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熊翔——抗战末期在陆良中学工作的回忆 [复制链接]

原文刊载于《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一辑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的祖父熊从周（熊心畲）第二次去陆良任国民党政府的县长，我即向冯契同志提出意见，调一些同志去陆良，利用我祖父的关系，开辟那里的工作。我祖父虽然曾经当过国民党广东番禺、云南新平、建水、陆良、江川等县县长，还当过昆明市长，但此人刚正不阿、不畏强暴、肯为群众伸张正义。一九二七年前后第一次当陆良县长时，当地群众对他即有“熊青天”之称。另外，在和他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反对国民党的卖国独裁政策，拥护我党政策主张，我在他的办公桌抽屉中见到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形势图》等党的文件和材料。我相信我们若去陆良工作，是会得到他的支持的。因此，我才向冯契同志提出抽调干部去陆良开辟工作的建议。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祖父是一九二七年即已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同情和拥护我党的民主人士而已。

冯契同志对我的建议表示欣赏，但说这个问题要提请组织研究后，才能做出决定，结果如何，过一两个星期再告诉我。过了约两个星期，冯契同志找到了我，通知我组织同意我的建议，决定调人去陆良。并要我立即去陆良进行准备，主要任务是搞好我祖父的关系，安排去陆良的同志的公开职业，保证他们能够在那里立足和安全。调干部的事，由他们在昆明负责，并商定了联络地点等其他一些有关事项。

这样，我很快就动身去到陆良。

陆良是个偏僻的小县，当时机关不多，除县政府外，有一个构筑陆良飞机场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十二工程处，再就是云南省的一个南盘江水利工程处，除此之外，就是国民党的驻军第八军军部、工兵××团等单位。要想把我们的同志安插到这些单位去，实际是很困难的。至于进去开展工作，那就更困难了，但是经过一番调查，我发现陆良中学为陆良的地主豪绅所把持，里面的教师大多数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有真才实学的人都不愿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教书，聘请外地教员非常困难。因而教学质量低劣，一些人家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昆明就读。而不肯进陆良中学。发现这个情况，我心中不禁一阵狂喜，决心把这所中学拿过来，作为我党在陆良工作的据点，不仅可以安排较多的同志，而且易于开展工作，又便于掩护。

我去找当时的陆良县政府教育科长牛小灿进行交谈，从陆良的文化教育事业谈起，一直谈到陆良中学。牛小灿在昆明教过书，有些见闻。他亦承认陆良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尤其是陆良中学没有办好。为此，他也感到非常为难。我向他提出要把陆良中学办好，必须提高教学质量，而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解决师资问题。他说没有办法去昆明聘请高质量的师资，原因是地方偏僻，生活艰苦，薪水又不高，人家都不愿来。我向他表示，师资问题我有办法，但请一两个来，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各门课程的师资都要解决。他当然赞同我的意见，再三问我有没有把握找那么多教员。我说可以。他大喜过望，当即表示要我出任陆良中学校长，由我来办陆良中学。我礼貌地拒绝了，但表示我可以当一名教员。因为我在别的中学里教过书。

当天晚上，我在客人们走后见到我的祖父时，牛小灿已经把我和他的谈话情况向他汇报了。我祖父一向十分重视
文化教育。见我来到陆良能在这方面帮助他做些工作，自然十分高兴，但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配齐包括高初中在内的陆良中学各门课程的教员表示担忧。再三嘱咐我抓紧办，一定要保证九月一日开学。老实说，我对这个问题心中也有些发毛，在这么一个短短时间内，老冯能不能搞来这么多人呢？若是搞不来，中学不能按时开学，问题就复杂了。我给冯契同志发去了加急电报，还写了信，后来干脆亲自去昆明找到冯契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冯契同志很高兴，说他正积极组织力量，又说他要自己到陆良来了解一下情况，我回陆良后不久，冯契同志趁着到路南旅行的机会，和袁用之同志一起到了陆良。我祖父很热情地招待了冯契同志，谈得很融洽。冯契同志还和陆良县中和县教育科有关人员作了接触，他亲自向我祖父表示，不久就介绍教师到陆良来。

