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3天时间，笔者看完了马识途先生（小说中的任远）的小说《清江壮歌》，这部描写被囚在敌人监狱中的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英勇斗争的故事，小说中的贺国威（原型革命烈士何功伟），柳一清（原型革命烈士刘惠馨），以及叛徒陈醒民都能在下文找到和小说同出一辙的答案——
“革命赤子”何功伟的红色春秋
余玮 传辉 吴志菲
（一）光读书怎能救国，投身革命
1915年11月21日，何功伟出生在湖北咸宁县柏墩镇中田畈村一个书香人家。父亲何楚瑛，是咸宁有名的绅士；生母阮宝枝，出身贫寒，在他6岁那年抱病西去。
何功伟自幼敏而好学，逗人喜爱，7 岁从族伯发蒙，8岁起在家乡读私塾，从师王寿桥学古文，习诗词。1927年农民运动在咸宁蓬勃兴起，其父慑于当时群众的威势，带他到上海、杭州等地“避风”。半年后返回湖北，在武汉定居。何功伟先后就读于武昌阅马场省立第四小学、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及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简称省高）。何功伟学习勤奋，智力超群，很注意学习方法，数、理、化、文、史各课全面攻读，成绩优良，名列前茅。主要学科常得100分，作文文笔犀利，思想鲜明，针贬时弊，嫉恶扬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常常被评为佳作，令国文老师和同学们赞赏不已。他能言善辩，英语功底扎实，是全面发展的高材生。难怪省高的教务主任曾说：“我教了一生的书，还没有遇到过像何功伟这样全优的学生。”
从读初中时起，他就养成阅读报刊，关心时事的习惯。东北沦陷后，他在同学中发起组织读书会，在学校钟楼上，常和几个志趣相投的青年交谈，以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为榜样，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勉，并组织救国宣传活动。读书会受到学校注意后，他们又用“振华”球队的名义来掩护读书活动。当何功伟从一期刊上读到臭名昭著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奏折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奏折》中明目张胆地提出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政策：“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了让全国人民认请日本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何功伟拿出自己的生活费翻印《田中奏折》，并站在武昌司门口，散发演讲，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过路行人无不为之感动。
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他经常到汉口“生活书店”阅读进步书刊，反复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认真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选读了我国史学古典名著《四史》。在革命思想和优良的民族文化熏陶下，他放弃了做“爱迪生第二”的志向，决心弃文从政，改学政治，投身民族解放斗争。他对同学们说：“当前读书不能救国，科学也不能救国，中国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和革命家”；“学生当务之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亡了，伟大的抱负有什么用？”在他的周围，很快形成了一个进步集体。
1935年11月，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伪自治活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揭开了民族解放史上新的一页。消息传到武汉，群情激昂。何功伟首先在省高响应，还到汉口找读书会的成员、市一中女中学生万国瑞（后任汉口游行示威总指挥），到“圣罗以女中”找范元甄，商议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他们奔走武汉各校，在华中大学召开了第一次武汉中等以上学校联席会议，决定：“通电全国，制裁汉奸，保卫国土；同时请学校当局扶助学生，共图救亡。”会议上，何功伟发表讲话：“武汉不能沉默，全国是一体，北平和武汉的学生是一体。”“我们当然要读书，但光读书能救国吗？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书桌了！我们要收复国土，情愿流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是光荣的。”会议决定成立游行委员会，何功伟担任纠察队总队长。
