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血染东南半壁红——一位老战士的回忆 [复制链接]

作者简介：黄知机（1923—2008），江西省横峰县姚家垅人。1933年7月参加革命，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少年时期在江西横峰，闽北崇安、丹北等地区从事儿童团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新四军18旅5l团、江苏溧水县大队、16旅46团，华野一纵队直属政治处、侦察营、手术队，江西省横峰县等单位工作，先后担任干事、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政治协理员、副县长等职。建国后他在江西省横峰县、武汉锅炉厂、武汉市科委、武汉市机电局、武汉汽轮机厂、第二汽车制造厂、杭州制氧机厂等单位任县长、处长、主任、厂长等职。1985年3月离职休养，同年5月经市委批准享受地专级离休干部待遇。

转者按：这是一位刚刚去世的老红军的回忆录，贴上来与大家分享。感谢作者后代赐赠电子版。

序

这是一部由红军老战士编写的书。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为我们展示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史。

闽浙赣苏区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的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弋横暴动”，建立了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他们从实际出发，创造了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方志敏式”的波浪式扩大红色区域的武装割据方式。经过数年苦斗，发展成为方圆五百余里、拥有52个县2000余万人口的广大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叶剑英同志的诗句“血染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绩作奇功”，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切写照。

红军老战士黄知机同志是黄道烈士的儿子，自幼在革命队伍中成长，亲身经历了这段斗争历史。今天，他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动笔，编写这本书，为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教育后代。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值得赞赏。

今天，我们党已经走过了85年不平凡的历程。85年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和平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甘于奉献，建立了巨大功绩。我们要继承他们的光荣传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保持和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不负历史重托，不辱历史使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这将是我们对革命先辈的最好的缅怀与告慰。

祝贺这本书出版。希望有更多的人从这本书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3万多革命群众，90%的共产党员在反动派的屠刀下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秋。中国的命运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人“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党领导发动了八一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黄麻起义、平江起义、弋横起义、渭华起义、百色起义等武装起义，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八一起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已近80周年了。在纪念建军80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我作为弋横起义及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斗争历史的一个亲历者，感慨万千。对于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同志领导弋横起义以及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毛泽东同志曾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书中，将它与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井冈山斗争相提并论，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那段红红火火的日子，即使是8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令人激情澎湃。

过去对闽浙赣革命斗争历史的宣传不是很多。虽然方志敏烈士已被世人知晓，但对在他领导下的一大批革命家和先烈的斗争事迹却宣传得不多。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创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是一个英雄的群体，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了大批英雄人物和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比如，吴先民烈士被王明错误路线诬陷为反革命“改组派”的领袖而遭杀害时，仍然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抱着“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的信念，临刑前仍然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而慷慨赴死；邱金辉烈士被敌人“点天灯”、开膛破肚，连肠子也流了出来，但是他忍着巨痛仍高唱“国际歌”，视死如归；黄端喜烈士被敌人“五马分尸”后抛尸于信江沙滩上……叶剑英元帅曾为方志敏烈士写过一首诗：“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绩做奇功。文山过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在我看来，这里所说的“奇功”，也包含着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的几十万革命烈士们共同建立的功勋。同样，“血染东南半壁红”中的“血”，有方志敏同志的，更有几十万革命先烈的。只有几十万人的血，才能把东南半壁染得通红。

一晃80年过去了。当年领导或参加这场轰轰烈烈伟大革命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今天大多已经离开了我们。当年从“红小鬼”成长起来的汪东兴、饶守坤、方震等同志虽然健在，但都年事已高。我这个当年只有4岁、只能被游击队员背在背上“跑反”的孩子，也已是84岁的老人。是革命队伍养育了我，是那些革命前辈为我的成长指明了道路。他们教会我怎么革命、怎么做人，使我有了永远跟着党、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坚定信念，有了这无怨无悔的一生。垂暮之年，我愿尽我最大的努力，将我所知道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些至今依然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们。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这份责任。

正因如此，我编写了这本书，并将它的书名定为《血染东南半壁红》。

弋横起义地区以及后来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位于江西东北部的丘陵地带。东连浙江，南接福建，北邻安徽，西临烟波浩淼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个地理优越、资源丰富的好地方。可是，到了20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这一带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人们盼望着能够改变命运，盼望着能有人将自己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五四”运动爆发了。来自赣东北的一批有志青年，怀着改造社会的理想，积极投身于这场爱国学生运动，并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长为率领人民群众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领袖。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方志敏、黄道、邵式平。


方志敏烈士

1899年8月21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六)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7岁入私塾。1916年秋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在校组织进步团体“九区青年社”。1919年夏，与邵式平等发动组织本校学生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同年秋，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班，次年升入应用机械科学习，为该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1921年春，因领导该校学生反对腐败教育，要求教育改革而被校方开除。不久，经黄道介绍加入“江西改造社”，为《新江西》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同年秋，考入教会学校九江南伟烈大学。

1922年7月赴上海，任《民国日报》校对，并在上海大学旁听。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赴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出版《青年声》周报，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并与赵醒依等人于1923年初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组织。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回弋阳创建中共漆工镇小组，组织“弋阳青年社”，出版《寸铁》旬刊，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

1926年5月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年12月，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秘书长。1927年2月当选为江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领导全省农民运动进入全盛阶段。3月出席中共中央农委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4月1日，当选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6月5日，被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礼送”出境，旋化名李祥松，赴赣西巡视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

南昌起义后，返回弋阳发动秋收暴动，先后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中共横峰区委书记。同年11月至1928年2月，与黄道、邵式平等人组织领导了弋横暴动，时任中共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暴动总指挥，暴动失利后率部转入磨盘山区坚持斗争。4月，任中共弋阳县委书记，并创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领导建立了弋阳、横峰县苏维埃政府，任弋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6月，主持召开弋、横两县县委联席会议，批判了埋枪逃跑的错误主张，确定了反“围剿”斗争的基本战略。会后，赴贵溪、波阳、万年、德兴、湖口等县，发展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组织农民暴动。1929年，任中共信江特委书记兼中共贵溪县委书记、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建立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

1930年，任信江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率独立团在赣东北、闽北一带开辟根据地，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局部性“围剿”。同年7月，领导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8月，当选为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9月，当选为赣东北行委执行委员，随红十军转战赣东北。1931年3月，当选为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文化委员会主席。9月，被选为中共赣东北省委常委。同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同年当选为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财政部长。1932年12月，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1月，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兼任政委，并组建新红十军。3月，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荣誉勋章。12月，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闽浙赣军区司令员。

1934年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局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并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11月，红十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离开赣东北向皖南进军，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领导闽浙皖赣边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玉山县怀玉山区被俘，囚于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严辞拒绝了国民党的劝降，实践了自己“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誓言。8月6日，被秘密杀害于南昌市下沙窝。牺牲时年仅36岁。在狱中，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记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约30万字的文稿。

黄道烈士

原名黄端章，号一鸣。1900年5月21日出生在江西省横峰县姚家垅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07年入小学。1917年春肄业于信江中学。1919年考入南昌二中，与袁玉冰等人建立进步团体“鄱阳湖社”（1920年12月更名“江西改造社”），并创办《新江西》季刊，为《新江西》的主要撰稿人。（转者注：本文作者为黄道烈士之子）

1923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结识李大钊等人，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京学联的领导人之一，并任中共北师大支部书记。1925年暑假回乡，在横峰建立进步团体“岑阳学会”，创办《岑阳月刊》。1926年3月18日，与北师大学生会主席邵式平等率北师大学生赴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游行请愿，旋被通缉，离京返赣，在横峰领导革命运动。1927年4月当选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发动南昌人民捐款1万元送交起义部队。后回横峰领导革命斗争，任中共横峰区委书记、中共弋阳区委书记。同年10月至1928年2月，与方志敏、邵式平等人领导了弋横暴动。暴动失利后，与方志敏等率农民武装转入磨盘山区，开展游击斗争。1928年6月，参加弋横两县县委联席会议，批判了埋枪逃跑的错误主张。会后赴贵溪、余江、万年等地发动武装起义。此期间，其父被敌杀害，其母被捕入狱。1929年，任中共贵溪临时县委书记、中共贵溪县委书记、中共信江特委委员。同年6月，领导了贵、余、万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赣东北红军第七连及贵、余、万三县中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

1930年，任赣东北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共赣东北特委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1931年，任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兼肃反委员会主席、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赣东北省委委员。同年7月，任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兼闽北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委员，领导闽北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使苏区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4月，任中共闽赣省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旋调回闽北再任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中央红军长征后，在闽北领导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提出了“向敌后挺进，开辟游击区”战略方针和“化整为零”、“白皮红心”的斗争策略，恢复了闽北游击根据地。1936年6月，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领导闽北、闽东地区的游击斗争。1937年3月，成立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任主席，继续领导闽北红军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七七”事变后，派员与国民党江西、福建地方当局谈判合作抗日事宜。1937年9月，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同年冬，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主任。1939年3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南昌沦陷后，曾随办事处迁往吉安、上饶，后奉命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途经铅山县河口镇因病住院，5月23日被国民党特务阴谋毒害，时年39岁。临终前，他嘱咐身边的亲人和战友，要“革命到底，抗战到底”。陈毅撰悼文称他为“江西人民革命领袖，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抗日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遗著辑为《黄道诗文集》。


邵式平同志

1900年1月27日生于江西省弋阳县邵家畈。1916年在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书，与同学方志敏结为挚友，参加方志敏组织的“弋阳青年社”。1919年入南昌一中读书，积极参加反对军阀的爱国活动。1920年参加袁玉冰、黄道组织的“江西改造社”。

192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1925年11月在在北师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北师大学生会主席，与黄道一起领导北京师大学生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因被通缉返回江西，在弋阳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干事、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干事。1927年春任中共浮梁县委书记兼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还曾任过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监察委员、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弋阳领导革命斗争，与方志敏、黄道等人领导弋横起义。同年6月，统一指挥弋、横两县农军一举击溃弋横靖卫团，取得金鸡山等战斗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以磨盘山为中心的游击区和革命武装。1929年冬任中共信江特委委员、军委书记、信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0年7月，赣东北红军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他任政委，与军长周建屏率部艰苦转战，两度入闽，开展土地革命，使赣东北和闽北联成一片，形成闽浙赣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赣东北省军委书记兼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校长。1932年12月起任闽浙赣省军委主席、闽浙赣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3年1月任红一方面军五军团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后曾任闽赣省苏维埃主席、闽赣省委书记、闽赣军区代政委。1934年调中共中央工作。曾于1931年、1934年两度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后，任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陕北公学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副校长、晋察冀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先后任中共辽吉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中共嫩江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西满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东北财经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5年3月24日在南昌逝世。

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革命是为了群众，革命必须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20世纪初期，以方志敏、黄道、邵式平为代表的一批有志青年，在外地求学期间接受了进步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们在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同时，利用假期回到家乡，采取各种方法传播革命思想，宣讲革命理论，在赣东北山乡播下了最初的火种。


弋阳青年社

1916年秋，方志敏到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在他周围很快就集结了一群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为了联络感情，增强友谊，方志敏同志将这些学生组织起来，于1917年成立“九区青年社”。