我在陆良，一面进行准备，一面焦急地等待着昆明的消息。一天下午，刘国鋕同志拿着冯契同志的介绍信找到了我。这是第一个来到陆良的同志，我非常高兴，吃了饭，向他介绍了情况，引他见了我祖父，就把他安排到了陆良中学去了。不久，董易、于斯炎、廖克平、秦泥、郑道津、李循棠、邓艾民、吴子见、刘以治、黄平、何扬、马凌云、钱宏等同志都先后来到了，此外，还来了陈端芬、张静、吴维芝、龙德华等几位女同志。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之后，陆良中学按期开学了。校内除个别行政人员和一位姓李的教国文的老先生外，全部换成我们的人，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进步青年，陆良中学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成了我们在陆良工作的一个据点。

陆良中学开学后，冯契同志几次由昆明来到陆良，就许多问题和同志们交换意见。他说，经组织研究，陆良的工作由董易、刘国鋕和我负责，因为我在陆良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分工我做社会工作，去和那些土豪劣绅、国民党军政人员等打交道。对陆良中学校长一职究竟由谁担任，经过多次讨论，最后一致意见是请我祖父兼任，实际上是挂个名，刘国鋕担任教务主任，实际负责学校工作，这样便于在我祖父的掩护下开展工作。我祖父同意了这个建议。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所以还专门分工刘国鋕去做他的工作。

我们一致认为，要在陆良站住脚，并开展工作，必须把陆良中学办好，而办好中学的唯一标帜，就是提高教学质量，因此，首先要解决教学质量问题，到陆良中学来的同志，大都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由昆明疏散到乡下隐蔽或由外省转移到云南来的同志，这些同志绝大部分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到乡下后又都在中学教书，因此，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教课质量自然不错，少数没有教过书的同志，在别的同志的帮助下，积极备课，教的效果也过得去。在此期间，同志们也加强了与学生的联系，在学生中积极开展工作，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和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学生的思想状况，有了很大的转变，比较关心国家大事了，办起了墙报，高唱抗战歌曲，演出话剧等。因此，在短短三、四个月之后，陆良中学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得到了学生的欢迎，家长的好评，一致认为陆良中学办得好，有些把子女送去昆明读书的家长，也来和学校联系，把自己的子女叫回陆良中学就读。

我祖父看到陆良中学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起了这样大的变化，也感到十分高兴。但是，同志们的活动自然也瞒不过他。一天晚上，客人们都走了之后，他把我叫去，两只眼睛盯住我问道：“你搞来陆良这些人，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答道：“他们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是我的朋友。”“嗯？”他当然不会满意我的回答，但是他也知道再追问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就叮嘱道：“你要告诉他们，要扎扎实实地把陆良中学办好，站稳脚根，才能再谈别的，不要张牙舞爪，不然，出了问题，就麻烦了。”他这话的意思也很明白。我第二天转告了董易、刘国鋕同志。几个人在一起议论了一番，觉得他这话很有道理。

由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大片国土沦丧，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日寇已经侵占了广西南宁和贵州独山。陆良距广西不远，今后怎么办？就成了在陆良的同志们经常讨论的一个大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大家一致认为，一旦日寇来了，就拉上山去打游击，以圭山地区为依托，建立革命根据地。这种打算，当时也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于是，积极从宣传教育和调查研究入手进行准备工作。一方面在学生中进一步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英勇事迹，学生们抗日情绪高涨，演出话剧，抗日歌曲越唱越响亮，墙报越办越好。董易同志专门联系了从圭山来的学生，做他们的工作，我则积极准备武器弹药，后来还搞到一部轻便电台。对圭山地区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和圭山地区少数民族领袖取得联系。一九四五年初，大家研究决定，由董易、刘国鋕和我三人以到圭山地区访问为名，对圭山情况进行实地调查，事先进行了分工，刘国鋕负责土地分配等有关经济方面的情况，董易负责文化、历史等情况，我负责和当地领袖人物建立友好关系和地形、民间枪支等有关军事方面的情况的了解。我们从陆良县城出发走了一天，因为走了弯路，在夜色苍茫中才到达圭山一个村庄。因为圭山学生已先两天出发，事先已有联系的，到达时受到热烈的欢迎，全村男女老少出迎，鸣枪放鞭炮，跳舞，村中墙上张贴标语，可说是十分隆重。我带去一些七九步枪子弹送给他们作为见面礼，我们到达圭山后发现郑道津同志也来了，就一齐住下，开始了调查，在圭山地区住了一个星期，走了一些村庄，访问了不少的人。在此期间，我们受到兄弟民族的热情款待，临别时又是全村送别，和欢迎时一样隆重。回到陆良后，开了一次汇报会，当时在陆良的同志都参加了。会上除听取董易、刘国鋕、郑道津和我的调查情况汇报外，就在圭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间有些争论，但最后一致认为圭山地区是一个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必须加紧对圭山的工作。