12月20日凌晨，武汉三镇的学生纷纷涌向街头。武昌有40余所大中学校 上万名学生，手执各式小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来到汉阳门码头准备过江时，发现轮渡没有了，连一只小划子也看不见了。原来，国民党省政府指使建设厅采取了“封江”的措施。此时，何功伟挺身而出，带领队伍到平阅路湖北省政府请愿，静坐示威。老奸巨猾的省府官员对学生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不予具体答复，企图拖垮队伍。游行的学生从清晨集合到下午3点仍没有吃饭，各校学生陆续离去，最后只剩下省高学生。何功伟决定率领省高学生单独作二次游行，不达目的，誓不收兵，带头高呼：“不要3分钟热度！”“坚决要求渡江游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吃晚饭的各校学生听到省高学生的呼喊声，连忙放下饭碗，蜂拥出校，跟着游行。晚上9时左右，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重新集合在黄鹤楼下，古老的武昌城又沸腾起来了。
这时，湖北省教育厅的督学、省立各校校长都已闻讯赶来，纷纷在学生代表中做“工作”，企图分化瓦解学生队伍。何功伟见状，一面布置警戒，一面联络各校代表聚会，共商大计，表示一定要过江示威游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周围的居民深深被学生的爱国行动所感动，门灯拉亮了，马灯、汽灯也都挂了出来，许多人自动给学生送茶送水。整个长街一夜灯火通明，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学生的热烈情绪，驱散了严寒，迎来了黎明。
21日拂晓，何功伟带领武昌万余学生包围了省政府。反动官员们对何功伟等学生代表的要求一味吱唔，拖延不复。围在大门外的学生久等不见消息，一致喊着要“冲进去”，他们砸碎了挂在省府大门旁的牌子，拆散了设在门前的岗亭，用亭柱猛撞大门，催促当局赶快答复条件。省代主席卢铸等人见众怒难犯，才被迫向学生代表表示：“轮渡明天恢复。”何功伟向欢呼的同学们报告：“我们胜利了！明天上午10点钟过江去示威游行。”
22日上午，何功伟率武昌8000余名学生分批渡江，汉口、汉阳学生整队在江边欢迎，三镇学生会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有学生冲进日本租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25日，军警开枪射击，酿成震惊全国的“应城惨案”。30日上午，省高等41所院校举行总罢课，每校派出代表2名，在何功伟的带领下到省政府要求去应城调查事件真相，惩办凶手，慰问受伤同学。省政府秘书接见学生，拒不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何功伟等毫不退让，在省政府内静坐示威。应城县县长不得不公开道歉，并在应城县公园里悬挂爱国学生纪念匾，给受伤学生赔偿医药费，对肇事者责以军棍。
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受到锻炼的何功伟逐渐成熟起来。
（二）救国爱民，从爱国者到无产者
1936年6月，两广军阀以抗日为名，联合反对蒋介石。何功伟召开省高学生大会，发表了反对内战的演说，宣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发起并成立了“省高反内战救国会”，起草并领衔署名印发《到两广去》的传单，还筹划串联各校和各界，发动罢课、罢工、罢市。正在这时，何功伟的父亲来武汉，斥责儿子不该领头闹学潮，规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好好读书，明哲保身：“抗战有蒋委员长，关你们这些伢崽什么事？”何功伟诚恳地对父亲说：“正因为蒋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才起来抗日的，我们并不是不愿意读书，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我们每一个热血青年再也不能只顾埋头读书了。”并表示：“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父亲回去对亲友们叹息说：“此儿太痴，似欲将中华民国荷于其一人肩上者。”
由于何功伟积极领导学生救国运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仇恨，当局发出通缉令，要将其逮捕。何功伟得悉后，设法分别告诉其他学生领袖，在交代学联工作后，暂避汉口亲友家，在同乡帮助下，乘坐日本轮船离汉去上海。
