽取下说:“你看,我头上又没有刻字,特务用X光,也照不出我是个什么人。”又笑着说:“我有思想准备,在练习坐老虎凳,垫上三匹砖,也不会哼一声。”
痛失战友
第二天,我同黄友凡按时到了约定的地点,等了一个钟头还不见老刘来,我们就走了。第二、第三天再去,仍未见到老刘,我们才真的担心了,是不是他出事了?不然决不会失约的。
为什么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秘密原则要去等他约会?主要是他下面联系有一大批人需要妥善处理。他找组织,组织找他,心情都很迫切。同时考虑他是个信得过的老同志,就是出了问题也不会受到牵连。不过,这种违规的冒险行动,是组织纪律决不允许的。以后淡到这件事,我还受到批评。
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了:就在我们从米亭子吃饭分手后,他到和平路一个同志家去,谁知这个同志头天已被逮捕,特务设下埋伏,他一去就被捕了。
自从刘石泉被捕的消息证实后,同志们都感到难过、悲痛,特别是诗伯,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吃惊地问了一声“是真的吗?”闷了好一阵才说:“天天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经常提醒他要小心、要注意。他总是不在乎,也难怪啊!有那么多人下来,徨徨无主,他怎忍心不管。我理解他的心情,是我也会像他那样。”
她又说:“自从我的组织关系去年由王璞带往岳池后,就由刘石泉与我联系,从此就同老刘经常在一起,畅谈过去的战斗经历,回忆那些难忘的往事,老刘总以好奇的心情追根问底,一直谈到他满意的时候才松口。带他上华蓥山时,也是边走边问,不管地形、出产、农产、庙宇,风土人情。以及当年游击队的吃、穿、住、生病、医药等他都想了解。特别是当年游击队与军阀作战、与农民和地方各种人物的关系,问得更详细。”她又说到老刘很重情义。对她特别尊重、关心,上下坡扶着她,怕她跌跤,端茶倒水、问寒问暖,担心她生病,像亲生的姐弟,相处得很和谐、很亲热。她说:“我也向他学了好多新的东西,特别是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等方面。他讲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对提高我的理论思想水平很有帮助,特别是要我去做附近乡镇长和地方上层各色人物的统战工作,从分析对方的处境,心理变化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我们的策略,连同我所提供的情况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不能不门服心服。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向他学得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真是年轻有为啊!可惜正当需要他出大力的时候,他却被敌人的魔爪抓去了。我们要千方百计把他营救出来才行啊!”
随后,虽然我们为营救老刘做丁不少工作,但是却没有成效。
一个年轻战士告诉我,四月前他匆忙从战场上下来与老刘住在一起,他只穿了一件汗衣,身上一无所有。老刘也穿的单薄,把唯一的一件御寒的棉滚衫给了他。晚上老刘发觉他双脚冰冷,就把他的脚夹在自己的腋窝里或放在胸口上,让他暖和起来。最后这个年轻战士痛哭失声说:“老刘对人多好啊!现在不幸被抓了,要是能够顶替,我愿代刘大汉去坐监、去死!”
老刘被关进渣滓洞后,表现得非常坚强,敌人施以酷刑,老刘临死不屈,并大声宣告组织情况属于党的机密,“要打要杀随便,我是不会训:的。”事实证明,他被捕后,与他有关连的同志,没有一个因他而受牵连。我们的一切活动照样进行,也未受到任何损害。
在1949年的10月份,刘石泉从渣滓洞找人送来一张纸条,大意是:“天快亮了请放心我们有所准备。”后来了解,他曾用手指甲和铁皮在墙壁上刻下狱中大事记,揭露敌人的罪恶。并暗地挖空墙洞准备越狱,后被敌人发觉,在1949年渣滓洞11·27大屠杀小,他惨遭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36岁。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许多战友至今还很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