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ul-studies.com/bbs/dispbbs.asp?boardid=5&id=4252作者：两个月亮
根据李扬的论证，规模庞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完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这一叙事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唯一的一种想象中国现代历史的方式。但是，在这个庞大的叙事文学的列队中，《红岩》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给人们对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想象，而在于提供给人们对这段历史以及“推动历史车轮”的人们的神圣性的想象。正是因此，李扬在解读《红岩》的文章的开篇就愤愤不平地说道：“在文学机构评选的‘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最大的十部作品’中，竟然找不到‘红色经典’《红岩》的名字，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公平的。”“在人们的意识深处，说《红岩》是一部以历史叙事为目标的‘小说’，反倒不如说《红岩》是一部关于人的信仰的启示录更为准确。就如同《圣经》，在许多信徒看来，去考证圣经事迹的真实性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人们相信这些故事，不是因为这些故事是真的，而是因为人们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去追问官方如何对这部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大关的红色圣经的生产和流通进行操控将是毫无意义的努力，摆在我们面前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部小说究竟综合了哪些文化因素，从而形成了对我们这个没有《圣经》的国度的人民的圣经般的召唤力？它又是如何地召唤着一个个怎样的主体的？
“抗战胜利纪功碑，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这个阴沉沉的早晨，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的又一个年头。
在这变态繁荣的城市里，尽管天色如此晦暗，元旦的街头还是照例挤满了行人。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
赤脚的报童，在雾气里边边跑边喊：“看1948年中国往何处去？……看美国原子军事演戏，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小说一开头，就将一个时代封闭在死寂的碑石里。连续八年的全民抗战不再被讲述，因为它的胜利并没有带来解放和自由，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关于解放与自由的叙述已经从民族解放推进到了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这个新一阶段的叙事里，抗战胜利纪功碑的意义是虚妄的，城市的繁荣是变态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被提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人间，人们在一片末世般的图景中等待着天地的变换。在简洁地呈现出这层意义以后，画面被锁定在“川流不息的人海里”的“一个匆忙走着的青年”。“这个匆忙走着的青年，便是余新江。”他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要将这天地掀翻的革命者。对于这些革命者来说，人民的苦难时时刺痛着他们的眼睛和心灵：
江姐回头看时，一长列穿着破烂军衣的壮丁，象幽灵一样，从雾海里显现了，一个个缩着肩头，双手笼在袖口里，周身瑟瑟地发抖；瘦削的脸颊上，额骨突出，茫然地毫无表情，一双双阴暗的眼睛，深陷在绝望的眼眶里……
迷雾弥散的煤舱里，寒流锓骨的船舷上，都挤满了人群，全是买不起舱位的统舱旅客。船舷边遮风的帆布被江风刮着，在铁栏杆上啪啪地响。婴儿不住地号哭，母亲焦急地抚慰着。满船嘈杂的人声，乱烘烘地混成一片。
路两边，许多田地都荒芜了。已经是麦蕙扬花的时节，但是田地里的麦苗，却显得稀疏萎黄，胡豆、豌豆也长的不好。全是肥沃的好地方啊，华为不禁痛苦地想：抓丁、征粮，故乡的农民被反动派蹂躏得再也活不下去了……