他到上海后，改名为何明理，经同乡革命前辈钱亦石介绍，到刚刚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工作，担任常委职务。他精明能干，稳重谦虚，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为学联起草文件、办刊物、处理来往信件、研究全国学生运动动向，并常为全国学联刊物《学生的呼唤》、《学生之路》撰写时事评论稿件，他创造性的工作，深得领导器重和同志们的好评。1936年8月，经唐守愚、胡乔木介绍，何功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先后进入正风中学、暨南大学和上海法学院学习，和方铭、黄若曦三人组成上海中学联合党支部，他任书记，以学生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不久，上海成立了青年救国服务团。党派何伟（化名何彬）担任该团的组织部长，主要负责上层的统战工作。这时，他已组织了不少党员骨干在工人区办夜校和学习班，团结了一批青年。
何功伟在上海公开的身份虽是学生，干的却是职业革命家的工作，生活靠父亲从家里寄来很少几个钱以及同乡、同学们的资助，过得十分艰苦。他的住处，除了一张床以外，别无他物。身上常常穿着旧衬衫、旧西裤，经常啃两个烧饼就算一顿饭。但他的精力却总是充沛的，经常跑工厂、码头、学校，与工人、学生打成一片，结合形势，开展宣传组织工作，还经常教人们唱《保卫马德里》等歌曲。1937年11月，上海战局危急，党决定把一部分骨干转移到内地，由何功伟负责领导转移，他们经南通、镇江、南京，奔向武汉，沿途演讲、募捐，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12月底，何功伟被任命为湖北省工委的农委委员，由董必武介绍到“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任秘书，负责组织政治活动和对外联络。1938年3月，调任武昌区委书记。穿着青布对襟短褂的何功伟，时常出入住在“贫民窟”的工人家里。目睹工人生活的困苦，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努力改变工人的贫穷状况，为此他曾多次引导工人开展合法的经济斗争，要求提高工人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国民党御用的黄色工会有一批流氓，以“工人”的身份混进党所领导的各种抗日团体，有意破坏捣乱，甚至闯进夜校，调戏上课女工。何功伟和工人特别支部的同志商量了对策，并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整工贼的行动。一天，趁这些家伙正在课堂上胡闹时，把他们逮住，打了一顿，并以“破坏抗日”的罪名把他们扭送到警察所。夜里，警察所把人私下里放了。第二天，工人们围住警察所要人，砸了警察所，同警察冲突起来，把事情“闹大”了，迫使国民党出来调解。工人在谈判中有理有节，那些流氓理屈词穷，再也不敢来捣乱了。
在何功伟的具体领导和影响下，以学生运动转到工人运动的革命青年，他们都脱下学生装，改变学生腔，首先与工人建立感情。当时，每天劳动12个小时的工人，下班后脸上的汗水还粘连着飞絮，就得为一家的生活操劳，愁米愁柴，哪有精力去关心国家大事，也想不到什么“前途”。为了接近工人，他们首先从帮助工人料理家务开始，逐步引导他们到识字班上学，接受抗日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往往是从一两个工人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觉悟的工人人数成倍地增长。
废寝忘食地投身救亡运动的何功伟，经历了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飞跃，成了一名堪当重任的无产阶级战士。
（三）从鄂南到鄂西，为的还是“革命”
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何功伟任省委委员。7月初，日寇沿江直上，武汉保卫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省委根据中央“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区”的指示精神，派何功伟回鄂南，重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7月6日，他回到了家乡——咸宁柏墩，一下汽车，就遇到了族弟功国、功济及好友雷同，他们都是咸宁青年学生读书会“扶摇社”的成员。“扶摇社”是一个不带政治色彩的类似“读书会”的组织。当天，何功伟参加了“扶摇社”的年会。会上，何功伟向“扶摇社”的青年们介绍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指出了抗战的光明前途，号召“扶摇社”的青年们行动起来，在自己的家乡动员民众抗日救亡，做开路先锋。在何功伟的领导下，“扶摇社”的青年们积极行动起来了。柏墩第一个民众阅览室只几天的时间便一切筹备完毕，各种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吸引了附近的学生和店员，同时也是“扶摇社”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的阵地。何功伟时常到阅览室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受民众欢迎。在他的帮助教育下，何功国、何功济和雷同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成立了中共柏墩支部。这是何功伟到鄂南后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何功伟在发动民众的同时，还设法同当地坚持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接上了关系，建立了咸宁中心县委。不久，成立了鄂南特委，何功伟任特委书记，特委机关设在咸宁南川仙人墩。
