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三十三】
□特约撰稿 曹德权/文
◎◎至今健在的人们
报到后，谢志光便和周仁极谈话，向他说明现在刚刚解放建立政权，百废待兴，要干的事很多。而当前的中心工作便是征粮，县政府要成立征粮工作队，让他担任队长。等征粮的工作结束后，再分配稳定的岗位。周仁极说行，我正愁力气不知往哪里使呢!他高高兴兴地去任职，带领征粮工作队的同志一天到晚专跑乡下，那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武胜又是山区县，下乡全靠两条腿走路，周仁极下乡每天翻山越岭，动员征粮，调运支援城市和新解放的地区，几个月跑下来，他的一双脚打起了厚厚的一层老茧，终于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征粮任务。
征粮工作队的工作结束后，周仁极被县政府任命为武胜中心区(城区)区长。几个月后，上级党组织找他谈话，由于乐善的工作局面还没有打开，组织上决定安排一个工作能力较强、人年轻、干劲大的同志去打开局面。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调他去乐善区任区长。离开城区到条件艰苦的区，党组织希望他以大局为重，把这副重担挑起来，周仁极爽快地答应了：“我是一个地下党员，也算老同志了，去哪里都是党的工作。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去乐善！”
周仁极到乐善区后，带领区公所全体干部，注重实际，讲求办事效率，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当时武胜农村各地正在抓清匪反霸和土改工作，干部少，工作难度大，加之地理环境特殊，敌情复杂。周仁极到职后，着重抓干部、抓实干，在乐善工作期间，他带头下乡抓点，带头熬夜加班，连节假日也不休息，也很难回一趟家，很快带出了一支工作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戴。
不久，周仁极又被调回县城工作，出任县农协会主席职务。他在这个职务上也只干了一个短暂的时间，便被上级党组织安排担任了武胜县人民法院院长。新政权建立后，各地司法干部奇缺，特别缺业务骨干。周仁极到法院上班后，西南司法部鉴于各级法院领导大多缺发专业知识的情况，举办了司法训练班培养轮训各地基层法院院长，周仁极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训练结束后，西南司法部将受训的全体同志组成工作团，前往西南各地清理积案。
周仁极随工作团先到古蔺、叙永等县，接着又到云南昭通，清理积案的工作忙了一年。这次工作团的实践锻炼，使周仁极思想上、司法业务上都有了一次大提高，很快胜任新的工作职务。
1952年年底，上级党组织经过考查，决定将周仁极提任为武胜县副县长，正准备宣布时，碰巧省委组织都要求各地行署选拔一批年轻而有工作能力的同志充实省政府各部委局行，南充地区行署决定各县抽—名同志选送到省。结果周仁极又被选中，武胜县委县政府便只好顾全大局放人，这样，周仁极便于1953年3月被省委组织部分配到了省森林工业管理局(原西南森林工业管理局)，任该局计划科副科长，前往川西林区开展森林资源情况调查研究工作，这一去周仁极一头扎到基层，专往各林区跑。说来也是对了他的心意，华蓥山游击队出身的同志就是钻山林干革命的，对山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现在让他干林业工作，一干就上劲，他在川西一跑就是一年，回到局里后被调任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接着改任局行政办公室副主任，一直干到1957年，局党委又将他调去担任了局属森林工程公司经理职务。到成立川康森林工业管理局时，周仁极又被任命为局办主任。
1958年，省森林工业管理局同省林业厅合并，撤消了森林工业管理局，周仁极被组织上安排担任了省林业厅办公室主任职务。
1964年夏，周仁极在省林业厅办公室主任位置上干了六年多后被提拔为省林业厅副厅长，分管营林工作。这年，他才42岁正是年富力强渴望一展身手之时。在六十年代的干部使用中，四十来岁进入厅级领导班子，晋升还是算快的。他在领导岗位上苦干了几年，工作上多有建树。就在他抓业务颇感得心应手之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周仁极也同许多老干部一样，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一呆三年，直到 1972年才被通知回到了省林业厅。