人民的苦难和农田的荒芜为革命者的行为和信仰提供合法性和神圣性。大地上的一切都等待着被拯救，当“火把”出现的时候，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切“浓云迷雾”都将褪去，一个“光明”而“伟大”的“新中国”就会诞生，“自由”和“解放”就会到来——这种建立在“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基础上的诗学想象，使这一关于历史的叙述本身就具有救世般的神圣性。“旧世界”的黑暗和“新世界”的光明在不断的讲述中形成了人们想象历史的唯一的诗学结构。而新世界降生所必须付出的分娩的痛苦，是由《红岩》所描写的这些坚贞的革命者承担的。革命战斗被想象为“暴风雨”，革命中的革命者被想象为“暴风雨中的海燕”：
报纸上仿佛出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巨大的身影。……百万雄师直下江南！
窗外，突然一阵闪电，接着就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雷……
“狂风暴雨啊，快来吧！”
“震撼世界的春雷啊，快点来呀！”
（《红岩》P415）
孙明霞捏着一叠信件，站在江姐的床边，说着：“静一点，大家请听。”室内马上静了下来，孙明霞朗读着：
……你，
暴风雨中的海燕，
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
飞翔吧！战斗吧！
永远朝着东方，
永远朝着党！
楼四室献给江姐
（《红岩》P286）
革命的后代被想象为“苦难中的孩子”：
（在革命烈士龙光华的追悼会上——引者注）人们的心更加悲愤：苦难中的孩子啊，这啼声，竟这么猛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
人们垂着头，默哀着。庄严的各声，渐渐在人丛中升起：
……
胜利的花朵，
在烈士的血泊中蓬勃开放。
这个孩子出生在监狱里，她的父母在她刚刚出生的时候就被反动派杀害了。她由地下革命领袖、以及革命精神的领袖许云峰命名为“监狱之花”，由监狱中的全体革命者共同抚养着。这个监狱中的新生命，这个可以展开对未来的憧憬的生命体，被想象为“胜利的花朵”，而滋养她开放的则是“烈士的血泊”。
另一个孩子，小萝卜头，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的孩子。小萝卜头在被抓进监狱的时候，“还是个才出世的乳婴”。他已经九岁了，九岁的童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由于营养不良，身体发育得及不正常，头大、身小，人们都叫他“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这个形象，被赋予了关于童贞、善良和自由的最美好的想象，以及美好被罪恶摧残所带来的痛感。革命者成岗是小萝卜头的朋友，他看到，这个九岁的孩子夜里作着关于黑牢和怪鸟的噩梦，白天却画着“鲜明的水彩画”：“顶上是一片蓝天，过多的颜色，把天空涂得浓浓的。下边是金黄的山，翠绿的森林，山头上露出半个太阳。”在告别这个监狱的时候，小萝卜头把这幅水彩画送给了成岗。成岗感慨道：“在监狱里多年的共产党人，是那样顽强地、机敏地抚育着这可爱的下一代。那些把自己的希望、理想和心血完全灌注在孩子心灵里的，是些多么可敬的人啊！他们用最大的热情和意志，永远培养着一个人珍贵的灵魂。”正是在这些监狱里的革命者的关爱和培养下，才刚刚九岁的小萝卜头就已经领悟了自由的意义：
小萝卜头打开火柴盒，把虫子放了进去。他正要关上盒子的时候，突然瞥见那只虫子，在盒子里不安地爬动。啊，它失去了自由。小萝卜头若有所思地停住了手。他把盒子重新打开，轻声说道：
“飞吧，你飞呀！”
虫子终于请请扇动翅膀，非起来，缓缓飞出栏杆，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小萝卜头高兴地拍着手叫：
“飞了，飞了，它坐飞机回家去了！”
回过头来，小萝卜头把火柴盒混给铁窗里的刘思扬。
“解放了，我们也坐飞机回去。”
所谓“我们”，是指小萝卜头和他的革命的朋友们。意志坚决信仰坚贞的革命者和渴望自由天真善良的孩子所建立起的这种美好的友谊关系，使革命与自由，现在与未来，达成了和谐而又宁静的关系。它们互相观照，互相说明。而在这层和谐与宁静的关系下边，是“革命者的血泊”。就像小萝卜头关于自由的领悟一样——这与其说是对自由的领悟，不如说是对给予自由的领悟，也就是对爱的领悟——小萝卜头坐飞机回家的渴望，只能由革命者通过流血牺牲来放飞。因此，小萝卜头放飞自己喜爱的虫子，可以被看成是革命者由爱而作的自我牺牲的精神的诗学诠释。可以说，在《红岩》以后的几十年里，当代的中国文学曾经大量里模仿，却从未产生过超越这样一种关于爱与自由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牺牲了的现在的“自我”的生命，换取的是未来的他人的自由，末世般的旧世界将因此而被改写为小萝卜头的水彩画中的新世界，革命者的鲜血就这样具有了创世般的神圣性。连接牺牲了的自我与获救了的他人的是爱和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换句话说，在《红岩》这部小说当中，关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体的想象，不仅是由一套阶级叙事构造起来的，而且是由革命者的母亲般的牺牲与革命后代获得自由这一神圣的伦理关系而被构造起来的。后者提供给读者以一种带有神圣性质的伦理的自我想象与认同以及群体想象与认同，从而使革命后代能够自觉地建立起自我与革命历史之间的血缘关系，去想象自己的历史责任，规划自己的历史任务。这种认同的出现，意味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欲召唤的新主体的诞生。