“九区青年社”成立后，组织和参加了几次反帝反封建的小型活动。但是由于认识不一致，九区青年社成立不久就开始分化，不少社员就退了社。方志敏同志认识到光靠青年学生是不够的，必须要联合贫苦的工人、农民参加才行。于是，他又在家乡发展一些进步青年农民进入“九区青年社”。到1919年，又在“九区青年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弋阳青年社”。“弋阳青年社”的主要成员有严寿康、雷夏、黄镇中、邹琦、方远学、方远杰、郑香、舒翼、郑祖全、黄富武、汪明、余杰、黄宗、彭坤先、余汉潮等，其中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了坚定的共产党员。

“弋阳青年社”办了一张八开油印的旬刊，叫作《寸铁》。方志敏认为，要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光有文的还不够，还要有武的，哪怕是一寸铁也是斗争的武器。

“弋阳青年社”还在漆工镇创办了旭光义务小学，方志敏自任校长。这个学校白天教小学生上课，晚上教贫苦农民学文化，并宣传革命道理。亦称为“贫民夜校”。

“弋阳青年社”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25年中共弋阳县党支部成立后才停止。


岑阳学会

横峰县城名为岑阳镇。岑阳镇北2公里处，有座小而高的山峰叫作岑山。岑山岩壁上有个半圆形的天然溶洞，名为岑山洞。这里景色宜人，明朝起洞内就塑起了菩萨，成了一座寺庙，终日香火不绝。

1925年夏，在北师大读书和从事革命运动的黄道，利用暑假假期回到家乡，联络过去在横峰岑阳小学读书的一批同学，在岑山洞成立了一个以“宣传革命，吸收人才”为宗旨的进步团体——“岑阳学会”。在学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由黄道起草的学会章程，研究了扩大组织和开展活动等问题，并选举黄道为会长。

不久，“岑阳学会”发展到三、四十人，团结和培养了包括邹秀峰、吴先民、程伯谦、李穆、钱壁、黄端喜、李佐韩、程逊、叶大芳、项友良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这些会员后来大多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

“岑阳学会”办了一个《岑阳月刊》，由钱壁任主编，吴先民任编辑和发行，在揭露黑暗社会、传播革命思想上起到了很大作用。


益友社和贵溪图书馆

在方志敏组织“弋阳青年社”、黄道组织“岑阳学会”的同时，邵式平、汪群（贵溪人，此时已在北京大学读书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人，也都纷纷回到家乡，建立进步团体，团结和发动群众，宣传革命主张。

邵式平在弋阳邵家畈成立 “益友社”，团结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农民。

汪群在贵溪建立“贵溪图书馆”，并创办《溪音》刊物，以组织读书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这些进步团体的成立，以及它们成立以后开展的一系列活动，都为赣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从1925年到1927年，在一批革命先驱的领导和组织下，赣东北各地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在弋阳县，方志敏于一九二五年夏派方志纯回到漆工镇，秘密吸收方远杰、黄镇中、邹琦、彭年、祝炎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弋阳漆工镇共产党小组。1925年10月，在共产党小组的基础上，又吸收饶恭美、洪坤元、方远学、方远辉、方华根、彭皋、陈祖令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使漆工镇共产党小组发展成为中共弋阳支部。

在横峰县，黄道于1925年10月在 “岑阳学会”积极分子中，吸收吴先民、邹秀峰、程伯谦、花春山、钱壁、李穆、黄端喜、李佐韩、滕国荣、黄球加入共产党，成立了中共横峰支部。

在贵溪县，共产党员江宗海与汪群一起，于1926年发展杨庸（杨劲秋）、黄导（黄慰民）加入共产党，成立了中共贵溪支部。

从1926年到1927年，赣东北的德兴、余江、万年、浮梁、乐平、东乡、鄱阳、湖口、都昌等县，也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烧田契

赣东北的第一批共产党人，多半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他们刚开始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时，农民群众不大相信他们。有的农民说，这些读书崽，家里有田、有地、有吃、有穿，怎么会为我们穷苦人谋利益？

吴先民是黄道的妻弟，出身于横峰青坂桥一个地主家庭。他意识到，要带领农民群众革命，首先要“革掉自己的命”，使自己脱离出身的那个阶级，真正做到与农民群众血肉相连。于是，他将自己家的佃户召集起来，当众点起一把火，将家里的所有田契和借据全都烧掉，表达了自己和农民群众一起革命到底的决心。

吴先民这个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行动，造成了很大影响。许多共产党员也纷纷向吴先民学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农民群众的信任。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威望大为提高。当时，在弋阳、横峰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横峰的吴先民，弋阳的方志敏，领导穷人闹革命，不愁天下不太平。”


劈仓济贫

1926年春，横峰遭遇旱灾，又值青黄不接的季节，许多农民家断了粮。这时，姚家垅村在黄端喜等人的领导下已经成立了农民协会。面对村里的饥荒，农民协会贴出一个告示，要求村中凡有余粮均不得运出去卖高价，只能平价卖给本村缺粮的农户。

姚家垅村最富裕的当数黄文中家，他家的余粮堆了满满一仓，可就是不肯平价卖给本村农民吃。

黄文中和黄道、黄端喜都是堂兄弟。他也曾追随革命，参加过“岑阳学会”，这时已是国民党员。对于卖粮的事，他的态度很暧昧，推说家里是母亲当家，自己做不了主，私下里却纵容家人半夜里把粮食偷偷运出村去。

黄文中家半夜偷运粮食的事被农民协会发现了。黄端喜在半路上将偷运的两车粮食劫了下来。第二天一早，他领着农民协会会员来到黄文中家，当众怒斥黄文中，并用斧头劈开黄文中家的粮仓，将粮食分给村里缺粮的群众。

村里的饥荒缓解了，农民协会也因为真心为农民群众谋利益而赢得了农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黄道、邵式平等在北京读书的共产党员中断学业，返回家乡，同已在江西领导革命斗争的方志敏等人一起，积极投身于发动群众、迎接北伐的斗争。赣东北的各县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共青团支部、国民党县党部和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学生会等革命组织，工农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1926年秋，北伐军进入江西，11月底经弋阳、横峰继续东进。

在新的形势下，赣东北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开始了建立武装和夺取政权的尝试。不久，又经受了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掉转枪口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血腥考验。


两条半枪闹革命

1926年11月底北伐军从弋阳过境后，国民政府在南昌的省政务委员会派了个新县长到弋阳。这个新县长一到任，未通过县党部，就派了一批旧官吏去各乡收税，与各县的农民协会发生了冲突。邵式平等人研究了这个情况，认为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纠正新县长的这个错误，使他接受和依靠革命的领导。于是，县农民协会宣布一个决定：各乡农民协会都有逮捕贪官污吏的权力。这样一来，弋阳的区乡政权实际上都归了农民协会。以后，邵式平等又与新县长谈妥，省政务委员会的财政任务应该由豪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捐款来解决，并由农民协会和工会去执行。工农群众有了逮捕贪官污吏的权力，又有了向豪绅地主要捐款的权力，革命热情进一步高涨。

这时，弋阳漆工镇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员方远辉的带领下，捣毁了镇上的警察所。警察所的巡官带着两条枪跑到县里辞职，将两条枪交给了农民自卫军。另外，东进的北伐军部队有个伤兵留在当地治疗，也把一条截了一节的枪交给农民自卫军保管。邵式平等决定，由共产党员雷夏担任巡官，并交给他三个任务：（1）把武器交给地方农民自卫军，警察的职责也由农民自卫军接管；（2）同漆工镇党支部负责人黄镇中一起做推动农民运动的工作；（3）接受漆工镇党支部领导。从此，弋阳的农民自卫军有了自己的武装。

由于农民自卫军最初拥有的这3条枪中，有一条因截了一节而成为“半条”，所以有人称之为“两条半枪”。“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


大闹天师府

贵溪有个龙虎山，龙虎山上有座上清宫，上清宫里有个张天师。

张天师从东汉起就世代相传。据说，“天师”有降魔除妖的本领。《水浒传》里说，有个洪太尉出于好奇，在龙虎山游玩时出于好奇，不听劝阻，放走了被张天师锁镇在伏魔之殿的“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星”，这才有了后来那场轰轰烈烈的水泊梁山。

到了1927年，执掌上清宫里的是第63代天师——张恩溥。他除了上清宫之外，还拥有十多处庄园巨宅以及面积遍及附近8个县的范围的5000多亩不用上官税的良田。家中仆佣下人上百，山下佃户雇农无数，可以说是赣东北一带最大的地主。

1927年4月2日，南昌群众捣毁了由国民党右派把持的省党部和省政府，成立了由国民党左派组成的新的省党部，并改组了省政府。在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全省代表大会上，方志敏和黄道当选省党部执行委员，邵式平当选省党部监察委员。会后，以方志敏为首的江西省农民协会决定，没收张天师财产，并任命邵式平为没收张天师财产委员会和省农协特派员。

4月的一天，邵式平会同贵溪的共产党员江宗海，带领农民协会会员，浩浩荡荡地冲上了龙虎山。在农民们那一张张黧黑的、神情激动的脸庞和无数梭镖、锄头、棒棍、土枪面前，张恩溥既没有呼风唤雨，也没有点石成兵，毫无抵抗能力。农民扯下“嗣汉天师府”的朱红漆金牌额，将它砸成碎片；搜出了大量的天书、符箓等各种法物，一把火烧个精光。

在天师府后院，农民们发现一个地窖，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仔细一看，每个坛口都被封的严严的，上面横七竖八，贴满了各种盖满各代天师印信的符纸。原来，这些就是历代张天师用来装妖的“法坛”。农民们一拥而上，在一阵“乒乒乓乓”的声响中，将这些“法坛”统统砸了个粉碎！


农民攻打横峰县

1926年秋北伐军进入赣东北后，江西省政务委员会派新的县长和公安局长到横峰。这两人到任后，与横峰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有过一段合作。但他们毕竟是当时把持江西省党部的国民党右派派来的人。随着农民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国民党右派的日益猖狂，这两个人的反动嘴脸日益暴露。他们经常以仲裁的形式，化解农民反对土豪劣绅的行动，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给农民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1927年4月5日（农历三月初四），继南昌群众一举捣毁了由国民党右派把持的江西省党部之后，横峰县姚家垅、楼底蓝家、蓝子畈、百家畈等地的几千农民，在黄道和吴先民、邹秀峰、黄端喜等人的组织下，手拿鸟枪、梭标、锄头，于东方微明时涌进横峰县城，赶走了县长吴岳山。

当天，万余农民群众在圣庙（今横峰中学）召开全县农民大会，在黄道的主持下，正式成立了横峰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并选举邹秀峰为农民协会主席、吴先民同志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随即，专程赶来的邵式平，以省政府任命的赣东北各县特派员的名义，在大会上宣布撤消原县长和公安局长的职务，任命邹秀峰为县政务委员会主席，吴先民为公安局长。至此，横峰县政权以及公安局的20名武装警察和14条枪，第一次掌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手中。

万人大会后，农民群众意犹未竟，又举行了大游行，并给全县最大的地主邹寿先、徐子俭和大土豪侯中和戴上高帽子游街。游行群众沿路高呼“打倒土豪烈劣绅”、“平债分田分地”等口号。贫苦的农民群众，千百年来第一次这样扬眉吐气！


贵溪潮起潮落

从1926年秋至1927年春，在贵溪县出现了三股势力争夺政权的情况。一股是以共产党员汪群、江宗海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一股是被暂时赶出贵溪，盘距在铅山县河口镇招兵买马、积蓄力量的流氓匪棍武装；还有一股是表面上不问政治，暗地里与流氓匪棍武装勾结的当地土豪劣绅势力。