周仁极是1983年离休的。离休后仍关心厅里的工作，参加厅干休所组织的各项活动。当采访结束我向他握手告别时，他说：“明年11·27我要去重庆看看，但愿我们尚活着的八位脱险同志能再次走到一起！”
8.从白公馆脱险的两个小囚犯，从小便成为宣传媒体关注的传奇人物。弟弟不幸死于意外事故，她却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并以突出的贡献当选为政协委员。
在整个中美合作所重庆集中营大屠杀脱险的35人中，有两个人是特殊的，也是一直为宣传媒体所关注的，那就是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两个小孩——小波和小可。脱险时，小波不满5岁，小可才3岁。他们的脱险经过也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尤其是小波，差点出了魔窟又丢小命，小小年纪历尽生死风险而后生，真正的大难不死而有造化，解放后成了祖国的栋梁之材。
在大屠杀中，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刽子手是连小孩都不放过的。当时，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共有6个小孩，渣滓洞两个，即中共党员左绍英(丈夫是著名地下党员王璞)在狱中生的娅娅(即《红岩》小说中的监狱之花)，中共党员彭灿碧在狱中生的苏菲亚(才9个月)；白公馆四个，即中共党员郭德贤带进监狱的小波、小可、黎洁霜在狱中生下的小华(3岁)和幼华（1岁)。
在大屠杀中，除小波、小可因特务去支援渣滓洞监狱的特务屠杀狱中难友没来得及杀害，此后白公馆剩下的难友在看守杨钦典的帮助下越狱成功而免遭毒手外，其余四名小孩都被特务杀害了!
小波小可大难不死，这一经历使这两个小孩自然成了传奇性人物。但有一点是我始料不及的，小可却在解放后意外地离开了人世!这是我在采访郭德贤时得知的。当我采访完郭大姐后，便向她了解小波和小可现在的通讯地址，以便联系小波和小可进行采访。郭大姐望着我一时无语，眼圈刹时红了，稍倾，她轻轻地说道：“小可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刹时怔住了。过了一会儿，郭大姐从感情的激烈伤痛中挣脱出来，慢慢地向我讲起小波和小可的经历。看得出，她在小可已经离开人世22年后，仍是每当提及小可便不能自控。她是一个坚强的地下党员，但也是一个母亲啊!
小波和小可姐弟俩脱险后，郭德贤全副身心要投入到新的工作中，无力照顾到两个孩子，就把他们姐弟俩送到了中共地下党员王焕之开办的托儿所里。由于王也是地下党员出身，对革命烈士和脱险志士的子女极为关照，收留了不少同志的小孩。当时江姐的小孩彭云也被送了去。小波和小可在托儿所里很难见到妈妈，但也许是从小在特殊的生活环境中过来的影响，姐弟俩从小就很懂事，特别具有自理能力。
此后，小波和小可被送到重庆市人民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是干部子弟校，不少中共地下党员的子女和解放军二野南下干部留渝工作的同志的子女，都在这所小学读书，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八九岁，有的才四五岁。这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闹革命的同志的子女上学的一种特殊现象。小波和小可在这所小学里成绩十分优异，对人也很友善，深得老师喜爱。
小波和小可在人民小学读完小学后，小波又到市一中读书，小可则去十六中，姐弟俩分别在两所中学读完初中和高中后，小波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钢铁学院，小可则想早日参加工作。当时新中国建设中缺少有文化的人，一个初中生都是被当成宝贝似的，各单位都要抢着要。
正当小可准备找一个有用武之地的单位去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在这场给中国带来大浩劫的运动中，许多老干部受到不公正待遇。