我祖父对我们准备在圭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计划表示完全支持，他自己也准备了短装和马匹，要和大家一起上山打游击。并在我们第一次去圭山后数月，又亲自去了圭山。这次冯契同志从昆明赶来和他一齐前往，进一步调查了圭山的情况，并广泛宣传抗日和民主的道理，巩固和发展了我们和圭山地区兄弟民族的关系。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陆良县政府举办了一次“户籍人员训练班”，学员是四乡抽调来的数十名有文化的青年。我祖父提出要陆良中学的几位老师去担任一部分课程。这无疑是要我们的同志去向这些学员传播革命思想，进一步开展陆良的工作。同志们自然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要求。于是黄平、董易、刘国鋕等同志就去任课。陈端芬前去教唱革命歌曲，很受欢迎。

在圭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打算，由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而未成事实。但自一九四四年秋到一九四六年夏，到陆良的同志们在陆良中学的学生中传播了革命思想，做了大量的工作。还通过访问学生家长，做了一些农村调查等农村工作。以后许多学生参加了革命，参加解放战争，成为党的干部。

在这段时间，同志们自身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我记得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等党的七大文件都是在陆良时学习的。昆明常有同志到陆良，带来许多材料和上级的有关精神，以及对陆良工作的要求。再就是刘国鋕同志每隔一段时间就到重庆一次，每去一次都带回党对一些国内外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等。另外，我还搞到一部很好的收音机，安放在陆良县政府内，每天晚上收听我方电台的广播。起初，由我和刘国鋕记录下来，给同志们传阅，也给我祖父看。后来，刘国鋕事忙，这项工作由我一人担任。刚开始收听我方广播时，曾有出一秘密小报之议，后经研究，觉得陆良这个小县城机关不多，有几台收音机是屈指可数的，小报一出，很快就会暴露，还是以不出为宜，仍用记录传阅。

陆良有个飞机场，据说当时是远东盟军最大的飞机场，日寇投降后，这个飞机场就成了蒋党运送军队到北方进攻解放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飞机场有一个机械师马瑞琪，是董易同志到陆良后介绍他入党的共产党员。董易、马瑞琪等少数同志曾几次研究引爆机场汽油而将陆良飞机场炸毁，使蒋党不能再利用这个飞机场运兵进攻解放区。但因机场戒备森严，除马在机场外，再无其他可靠的人合作，以及技术上的原因，而未能实现这个计划。

在两年的时间里，到陆良去的同志们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做了巨大的努力，在那里开展了工作。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专门成立了国民党陆良县党部来和我们作斗争。特务时常搜集有关陆良中学的情况，撕毁学生的墙报，辱骂和恫吓教师和学生，更重要的是多次向国民党云南当局密告，“熊从周伙同其孙熊×窝藏共党分子把持陆良中学，宣传赤化，笼络人心，搜买枪支，图谋不轨……”。一九四六年七月全面内战爆发后，蒋党特务在昆明杀害李公朴后的第二天，即七月十四日在陆良用毒杀害了我祖父，紧接着在害死我祖父的第二天，又在昆明杀死了闻一多先生。去陆良工作的同志，当时大多在昆明度暑假，因陆良形势突变，遂决定全部撤离陆良。在昆明为熊从周举行了追悼会。

在去陆良工作的那段时间以及以后的十几年时间，我一直不知道我祖父是共产党员，直到一九六三年底，我在北京时，收到唐用九给我的一封信，才知道他是一九二七年经唐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为秘密党员的。

去陆良工作的同志，现大都健在，仅我祖父于一九四六年七月牺牲，刘国鋕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底离开陆良到重庆任沙磁区特委书记，一九四八年四月为叛徒出卖被捕，囚于“中美技术合作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重庆解放前夕与陈然、王朴等共十同志在重庆大坪英勇就义。

据我所知，我们在陆良时，还有个别共产党员也在陆良活动，但和我们没有联系。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感谢若水录入电子版。

文献的详细出处：

熊翔，抗战末期在陆良工作的回忆，载于边逵、唐沛泽、杨复兴、周文林编《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一期》，云南省人民出版社（昆明）1984年，79-86页。

主帖中提到的董易先生，晚年写了一部反映西南联大青年学生革命斗争史的长篇小说《流星群》，主帖中提到的冯契教授的儿子冯象为这部小说作序。见：http://www.hongyanhun.com/bbs/read.php?tid=129&keyword=%C1%F7%D0%C7%C8%BA