事实上，自我牺牲的精神始终存在于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之中。子女的义务是对父母尽孝，父母则对子女的成长负有责任。这是一种超功利性的，必须遵守的伦理信条。它作为行为准则，要求个体行为必须超越自身欲求，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以完成自己在这一伦理关系中的角色性义务。人，因此才成其为人，获得人的本质和意义。同样，君臣之间，也具有类似的伦理关系。鲁迅曾经说过，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抗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这种通过将自我放置在历史进化的链条上而获得意义的方式，就包涵着自我牺牲的精神。然而，如果说这种精神对鲁迅来说更具有个人性的话，那么《红岩》则将这种精神综合进意识形态的运行过程中来，将其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化这个“被压抑的现代性”文化，将这种被认为是“传统”的文化观念重新编码。在这里，人的意义被想象为，只有在奉献和给予之中而不是在实现一己私欲之中才能获得。这种意义的建构方式，可以被有效地规范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服务上来。如果说，在传统社会，这种超越自身欲求甚至牺牲自身利益以坚守的信条的总合，最终是支撑了传统社会的稳定结构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这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则在将个人的意义绑定在由意识形态讲述的历史车轮上的同时，将现代性的不断发展的紧迫任务内化到每个主体的精神世界当中来了。这显然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方式。这种个人在现代国家中所处的状况，即有别于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物化”的状况，又有别于西方后现代社会中，人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丧失把握社会整体结构的能力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文化对个人主义的定位，也必然有别于西方人对个人主义的理解。个人主义不再意指一套现代的价值体系或知识体系，而是指伦理意义上的丧失道德操守的价值观。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曾经借日本军官纠山之口，将这种价值观简洁地概括为两个字，“为我”。这种“为我”的价值观被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他者的形象排斥在外。
李扬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到：
五四将“个人”从传统的家族结构中解放出来，目的是为了使人以具有普遍性的热体和作为同质性的个体去参与民族国际的构成，其结构，个人不再是作为一个家庭的基本成员，而是作为社会和国家的基本电脑为而存在，也就是说，“现代”在解放了“个人”的同时，实际上以迂回前进的方式极大地加强了对个人的控制。
“个体”或“个人”都是“主体——他者”这种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范畴只能感的一个概念，——无论是“民族国家”与“个人”的对立，“阶级”与“个人”的对立，“党”与“个人”的对立或者“集体”与“个人”的对立，莫不如是。它们都是二十世纪西方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创造出来的成果，因而只能将其作为现代性的知识范畴加以体认。
很显然，当李扬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下的个人主义理解为西方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创造出来的成果的时候，他的话语实践恰恰正在生产创造这种西方全球化知识。如果我们意欲关心人的“文化宿命”，我们其实更有必要观察这种将现代性的不断发展的紧迫任务内化到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朔了一群怎样的“个人”。它是否以及如何综合并重朔着个人的情感。事实上，《红岩》这部小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旧世界（苦难）——革命（信仰）——新世界（自由）”象征世界的图式，还试图构形一个个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也可以说，《红岩》的叙述并未止于对英雄形象的符号性建构，作为一部成长小说，它所展现的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对于认同他们的“意义”的后代读者来说，具有榜样意义和形朔功能。