郭德贤也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冲击。由于运动的干扰，各行各业的正常生产和业务遭到很大破坏，小可再读书已不可能，又找不到工作，他决意到云南去当一名建筑工。临行时，他找到正在接受审查的妈妈，向妈妈告别。郭德贤知道小可从小就很懂事，不担心他什么，但最担心他盲目地去参加什么组织，造什么反，再三叮嘱他不要去瞎闹，要认认真真干工作、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做一个好人。小可含泪点头：“妈妈放心吧，这个道理我懂。我会好好干活的，我能吃苦，不会去造啥子反。我凭自己的劳动吃饭。妈妈您多保重!”小可就这样去了云南昆明，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几个月后，郭德贤便接到噩耗：小可在劳动后前往小溪游泳，不幸淹死了!这年，小可刚满二十岁！小可短短的人生旅程太苦了!郭德贤受此打击，泣不成声，一直到现在，她一想起小可心里就难过。
郭大姐讲完小可短暂的人生历程后，从相册里取出一张小可的照片，说：“小可不大喜欢照相，那时要照一张相也很费事，要到照相馆去，所以小可留下的照片很少。”我接过照片，照片上的小可长得很英俊，微笑着，看上去对前程充满了希望和自信。我向郭大姐要了这张照片，准备本书出版时刊用。因为他也是脱险的35人之一，也是我追踪采访中关注的人物。
小波在大学听到弟弟不幸死亡的消息，哭了好几场，夜里睡在床上，一闭上眼便不断看见弟弟在狱中伸出一双枯瘦如木棍儿般的小手向黄显声将军要糖的情景……可怜的弟弟呀!小波自己哭得泪人儿般，还强忍着给妈妈写信，安慰妈妈，并表示要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妈妈的希望，以后做一个对党对国家有用的建设人才。
小波越发努力了，在学校，她的各科成绩都进入全班前列，由于从小的磨练和生活际遇对她的深重影响，她为人忠厚和善，极富同情心和进取心，也很肯帮助别人。每月妈妈的汇款到了，她从不乱花一分钱，生活上十分节俭，余下的全都拿出来帮助家里困难的同学。有的同学买不起学习用的绘图纸，她便买好了送给同学；哪位同学病了，她就自己掏钱去买药打饭，哪位同学家里发生意外一时生活极度困难，她就把自己的饭菜票匀出来送去。小波以自己良好的行为赢得了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好评。并以优异的学业毕业。
重庆集中营大屠杀脱险志士寻踪【连载之三十六】
□特约撰稿 曹德权/文
附篇
◎◎追踪采访“红岩”人物
这次采访所获得素材，使我顺利地写出了下篇《人间魔窟纪事》，两篇共四万余字，这篇仍用特快专递发给正在留版等稿的《中华传奇》。《中华传奇》此后共用5个期号连载《红岩大揭秘》第一部，全部安排为头条和二条，其中在3个期号加了编者按，据编者按称《红岩大揭秘》连载“引起读者强烈反响”，还说，“这是作家曹德权的一个历史功劳，本刊也引以为荣!”
我心中很明白：这不是我的功劳，也不可能是我的功劳。我的全部作用就是完成了一个记录员的工作而已。
此后，我同黄茂才老人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经常通过电话交谈。
初见孙老，采访时间达7小时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通过黄茂才和渣滓洞监狱大屠杀殉难烈士何雪松的女儿何丹妮，儿子何小渝、罗世文烈士的堂妹罗世秀等人，我已经知道：“中美合作所”重庆集中营大屠杀脱险志士共35人，其中白公馆监狱脱险了20人(包括两名小孩和重伤昏死后从尸坑里爬出脱险的1人)，渣滓洞监狱脱险15人。在这35人中，健在者只有8人：刘德彬、郭德贤、孙重、傅伯雍、盛国玉、周仁极、毛晓初、郭小波。
我必须找到这些脱险志士，一个一个地面对面采访。
我决定先前往重庆，以便利用采访的机会顺便去歌乐山烈士陵园、以及《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旧址参观，搜集一些资料。正当我准备动身去重庆时，却接到何丹妮的长途电话，她说她从广西来到了重庆，住在脱险志士孙重家里，希望我能赶去重庆见面谈一谈。
我告诉丹妮，自贡至重庆的高速公路已经修通了，几百里路两个半小时就到了。我请丹妮先给孙老说一下，以便第二天一到重庆就采访。她说行，明天我去接你。
第二天我赶到重庆后，丹妮很顺利地接到了我，把我引到孙老家里同孙老见面，由于是第一次见面，我还是郑重地将我的工作证、作协会员证主动递给孙老，然后把我出版的书送给孙老和丹妮各一套，孙老接过书将证件递还给我，笑着说道：“看得出，你是个有成就的作家，你要写‘红岩’英烈的书，要采访一些同志，弘扬‘红岩精神’嘛，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好吧，应当支持!你要了解些什么呢?”
我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孙老也是73岁的人了，但身体很好，说话底气很足。他不抽烟，我无意间用左手往衣袋里掏烟盒。孙老见了，连忙起身去找烟灰缸，并笑着说：
“嗨，你看我不抽烟还忘了这个事!”