引用第2楼岁寒于2008-07-29 13:53发表的  :
感谢若水录入电子版。
文献的详细出处：
熊翔，抗战末期在陆良工作的回忆，载于边逵、唐沛泽、杨复兴、周文林编《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一期》，云南省人民出版社（昆明）1984年，79-86页。

我转的不是岁寒看到的这本书上的，是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一九八三年编辑的《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一辑，内部发行，非正式出版物。文章名与岁寒这个也略有不同，多了“中学”二字，内容应该不会有大的差别。

显然，你看到的那个非正式出版物，到了84年就正式出版了。

是的，《云南现代史料丛刊》作为内部资料只出了一辑，从1984年开始成为正式出版物。

熊翔的另一篇提到冯契教授和刘国鋕的文章也贴上来。

http://culture.yuxi.gov.cn/xxxs_gy.asp?id=2005110710461390955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几次发动反共高潮，制造磨擦。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就是震惊中外的一次血腥事件。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又坚持其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依靠美帝国主义、向东北、华北和华东等地运兵，积极准备向解放区进攻，欲将中国人民推入内战的火海。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饱经忧患，流离失所，战争结束，渴望重返家园，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国内和平而作了巨大的努力，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八日自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将进行和平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于十月十日签署了“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即发出了“剿匪”密令，要其部下“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

东北、华北、华东到处响着枪声，此伏彼起。战争的乌云笼罩着中国的大地。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每个人都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

我和李正凌对当时形势认真地作了分析，为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而且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后一仗。我们决定到北方根据地去，到战斗的第一线去，参加这一伟大的斗争。

组织同意我们北上。冯契同志为我们写了介绍信。

从昆明到北方根据地路途遥远，交通阻塞，国民党反动派又在许多地方设置了检查站，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仅昆明到重庆这一段就有福源、息烽、三桥(?)几个危险地区。抗日战争时期，一些由昆明赴延安的革命志士，就在这些地方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投入了集中营或惨遭杀害。要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是困难的，也是危险的。但是我们仍然决心北上，到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到枪声最激烈的地方去。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我和李正凌由昆明出发。我们这一行动当然是秘密的。因此，临行前一天的下午，李正凌以做生日为名，约了冯立典等几他好友在一家名叫共和春的饭店吃晚饭，意在告别。第二天早晨，便乘座一辆烧木炭的商车出发了。记得那天早晨还有两个朋友前来送行。他们是知道我们的去向的，大家都明白此行危险极大，生死难料。不知是否能够再次见面。当时处于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大批公务人员、学生和工人向北方复员，我和李正凌便也化装为大学生混迹其中。但我们的普通话讲得非常不好，一听就知道是南方人，可又有什么办法呢?由昆明到重庆约一千公里，途中除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检查外，还有土匪出没，抢劫行人、车辆。我们事先准备了有关证件，大部旅费也先汇到重庆。富源、息烽、三桥(?)几个危险地区，我最耽心息烽这个地方。抗日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囚禁过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有的遭到杀害。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也曾拘禁于此，是军统严密控制的一个地方。我们在途中虽经过几次严格的检查和盘问，但由于当时沿途很混乱,我们趁乱越关过卡。七天后到达重庆。

到达重庆的第二天，我们即到18集团军重庆办事处联系，办事处马西林同志接待了我们。详谈了我和李正凌有关情况后，马要我们在重庆等待几天，他再把组织研究结果告诉我们。

在重庆等待消息期间，我们见到了曾在陆良一起工作的刘以治同志，并由他带我去探望因患鼻疾而住院治疗的刘国志同志。刘是我的好友,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间。他和我及董易三人曾共同负责过云南陆良中学那个据点的工作。见面后，我把北上的意图告诉了他，那时他已从陆良调到重庆，利用他比较有利的社会关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但他的家庭很为他担忧，要送他去美国留学。他征求我的意见，是去美国，还是留在国内？我说：“很快就要打起来了，当然是留在国内参加斗争，去美国干什么！”全国解放后得知刘国志没有去美国，留在国内工作。在担任中共重庆沙磁区特委书记期间，为叛徒出卖被捕，囚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小说《红岩》中的刘思扬，就是以刘国志为原型写的。

在重庆时，刘国志安排我们到《商务日报》去住，比较安全。我去看了一下，环境倒也安静，只是刘本人因病住院。不在宿舍，又再无其他熟人。我们两个生人突然住进，容易引起误会，而且考虑在重庆时间不会太久，所以还是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等候消息。