江宗海，1902年6月7日出生于贵溪县罗河乡樟槎江家村。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曾与黄道、邵式平一起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与汪群等一起创立贵溪共产党组织。

1927年4月初，南昌群众赶走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消息传到贵溪，引起了贵溪右派势力的恐慌。他们暗中与土豪劣绅势力勾结，并通过他们去请在河口的流氓匪棍武装袭击贵溪。由于事发突然，直到这股流氓匪棍武装到了离贵溪县城仅10里的地方，贵溪的江宗海等共产党人和贵溪县长才得到消息，仓促应战。好在流氓匪棍武装战斗力不强，一触即溃。此战不仅获胜，还缴获步枪15条，俘虏3名土匪。贵溪党组织决定乘势发动群众，镇压反动派，打击右派。于是，他们于次日组织一万多农民进城召开祝捷大会，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处决了俘获的3名土匪。

不料，第二天上午10时许，从南昌逃出的原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李烈钧率领一支二、三百人的卫队突然进了贵溪城。共产党员江宗海被捕牺牲，年仅25岁。刚刚在贵溪燃起的革命烈火顿时被扑灭。


最初的武装斗争

南昌逃出的李烈钧及其卫队，打了贵溪之后，在上饶与赣东北各地的右派势力会合，成立了与在南昌的江西省政府分庭抗礼的“赣东省政府”。紧接着就是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大屠杀，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而赣东北地区恰恰就处在宁汉对立的接触线上。李烈钧依靠蒋介石的支持，先后进占弋阳、横峰，步步向南昌进逼。在这种形势下，赣东北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都向年初转移，开始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在弋阳，方志纯、舒翼、方远辉等领导的农民自卫军退出县城，转移到漆工镇，与那里由黄镇中、雷夏、方远杰等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会合，队员1万多农民武装卷土重来，一度进占弋阳城，赶走了李烈钧派来的部队，并火烧县衙门，刀伤敌县长，镇压自卫团长罗炳章等土豪劣绅。由于形势日渐险恶，他们又主动撤离了弋阳城。6月13日，李烈钧的军队再次进入弋阳，攻打漆工镇。方远杰牺牲。弋阳农民自卫军转入磨盘山打游击。

在横峰，吴先民、邹秀峰、黄端喜、黄球等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武装，也在紧急情况下于5月8日撤离横峰县城。当夜，横峰莲荷一带恶霸地主滕蓝凭的反动靖卫团，配合李烈钧的一排正规军向横峰县城进攻，来不及撤退的钱壁、李佐韩被捕，我也随着母亲吴品秀和舅母（吴先民妻子）周嫦娥被敌人抓了去。在吴先民和黄端喜、黄球等人的组织下，姚家垅、楼底蓝家、蓝子畈、百家畈的几千农民，三打横峰县城，终于把我们救了出来。此后，吴先民率农民自卫军登上茗山岗，开始了最初的游击斗争。

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赣东北地区特别是弋阳和横峰的党组织，没有被打垮，他们带领农民群众，开始了山地游击战的尝试。这为以后的武装起义和武装割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全省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方志敏、黄道、邵式平都在南昌工作。不久，南昌的情况也开始恶化。朱培德从“四一二”之后日益动摇，不久公开采取了“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等行动。方志敏、邵式平先后离开南昌，黄道留在南昌坚持斗争，直到参加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后，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人虽然相互间失去了联系，但都不约而同地根据党的指示，秘密回到农村，依靠群众，筹划暴动。用方志敏的话说，就是“重起炉灶，从头再干”。


弋阳区委和横峰区委成立

1927年8月方志敏从吉安潜回家乡。路过鄱阳县委时，遇到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听到他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的决议。

方志敏一回到弋阳，立即把潜伏回家、分散在弋阳各地的同志一一找来，在莲家坞村展开会议。会后很快恢复和重新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后经省委批准，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书记的中共弋阳区委。

黄道同志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主动要求回家乡组织农民起义。他于9月初回到家，见到处贴着国民党印发的通辑令，活动非常困难。他躲在自己家的角楼上，利用角楼与黄端喜家相通的条件，由黄端喜负责联络全县的党员同志。不久，就在这个角楼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成立以黄道为书记的中共横峰区委，开始谋划武装起义。


秋暴未成村先毁

莲家坞会议后，方志敏在他的老家湖塘村展开农民代表会议，讨论秋收起义计划。但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起义队伍，恶霸地主张念诚就闻讯带着一营国民党军队杀了过来，湖塘村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全村八十余户中有五十多户被烧个干净。

秋暴未成村先毁，农民自卫军被迫连夜上磨盘山打游击。方志敏则立即去鄱阳县委汇报，县委认为失败原因是，我们的群众工作还做得不够，所以受到白军进攻就无力击退。

由于方志敏在弋阳的目标太大，而黄道在横峰的目标也不小。鄱阳县委决定将方志敏和黄道的工作对调，由方志敏到横峰当区委书记，调黄道到弋阳担任区委书记。


从角楼到打石坞

当方志敏同志从鄱阳回到弋阳时，邹琦和黄镇中已经带领弋阳九区的农民自卫军打下了烈桥，赶跑了张念诚，但方志敏仍然按照鄱阳县委的指示，前往横峰找黄道，与黄道共同谋划两县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方志敏通过方志纯和吴先民与黄道取得了联系，秘密来到横峰姚家垅村。他也住到了我家角楼上，与黄道一起秘密策划组织武装起义。方志敏向黄道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鄱阳县委的指示。黄道向方志敏介绍横峰党组织、群众组织的情况以及起义的准备情况。方志敏后来回忆说，这个时候的横峰，“真像一个革命的火药箱”。

为了给方志敏在横峰开展工作提供方便，黄道把横峰各地的党员骨干程伯谦、钱壁、李穆、黄端喜、黄球、花春山等找来，在离姚家垅两里路的小山村打石坞召开了一次党的工作会议。会上，首先由黄道先向方志敏介绍横峰的党员同志，然后由方志敏同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共同研究弋横武装起义计划。会后，黄道在弋阳的方志纯、邹琦陪同下，前往弋阳工作。

方志敏考虑到黄道的家乡姚家垅村目标太大，决定把横峰区委迁出姚家垅村，先住在青坂桥、蓝子畈，后搬到姚家垅5里之外的楼底蓝家村。黄道到弋阳后，也把弋阳区委从湖塘村搬到3公里外的燕屋黄家村，住在共产党员黄富武的家里。


窖头会议

根据方志敏、黄道商量的意见，方志纯前往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各县，秘密通知联络分布在五个县的党员同志。1927年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弋阳县的窖头村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党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方志敏、黄道、邵式平、吴先民、邹秀峰、方志纯、邵棠、邵忠、彭皋、黄镇中、方远辉、汪佑春等。会议把党的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政策同赣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了武装暴动的纲领，成立了由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邵棠、方远辉组成的党的工作委员会，以及由方志敏、黄道、邵式平、吴先民、方志纯组成的起义总指挥部。有关起义的分工是，方志敏为总指挥兼横峰指挥，黄道为弋阳指挥，邵式平回邵家畈一带组织起义。


农民革命团

武装起义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就是在弋、横两县农村秘密建立农民革命团。

从1925年到1927年，在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弋阳、横峰一带广泛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运动得到了蓬勃开展，而且斗争中逐步涌现出一批在农民群众中有威望的群众领袖和斗争骨干。这些，都为农民革命团的组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农民革命团是秘密组建的。从农民群众的习惯出发，农民革命团借鉴了历史上农村帮会的组织形式。各村的农民革命团都是通过亲串亲、邻串邻组织起来。成立时大家秘密聚集在一起，喝鸡血酒，歃血为盟。这样的组织方式虽然看起来有些落后，但由于符合农村斗争的实际，效果很好。很快，农民革命团就在弋阳、横峰两县的大部分村庄建立起来，参加农民革命团的农民群众达到数万人之多。


起义第一枪

按预定五县党员会议制定的计划，弋横起义应于1928年1月23日（农历春节）举行。但一个突发事件触使它提前发动。

楼底蓝家农民革命团长叫蓝长金。这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同志，学过一些武艺，力能敌两三人。楼底蓝家地下有煤，一些农民靠挖煤谋生。蓝长金也和农友合开了一个小煤窑。当时的所谓煤窑，其实是一个仅能容一人进出的坑洞，挖煤时必须全身赤裸，拖着煤篓爬进去，在黑洞尽头一镐一镐刨出点煤，再装在煤篓里拖出来。一年下来挣不到几个钱，还要经常遭受这捐那税的盘剥。

1928年1月1日（农历十二月初九），县衙门来了一个委员到蓝长金的煤窑逼收煤捐税，与蓝长金等人争吵了起来。那个委员依势要打蓝长金，蓝长金回手打了他。那委员一边狼狈逃窜，一边威胁说：“你们抗捐还打委员，明天我派兵来抓你们这些狗东西！”

这天正好方志敏为商议暴动准备工作去了别处，没住在楼底蓝家村。事发后，楼底蓝家的农民革命团一边联络附近姚家垅、蓝子畈、百家畈、琯山等九个村的农民革命团，商量如何应对第二天县里来的兵，同时立即派人连夜向方志敏汇报。

1月2日（农历十二月十日），县里的那个委员果然带着5个税警来了。已经有准备的九村农民革命团缴了五名税警的械。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从而拉开了弋横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序幕。


弋横暴动

得知楼底蓝家发生的情况，方志敏认为，虽然事出突然，但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果断决定以起义总指挥部的名义通令各地农民革命团，立即举行武装起义。黄道在接到指示后，于1月5日（农历十二月十三日）召集弋阳九区七十多农民革命团负责人在燕屋黄家祠堂召开动员大会，部署起义。

弋横两地各村的农民革命团接到起义总指挥部的通令，立即从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活动，向地主豪绅发起攻击，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反革命分子，没收其财物、烧毁契约、分田分物，武装暴动轰轰烈烈，遍及纵横百余里。在各地武装暴动的基础上，为扩大武装起义范围和战果，弋阳、横峰两县的农民革命团根据起义总指挥部的部署，分六路向外扩展。第一路是在楼底蓝家集结的九村农民革命团。他们在花春山、邹秀峰、黄端喜的指挥下，从楼底蓝家出发，向横峰县城发展；第二路是横峰青板桥一带的农民革命团，由吴先民、黄球、钱壁、吴先喜指挥，从青板桥出发，向横峰的铺前、霞坊进军；第三路由黄镇中、邵伯平指挥，从弋阳漆工镇出发，向中畈、邵家畈进军；第四路由雷夏、方华胜指挥，从弋阳樟树墩出发，向弋阳县城进军；第五路由方远辉指挥，从弋阳漆工镇出发，向德兴磨角桥进军；第六路是横峰葛源地区的农民革命团，由程伯谦、李穆、黄立贵、邱金辉指挥，在枫树坞集结，向葛源进军。

农民革命团所到之处，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在头1个月内，就有7至8万农民参加武装暴动。弋阳、横峰两座县城被革命势力包围，形成了村村红旗飘扬的局面。

这期间，黄道等还在弋阳九区漆工镇、燕屋黄家、窖头一带进行了试办苏维埃政权的尝试。

弋横起义，在政治上有纲领，在组织上有中坚，在行动上有方针，因而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这次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成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发展道路的开端，为后来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轰轰烈烈的弋横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的统治。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勾结起来，对弋阳、横峰地区猖狂反扑，妄图把革命扼杀在摇篮里。在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下，起义遭到严重挫折，革命形势从高潮转入低潮。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由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逐渐转入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