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争取本地绅士，利用各方面关系，联合建立武装，何功伟主动承担了争取他的族叔何寰桢的工作。何寰桢是咸宁县名绅，出身行伍，曾当过民团团长，有势、有枪，何功伟多次登门向他晓以救国大义。何寰桢深为感动地说：“过去我错了，今后我听功伟的。”何寰桢出面号召乡人，筹集粮饷。9月在柏墩很快组织起一支拥有300人的抗日游击大队，即咸宁县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
10月29日，咸宁沦陷。何功伟、何寰桢率领这支新组建的抗日游击队登上了柏墩桂榜山。上山之前，何功伟为了给游击队储备粮食，把自己家的谷仓打开运了几十担上山，还把自家的御寒衣服拿出来，管家陈昌兴老人不同意，同何功伟吵了起来，何功伟对老人说：“我父亲将来问你，你就说是我拿去了，叫你找我好了。”游击队上山后，他指挥队员们在密密的丛林里进行军事训练，准备迎击日寇的进犯，还在九龙寺办了“咸宁县抗日青年训练班”，培养了大批的游击队骨干。
11月，何功伟率领游击队在咸宁桂榜山八卦宕打退了一小分队进犯的日寇，配合农民自卫队打死了两个逃散的日寇。不几天，驻守柏墩的一支日寇小分队向鸣水泉方向袭击，何功伟率领游击队在山道上设伏，打得敌人仓惶逃去。从而，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鄂南人民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一枪，大大鼓舞了抗日斗争中的鄂南人民。此后，游击队活跃在咸通公路两侧的高山密林中，不断打击敌人。
12月，何寰桢被国民党128师师长王劲哉逮捕枪杀，咸宁第二大队被搞垮，何功伟和雷同遭通缉。此时，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又失去了联系。遵照省委预先的指示，鄂南的工作由湘鄂赣特委（驻平江县嘉义）领导。何功伟到湖南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关系，根据湘鄂赣特委决定，鄂南特委改为通山中心县委（又称鄂南、咸宁中心县委），何功伟任书记，并兼任湘鄂特委委员，中心县委机关仍设在南川仙人墩。
正当何功伟在挫折中重整鄂南工作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27集团军包围我新四军后方平江通讯处，屠杀新四军干部，制造了“平江惨案”。鄂南形势急剧直下，鄂南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又告中断。7月，何功伟主持鄂 南中心县委在鄂城涂家垴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疏散已经“露红”的干部，保存力量，并派人去江北与鄂豫边区党委接关系。不久，曾一度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方步舟部投靠了蒋介石，在武昌湖泗区包围袭击梁湖游击大队，游击大队大部分被打散。鄂南党在抗战初期通过统一战线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遭到严重挫折，党的骨干一部分被捕牺牲，一部分转入隐蔽斗争，一部分撤退到江北，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何功伟安排好工作后，即离开鄂南去江北找上级党联系。
8月，经过长途跋涉，何功伟到达了重庆红岩村，找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向组织汇报了鄂南形势，并写了《鄂南工作报告》，深切怀念在鄂南牺牲的战友。9月，南方局派他到设在湖北宜昌湘鄂西区党委工作。受命踏上新征程，路过万县，他顺便看望逃难到万县护城寨的父亲。父亲没有找到职业，过着难民生活，正打算到石首调关去投靠亲戚另谋生路。9岁的小弟弟看见久别的功伟，死死地拉着哥哥的腿，哭着，不让走。何功伟只得多住一天，第三天，弟妹们还未醒来，他悄悄地拿起被他们藏起来的行囊毅然离去。11日，在湖北省松滋县刘家场参加了中共湘鄂西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选举钱瑛任书记，何功伟为宣传部长。