过了两天，我们再次见到马西林同志时，他便告诉我们几个北上后的联络地点：北平《解放》报(三日刊)杨庚；南京中共代表团刘光；山西某地邓拓。我和李正凌怕在路上搞忘了，误了大事，便用铅笔把这几个人的姓名以英语分别记在一本袖珍英汉小字典里随身带着。取得联系地点和联系人的姓名后，我们便继续北上了。

根据当时的交通情况，我们打算先到西安，然后到风陵渡过黄河，至太原，出娘子关经石家庄赶北平，突破封锁进入晋察冀。

由重庆到西安，当时可乘汽车。我们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在汉中和西安附近都设有集中营，专门囚禁由各地奔赴延安而在途中被捕的革命志士和从延安出来的人员。所以我们特别小心，不多说话。越往北走，情况越复杂，空气也越紧张。到宝鸡，投宿时旅店都要求交验国民党证或三青团证了，晚间国民党宪警对旅客的盘查更是严格。我和李正凌都感到情况相当严重，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在李正凌提议下，把原来由我一人集中携带的旅费一分为二，我们两人各带一份。并装作互不认识，平时避免接触。这样，若是出了问题，被抓走一个，还有一个。

到了西安，准备乘陇海路火车东进，到风陵渡过黄河。

但国民党反动派正以三十万部队围攻我中原解放区，李先念率所部数万人向北突围。陇海路由西安东去不远就中断了。我们已不能按原计划到风陵渡过黄河继续北上。若硬着头皮沿陇海路东进至南京找刘光，则一些地段须要步行。在行进中有些地方可能会变成战区，更难通行。若如此，何不如退至重庆，沿长江而下，更有把握。在此进退两难之际，李正凌竟打听到一条继续北上的道路，即乘火车到华阴，然后步行经韩城、大荔等地至一很偏僻的黄河渡口——禹门口，渡黄河，再步行至临汾，就可乘火车至太原，再出娘子关至石家庄转北平。我去买了一张《中国地图》来查阅，这张地图很好，全国县镇之间的道路都标得很详细，觉得他打听到的这条道路可行，便急忙出发了。走了几天，一天上午在途中忽然听见一片响声，好似万马奔腾，越往前走、响声越大，行人告余曰：此黄河也，昼夜奔腾，声闻数里。到了黄河岸边，只见黄河水奔腾咆哮，浪涛汹涌，两岸悬岩绝壁，狂风怒吼，鬼哭神嚎。我们乘一可容十人左右的木舟渡河，船夫喊着号子，划着巨浆与惊涛骇浪搏斗，乘舟渡河者不敢说一句话,听天由命。

渡过黄河天险，乘一北方才有的桥车至禺县投宿。次日一早，又继续北进。这时李正凌突然拉起肚子来了，身体虚弱，有气无力。找了一点药吃，又雇了一辆大车让他躺在上面，因渡河入晋以后，已很少见到大米,所食均为小米、玉米之类，能吃到一点白面，已经很错不了。李正凌水土不服，致染疾病。由禹县至临汾行程数日，据说常有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便衣侦查人员出汉，盘查行人，因难以识别他们究竟属于何方，回答问题错了，就严重了所幸几天之中，都末碰上他们，平安到达临汾。

由临汾乘火车到太原，我们感到高兴，因为离开陕西华阴以后，十几天来,我们有时步行,有时乘坐大车。吃了不少苦头。每日行程不过几十里,现在能够坐上火车,自然感到高兴。但是，就火车正在行驶中，突然枪声大作，乘客惊恐万状，有人说是“八路来打火车了！”我和李正凌是坐一等车厢，乘客很少，听见枪声，众人都往座椅下面躲藏。不久枪声就停息了。秩序恢复正常，傍晚，我们终于到达太原。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之中。距太原城不远。

太原当时戒备森严，一般人进城十分困难。我去试了一次，竟被阻于城门之外，还被反复盘查了一番。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天，是为了给李正凌治病。以后，便乘火车继续前进，出娘子关，在石家庄住了一宿，转北平。在火车上阅读报纸，得知重庆办事处指定我们在北平的联络地点《解放》报社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糟了！联络地点既被查封，再去就是自投罗网。怎么办呢?只有去找北平地下党，只要和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问题就能解决。对，就这么办，有进无退！