敌军进犯

1928年2月，国民党军第十四师的罗英团进驻铅山县河口镇，他们纠集上饶、广丰、铅山等7县的地主反动——靖卫团，组织了所谓“广信七县军民联合剿匪委员会”，把河口变成了一个反共巢穴。3月，国民党军“进剿”部队和靖卫团兵分4路，向弋阳、横峰进攻，分别进占弋阳县城和过港埠、樟树墩、中港畈，横峰县城和铺前、莲荷、葛源等地，在那里建立据点，筑起堡垒，并组织什么烧山队、抢粮队，见山就烧，见人就杀，见物就抢。暴动受挫，弋阳、横峰起义区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火烧姚家垅

横峰姚家垅村是黄道和黄端喜、黄球等斗争骨干的家乡，也是横峰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堪称革命摇篮，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县恶霸地主的眼中钉、肉中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重点。

1928年2月，铺前靖卫团在国民党正规军的支持下向姚家垅进攻，一把火将这个当时有128户人家的村庄烧成了一片火海。全村被烧房屋达334间。共产党员黄振书、黄振依被杀。黄道的父亲黄菊被捕，后被杀害。


雷夏牺牲

弋阳的土豪劣绅武装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援，活动猖獗起来。他们组织了一支便衣队进入马鞍坡村，在当地反动分子的掩护下潜伏起来。
这个时候马鞍坡的农民正在酝酿组织暴动。便衣队进驻后，酝酿暴动的工作停了下来。马鞍坡反动分子就利用这个机会，伪装成农民革命团的代表去找共产党员雷夏，说是请他去支援和领导那里的起义。雷夏一时大意，未辨真伪，中了计。

1928年2月28日，雷夏和他的父亲及随行数人前往马鞍坡。一进村就被伏兵包围。雷夏等拔刀与敌格斗，终因敌众我寡，壮烈牺牲。


吴先民、黄球死里逃生

一支新增援到横峰的国民党军队派人到青坂桥找到共产党员吴先民，说是要参加起义，要求吴先民和黄球亲自去收编。吴先民和黄球未充分了解情况，就亲自前去收编，结果上了敌人的当。两人当场被捕，后关押在河口天主堂。天主堂的窗户是铁条做成的栏干，铁条间的空隙比较大。吴先民和黄球的身材较矮小，两人竟从铁条间的空隙中钻了出来，连夜赶回青坂桥。

吴先民和黄球成功越狱之后，名声大振。横峰有民谣唱道：“横峰有了吴先民，不愁天下不太平。”


会攻葛源受挫

诱捕吴先民和黄球的那股国民党军队随即进犯葛源。葛源的农民革命团在程伯谦和邱金辉的带领下主动退出葛源，同时派人向起义总指挥部报告情况，请求其他地方的农民革命团增援，集合各路人马夺回葛源。起义总指挥部当时认为，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机，彻底消灭这股敌人还是有可能的，于是集合了各路大军会攻葛源。不料走漏了消息，敌人在中途设了埋伏。当万余农民革命团浩浩荡荡地沿着山路开向葛源时，山谷里突然枪声大作。没有多少作战经验的农民革命团一时阵脚大乱，火速分路撤退。而敌人见农民革命团声势浩大，人数众多，也只敢在山上放放枪，没敢下来追。

葛源之役虽未能取得胜利，但使起义的领导人获得了一个有益的教训，那就是，靠起义农民与敌人进行正规作战很难有胜利的把握，建立一支脱产的主力部队势在必行。


磨盘山上第一连

在暴动受挫和起义区域日益缩小的情况下，为适应斗争需要，起义总指挥部和党组织作出了由大规模暴动转入游击战争的决定。1928年3月，从农民革命团中挑选了20多名起义骨干，在磨盘山组建了第一支脱产的游击部队——土地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这支小小的部队，就是后来红十军的源头。


危机四伏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斗争形势依然十分危急。

4月，铺前靖卫团得知方志敏、吴先民、邹琦、钱壁、项春福、黄立清等一批共产党员在王荆庙开会，对王荆庙实施突然袭击。为掩护方志敏、吴先民安全突围，项春福、黄立清、杨焕顺、张克富、陈仁顺等六同志当场牺牲。钱壁被捕后遭敌人杀害。
5月16日，敌人“进剿”磨盘山。李穆被捕。敌人强迫他说出方志敏同志所在地点，他宁死不屈，说：“头可断，血可流要我告诉你方志敏在什么地方绝对不可能！”25日，李穆被敌人杀害。

到6月，最先起义的楼底蓝家、青板桥、葛源、漆工镇、樟树墩以及所有参加起义的村庄都被敌人占领。游击队退到了磨盘山上，下不了山，见不到群众。游击区被敌人分割而日益缩小，联络困难，武器弹药缺乏，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


方胜峰会议

1928年6月，游击队退到了弋阳、横峰、德兴交界的磨盘山上。敌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而我们队伍内部一部分人则出现了消极动摇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为统一思想，明确方针，方志敏决定召开弋、横两县党员干部会议。

6月25日，会议在方胜峰上的一座破庙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方志纯、吴先民、邹秀峰、庞先飞（团省委派来的代表）等20余人。方志敏担任会议主席。

会议一开始，庞先飞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全国各省200多处起义，都先后失败了，只剩下井冈山和赣东北等几个地方，革命高潮何时到来渺茫无期，现在形势又这样严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主张把枪枝埋起来，放弃阵地，人员分散进城隐蔽。庞先飞的错误观点，遭到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大多数同志的反对。方志敏义正辞严地指出，这里的群众跟我们一起革命，如果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就丢下群众逃跑，群众牺牲太大，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谁要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可以走。我们不走，我们要和群众一起坚持下去！

庞先飞的意见被否定后，部分干部又提出第二种意见，主张带了枪枝离开敌人的包围圈到根据地外去打游击。这种意见也遭到大家的反对。因为在根据地里有群众可依靠，如果转移到新区去，人地生疏，群众一下子又不可能了解我们，部队作战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只能是自取灭亡。短时间出击可以，丢掉根据地到外地当“流寇”则行不通。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了方志敏提出的意见，那就是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

方志敏还冷静地分析了暂时失败原因。他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兵力太分散，枪支没有集中使用，农民没有军事知识，不会打仗；二是分田分地没有进行，农民没有得到革命的实惠；三是我们领导幼稚，缺乏斗争经验。针对当前情况，会议决定采取三条措施：第一，将部队集中，把已经有的四十余支枪集中起来，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实为1个连），由邵式平统一指挥，吴先民协助，选择敌人的最薄弱的一路，坚决打一个乃至几个胜仗，打掉敌人的气焰，树立群众的信心；第二，针对部分群众有些动摇的情况，由方志敏亲自负责做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创造内线斗争的新办法，将武装群众组建成若干个武装工作队，由方志敏指挥，坚持在起义区域内，给反动首要分子和叛徒以必要的打击和镇压；第三，派黄道和邹秀峰去贵溪，同时还派邱金辉同志去上饶、方远辉去德兴，争取发动新的起义，开辟新的根据地。

方胜峰会议，是赣东北党组织继窖头会议后的又一次关键性会议。


首战金鸡山

方胜峰会议结束后，工农革命军即星夜开至金鸡山设伏，以迎击配合国民党军“进剿”的弋阳靖卫团。

这路敌人是从过港埠出来的，孤军深入，较为薄弱，而他们一路烧杀抢掠，又最为群众痛恨。

1928年6月26日，即方胜峰会议后的第二天，弋阳靖卫团的这个连，连同裹胁而来的一千多“烧山队”“抢粮队”进驻金鸡山村。他们自进犯以来，还未遭受过挫折，骄气十足，警惕甚微，再加上一路上忙于劫掠，根本没有多大战斗力。吴先民和花春山带领的一部首先打响，邵式平带领部队又从敌人背后出其不意地杀上来，顿时将靖卫团的这个连冲垮。那些被威逼来“围剿”根据地的农民群众一看敌人已垮，也都掉过头来向敌人冲杀过去。还有那些被敌人追赶的老幼群众，也都回过头来呐喊助威。一时间，满山红旗摇动，喊声震天，杀声遍野。敌人摸不准土地革命军到底有多少部队，只好狼狈逃窜。

土地革命军士气大振，乘胜追击，长追敌人50余里，在过港埠捣毁了敌军的据点，又直逼弋阳县城，缴枪一百多支。弋阳城内乱成一团，敌县长已闻风逃走。敌军以为我军要攻城，忙调各路人马向县城回撤。我军算准了敌人撤退的时间和地点，放弃攻城，兵不解甲，长驱80余里奔袭樟树墩，又击溃敌军一部，迫使弋阳敌军全部撤回县城。

土地革命军回师青板桥，又在与敌军的一场遭遇战中获胜。

三天三夜，三战三捷，打退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一次局部“围剿”，同时也打出我军的军威，也打出了群众的革命信心。


邱金辉牺牲

邱金辉是横峰人，19岁入县立高等小学，1925年考入南昌讲武堂军士训练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乡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葛源组织农民革命团，弋横起义时是起义军第六路指挥者之一。金鸡山战斗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参与指挥了金鸡山战斗。6月底受命前往上饶茗山关一带发动农民起义，途经葛源街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对他许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劝他说出党的秘密，交出党的组织，被他严辞拒绝。敌人用软的不行，便对他施以酷刑。在被囚的短短几天里,敌人几乎把所有的酷刑都用遍了，但丝毫没能动摇他那钢铁般的革命意志。7月11日,遍体鳞伤、不时昏迷的邱金辉被押往刑场。毫无人性的刽子手采用极其残忍的刑法——“点天灯”，将他绑在十字架上，剥去上衣，用刀在他的左右肩胛各剜出一个洞，插上点燃的蜡烛；再用铁钉在他头顶钉出一个洞，插上点燃的香火，并用火烧他的心窝。邱金辉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毫不动摇，正气凛然地高呼:“杀吧，杀死我一个，杀不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会胜利!”邱金辉壮烈牺牲，时年24岁。


巧取横峰城

1928年8月，敌人以驻河口的四十六军杨劲部罗英团为主力，配合地方靖卫团，对我弋、横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局部“围剿”。

面对杨劲部的进犯，我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放出空气要攻打烈桥，暗地里却集结兵力准备攻打横峰。敌人果然上当，忙着在弋阳烈桥等地赶修工事，调兵遣将，而放松了横峰方面的戒备。9月23日晚，邵式平、吴先民等率部急行50里，直扑横峰县城。24日拂晓首先占领北门岭，控制了横峰的制高点，继而一举攻克县城，歼守城靖卫团一部，其余国民党军队与靖卫团丢盔卸甲，狼狈逃窜。这是赣东北武装起义后第一次攻下县城，群众个个欢欣鼓舞。当时农民群众编唱的一首歌谣，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九月廿四天，攻打横峰县，红军赶到城门边，狗官梦中眠。枪声一声响，逃到笔架山，不敢在莲河吃早饭。逃到扬酶岭，丢掉枪支不紧，自己要逃命。逃到王家渡，浮桥两边拖，不知红军有几多。”