1940年2月，钱瑛调回重庆南方局后，何功伟接任湘鄂西党委书记。他跋山涉水，来往于宜昌、巴东、建始一线，检查地方党的工作，传达中央的指示。在宜昌，他通过各种关系与当地一些有影响的进步人士接触，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巴东，他和县委成员一起研究整顿组织和选派干部，预防不测事件的发生；在建始，他深入到三里坝高级中学为新入党的同志举行宣誓仪式，并协助县委同志在这个学校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教育党员团结进步师生，注意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在松滋，他到简易师范学校作政治形势报告，鼓励师生的革命斗志；这一年，何功伟在宜昌与区党委宣传干事许云（许宝珍）结为革命夫妻。
6月，日寇出动大批军队，从武汉沿宜路直犯宜昌，南方局指示我党在宜昌的主要工作人员，分批撤往巴东、恩施。何功伟接到指示，夜以继日地安排宜昌失守后党的各项工作，一直战斗到敌机投下燃烧弹，宜昌市内火光冲天的紧急时刻，才乘最后一条英国商船前往巴东。8月，他妥善安排了巴东的工作后，又和怀孕6个月的妻子许云，跟随西逃的难民，花了10天的时间，翻山越岭步行400余里，到达恩施。这时，南方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钱瑛也来到了恩施。在她的主持下，湘鄂西区党委决定改组为湘鄂西特委，由何功伟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刘惠馨任妇女部长。会议结束后，钱瑛对何功伟说：“许云已近半年的身孕，留在鄂西活动不方便，组织上决定调她到南方局工作。”不久，许云随钱瑛一起去了重庆。谁知这一去竟成永诀。
宜昌失守后，湖北的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迁至恩施。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到恩施后，销毁进步书刊，解散抗日群众团体，大造反共舆论，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盯梢，追捕。何功伟带领同志到敌特势力较弱的偏僻山乡，或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身份，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寇、汉奸、顽固派的罪行；或以教师的名义，在农村创办夜校、识字班，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通过这些活动，恩施这个遍布国民党特务的古老山城，不断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广大农村的革命形势，更是热气腾腾。国民党反动派对恩施出现的革命活动十分气恼，下令在鄂西地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由于何功伟在武汉工作时就已“露红”，他的处境十分险恶，上级党决定将他调离。他对钱瑛说：“大姐，都撤了，这儿工作怎么办？”他坚决要求留下来，组织同意了他的要求，并一再叮嘱要他立即撤到乡下龙凤坝去。何功伟抓紧时间，一方面组织那些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转移和疏散，一方面教育那些留下来的党员坚定立场，保持革命气节。除了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外，他用“丰烈”的笔名主编了《站在布尔什克的战线上》，还亲自拟好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抗战读本》等等，并复写誊印，秘密分发到各个委。他与同志们谈到如果万一不幸被捕，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时说：“当敌人不了解你的真实情况时，不要承认自己的身份，以保护组织，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当敌人确已知道你的身份时，就应该公开斗争。”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峰。盘踞在鄂西的反动派更加嚣张起来，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查、大逮捕。中共鄂西特委秘书长郑新民被捕叛变，供出特委组织和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正在羊湾医院分娩等情况。特务们如获至宝，立即到医院拘拿刘惠馨，但刘已于3天前出院，不知下落。诡计多端的军统特务刘裕绥，以谈恋爱方式迷惑了医院的一个护士。这个护士对刘裕绥说：惠馨住院时，有个男的常来送鸡汤，这人最近被狗咬伤了，不时来医院换药。根据这一线索，特务们在医院附近潜藏，等候那个被狗咬伤的人。这人正是何功伟--原来，在刘惠馨临产时，因爱人马识途到鹤峰一带执行任务，何功伟就把她送进医院。