《红岩》中的英雄人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出场时就已经成熟的共产党员，比如江姐、许云峰、李敬原等人；另一类，是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和对成熟的共产党员的学习中，逐渐走向成熟的相对年轻的革命者，比如，成岗、刘思扬、成瑶等人。这就是成长中的成岗眼中的成熟的江姐形象：
成岗觉得她和老许一样老练、成熟，他高兴地联想着：‘我们党内，不知有多少优秀的同志！’见面不过半个小时，成岗已经对这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产生了尊敬和无限信任。江姐的目光，仍然是那样的温和，她仿佛已经察觉这位年轻的同志的心情，却没有去妨碍他，只稍稍提高了声音，来引起他的注意。……江姐安详地注视着他，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温暖：“党给了你最大的信任。”
成岗在江姐布置任务的谈话中走神儿了，而江姐则通过“稍稍提高了声音，来吸引他的注意力”。成熟的革命者在这些微末的细节上所展现出来的正是应对问题的冷静和智慧，这显然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才可能获得的经验和气质。每一位成熟的革命者都必须具备这种素质。成瑶在记者招待会上意气用事，虽然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却又不合时宜地暴露了身份，危及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这只能说明她还不成熟；相应地，她的哥哥成岗在敌人闯入家门的时候，仍然冷静地作出决定——以《挺进报》为重，以其他同志的安危为重，一件一件地作着准备工作，以至于来不及逃跑而被捕——则体现出了成岗已经成熟。在这里，单单以冷静和理智来描述是不够的。在危机关头所作出的决定，只有展现出宁愿为革命和革命同志（他者）而甘愿冒自我牺牲的危险的品质来，才能说明成岗作为革命者已经成熟。而《红岩》这部小说的特色在于，它的叙事没有就此完结，相反，无论是从文章篇幅上，还是从创作意图上看，占据小说更重要的地位的显然是炼狱中的严酷考验。在种种严酷的考验当中，被凸现出的与其说是自我牺牲的精神，不如说是对这种精神的坚守。革命志士的岩石一般坚贞的革命信念，在那个“新——旧”象征世界里获得了创世般的“神性”意义。但是，个人情感并未被神性化的精神确立为建构自身他者，而是在神性化的革命斗争中被重新构形，结果，这一关于神圣革命的叙事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对个人情感的全新的想象方式。
刘思扬是《红岩》中的一位处于成长阶段的知识分子。李扬论述道：
关入渣滓洞后，因为一直不知道与他一道被捕的未婚妻孙明霞的下落，尽管身边都是占有，他仍然处于不可抗拒的担忧和孤独之中。直到他发现孙明霞也关在渣滓洞，‘这时他象放下了一副重压在肩上的胆子，心情立刻开朗了。明霞就在这里！两个人能够同施展都，同生共死使他感到一阵阵深深的安慰和幸福。’此时的刘思扬还不懂得如何正确处理‘革命’与‘个人’的情感，……小说最后，已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的刘思扬，……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人的思维只是在无意识的黑暗中徘徊，出现在这个黑暗王国的，仍是那个另人心悸的、一成不变的、神圣的等级制，在战友和同志之后，才会有未婚妻躲躲闪闪的出场……”
而小说是这样描写他刚被关入渣滓洞时的心理的：
对新的集中营，他还不熟悉，保持着某种过分的拘谨。对这里的一切，他宁愿缓缓地从旁观察、了解，也不肯贸然地和那些陌生人接近。这就使他虽然生活在众多的战友中间，却有一点陌生与寂寞之感。他自己一时也不明白，这种感受从何而来，是环境变了，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还是那知识分子孤僻的思想在作怪？
刘思扬始终保持一种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关于自我的紧张状态。作为一名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很清楚也很认同革命的神圣意义，并且急于像其他无产阶级革命者一样投身到这种意义当中来，另一方面，“他始终感到歉疚，因为自己没有像其他战友那样受过毒刑，他觉得不经刑讯，就不配称为不屈的战士。”或许，他的焦虑，实际上是以一种类似认识论的方式，将革命的神圣意义对象化看待的结果。
敌人的正面考验，我可以经受得住，但是我怕在党内受委屈，怕党不了解自己，敌人恰恰抓住了我的弱点，利用了我急于向党表白的心理。