敌人的第二次局部“围剿”就这样被打退了。此后，坐镇南昌的朱培德怀疑杨劲部不稳，将该部调回，全部缴械。


瓦解敌军

1928年11月，敌人增加兵力，以周志群旅为主力，向我弋、横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局部“围剿”。时值岁末寒冬，周志群部士兵还穿着单衣，加上根据地实行了坚壁清野，很难抢掠到食物，敌军士兵饥寒交迫，怨声载道。该部第十一连士兵匡龙海抓住机会，半夜里假传红军来袭击，打死连长、排长，带领七十多士兵在德兴县磨角桥起义，投诚红军。

第十一连哗变后，周志群部一片混乱。我军抓住时机，进一步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邵式平还亲自主持欢迎大会，隆重欢迎前来投诚的十一连官兵，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久，该部第十二连官兵又在副连长杨廷辉、排长龙志光的带领下，在弋阳县程家桥起义。十一、十二两个连起义后，该营余下一个连的官兵也纷纷个别前来投诚，就连连长颜文清也投向了红军。周志群部的一个营就这样不战自垮。周志群见自己部队的1/3被我军瓦解，惧怕这种“赤色传染病”继续蔓延，只得赶紧撤回进攻的队伍。敌人的第三次局部“围剿”就这样宣告终结。

匡龙海、杨廷辉、龙志光等起义，不仅动摇了周志群的部署，而且壮大了红军队伍。红军人枪数扩大了一倍以上。匡龙海等人还成为红军中最初的一批军事骨干，有效地缓解了赣东北红军大多是未经训练的起义农民，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方远辉等领导的磨角桥30余村农民起义也取得成功，根据地扩大40余里。游击斗争中最艰苦的1928年，就这样在我们的胜利中结束。

从1929年到1931年，赣东北的革命斗争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军事斗争、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信江特委

1929年初，随着红军在军事斗争中取得节节胜利，以弋阳、横峰北部山区为中心的赣东北根据地初步形成，局势逐步趋于稳定。2月底，中共信江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弋阳九区东坑塘村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40余人，选举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邹琦、邹秀峰、方志纯等10人组成中共信江特委。因特务书记须由省委委派，所以方志敏任代理书记（后来省委派唐在刚前来任特委书记）。特委设在弋阳东坑塘坞村，直接受江西省委领导。

这一时期，红色政权建设也有了较大发展。在区、村普遍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弋阳、横峰两县的苏维埃政府先后建立。


黄道在贵溪

1928年7月，根据方胜峰会议关于争取在贵（溪）、余（江）、万（念）边界山区开辟新根据地的决定，黄道和邹秀峰翻过大山来到贵溪周坊，筹划武装起义。

早在大革命时期，汪群、江宗海就在贵溪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农民运动。汪群调走、江宗海牺牲后，贵溪的斗争暂时走入低潮，但大革命的影响依然在农民群众中深深地存在着。

黄道化名老彭，一到贵溪，便与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邵棠、邵忠取得了联系。邵棠和邵忠是两兄弟，分别出生于1898年和1904年。他们是贵溪周坊人，但出生在横峰，青年时代分别与黄道、邹秀峰是同学，在南昌读书时又结识了方志敏和邵式平，并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潜回横峰。窖头会议上，他们两人作为贵溪共产党员的代表参加会议，邵棠被选为五县党的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委员。窖头会议后，邵棠、邵忠受五县党的工作委员会派遣回到贵溪，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当黄道、邹秀峰来贵溪时，他们已经发展了6个党支部和30多名党员。

黄道开始住邵棠家，不久搬到白沙岗，后来又住到离周坊3华里的一个小村庄里，以挂牌行医为掩护，开展秘密工作。他与邵棠、邵忠等一起分析了贵溪的情况，决定借鉴弋阳、横峰的经验，首先在贵溪、余江、万年的广大农村开展“上名字”运动。当时在贵溪一带，邵棠、邵忠已组织建立了一些貌似封建小团体的群众组织，如“十三太宝”、“二十四天王”、“七十二金刚”、“一百零八将”等。黄道等以这些群众组织为基础，通过“上名字”来团结和吸引农民群众参加，秘密组织农民革命团。同时，在贵溪周坊的江家坪秘密开办积极分子训练班，开展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培养斗争骨干。方志敏、黄道都在这个训练班授过课。很快，贵溪的周坊邵家、标溪夏家、小田毕家和裴源，以及余江大桥一带都有大批贫苦农民通过“上名字”、喝鸡血酒的方式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民革命团。

1929年3月，经经信江特委批准，贵余万中心县委在贵溪周坊的江家坪成立，黄道任书记，下辖贵溪区委、万年特支与余江支部。


周坊起义与贵余万暴动

经过黄道等人几个月的努力，到1928年底，以贵溪周坊邵家为中心的数十里区域，农民革命团成了半公开的组织。在一些村子里，时常可以看到颈挂红布条子、身背鸟枪的农民革命团员走来走去。1928年12月，党组织又派程伯谦、方培龙等到周坊，进一步加强贵溪方面的力量。

1929年1月，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群众要求起义的呼声越来越高。黄道等人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举行起义。为了支援贵溪的起义，方志敏特意从弋、横根据地拨来了8条枪。

一天晚上，周坊附近几十里的农民革命团员聚集在周坊邵家后面的一个小村庄里，黄道亲自主持召开农民革命团员大会，举起了贵、余、万暴动的第一面红旗。

周坊起义胜利后，贵溪的神前、库桥，余江的大桥、划桥，万年的富林等地也相继举行起义。一些尚未起义的村庄也纷纷派人来联系，要求派人帮助举行起义。贵余万中心县委选派了一批经过起义斗争锻炼的骨干分赴贵溪、余江、万年各地，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于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以周坊为中心方圆六、七十里，包括贵溪的信江以北整个区域和余江、万年部分区域的范围内，都先后暴发了武装起义。起义之处，封建统治势力被打倒，基层苏维埃政权成立了起来，整个暴动区域欢天喜地，气象一新。


邵棠牺牲

周坊起义后，邵棠调红军部队工作，当年5月在战斗中受伤被俘，6月3日被敌人杀害在弋阳信江沙滩上。

邵棠的牺牲，并没有对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贵余万暴动产生消极影响，反而进一步激发了暴动群众的斗志。6月6日，邵棠同志遗体运回贵溪周坊。面对烈士被害的惨状，农民群众无比悲愤。当晚，周坊的农民革命团将一直与革命作对、外号“水蛇崽”的恶霸周龙顺四兄弟和门上周家的“三崽坜”捉到周畈后面树林里处决，以祭烈士英灵。


周坊之战

为了镇压在贵溪、余江、万年一带兴起的暴动热潮，国民党军队调兵遣将，向着暴动中心周坊反扑。

1929年7月17日，敌贵溪县靖卫团长翁志高率领靖卫团和100余人的警察队前往周坊“进剿”，进驻桃源胡家。我军早有准备。中午，乘敌人正在午睡，一个排的红军战士在数千农民群众的配合下，悄悄地将其包围。一个突然袭击，全歼贵溪靖卫团，活捉了翁志高（后在神庙烧纸坪处决）。

当月，在太山峰庙成立了红七连，连长匡龙海，有枪36支。

敌人不甘心失败，于8月间调第十八师五十二旅（薛岳旅）第四九六团的一个连，纠集贵、余、万三县靖卫团，再次进犯贵、余、万暴动区域，并占领了周坊关王庙。方志敏亲率红军3个连驰援贵溪，在当地农民武装的配合下，于关王庙与敌展开激战，全歼该连，缴枪68支、机关枪1挺，浮虏24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使贵余万暴动的成果得到了巩固。


信江（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革命逐步形成

关王庙大捷后，方志敏来来到贵溪，接替黄道主持贵溪中心县委书记的工作，继续领导贵、余、万地区的斗争。继7月万年起义胜利后，10月，余江起义也获得了胜利。

贵余万暴动胜利后，一方面是贵、余、万新区向东发展，另一方面是弋、横老根据地向西接应，两大区域逐渐连成了一片。与此同时，上饶、德兴、铅山等县也待先后暴发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样，赣东北地区的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上饶、德兴、铅山八县，除少数城镇及附近村庄外，其余大部分区域都逐步纳入了苏维埃的版图。

1929年9月初，方志敏主持召开弋阳、横峰、德兴、贵溪四县苏维埃联席会议，决定由黄道主持筹备信江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1929年10月1日至3日，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弋阳东坑塘胜利召开，宣告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并颁布了信江苏维埃施政纲领和临时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苏维埃组织法等。大会选举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33人为信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方志敏任主席。

《临时土地法》颁布后，信江苏维埃政府首先在横峰县姚家垅村进行土地改革的试点，取得经验后，由各县苏维埃政府全面铺开。土地改革在各地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兑现了起义时提出的“平债分田”口号，铲除了封建地主剥削的经济基础，进而解放了生产力。正如毛泽东找出的：“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群众拥护革命，积极参加革命，就产生踊跃参加红军的高潮局面，革命形势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军队建设方面，方胜峰会议时虽然打出了十四团的旗号，实际仅有一个连的脱产武装。金鸡山战斗结束后，部队扩编到2个连，共200余人。到1928年底，十四团发展到3个连，同时各县已开始建立地方武装，初步形成主力军、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体系，并总结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围点打援，截断给养”和“扎口子，打埋伏，斩蛇头，切尾巴，打小仗，吃补药，打不打操之于我，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等一整套游击战法。1929年8月，十四团改番号为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下辖4个连，团长先后由邹琦、李尚达、匡龙海等同志担任，通过政治工作和军事整训，正规划程度有很大提高。1930年1月1日，部队在弋阳余家仓整编，改番号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下辖6个步兵连、1个机关枪连，拥有步枪400余支、驳壳枪20余支、机关枪1挺，团长为匡龙海。1930年6月攻克秧坂后，部队又有新的发展，经过在弋阳芳家墩的又一次整编，独立一团设立了营的建制，拥有3个步兵营（各辖3个连）、1个特务连、1个机枪连、1个驳壳枪队、1个担架队，共有枪600-700支，团长由周建屏同志担任。


二取景德镇

1930年7月，方志敏、邵式平亲率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攻打景德镇。部队从弋阳出发，一夜强行军140余华里，突然出现在乐平鸣山，歼灭驻扎在鸣山煤矿的一支100多人的矿警队，接着在洛口击溃反动靖卫团许英部。第二天，部队在段家化装成敌保安团，分4路进军景德镇。景德镇守军以为是“自己人”，把我军迎进了城，结果，我军没打几枪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景德镇。

1930年秋，周建屏率领红军独立第一团第二次攻打景德镇，消灭敌江西保安旅的两个团后，再次占领景德镇，并在景德镇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之后挥兵北上，接连攻克乐平、波阳、都昌数县，使根据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景德镇当时为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红军两次攻下景德镇，影响很大，军威大振。景德镇大批瓷业工人和煤矿工人踊跃参加红军，也充实了红军力量。


二打九江

1929年秋，江西省委遭到破坏，信江特委与上级党失去联系，决定派唐在刚去上海找党中央。

1930年7月，红军攻下景德镇时，唐在刚从上海回到景德镇，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求把赣东北的红军部队开赴九江，配合兄弟部队，截断长江，占领九江，夺取马当，以实现“立三路线”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战略目标。当时，随军的方志敏对这个指示感到惊异，坚持要在特委讨论。于是红军回师根据地。回师后，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都对打九江的行动提出质疑，认为九江敌驻兵众多，且有鄱阳湖和长江之险，我军仅3000余兵力，远离根据地越湖进攻，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而准备据理力争。但唐在刚根据中央的指示，已将信江特委改组，特委会上未能充分开展讨论便作出了决定：红军即向九江、湖口发展，后方动员赤卫队100个连加入红军。当月，红军在乐平众埠镇界首村整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军长周建屏，政委邵式平，辖3个步兵团。由于动员了根据地的几乎全部武装，红十军的人数一时达到3万人之多。