小刘顺利生下一女孩，他每天到医院看望。刘惠馨出院后，他被狗咬伤，住在附近一个农民家里。1月20日，何功伟到医院换药出来，返回那户农家。特务刘裕绥等紧紧跟踪，在途中将他逮捕。接着，敌人便按郑新民提供的情况进行大搜捕，当天又将刘惠馨等捕去。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何功伟等被捕、鄂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后，十分关心，积极进行营救。2月25日，他亲自拟电，向中央书记处报告了这一情况：“1月20日，湖北恩施实行全城检查……计捕去四百多人……书记何彬（功）被捕，现正在设法营救中。”周恩来还亲自为《新华日报》撰文，呼吁国民党当局释放何彬等人，同时指示钱远铎去函致电请何功伟的父亲到重庆商量营救办法，但因何父率家几度迁徙，收到电函时，何功伟已被害。
（四）含笑刑场
被捕后，由于叛徒的指认，何功伟的特委身份立刻暴露，陈诚指示军统湖北站头目“以理服之”、“以情动人”，他们先将何功伟关押在城内鼓楼街16号、城外的方家坝、谭家坝等处。在方家坝管理所，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谷仓里。小谷仓里既不透气，又不透阳光，霉臭气熏得人透不过气来。何功伟向管理所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强烈要求改善监狱待遇。凶残的所长拒不答应，何功伟宣布绝食。3天过去了，何功伟粒米未进。特务头子刘培初得知后，生怕这位共产党要犯出了差错，慌忙吩咐所长：“我们要在他身上做文章，快给他开窗，小不忍则乱大谋。”于是，密封的谷仓房开了一个5寸见方的口子，仓内的尿桶每天有人清洗一次，准许早上洗脸时在从谷仓门口单独活动一会，还给他送来了英语书和《资治通鉴》；其他牢房的条件也得到了一些改善。
在敌人审讯室里，特务头子刘培初、阎夏阳、朱若愚等人玩弄各种伎俩，妄图压服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何功伟镇定如常，从容对敌，大讲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痛斥国民党非法捕人，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使敌人的每次审讯和拷打都归于失败。敌人审讯不成，便变换手法，派要员进行劝降。鄂西国民党的许多头面人物，有的骑马，有的坐轿，络绎不绝地来到方家坝，这些人见到何功伟，总是先“夸赞”一番何功伟的风度和才华，说什么“你若不是误入歧途，倒不失为党国的栋梁之材；只要你幡然悔悟，还是前途无量，鹏程万里。”接着，又以封官许愿来拉拢引诱何功伟：“只要你交出共产党组织名单，省府委员、全省青年领袖等官衔任你挑选。”何功伟根本不吃这一套，他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没有误入歧途，我一点也不后悔我选择的道路，决不同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流合污！”
诱降失败，敌人又施一计，派出所谓“名士”、“学者”到方家坝同何功伟辩论，妄想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3月下旬的一天，一乘轿子抬进了方家坝管理所，轿里走出一个身穿长袍马褂，头顶光光的老头子，他就是国民党省党部的主任委员，还有同行的两三个人，老家伙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上，一副自命不凡的神色，另外几位“说客”分坐在他左右。谷仓的门打开了，何功伟走出谷仓，从容地坐到老家伙对面椅子上。这是一场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辩论。秃顶老头干咳了几声，摇头晃脑地大讲一通“共产主义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实现三民主义…..."等理论。何功伟用坚定平和的语调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愿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老家伙听了高兴地连连点头，以为自己的“高论”把何功伟征服了。谁知何功伟话锋突然一转，“不过，我们要实现的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唤起民众的三民主义。可惜今日某些党国要人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行的却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大业的害民主义。”老家伙听了，脸色气得发紫。何功伟乘胜追击，借此机会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罪行：“你们把这么多青年关在这里？他们有什么罪？究竟是谁在残害青年？觉醒的中国青年都看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整个牢房都听得一清二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象一场春雨，滋润着每个难友的心田。老家伙在正气凛然的何功伟面前，羞得无地自容，连忙推开椅子，夹着尾巴溜走了。何功伟看着对方的狼狈相，高兴得大笑起来。
