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xjxj.bokee.com/1584120.html看到一篇<我读《红岩》> ，因里边提到李扬，所以跟在这里。
<我读《红岩》> -- 许襟
我的"自白书" 陈然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囚歌 叶挺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这两首诗是我小学的时候妈妈让我背的，当时一边背，她和爸爸还一边纠正我。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他们，想来也是多年不看这本书的了，竟然对此中的细节记忆得清清楚楚。可是当时我背诵的时候，也是背诵得兴致昂然，仿佛找到了一条“做人”而不“做狗”的真理。做人的基本标准被确定了，是呀，直到今天读到这些诗句，还是会回忆起那种感觉：好像是一些已经完成了的人，在那里召唤着正准备做人的年幼的我。后来再读一些可能“艺术感”更强烈的诗，美是美，但没有那样的器宇轩昂了。
同样的，《红岩》中那些让人们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的故事：华子良十几年装疯卖傻；江姐见亲人头颅不掉泪；双枪老太婆的神勇……和他们的受刑一样，已经成为民间的动人传说。一个一个的片断，好像是可以单独拎出来的，一段一段，传颂方式就好像大家说杨五郎刀枪不入一般。他们已经获得了民间对英雄的最高荣耀。在这点上，我宁愿认为《红岩》秉承的是中国古代说书中的英雄传奇传统。
而，英雄，他们和平常人的差别就在于能够克服常人的最基本的弱点，做常人所不能做。这点，我觉得是《红岩》的灵魂，尤其它要写的是那些在非常时期的共产党员的灵魂，而共产党员，就是因为他们的优秀，所以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而常人最不能割舍的就是骨肉亲情和儿女情长，中国古代最凛冽的行为就是大义灭亲。当然，大义灭亲不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而是，能够割舍牵连自己达到目标的东西，就像，江姐面对老彭人头时泪水想要夺框而出的那种东西，当它的存在可能阻碍到革命目标的达成时，就是必须割舍的。而其他时候，例如成瑶和华为的感情，可以促进革命行为；或者成瑶对成岗的兄妹之情，可以加深她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就不可能也被排斥了。而甫志高对妻子的爱，因为牵绊了他的革命行动，所以也被排斥。在这里，似乎有两种亲情，以革命为准线而分类。这样的话，我们仍然可以说是革命压抑了亲情，然而换一个角度，亲情的实现是为了什么？一方面是舍小我成全他人，一方面却又是不背叛人的原则——亲情的基础还是“人”。假如为了亲情而失去“人”的尊严，就是本末倒置了。
在这里，假如回到《红岩》的畅销上，那么，一方面这形象的真实与否其实已经和中国古典英雄演义“接轨”了，在这点上，《红岩》和《林海雪原》是相当一致的，《红岩》中同样有对对联的“文人趣味”。当然，《林海雪原》中的人物还有着那么一些“技艺”上的过人之处，而《红岩》的人物，则更注重精神上的过人。另一方面，李杨所说的“红色圣经”的意义也就在人怎么超越平常的个体而实现自我上了。在这一点上，《红岩》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气息。
假如要处理革命和暴力的关系，由“虐恋”入手似乎不太合适。 在我看来，这里对革命者的暴力可以转喻为英雄传奇中使英雄人物长大的某种必要契机。就好像是少林弟子要下山，必须要打赢十八铜人阵那样；或者孙悟空要在五指山下500年那样——意志薄弱，或者没有英雄禀赋的人就难以通过这炼狱般的考验。暴力是达到革命目的的手段，即是对敌人的，也是对自己的。暴力所施加的对象——身体，是人除了骨肉亲情外对自身最可能构成“牵绊”的东西了，这是最后一道磨练。同时，也能解释为什么身体被理解成纵欲的，纵欲的身体是一种兽性的本能，和“人”的要求相对。在很多红色经典小说中，敌人往往是抗不住暴力的，就像郑克昌受不了一点点的“暴力”威胁就完全招认了一样。在这里，能否抵抗住暴力，也就是精神的力量能不能把本来“纵欲”的身体改变过来。因此，对于战胜暴力的刑讯后的所谓“快感”，我解释为“人”的本质终于战胜“非人”本质的最后一关，是成为“人”的快乐。这里对待暴力的方法，正好是一种理性的象征。重要的不是暴力是谁施加的，重要的是谁能够控制住暴力、战胜暴力。当然，最坏的结局就是本末的倒置——人们以能否经受暴力来区分“好人”和“坏人”——这里面的差别，恰是我们现在的目光和当时的眼光所产生差异所在。
- 作者： 许襟 2005年05月19日, 星期四 21:24 加入博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