方志敏不放心，一方面嘱咐率军执行攻打九江任务的周建屏相机行事，一方面派邵式平速去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并说明我们的意见，希望中央的指示有所改变。

1930年秋，邵式平从上海回来，带来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和中央关于再次要求红十军攻打九江的指示。特委在乐平富林召开扩大会，会上展开了激烈斗争。方志敏、黄道等反对打九江，但居于少数地位，只能退而要求出击九江的部队尽量选择敌人较薄弱的地方进击，不要强行攻坚打硬。周建屏等在实际行动中执行了方志敏等的意见，一路以游击战的方式，攻取了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以及安徽的东流、秋浦等地，占领了马当要塞，没有强行渡湖攻九江。但是，由于几乎将根据地的所有武装倾巢出动，根据地后方在敌人的进攻下损失很大，敌军一直打到上饶的茗洋关、横峰的霞坊一带，苏区政权和群众遭到了严重摧残。
不久，“立三路线”得到纠正，在方志敏、黄道等的坚决主张下，红十军回师根据地。我军刚近入根据地，敌第五师胡祖钰部便尾随而至，我军与该部敌人在万年珠山桥打鏖兵一场遭遇战，击退敌人。随后，我军横穿苏区，奔袭上饶，将盘踞在此的五县靖卫团一举歼灭。随即兵指河口，全歼敌正规军张辉瓒部李全坤团及铅山靖卫团。只几天时间，上饶、横峰苏区悉数恢复。


二进闽北

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山地，隔武夷山与赣东北的铅山等地相邻。1928年，受弋、横起义的影响，陈耿等在福建党组织的领导发动起义，建立了农民武装。1929年4月，成立了有300余人、100余枪的闽北红军独立团，并于当年8月与赣东北苏区铅山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赣东北方面派黄富武等干部到闽北帮助工作，带来了赣东北在红军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的经验，闽北苏区有了较大发展。

1930年7月，中央决定将闽北党组织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并调闽北红军独立团到赣东北集中，以壮大红十军，执行攻打九江的战略任务。从此闽北便成为赣东北（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军独立团调走后，闽北根据地在敌人进攻下遭受了较大损失，处在危险的境地。

红军回师赣东北后，为在军事上打开局面，挽回因“立三路线”影响而造成的损失，党组织决定，方志敏的苏维埃主席职务交由黄道担任，方志敏暂代红十军政委，亲自指挥应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军事行动。面对敌第九师的进犯，方志敏率红十军避实就虚，于1931年3月向闽北进军。红十军先攻占铅山，再经桐木关入闽，连克长涧源、赤石等地，于5月14日打下崇安县城。此时，敌人在我军的主动进攻下部署已乱。红十军除留下一个特务营在闽北作为地方武装骨干外，其余部队迅速回师赣东北，在葛源附近的何家坝将敌第九师击溃。红十军此次进闽北，共打11仗，仗仗皆胜。不仅调动了进犯根据地的敌军，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在闽、赣两省扩大了影响，树立了军威，并将根据地扩大到江西的余江、广丰、铅山和福建的崇安、浦城、建阳、建瓯、邵武、光泽一带。

1932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以蒋鼎文、周浑元部配合当地驻军王锦文师向赣东北根据地进犯。为调动敌人，打通赣东北与闽北两个根据地的联系，方志敏再次随军，领导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作战的行动。红十军先是兵分两路，以大部攻击赤石街，以一部配合闽北独立师攻击星村街，两处皆克，崇安苏区因此而连成一片。随后，两路红军会合，先攻崇安城，在调动浦城守敌之后乘虚攻克浦城，开辟了浦城苏区，并在浦城解决一批给养。之后，移师赣东北，在铅山一带活动，完成打通两个苏区的任务。


苏维埃模范省

1930年9月，党中央决定在赣东北特委的基础上建立赣东北省委。到1931年9月赣东北省委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时，全省党员已经发展到13000余人。由于根据地逐步扩大到福建、浙江、安徽周边地区，到1932年底，中央决定将赣东北省委改称闽浙赣省委。

从1928年初到1931年，在短短的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赣东北的党组织由弋、横两区委到五县工作委员会、再到信江特委、赣东北特委、赣东北省委、闽浙赣省委，党员人数从十几名发展到1万多名；军队由最初的几十人、十几条枪，发展到由主力军团红十军和赤色警卫师、闽北独立师、皖南独立师、信抚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等地方部队从及各级赤卫队组成的最多时达到8万多人的武装力量；苏维埃政权由弋阳、横峰苏维埃政府至信江苏维埃政府，再到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根据地范围由弋（阳）、横（峰）、德（兴）交界的磨盘山上几十平方公里的小区域，到弋、横、德区域连成一片，再到贵（溪）、余（江）、万（年）起义和上饶、铅山起义后形成信江根据地，然后又发展到从景德镇为中心的赣北地区，与闽北连成一片，并推进到浙江开化、江山等县，以后又有以皖南黟县为中心的起义胜利，形成了包括闽浙赣皖4个省份70余县的广大苏区。这样一种一波一波逐步扩展的过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总结的那样，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毛泽东把这种“方志敏式”的创建根据地的道路与“朱德毛泽东式”并提，认为它们“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由于闽浙赣省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成绩突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获得了“苏维埃模范省”的称号。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王明路线”的逐步推行，赣东北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遭到了严重破坏，根据地蒙受了灾难性的损失。


中央代表来了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党中央派万永诚（后叛变）、倪宝树（后叛变）来赣东北省委，在葛源召开县以上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会上，万永诚批评赣东北党组织存在着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问题。会后省委进行了部分改组，万永诚任省委书记，倪宝树任红十军政委，方志敏仍为省苏维埃主席，邵式平仍为军委主席，黄道任省委组织部长。

万永诚来后，虽然贯彻了四中全会精神，对省委进行了部分改组，但由于省委整个组织和红十军的领导班子没有大的变动，加上万永诚初到，对各方面情况还不熟悉，在赣东北的实际斗争中，依然基本沿用过去的传统做法。正因为如此，中央认为赣东北执行四中全会精神不彻底，又派曾洪易（后叛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名义，与吕振球、聂洪钧、杜石公（后脱党）、关英等来到赣东北。从此，在省委组织之上，有了一个决定一切的中央代表，情况也就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

曾洪易等人到赣东北后，首先改组了省委。他批评赣东北省党组织在组织路线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存在着“封建的裙带关系”。新的省委由万永诚任书记，由聂洪钧任组织部长，涂振农任宣传部长。原省委委员黄道、吴先民、邹秀峰、洪坤元等都被排挤在省委之外。黄道调闽北苏区任闽北特委书记，吴先民被调离红十军（后被杀），方志纯被调离团省委（后调离赣东北），以后不久，邵式平也被撤消省军委主席职务调离赣东北。除方志敏仍离任省苏维埃主席外，赣东北省委和红十军都处在曾洪易等人完全控制之下。


政治上的极“左”路线

在1931年9月召开的赣东北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曾洪易等人大反“立三路线”、“富农路线”与“保守主义”。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他们不顾事实地把赣东北苏区的各条战线、各项工作说得一团黑，并提出“明确阶级路线，反对富农路线”的口号，修改了土地法。

赣东北根据地的土地改革，采取的是不论阶级成分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这种做法被当作“富农路线”而否定，取而代之的，是 “消灭富农、打击中农、联合贫农”的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做法，迫使大批因为土地被剥夺无法生存的地主、富农逃往白区，还说这叫“减轻苏维埃负担，加重国民党负担”。在党内，则不顾党员、干部的斗争历史和现实表现，对出身不好的一律视为异己分子给以无情打击，甚至男女婚姻也要因为对方成分不好退去婚约。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地主更加仇视苏维埃政权，富农更加不满，中农动摇，贫雇农陷于孤立，地主富农的子女人心惶惶，给根据地建设造成了极大危害。


军事上的“左”倾冒险

1931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及各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为了防止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敌人在信江沿线布置了重兵，修筑了许多碉堡，而皖浙边界的敌人则比较空虚。方志敏、邵式平等主张向皖浙边界的婺源、常山、江山方向发展，以怀玉山为依靠与敌周旋，采取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巩固扩大苏区。但曾洪易等人认为方志敏等人的这种主张是在敌人堡垒面前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反对打通中央苏区，坚决否定了这种意见，并将邵式平的军委主席职务撤掉，改由唐在刚担任。

此后，曾洪易等人便发动红军主力，在“战胜敌人，不失寸土”的口号下，按照“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四处攻打堡垒，陷自己于被动的消耗战。仅贵溪夏家岭一个堡垒，就曾连续组织4次进攻未能攻克，部队伤亡千余人，花春山、龙志光都牺牲在那里。最终的结果，不仅未能打通中央苏区，而且由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赣东北地区未能被粉碎，根据地损失很重。所幸中央苏区反第三次“围剿”取得了胜利，敌人暂时停止了大规模进攻，但此时赣东北根据地只剩下横峰一个县城和弋阳、横峰、贵溪、上饶、乐平等县境内纵横二、三百里的地盘了。


惨痛的肃反扩大化

军事失利，形势日益严峻，群众动摇，干部表现不满，对这些情形的出现，曾洪易等人并没有从自己实行的“左”倾路线上找原因，而把这些看成是反革命破坏的结果。1932年3月，关于鄂豫皖根据地肃反经验的文件传到赣东北，中央也有指示责难赣东北肃反不力。一场肃反运动就在赣东北开展起来了。

吴先民是赣东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长期担任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重要职务，就因为曾对曾洪易的路线与做法不满，有过一些议论，就被当作反革命派别活动遭到逮捕。方志敏和邵式平因为吴先民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同曾洪易展开激烈争论，被曾洪易扣上对肃反动摇的帽子，加以隔离，并强制方志敏和邵式平写检讨书，在群众中公布。吴先民终被作为“反革命”处死，临刑依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此后，肃反更加疯狂。曾洪易等人既不相信同志，也不搞调查研究，只是滥加罪名，指名逼供，乱捕乱杀。凡是在吴先民担任红十军政治部主任时的工作笔记本上记有名字的，全部作为反革命处死。许多好同志含冤而死。如弋阳地方暴动领袖黄镇中，横峰首批党员骨干李佐韩，闽北根据地的创建人陈耿、徐福元，还有汪明、舒翼、蓝广平、徐跃等，都被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县、团级干部中知识分子出身的负责干部大部被肃反搞掉，甚至把在白区工作的一些干部和交通员调回苏区加以杀害。从国民党军中起义过来投奔革命的，也被当作“反革命派来的”杀掉。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也开展肃反，仅弋阳一县就设有监狱17所，关有所谓“AB团”犯1100多人，被杀害的达300余人，9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下1个。“肃反”扩大化的严重程度，还可以从后来当时闽浙赣省委致中央的信中得到证明。信上说：“在这次大破获中，党的干部已经大大地撤换了，如铅山县十分之九，弋阳县改变大概也有十分之八，乐平县有十分之九，还要点以下小数点八，万年县有十分之六……”