陈诚从手下的特务们那里得知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已经迁居监利县藕池口附近的调关镇，便亲自电谕驻藕池的129师师长，令其派人将何楚瑛送往恩施，妄想利用骨肉之情来软化何功伟的革命意志。4月9日，一位身穿蓝布长袍，手拿油纸雨伞，满面愁容的老人出现在方家坝管理所的谷仓前。何功伟见到这位老人，心中猛然一惊，这不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吗？猛地扑到老人的跟前，两手拉着老人的袍角连连喊道：“爷（注：咸宁方言称父亲为“爷”），您不该来！爷，您不该来啊！”原来，何功伟对父亲要来恩施的消息早有所闻，他料知这是敌人劝降的诡计，连忙去信制止，没想到父亲还是来了。老人弯下腰，捧着儿子的脸仔细端详，只见儿子那俊美丰满的脸庞已变得消瘦、苍白，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两行老泪忍不住夺眶而出，父子俩抱住痛哭了一场。
国民党特务利用老人盼儿出狱的心理，对老人甜言蜜语，威逼利诱，说什么“只要何功伟回心转意，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马上就可以出狱，如果何功伟愿意，还可以出国留学。”当老人把这些话告诉何功伟时，何功伟对父亲说：“爷，您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我抗日救国无罪，为共产主义献身，我死而无怨！您就当少生了我这个儿子吧！”何老先生在恩施滞留了40天，先后到方家坝10次，何功伟多次劝父亲不要为这毫无希望的“营救”而劳碌奔波，为了催促父亲早日回去，他将两个多月前在狱中写给父亲的信重抄了一遍：“……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当局以‘仁至义尽’之态度，千方百计促儿‘转向’，用心亦良苦矣。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铖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能移……”全文1194个字，字字铿锵，掷地有声。这封信原来并未寄到他父亲手中，而是被特务截住报给了陈诚。陈诚看后，不无感慨：“我们国民党怎么没有这样的人才！”他在信中批了“此人伟大”4个字，将信扣压。何楚瑛老人将何功伟重抄的这封信秘密带走，一直珍藏到解放后才交给党。
何楚瑛千里探监是为营救儿子，当面讲不通，就在恩施城给儿子写了一封“一字一泪”的信，何功伟又针对父亲的思想，写了第二封：“……今日跪接慈谕，训戒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而儿之所以始终忍心背弃大人养育之，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我一家之幸福也。……”老人读罢，悲痛欲绝，感佩交加。最后一次去探监，和儿子一起在谷仓里睡了一夜，父子俩难以入眠，彻夜长谈。父亲痛感就要失去爱子，但他不忍心就此与爱子永别，还要作最后的努力，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何功伟说：“你是我最喜欢的儿子，我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你难道真的忍心舍弃老父、弟妹妻儿？省主席陈诚说了，不要你写自首书，只要你点一下头，就可以跟我回去，功伟。你就点一下头吧！”老人说完，竟跪到了儿子面前。何功伟见状，心如刀绞，他何尝不想跟父亲回去，与弟妹妻儿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但是，他深知忠孝怎能两全？家国岂可并顾？为了大多数人的永久幸福，何功伟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他一把扶起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爷啊！您不要上他们的当了！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不可点！”老人怀着无比悲痛和惆怅的心情，踉踉跄跄地走了。两个月后，何功伟的爱许云同志收到了何功伟的诀别信，这是何老先生从狱中带出，辗转送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信中说：“在临刑前不能最后的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此次的被捕，由于我自己不慎，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被捕入狱后，唱歌作诗成了何功伟用来表达心声、鼓舞战友、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囚禁何功伟的谷仓开了小窗口后，每到黄昏，何功伟的歌声就从窗口飘出，特务们头两天还扯着喉咙喊：“不准唱！