孙老是地下党重庆化猫区党支部委员，从事工运工作，被叛徒出卖，1948年4月9日被捕入狱，关押于渣滓洞监狱，于1949年“11．27”大屠杀中冲出牢室脱险。他除了向我介绍了狱中情况和脱险经过外，着重介绍了重庆地下党的工运情况，市委领导人之一、工运负责人许建业(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被捕牺牲的情况以及解放后罗广斌在长寿湖农场的情况。他介绍得很仔细，从下午一时开始到晚上八时结束，我的臀部都坐痛了也没敢站起来一下，一口气将16开稿纸密密麻麻记录了27页!
孙老执意留我在他家吃晚饭，此时饭菜都凉了。我感到很过意不去——误了孙老一家吃晚饭的时间。孙老说还有些温温热，小曹年轻可能不碍事吧?我连忙说道：“不关事，我在农村时，冷豆腐都敢吃呢!”孙老一家听我这一说都笑了起来。
吃过饭，丹妮问我这次来重庆是怎么安排时间的?我说还要采访刘老和郭大姐，她说好，我先帮你联系一下，这几天我就陪你去采访，给你当联络员!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我们便约好第二天先去郭大姐家。
从孙老家告辞后，我直接去了重庆棒棒军服务公司，因棒棒军的“总司令”是我的老乡，且也是爱好文学创作的，我想去他那里“打栈房”。我知道，写这部书到各地采访，要花很多差旅费，又不能回单位报销，只好节约点了。
我再次同孙老见面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我将写好的稿子送给他审阅，孙老很认真，收下稿子熬夜审读完，并将一些错误改正，文中还写错了一个人的名字，他也改过来了。然后郑重地签了审读意见。他将稿子交还我时讲了一些很中肯的意见，然后说道：“好，小曹，你确实很认真，这样能减少一些差错，这样做很好!”（待续）
重庆集中营大屠杀脱险志士寻踪【连载之三十七】
附篇
◎◎追踪采访“红岩”人物
郭德贤：白公馆脱险的惟一女志士
丹妮引我去见郭德贤大姐时，她说头晚已给郭大姐去了电话，她在电话中同意见我一面。我把这次采访看得很重，事先把要采访的内容作了仔细的计划。这是因为从白公馆监狱脱险的20人(含尸坑中爬出的谭谟)中，目前健在者只有她和毛晓初了，另外还有个小波，但她在狱中当时只有四岁，还是个小孩。对郭大姐的采访，我必须采访得更深入一些，如果一次完不成，可以分为两次采访。
郭大姐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联络员，被叛徒出卖被捕时，她带着女儿小波、次子小可被关押于白公馆监狱。“11·27”大屠杀时，白公馆已经杀了28人了，这时特务们去支援屠杀渣滓洞的近 200名革命志士，白公馆只留下看守杨钦典一个人。 罗广斌就趁这一机会做通杨钦典的工作，将白公馆剩下的19人全部放了出来，逃出了歌乐山。他们的脱险是十分侥幸的。要不然，连小波、小可这样三四岁的小孩特务们也不会放过的。那天，丧尽人性的特务们把其他5名小孩全杀了，连仅l岁零8个月的卓娅(小说《红岩》中的“监狱之花”)和9个月的苏菲娅也杀了!
郭德贤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76岁高龄了，已是满头银丝，但精神极好，两眼很有神。她微笑着听我说明了来意，和蔼地向我说道：“小曹呀，我要和你说清楚了，如果是写其他已牺牲了的革命烈士，我会把我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你；如果是写我，就不写了吧?”
我早已从丹妮那里了解到，这几年去找郭大姐采访的记者、作家很多，但均被她婉言拒绝了。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天津的《今晚报》的记者大老远追踪到重庆，且是采访小波脱险的过程；一次是重庆一家报纸因搞一个系列宣传，不能缺，她只接受了这两次采访。她说：“烈士们为了共和国的诞生把年轻的生命都贡献出来了，我们有幸活到今天，就不要多宣传了!”
由于我思想上对此已有了准备，就向郭大姐说明这次采访是针对所有健在的脱险志士和“红岩”事件知情者，是一次完整的整体采访，不是“个体”采访，一个也不能缺呢!丹妮也在侧面帮腔，说了好久，终于将郭大姐说服了。但她还是打了这样的招呼：文中涉及她的内容要少!