怕党不了解自己，急于向党表白，意味着自身的意义已经完全以党的意志为判断标准。党被理解为革命的神圣意义的象征体，对革命的神圣意义的信仰，被转化为对党的意志的臣服。革命者的主体意识在这种微妙的转化中丧失了。而这一点，恰恰是被后来的刘思扬作为自己的弱点和自己的不成熟之处而反思到了的。也就是说，刘思扬的成长，并不是表现在对爱情的克服，而是表现在对上述弱点的克服上。而这一弱点，丝毫也未影响刘思扬在见到孙明霞以前，被审讯并且被假枪毙时的“坚定性”。至于刘思扬和孙明霞之间的爱情，小说在描写完他初入监狱的寂寞之感之后，接着这样写到：
他的心平静了些，勉强挤出一点聊以解渴的唾液，又向对面的一排女牢房望去。这时像要回答敌人的残暴和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似的，刘思扬心底自然地浮现出一首他过去读过的，高尔基有名的《囚徒之歌》，他不禁低声地独自吟咏起来：
太阳出来又落山，
监狱永远是黑暗，
守望的狱卒不分白天和黑夜，
站在我的窗前——
高兴监视你就近世，
我却逃不出监狱，
我虽然生来不喜欢自由——
挣不断千斤锁链！
就在这时候，一阵轻微的清脆的歌声，传了过来，牵动了刘思扬的心。声音是那样的熟悉，吸引着他向对面女牢房凝目了望。在一间铁门的风洞旁边，意外地看见了那一对阔别多日的，又大又亮的眼睛！孙明霞的嗓音，充满着炽热的感情，仿佛在他耳边低书诉：
……他是个真情汉子从不弄虚作假，
这才值得人牵挂——
就说他是个穷人也罢，
有钱岂买得爱情无价？
就说他是个犯人也罢，
是为什么他才去背犯人的枷？
……
随着清脆的各声，那对火热的目光，久久凝望着他。刘思扬清楚地看见孙明霞头发上扎着一个鲜红的发结，这时他象放下了一副重压在肩上的胆子，心情立刻开朗了。明霞就在这里！两个人能够同施展都，同生共死使他感到一阵阵深深的安慰和幸福。
“像要回答敌人的残暴和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似的”吟咏，竟然意外地引来了生死离别过一次的未婚妻的歌声。而未婚妻对他的爱，恰恰因为他的诗句中所含的信念。在她的眼中，“真情汉子”是他的品质，不论是穷人还是犯人，爱就爱这甘愿为信仰背上刑枷的他。在他眼中，头发上扎着的一个鲜红的发结，是他辨认她的标记。这个在小说中曾经几度浮现于人海的鲜红的发结，简直成为他无限眷恋之物。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鲜红，既是代表女性的颜色，也是代表信仰的颜色；发结，则具有盟誓的意味。由此可见，在一对情人互相打量互相辨认的目光之中，都蕴涵着革命的理想和信念。而牵起两人重逢的红线的，恰恰是那首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的诗歌。无论如何，在这地狱般的黑牢中以诗歌互答的方式重逢，不能不说是崇高而浪漫的，不能不说是对爱情与革命的双重赞美。
孙明霞热爱坚守信仰的刘思扬。而坚守信仰的刘思扬，正是在保护战友越狱的过程中为了信仰而牺牲了。也许就在刘思扬牺牲的时候，逃亡中的孙明霞发现：
地坝边有一叠纸张在飘动，吸引了她的注意，大概是战友丢失的东西吧？她伏下身去，用另一只手，拾了起来，揣在怀里。在弹雨中，她来不及细看，她一点也不知道，拾起来的东西，正是余新江刚才丢失了的，刘思扬的《铁窗小诗》
孙明霞冒着生命危险，欲在弹雨中拾起战友丢失的东西，结果拾到的却是未婚夫的绝笔，上边记载的，正是刘思扬的革命信仰。牺牲者的遗物作为关于那段革命中的爱情的纪念而永远地留存于孙明霞未来的生活里。让她得到这宝贵笔遗产的，不是别的，正是她作为一名革命者的高贵品质。这是对奉献者的回报。奉献，让奉献者不断地面对苦难，也为奉献者奉献着种种意想不到的收获。发生在刘思扬与孙明霞两位革命者之间的爱情，就是这样被想象的。爱情由此具有了浪漫的神圣性。不仅是爱情，当成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哥哥成岗就是印发《挺进报》的地下革命者的时候，当成岗向延安寄发意欲参加革命的书信，却惊讶地发现回来联络自己的党代表竟然是自己多年不见的亲哥哥的时候，亲情也被革命精神度上了神圣性；当刘思扬和成岗在同一间牢房里互相观察两个月后，竟然发现对方就是“致以革命的敬礼”和“紧紧握住你的手”的作者的时候，友谊也被神圣化了；还有，当余新江认出老大哥就是自己当年的导师的时候，师生之情也具有了神圣性……所有这些“个人情感”都在《红岩》的叙事中附之以神圣的色彩，这是社会主义文学为读者提供的想象个人感情的新的方式。事实上，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想象那些为共和国牺牲了的英雄们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过程，也正是人们被这种文化逐渐形朔的过程；接受社会主义文化所提供的这唯一的一种对个人情感的想象方式，意味着人们正作为一个个全新的主体，应答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召唤。被召唤的新主体并不缺乏个人情感，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主体的个人情感在被赋予革命的神圣性的同时，具有了泛政治化色彩。在我看来，政治性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的危险性并不在于日常生活的政治仪式化——倍受批判的革命婚礼形式与今天人们普遍采用的西方婚礼形式同样仅仅是一种仪式而已——也不在于排斥了人们对自身和他人进行任何其他的想象的可能，而在于这唯一的一种想象，使得现代性的不断发展的紧迫任务内化到每个主体的精神世界当中来了。