不准唱！”但何功伟的歌声越来越高亢，特务们的鸭公嗓子被压下去 。他们拿何功伟没有办法，就干脆不管了，开始何功伟每天唱的是《满江红》，后来又改唱《延安颂》。9月，敌人把他从方家坝转移到谭家坝管理所关押，被投入4号牢房下面的黑牢。关在地牢里的何功伟，没有机会和其他同志接触，他继续用歌声寻找同志和朋友，以此来抒发情思，鼓舞难友。每到傍晚，雄浑深沉的歌声就从4号牢房下的地牢窗口飘出。歌声，像黑夜的火把，点燃了同志们心头的火花，照亮了黑夜的征程，难友们一齐跟着何功伟唱起《满洲囚徒进行曲》，看守的咆哮声也被这悲壮的歌声慑服了。
何功伟不但能歌善谱，而且善于赋诗填词。在方家坝狱中，他就创作了《汩罗怨》并谱曲；在谭家坝狱中，他先后创作 组诗《清江大合唱》，完成了《清江颂》、《清江怨》、《清江对口唱》，在这组诗中，何功伟对以无限的深情描绘了如画的清江风光，深沉地描述了清江两岸人民痛苦悲惨的生活，控诉了三座大山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热情地歌颂了鄂西革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赞美清江是“战斗不屈的清江”。他除按《夜半歌声》曲谱填写给妻子的诗篇《狱中歌声——忆许云》及《给全监难友》，并在地下黑牢里创作了《奴隶恋歌》。这首诗及《狱中歌声——忆许云》后来被出狱的同志带到重庆，先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奴隶恋歌》还被译成世界语，在国外报刊上刊登。解放后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
何功伟的崇高品德，感化了看守他的一个老狱卒。何功伟经常通过这个老狱卒与其他囚室取得联系，把自己创作的诗歌送给难友。难友们见监狱看守并不严密，曾想通过关系，贿赂看守人，先帮助何功伟越狱。他立即写条子通知大家：“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敌人外驰内张，逃亡的可能性很小。要作有效的斗争，不作无谓的牺牲。”狱中非党爱国青年原先对共产党只有肤浅的抽象的认识，入狱后从何功伟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有的人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从楼缝里丢到何功伟的囚室，表示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941年11月17日，天阴沉沉的，何功伟被押出了地牢。他还是穿着那身青布制服和他父亲带来的新鞋袜，从容不迫，正气凛然，踏着坚定的步伐跨出了监狱大门。行刑的地点在方家坝后五道涧。谭家坝管理所通往方家坝的公路，有一条百余级的石板路。行刑刽子手事先告诉何功伟：“你上一步，我问你一次‘回不回头’，你若回头，就免于一死，你若走完台阶还不回头，就枪毙！”以前有的人就是在这关键时刻坚持不住，在这段石板路上回头而当了可耻的叛徒。何功伟不理睬敌人的威胁，带着沉重的脚镣，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高唱着《国际歌》，一步一步地攀登台阶。每上一步，敌人就诱降一阵，威胁一通，但何功伟视死如归，直登山顶跨上公路。在五道涧刑场上，执刑的特务强迫何功伟跪下，何功伟怒斥道：“共产党员是不会下跪的！”并高呼口号。
还差4天才满26岁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中国青年的楷模——何功伟，倒在血泊之中，用他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共产主义的壮丽颂歌。
何功伟牺牲的噩耗传到重庆，周恩来在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何功伟的遗书和遗诗，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何功伟、刘惠馨二同志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了《悼殉难者》的社论。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南方局为被国民党杀害的鄂西特委书记何彬等人开追悼会。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同志仍然挂念着何功伟烈士，详细询问了烈士家属的情况，并托人向何功伟的父亲致意，感谢他为党和人民生了一个好儿子。
《大地》 (2001年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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