郭大姐将罗广斌，刘国志、陈然等著名革命烈士在狱中的情况，以及几个小孩经常去找黄显声将军玩的情况一件件向我作了介绍；她被捕的经过和白公馆19人脱险的经过也向我作了详细的介绍。为了我采访方便，她特地找出一份烈士子女通联名单送给我：“小曹，这份通联名单很详细，你采访时用得着，送给你吧。”这真是太好了，我连忙向她道谢。
采访郭大姐后不久，我再次返渝，一是将已写好的文稿交她审阅，二是向她了解小波小可脱险后的情况以及解放后的工作生活情况。郭大姐将文稿审阅后，抓起笔将写到她的部分删去不少，然后签了意见递还给我：“小曹，写我们少一点，我想你还是能理解我的。”
接下来，她谈起小波小可解放后的情况，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小可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在“文革”中到云南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因劳动后在小溪游泳，不幸溺水死亡。这年，他才20岁!郭大姐讲到小可的情况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落泪了。
我向郭大姐要小波的联系地址，提出要到天津去采访她。郭大姐说：“小波出差去了，要忙一段时间才回天津。她现在正值事业上的黄金年龄，正努力做事。我的意见你不要到天津去了，因为她在狱中的情况和脱险经过，我可以给你介绍；解放后的主要情况我也清楚，而解放后的情况，还是不要多写。在狱中，她才四岁多，并不懂事。所以你要多写其他英烈！我被她说服了。
记录完有关小波和小可的情况，郭大姐还完全沉浸在感情的海洋中，她当即抓起笔来赋七绝一首赠我：“歌乐苍苍胡月亲，钢枷铁锁留余身， 叙功不是吾辈事，余韵惟留教子孙。”
我读着郭大姐所作的七绝，似乎更理解他们这一代人的内心世界了，也更加明白为什么她会婉拒那么多的记者、作家的采访了。
此后，我又于去年“11·27”祭奠日来到重庆，准备趁机同一些烈士家属和子女见面，我去郭大姐家把我的想法向她说了，郭大姐说：“这好呀，多见些，多了解一些，这对你的写作有好处。我们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多功能报告厅开会，到时你来吧，我给你引见!”
结果“11·27”这天上午，郭大姐为我引见认识了好几位烈士和已故脱险志士家属、子女。为我的写作带来了许多便利。此后，我同郭大姐一直保持联系，我经常在电话中向她汇报写作进展和作品发表情况，每当这个时候，她都会热情鼓励我，希望我尽最大努力把英烈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写出来，以教育下一代，弘扬“红岩”精神。
重庆集中营大屠杀脱险志士寻踪【连载之三十八】
附篇
◎◎追踪采访“红岩”人物
（紧接4月18日16版）
刘德彬：在医院打着吊针接受采访
在采访中，我还了解到华蓥山游击队还有好些指挥员和游击队员至今健在，将华蓥山游击队的组建、作战情形单列写一本书似乎是可能的。
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倾全力而为。没有任何捷径，只有踏踏实实地追踪采访，老老实实地出差寻找“红岩”事件当事人，才能成功!我最后决定将书名定为《红岩大揭秘》，由三部组成：第一部《保密局重庆集中营纪实》；第二部《重庆集中营大屠杀脱险志士寻踪》；第三部《华蓥山游击队纪实》。全书写完后约60万字。
接下来是采访刘德彬。但我们得到的消息却很不巧，刘老身体不好，一直在住院，且病情不轻。他是在北京修改他的长篇纪实作品《歌乐山作证》后，回到重庆便因劳累过度引起疾病复发而住院的，已在医院接受治疗很长一段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走进医院采访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和丹妮商量后，决定先征求刘老的夫人殷大姐的意见。殷大姐在电话中略加思索后回答：老刘目前病情尚较稳定，可以接受采访，但时间不要过长。
得到殷大姐的回答，我和丹妮都很高兴，便去花店买了鲜花赶去医院，进了病房后，见刘老躺在病床上，手腕上挂着吊针，气色尚好。丹妮向他献上鲜花，我上前向他表示问候，由于刘老是重庆市作协顾问，也是一个名作家，曾同罗广斌、杨益言合作了长篇报告文学《禁锢的世界》，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我此时的身份是自贡市作协副主席，便同时也代表自贡市作协向他表示问候，祝他早日康复。
刘老在殷大姐的帮助下慢慢坐起来，斜靠在病床上，笑着对我说：“谢谢你的问候，请代我向自贡的作家们问好!……你从自贡专程来重庆，采访有关红岩英烈的事迹，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