中国的现代性演进过程，是一个激烈动荡变革的过程。动荡的最高形式就是社会革命：
李敬原缓缓地说道：“敌人加紧军火生产，工厂里的斗争特别尖锐，党准备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下一次，我详细告诉你。你赶快结束现有的工作，准备接受新任务。”李敬原停顿了一下，算算使劲，又告诉成岗：“今天是星期四。三天以内，你把最后一期《挺进报》印完，星期天中午十二点，我准时派人来取。”
成岗高兴地朗声回答：“我一定准时完成！”
在社会革命中，时间成为敌我双方互相争夺的宝贵资源。革命者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必须参与到对时间的争夺战中来。于是，成岗“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是尽管成岗准时地完成了任务，敌人还是在星期天中午十二点以前赶到了。在这次关于时间的争夺中，成岗一方失败了，革命受到了损失。很显然，时间在这里的意义，不仅意味着革命主体面临牺牲的危险，而且意味着革命面临成败的危险。成岗、江姐、许云峰，甚至甫志高，都是在一场场时间的斗争中失败而被捕入狱的，而李敬原在危机关头撤走成瑶，江姐在危机关头撤走华为，则挽救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保障了革命的最终胜利。《红岩》最高潮的越狱一节，就是一场争夺时间的白热战：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战友必须同时越狱，地下游击队必须准时赶来配合，而且这样的一个时刻必须选在解放军南渡长江，进军武汉的时候。许云峰挖好地道之后的牺牲，华子良的神兵天降，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而准备的。另一方面，狡猾的敌人也在计划着提前屠杀狱中的革命者，企图在这场时间战中垂死挣扎，给革命以最后的打击。江姐和许云峰就是在敌人的这种反扑中牺牲的。但是，革命者所做的牺牲有效地保证了这场越狱时间争夺站的最后胜利。
事实上，不仅是《红岩》，几乎全部有关革命战争的叙事文学，都是一场时间争夺战。为了争取时间，《林海雪原》中的战士以滑雪板来提高战士的速度；在《平原游击队》的故事中，为了争夺解救李庄百姓的时间，李向阳调动起他全部的智慧，几次制定新计划。“时间就是胜利”，作为争夺时间的革命者，无论是李向阳还是成岗，都必须从革命意义的角度理解时间。当时间的意义确定下来，想象时间的方式同时就被确定下来了。它是紧迫的、凝聚了全部意义的。
拍摄于1961年的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一部讲述阶级友情的电影，它已经超越了革命叙事阶段，但它却是完全以争夺时间为核心展开叙述的。在这里，两个给工人偷偷下砒霜的阶级敌人作为他者已经孱弱无力，真正的他者恰恰正是时间。只有征服了两天一夜这个时间，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才有可能挽回生命。为了打好这个时间战，从地方，到县城，到省委到中央，全国上下都积极地参与进来。在最紧要的关头，北京派来的飞机及时地空头药品，才使时间这个吞噬生命的恶魔得以克服。但是，时间与其说是由飞机这个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所克服的，不如说是由全国人民同心协力的信念所克服的。为了征服时间，“自古不能夜渡”的黄河也必须冒上生命危险强渡。西方社会在现代性演进的过程是，依靠飞机等现代科技占有时间，以时间征服空间，完成一个中心吞噬边缘的发展过程；而现代化不发达的中国，时间被叙述为首要的敌人，只有通过各个空间的人们的忘我协作，才能弥补资源匮乏的缺憾，使得对时间的克服成为可能。时间在这里，不仅被想象为紧迫的凝聚了全部意义的，而且被想象为国家建设的敌人。一旦这种想象时间的方式确定下来，它就成为了一种思维习惯，要流溢到人们对日常时间的想象中去。很显然的是，克服时间的资源除了空间上的互相协作以外，还包括个体意志。夜渡黄河不仅仅意味着为他人而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还意味着个体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的劳动效率，以效率置换时间。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性演进的内在紧迫感，通过一种紧张的时间观念，被社会主义文化所召唤的主体内化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来。工作起来永远像行军打仗一样马不停蹄的劳动者，就这样铸造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