六月初，我们到了北平，住前门车站附近的“第一宾馆”，住下后，让李正凌赶快去看病。我则立即到北京大学附近的沙滩找一位名叫邢福津的朋友。这是我们离开昆明前冯契介绍的一个关系。当时在北平《实话报》工作。到了他的住所，他不在家，说是到报馆上班去了。我对他家一位年青的女学生模样的人说明我是从昆明远道而来，找邢有要事，刚下火车，北平街道不熟，请她设法把邢找回来。这位女学生倒很客气，让我坐下等一会，她去打电话。不久，邢回来了。我把冯契的介绍信交给他，说明了来意。他详细询问了我们的有关情况和昆明几个朋友的近况，最后他表示一定帮我们的忙，并约定等二天下午再和他见面。

邢福津的热情、诚恳，深深地感动了我。没有想到，在我们陷入绝境的时候，竟在举目无亲的北平找到了邢福津，和北平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下午，在约定地点和邢见面后，他要我们准备好化装成商人，到居庸关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去当时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张家口。约定次日早晨到他的新的住址东观音寺三号和一位姓李的同志见面，由这位同志为我们带路去夹封锁线。次日早晨,在邢福津的住所见到了那位姓李的同志，他告诉我第二天早晨的见面地点、联络方法、路上注意事项以及受到盘查时的答词等等。邢福津已为我和李正凌准备了化装的衣服，试穿了一下，很合适。但共同的感觉是我们的北方话讲得不好，讲上几句话就要露马脚，最好不讲话。李同志要我当天下午五时再到西寺附近一个叫做“义成公”的咖啡馆和他见面，作临行前的最后一次商谈。

当日下午，我如约到“义成公”见到了那位姓李的同志。他告诉我说，当天去居庸关突封锁线的同志有五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因此，我们次日去突封锁线的计划取消。真是糟透了！怎么办呢?

第二天见到邢福津时，他已经知道了情况，要我们等两天，他再想别的办法，过了两天，邢打电话到旅店找我，要我去见他。到约定地点见面后，他给了我一张背面写着两句话的名片，要我到北京饭店二楼中共代表团去见一位叫李绪岗的同志。当时还在和国民党进行着和平谈判，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驻北平代表团部分人员在北京饭店二楼，见到李绪岗同志后，他让我和李正泼立即到翠明庄去。我和李正凌到了翠明庄，才知道那是一所非常考究的旅馆，中共代表团的许多同志都住在那里。同志们告诉我们，门外摆烟摊、卖水果、蹬三轮的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要我们不要出门，防止出问题。当晚，一位同志和我谈了话，并向我了解了有关李正凌的详细情况。

次日早晨，我们一行七、八人，张连奎带队，由翠明庄乘汽车到前门车站上火车，至青龙桥下车，步行出居庸关。张连奎当时佩国民党上校军衔。配置在居庸关一带山岗上的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尉级军官看到我们，前来询问：“你们是不是三方面的?”(指国民党、中共和美国)张连奎回答说： “我们是中共方面的。”那个国民党军官就走了，又走了不远，已经到了国民党部队的前沿阵地的一道关卡，远处山岗上已能看到我军的哨兵。在这里我们被国民党部队以各种籍口加以留难，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全都是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他们甚至命令士兵把我们包围起来，刺刀对着我们的胸口。张连奎据理力争，纠缠了几乎一个小时，才放我们走出关卡。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我们终于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进入了晋察冀。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

呵呵，我也刚想说这篇史料呢。我读到的是：

熊翔，我们奔向晋察冀，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溪市委员会《玉溪市文史资料》第3辑， 9-16页，1988年。

引用第8楼岁寒于2008-07-29 14:37发表的  :
呵呵，我也刚想说这篇史料呢。我读到的是：
熊翔，我们奔向晋察冀，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溪市委员会《玉溪市文史资料》第3辑， 9-16页，1988年。

我前一段在图书馆找到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协《玉溪市文史资料第三辑》，2002年版，是一本玉溪文博专辑。，这书名也太相似了。

我是好几年以前在读秀上查到的，我估计是非正式出版物，否则我的笔记里应该有出版社的信息的。

  

“我最耽心息烽这个地方。抗日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囚禁过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有的遭到杀害。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也曾拘禁于此，是军统严密控制的一个地方。”

   在当时，这都属于极其机密的，息烽也是国民党设置一个秘密集中营，外人很难知晓，熊翔先生当时对张杨将军囚禁与此都了如指掌，多少有点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