肃反扩大化中的乱捕乱杀，使党的组织大伤元气，我们失去了一批忠诚的好干部，也使一些干部的思想产生动摇，造成群众对党的不信任。最终，酿成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断送了一个好端端的根据地。从1932年到1934年，仅仅两年左右时间，闽浙赣苏区几乎丧失殆尽。


怀玉山失利

1933年1月，根据中央命令，红十军离开闽浙赣苏区，调中央苏区，编入红一方面军，并改番号为红十一军。曾洪易也一度回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以赤色警卫师为基础，重新组建了以刘畴西为军长的新红十军。赣东北在方志敏的领导下，闽北地区在黄道的领导下，一度出现转机，呈现好的发展势头。

1934年7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前身为老红十军的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自中央苏区先期北上。曾洪易作为中央代表兼随军全权代表，与军团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指挥这次行动。由于指挥迟疑，北上途中部队处处被动，遭受了不小损失。10月，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在德兴重溪与新红十军会师。这时，得到了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消息，曾洪易一下子从原来的“左”倾冒险变成了悲观失望。他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主张党不要武装，转为秘密的地下工作。方志敏将此情况电告党中央后，撤消了曾洪易的全权代表职务。中央决定红七军团与新红十军合并，整编为红十军团，以方志敏为随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以刘畴西为军团长，以乐少华为政委，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继续北上。

红十军团即向皖南行动。但是，由于敌人已在皖赣边界部署了重兵，我军作战不利，伤亡较重。11月间，部队在皖南谭家桥与敌人激战，整编后任十九师师长的寻淮州不幸牺牲。此后，部队转战于东流、祁门、休宁、太平、泾县、石台、秋浦等地，十分疲劳，伤亡很大，加上给养困难，到12月，不得已决定经休宁、婺源回师闽浙赣苏区。路经怀玉山时，被敌包围，遭到失败。除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率数百人突围外，队伍被打散。方志敏与刘畴西、王如痴等被捕，后英勇牺牲。而曾洪易则跑到南京，向敌自首告密，成为可耻的叛徒。


血战猪头山、赭亭山

趁红十军团挺进皖南之机，敌人向赣东北苏区大举进犯。敌二十一师从河口出发，分两路向横峰杀来。

东路敌人在莲荷以北的猪头山遭到我地方武装横峰独立营一个排的抵抗。我军利用已构筑的工事，依靠“挨丝炮”（一种土炮）顽强坚守。敌人动用飞机、大炮轮番轰炸，围攻猪头山达一个月之久，付出了伤亡700余人的代价，却始终不能前进一步。直到山上弹尽粮绝，仅存的14名战士掩埋了牺牲的同志，用绳索从悬崖峭壁往下吊下来。刚刚下来7个人就被敌人发现了。绳索顿时被打断。剩下的7名战士砸烂武器，高呼口号，跃下700多米的悬崖，壮烈牺牲。

西路敌人在上坂张家附近的赭亭山也遭到激烈抵抗。赭亭山三面悬崖，仅南面有一条陡路上山，从山脚到山顶要经由三道关，均筑有我军的工事，驻守着横峰独立营的2个排。敌人动用了两个团的兵力和飞机大炮，对赭亭山猛击猛炸，历经半个月之久，付出了伤亡800余人的惨重代价，才攻下第三关。当最后一个碉堡被数百敌人团团围住时，退守在碉堡中的战士们引燃仅存的弹药，与碉堡、与碉堡外的敌人同归于尽。战斗中被俘的20余名赤卫军战士和少年先锋队员，被惨无人道的敌人用铁丝穿耳朵押到河口枪毙。

猪头山、赭亭山失守后，敌人占领了横峰县城。同时，上饶之敌在攻破老鸭尖后占领了茗洋关，弋阳之敌占领了漆工镇，贵溪之敌占领了标溪夏家。最后，各路敌人会攻葛源，占领了这个闽浙赣省首府。至此，赣东北苏区完全被敌人占领。

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后，根据地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

1934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十二师、独立四十五旅、五十六师、河南剿匪总队、十一师等主力和江西、福建、浙江等省保安团共10万兵力，对留在闽浙赣地区的红军部队进行了长期“围剿”。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党员、干部，除一部分在山上进行游击斗争外，许多都牺牲了。唐在刚牺牲在葛源以西苏源山上；邹琦被捕后牺牲在上饶；程伯谦被反动分子杀害；黄端喜被捕后宁死不屈，被敌人挖出了心肝……

但是，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并没有在白色恐怖下屈服。他们在与党中央隔绝三年里，与数十倍的敌人长期围剿下，独立顽强地坚持斗争，保存了革命阵地，保存了革命武装，保存了革命组织。


闽北三年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曾一度与闽浙赣苏区打通。中央决定在两大苏区之间的新根据地成立闽赣省，并将黄道领导的闽北根据地由闽浙赣省划归闽赣省，黄道调任闽赣省委宣传部长。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五次“围剿”，闽赣省首当其冲，根据地重被敌人分隔开来。黄道率省委代表团到抚东地区，代表省委领导那里的工作。后闽北方面吃紧，省委采纳黄道的建议，将闽北、抚东两个地区合并组成闽北分区，由黄道重回闽北，主持闽北分区委的工作。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面对重兵压境的形势，黄道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摒弃“不失苏区一寸土地”、与敌人死打硬拼的军事路线，实行战略转变。在黄道的主持下，闽北分区委决定，把工作重心由苏维埃政权建设转移到游击战争上来，并相应按照游击战争的战时体制进行了组织调整，在闽北区域内的各路武装，包括红七军团留下的五十八团、闽北红军主力闽北独立团、各县独立营（连）等统一整编为由黄立贵任师长的闽北独立师；所有党政机关和身份已公开的乡村干部随军行动，身份未公开的乡村干部转入地下做秘密工作；各县、区也都分别建立了游击司令部和游击指挥部。1935年2月的一个月夜，闽北分区委主动撤出分区首府大安街，带着队伍爬上了大安以东的高山。

1935这一年，是闽北三年游击战争中最为艰苦的一年，根据地被被密密麻麻纵横交错的50多条封锁线线分割开来，老百姓也被移民并村、编入保甲，部队的行动和生活都极其困难。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投敌，并引着敌人追剿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1935年底，黄立贵外线作战归来，了解到敌人重兵进剿根据地之后其后方空虚的情况。闽北分区委果断决定，兵分三路，除一路坚守崇安、建阳老区外，另两路，一路由黄立贵、曾镜冰率领向东挺进闽东北的建（瓯）、松（溪）、政（和）地区，另一路由吴先喜率领向西南挺进闽赣交界的金（溪）、资（溪）、贵（溪）地区。

1936年初，部队向外线出击，一个月内连续攻城拔寨，迅速打开了局面，随即分散活动，开辟了大片新的游击根据地，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迫使屯兵根据地的敌军解除封锁线，分兵回援，老区的局面也得到了缓解。1936年8月，黄立贵又率一部向南挺进南平、顺昌、将乐、泰宁一带，开辟了闽中游击根据地。游击斗争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展开。




闽东根据地的创建较赣东北和闽北为迟。1931年冬，福州市委派叶飞到福安，领导群众起义，成立了闽东工农红军第一支队，并逐步向寿宁、霞浦、宁德方向发展。1933年，寿宁的党组织为配合第一支队行动，由蔡秀藩等发动起义，成立了闽东工农红军第七支队。此外，在连江罗城方面，1931年下半年在陶铸领导下建立了了闽东工农红军第九支队。以这三支队伍为基础，闽东各地纷纷举行起义，建立苏维埃政府，并在1933年8月统一成立了闽东独立师和闽东特委。此后，闽东根据地就在叶飞、范式人、阮英平等的领导下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闽东和闽北一样，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主动转入游击斗争。在游击战争中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6年2月，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与叶飞会师。4月，黄道前往洞宫山，与叶飞等会合。黄道、叶飞都认为，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情况下，为了互相配合行动，更有力地坚持斗争，有必要统一两个根据地的领导。经商议，决定成立由黄道、叶飞、范式人、黄立贵、曾镜冰等组成的闽赣省委，由黄道任书记。从此，闽东与闽北两个根据地之间，形成了唇齿相依、相互支撑、密切配合的紧密关系。


浙南三年

北上抗日先遣队怀玉山失利后，突围的部队约700人在德兴广田山集合。他们在刘英、粟裕的带领下，几番转战，于1935年5月经寮竹关到达闽北根据地的车盘，与闽北红军会师。在闽北稍作休整和补充后，整编为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黄富武为政治部主任的挺进师。6月，挺进师从闽北车盘出发，经浦城、建瓯、松溪、政和，到达浙西南的龙泉、庆元、泰顺一带，与敌人打了几仗，一度占领汤溪县和衢州城。此后部队分布在龙泉、庆元、景宁、泰顺、遂昌、松阳、云和一带活动，并于1935年10月在浙西南各地举行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浙西南起义不久，国民党调集其精锐部队罗卓英部展开对浙西南根据地的大举进攻，到处烧杀，根据地的坚持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挺进师决定分兵三路向外进击，一路一个纵队向东阳、义乌、丽水方向出击；一路一个纵队向浦城方向发展争取打通与闽北根据地的联系；一路两个纵队由粟裕、刘英亲自率领向浙南沿海的平阳、瑞安一带发展；留黄富武坚持浙西南。不久，黄富武牺牲，浙西南根据地遭受很大损失。

粟裕、刘英率部到达浙南沿海，连克平阳的朱溪、黄堂和瑞安的大学等地，加上在政策上开始转变，如将分田地改为筹款、抗租、抗债，地方组织也采取隐蔽的方式等，很快打开了局面，新的游击根据地开始建立起来。在此期间，浙西南和闽东两个游击根据地的部队曾一度会合，在泰顺白河湾成立由刘英任书记的闽浙临时省委，但不久又分开行动了。

在平阳新根据地制逐渐稳定下来之后，粟裕、刘英等又派部队回到浙西南，恢复了那里的组织，重新开辟了游击根据地。1936年8月，挺进师第五支队奉命再度挺进东阳、义乌、浦江一带，开辟了东义浦游击根据地。


皖赣边三年

原赣东北的红军部队，除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外，还有几支红军队伍留在皖赣边坚持，他们是：刘毓标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活动于开化、玉山、婺源、德兴一带；王丰庆领导的皖赣边区挺进师，活动于湖口、都昌、波阳、彭泽一带；李步新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活动于太平、泾县、石台一带。此外，还有一部分从怀玉山分散突围出来的小部队。由于方志敏已被捕，这些部队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又不了解整个形势，面对的情况非常艰难。打得很苦。

1935年3月，王丰庆领导的皖赣边区挺进师，在浮梁、婺源之间会合了一部分从怀玉山分散突围的部队，重新整编为皖赣边区游击中队，经浮梁、婺源、休宁、祁门挺进到东流、秋浦、贵池一带，通过当地一些群众领袖，逐渐站稳脚跟。经几个月准备之后，于1935年秋举行起义，部队一度发展到1500人。但由于在策略上仍然采取了苏维埃时期的那一套，东秋贵起义前后不到半年就失败了。这部分红军游击队不得已再度分路突围，由东、秋、贵南下，在婺源以北的鄣公山与关英、刘毓标率领的部队会合。此时李步新部也与关英、刘毓标部取得了联系。这三路部队从此会合到了一起，并重新成立了以关英为书记的闽浙赣省委。此后，刘毓标率一部在开化、婺源、德兴一带活动，王丰庆、李步新率一部在浮梁、祁门、泾县、太平一带坚持斗争。


