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来年日报》09.4.18日7版“人物春秋”
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重要人物。其情报经历之曲折，常常很难让外界理解，以致于长期以来极少能有客观全面关于他的文字介绍。
袁殊的战绩，几十年后读来依旧令人惊叹。《中国国防报》曾刊载过他的事迹，并称“这在中国情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袁殊是中国绝无仅有的五面间谍，他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戴笠的角色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特科的工作。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这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
回国后，袁殊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帮。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抗战爆发后，由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根据组织安排充当“汉奸”，打入日本谍报机关，出面组织“兴亚建国同盟”，并以此为招牌，秘密组建新的情报据点，将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
（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
（2）1941年6月13日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等。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
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
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
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中共避免了很大损失。
情报战绩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由于袁殊迭立奇勋，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潘汉年。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
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
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有袁殊进入了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
当然，这期间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
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
军统迟钝的嗅觉
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汉奸”。
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
后来，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
最后的岁月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写下“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的诗句。1975年期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然已不在人世了。
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极为紊乱，时常嚎啕大哭。同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于北京。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