说完，刘老便向我介绍起地下党和渣滓洞狱中的情况来。刘老是 1939年3月入党的，曾任地下党汤溪特别支部委员，川东起义时，任起义指挥者、游击队政委彭咏梧的联络员，于1948年6月14日因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于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他和杨培基在渣滓洞的围墙边同10多名难友冲出监狱脱险。在川东起义前夕，他还受彭咏梧指派前往川东联络地下游击队，差点被自己同志误杀。在川东，他又和著名女英烈江姐等人一起工作，比较了解川东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江姐、雷震、唐虚谷、李青林等著名中共党员的情况。他的介绍平静而充满感情。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尽量不提问，尽可能让他按自己的思路讲下去，我只是默默地记录着。我知道，他毕竟是在病床上打着吊针接受我的来访的啊!我生怕提问过多影响他的思路。
刘老向我介绍完情况后，将他写的刚出版的长篇纪实作品《歌乐山作证》签上字后赠与我：“这本书主要就是写的我在川东和渣滓洞监狱两个地方的情况。我没有介绍到的情况，你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看能不能对你的写作有一些帮助。”
我接过书，觉得沉甸甸的，这部书是刘老在病中写出来的，也是他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所接触到的战友、同志真实斗争生活的生动记载。我连忙向刘老道谢。为不至于太影响他的休息，我和丹妮便起身向他和殷大姐告辞出了医院。
一个月后，我再次见到刘老时，已经是在他家里。我悄悄问殷大姐：“刘老的病情怎么样了?是不是完全康复了。”殷大姐说好些了，但还是不敢大意。
“11·27”的日子来了，刘老要去歌乐山悼念难友，就出院了。 原来，“11·27”这个日子，他不可能不去歌乐山啊!我请刘老审阅我已写好的文稿，他仔细地看过后说道：“好，很真实，没有要动的地方了，比较准确。”我请他签意见，他提起笔正要签，殷大姐在旁边说：“在采访稿子上签字是严肃认真的嘛!”刘老点点头：“嗯。”
三次采访原西南长官公署二处情报官
随着采访的深入和阅读大量的文史资料，我对“红岩”事件的全过程有了初步的了解，也采访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但仍然有一种遗憾：我虽然采访到了黄茂才，对监狱中的特务方面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但却没能采访到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中的较高级的人物。因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在处长徐远举(小说《红岩》徐鹏飞的原型)的领导下，干了许多坏事，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成为重庆特务机关的代名词。
如果能采访到“二处”中较高级的人物，将会获得许多第一手案情细节，这有力于较准确地写出徐远举、周养浩、杨元森等人物，也有利于了解更多的“二处”的隐密。但遗憾的是，二处几个将级特务先后在狱中病死；科、股、室级校官解放后有的被处决、有的已去世，要找到这样的采访对象是困难的。
一次，我在同黄茂才通电话时给他讲到了我的这些苦恼。黄老先生在电话中一迭声说道：“有嘛!这样的人就在我们荣县呐!——我还以为你早知道呢。他叫林茂，原来是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上校情报股长，二处副处长杨元森是他的拜把子兄弟呢!他后来又到国民党15兵团任少将情报处长，参加过华蓥山大清剿……”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这样的人我们荣县就有一个。我连忙找来笔记下了林茂的住址，因为他不但当年在二处分管情报，了解许多内情，也十分了解徐远举等人的情况；同时，他还参加过华蓥山大清剿，这对于我了解华蓥山游击队征战史也会获得许多第一手材料，而且是难得的敌方情况。
得到这一消息的第二天，我便从自贡赶到了荣县，来到一处乡村小院，听到狗叫声，一位头发和眉毛都白了的老人从屋里走了出来，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就是86岁高龄的林茂先生了!但他明确告诉我，他就是林茂。我赶忙迎上去向他问好，递上证件说明来意。他声若洪钟，爽朗地笑了：“好，欢迎屋里坐，屋里坐!”（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