历史转折关头

红军主力长征后不久，闽浙赣各游击根据地相继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在独立自主地坚持开展斗争的同时，都迫切地希望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听到党中央的声音。

1936年底，黄道在群众送来的一张包盐的报纸上，看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他敏锐地感觉到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他立即派人到上海、香港一带寻找党的关系。外出的同志辗转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寄回了一些党的文件。与此同时，闽东、浙南的同志也都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到了党的关系。各游击根据地通过学习这些文件，开始根据党的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主张，进行传略任务的转变。

但是，此时的国民党方面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他们一方面就合作抗日、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问题与共产党方面进行谈判，另一方面调集数十个主力师，南方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进攻，企图在国共合作建立之前将分布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全部剿灭。各根据地由于被敌分割封锁，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对新的困难估计不足，未作充分准备，遭受了不小的损失。闽北方面，吴先喜、黄立贵先后牺牲；闽东方面，独立师师长卢文清牺牲；浙南方面，遭到敌重兵的追击与堵截，粟裕、刘英几度面临极大危险；皖赣边方面，由于省委主要负责人关英离开部队，各地间又失去联系，损失更大，刘毓标被捕，王丰庆一度被捕幸而逃脱，部队损失过半。到1937年6月前后，各游击根据地吸取了教训，采取了更分散、更隐蔽的应对策略，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终于坚持到了最后。


健儿出山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在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在南方的国民党军队也纷纷北调。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方面才不得已放弃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打算，同意将分布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8月，各地红军游击游击队先后下山集中整编。闽北红军1200余人在铅山石塘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闽东红军约1300人在福安附近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浙南红军500余人在平阳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皖赣边红军500余人在祁门、浮梁交界的石灰山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在新四军最初的8个主力团中，有将近3个团的部队是由来自闽浙赣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的。

部队整编后，黄道任东南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和统战部长、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粟裕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支队长，饶守坤、叶飞分任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六团团长。1938年3月，各路部队开赴皖南，走上抗日前线。

二团、四团、六团先后随陈毅、粟裕开赴江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江南，二团曾获得“老虎团”的美誉；六团在叶飞的率领下突袭虹桥机场，打出了赫赫声名。这几支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后来新四军第一师、第六师以及华东野战军主力第一、第四四、第六纵队的基本力量。

五团在皖南正面战场执行对日作战任务，先后在宣城、青阳一线和青弋江一线布防，后调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区进行防御作战。1939年前后，5团在一、三团的协同下，在铜繁前线与日军进行了200余次战斗，其中最为激烈的是五次繁昌保卫战，共消灭日军1500余人，战功卓著。可惜，在“皖南事变”中，这支红军团为掩护军部转移血战东流山，几乎伤亡殆尽，部分突围指战员编入重建后的新四军第七师。


不倒的旗帜

新四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黄道留在南昌，主持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工作。闽北的曾镜冰、闽东的范式人、浙南的刘英和龙跃等留守原根据地，组成当地的新四军留守处。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和各地留守处，一方面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办理动员、优属、输送干部、筹运军需物资等事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掩护党的机关，在各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他们远离主力部队，在环境复杂的后方担负着艰巨繁重的任务，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在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下，加紧了对我后方机构和组织的破坏。1939年5月，黄道在铅山河口被阴谋毒害。刘英也在丽水被捕，惨遭杀害。“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公开进攻我后方留守机构，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甚至将黄道的遗骨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割头。闽东的阮英平，闽北的王助和汪林兴等先后牺牲。老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以曾镜冰为首的福建省委（后称闽浙赣省委）领导下，重新拿起武器，上山打起了游击。在闽北有曾镜冰领导的游击队，在浙南有龙跃领导的游击队，在皖赣边有胡明领导的游击队等。这些远离主力的游击队伍，作为我党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支撑着东南半壁，经千锤百炼而不溃散，一直坚持到1949年，与南下的解放大军胜利会师。

从1927年举起义旗，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在这风风雨雨的22年间，红旗始终飘扬在闽浙赣边区的崇山峻岭之中。闽浙赣地区是南方老区中仅有的两个“红旗不倒”地区之一（另一个是海南琼崖地区）。据统计，仅江西上饶地区就有25.6万革命烈士。其中，弋阳县有9811名革命烈士。横峰这个当时只有1万余户、6万人口的小县，被烧毁的房屋达1.2万余栋，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达7600人。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了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换来了人民的幸福生活，换来了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强盛。他们的历史功勋，我们将永远铭记！

1927年弋横起义时，我只有四岁，是游击队员背着我上了山。作为一个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红小鬼，作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发展历程的亲历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把我知道的一切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当然，我知道完成这项任务的艰巨性。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历史资料已经散失，而我毕竟已是84岁的老人，要四处收集资料，实在是力不从心，加上过去忙于工作，没有更多的机会学习文化，写作水平比较低，做起来实在是非常困难。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编写工作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邵式平、方志纯、缪敏（方志敏同志的爱人）等前辈在世时，都曾向我讲述过一些历史情况；江西上饶市和弋阳、横峰、贵溪各县的党史部门，给我提供了许多资料，并帮助我核对史实。在本书编写和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共杭州市委及杭州市党史研究室、杭州市关工委的大力支持；新四军战友毛维青、田井、杨雪岩等同志，《方志敏》画册主编杨子辉同志，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陈干群同志，杭州五云山疗养院李哓英同志，杭七中高级美术教师吴东江老师等，以及中国美院的一些教授，都给了我热情的帮助，终于使我了却了这一夙愿。我深深地感激他们！

由于自己政治水平、文化水平不高，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当革命处于低潮时，在残酷的环境下能坚持斗争的，才称得上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

“南阳事件”——粟裕“鸿门宴”上擒叶飞

一九三六年初秋，一场“鸿门宴”事件发生在浙江省庆元县的南阳村。这就是“南阳事件”。奉令设宴者乃大将粟裕。赴宴遭擒，险些丧命者，乃日后粟裕的嫡系上将，时年22岁的叶飞。

一九三五年二月，粟裕、刘英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开展游击，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十月间，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百余人，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叶飞领导的闽东特委会师。随即闽东特委和以刘英为首的浙西南政委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闽东特委主动提出接受刘英他们的领导，刘英采纳了这个建议，双方通过协商共同组建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由于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无法报中央批准。临时省委由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

临时省委成立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从浙南方面来说，还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受“左”倾冒险主义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发生了误会，双方都有气，以致产生了矛盾。刘英想“统”掉闽东，几次提出要把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工作，藉以调离闽东。粟裕不赞成，认为这对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和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不利，也不符合组成临时省委的初哀。刘英未采纳粟裕的意见。临时省委成立后，三个主要领导人经常分开活动，省委的实际工作由刘英主持。

不久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同黄道联系的事。大约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粟裕碰到了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就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黄道，希望黄道来主持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才有办法解决和纠正刘英的错误。在当时三个地区的负贵人中，黄道是党内有威望的老同志，粟裕认为由他出面召集会议是最适合的。刘英也给黄道写信联系过，但对于粟裕给黄道写信甚为不满，并引起了粟裕恐慌。

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粟裕的建议下，叶飞去闽北独立师和黄道取得联系。叶飞与黄道会晤时，向黄道汇报了闽东和浙西南的斗争情况，并且详述了和刘英在斗争方针上的原则分歧，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请黄道同志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南的斗争。黄道坚持说；“如果你们本身不能解决问题，闽浙赣临时省委也就无法成立”，还说；“你们必须先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才能接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叶飞问；“今后如和中央接上联系，打起官司来怎么办?”黄道毫不犹豫地说：“我一定替你们证明。”

叶飞回到闽东后，刘英来了，召开了闽浙临时省委会议，粟裕未到。平时刘英总是和粟裕一起行动，这次刘英却是单独前来。在闽浙临时省委会议上，叶飞向刘英报告了和黄道的会合，并向他汇报了黄道的意见。刘英满口承认浙西南工作的错误，但是不同意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并由黄道任书记，并居然提出要叶飞担任闽浙临时省委书记。会议毫无结果，叶飞断然宣布闽东特委退出临时省委。

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一九三六年三月，刘英写信给叶飞，说临时省委已于二月二日决定叶飞兼组织部长，闽东特委设副书记一人，再次要叶飞来省委。当时粟裕是组织部长，这个决定在事前或事后粟裕都不知道，直到几十年后，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刘英既想把叶飞同志调离闽东，又想撤掉粟裕这个组织部长。

一九三六年秋，粟裕正活动于闽浙边境之庆元县境，刘英以临时省委的名义给粟裕送来一封信，要粟裕乘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这个命令使粟裕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粟裕未能坚决抵制，这样就演出了一场“鸿门宴”。

某日，粟裕约叶飞到南阳会面。叶飞和陈挺率一个连，于中午时分到达南阳，与粟裕会合。见到粟裕，叶飞很高兴，要向他汇报会见黄道的情况和临时省委会议的结果。粟裕说：“好呀，晚上吃过饭再说吧。”

当天晚饭的时候，叶飞、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粟裕坐上手。大家一边说笑，一边喝，互相劝酒，甚是热闹。酒过三巡，粟裕站了起来，突然将酒杯啪哒一声挥碎在地上。叶飞、陈挺一怔，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预先布置好坐在叶飞两边的人把叶飞抓了起来，把陈挺也抓了。叶飞的警卫员拔出驳壳枪，打出门去，报告连队冲出去。宴席顿时大乱，粟裕悄悄退了出去。叶飞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象对待土豪、叛徒一样。当晚，在押解叶飞的途中，叶飞几次提出要同栗裕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叶飞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叶飞扔下，自己逃走了。国民党士兵逼了上来，叶飞就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恰巧挂在树上，没有摔死。陈挺也随叶飞跳下悬崖。天黑后，叶飞俩不顾伤痛，赶往闽东根据地，昼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达目的地。

叶飞被抓的消息传到闽东根据地，部队、群众非常气愤，认为小叶是红军，抓小叶的人一定是坏人。有的人情绪激动，甚至提出要带部队去算帐。幸而叶飞赶回及时向大家做工作，制止了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

“南阳事件”导致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彻底分裂。此后，闽东特委接受闽赣临时省委的领导。从粟裕回忆录看，似乎粟裕一直不知道早先的闽浙临时省委会议上，闽东特委已宣布退出临时省委一事，因为粟裕回忆录说，“扣押叶飞同志导致了闽浙临时省委的解体”。

“南阳事件”后，刘英单独召开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宣布开除叶飞的党籍。同时说粟裕也参加了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的活动，也将粟裕隔离起来审查，派了一个班把粟裕监视了起来。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从全局着想，粟裕被迫违心地作了“申明”，这场斗争才算结束。此后，粟裕和刘英就分开活动了。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独自行动，而且互相之间心存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

刘英于一九四二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牺牲。

一九五八年有一次在上海开会时，李富春问叶飞，听说在闽浙边临时省委时发生过南阳事件，有没有这回事?叶飞就扼要地把这段党内斗争的经过告诉他。李富春听了之后，很吃惊，并问叶飞有没有向毛主席报告过，叶飞说没有。李富春就说，有机会时应当报告毛主席。但是，以后叶飞一直没有机会向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此事。

直到写回忆录时，叶飞才说，“现在我认为有责任对闽浙临时省委当时那段极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作出如实的反映”。

是历史记载中的：洞宫山会议，回头我打一段文字上来。

唉。这个刘英似乎也是出了名的“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