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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yzwb.net/thread-350343-1-1.html 来源《特别关注》10.1期
大区负责人的任用问题
对建国初的地方军政机构设置，中共中央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于各大根据地和各大野战军，亦即各大山头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时实行了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除华北人民政府并入中央外，其他五个大行政区都设有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基于党高于一切的原则，各大区实行的是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
当然，对军事行动及其建政需要的这种迁就，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事实上，熟读古书的毛泽东深知新国初立削藩之必要。而一些权倾一方的中共高级将领，也一样深谙新政初行需要中央集权的道理。故国内战争结束不久，一方面毛泽东巧施谋略，另一方面各将领知趣而退，很快就再现了一场现代版的 “杯酒释兵权”。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离开了西北地区；刘伯承则主动要求去筹建陆军大学 （即后来的军事学院），离开了西南地区。林彪将原四野主力交给彭德怀带去了朝鲜，自己以治病为理由去了苏联；聂荣臻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入住中南海，协助军委处理全军军事作战事务，无暇多顾华北军区的工作。于是，建国不过一年时间，六大军区司令员中，三位最具军事才能的将领均脱离了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聂荣臻虽仍兼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职务，其实也离开军区的具体工作了。另外两位，高岗不懂军事，只有陈毅有指挥能力，但毛与陈合作多年，了解甚深，再加上陈与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长期不和，处处受到掣肘，也不存在闹独立性的可能。
将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调开，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0年饶漱石抗拒毛泽东的提议，阻挠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让毛泽东清楚地感觉到，长期在各大区担任书记的地方领导人，同样有可能发展到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步。同时，鉴于建国以来，中央机构设置，刘少奇掌管了组织人事和财经事务，周恩来统管了外事、统战和经济工作，党中央最高领导中枢“颐年堂（毛泽东办公地点）门可罗雀”的情况，毛泽东于1952年开始，陆续通过各种办法，如改各大区人民政府及军政委员会为行政委员会，和成立与政务院平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把各大区书记，包括邓小平、饶漱石和高岗，以及在地方上有较大影响的叶剑英等，都先后调到北京来，让他们担任中央一级的领导工作。1954年，又进一步把大区仅剩的负责的军事将领陈毅、贺龙等，也都调到中央来了。
按时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所说，毛此举实为“一石三鸟”。第一，各路“诸侯”进京，群英聚集，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第二，计划委员会成立，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 “半边天下”，改变了周总理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同时也挖了刘主管的财经委员会的墙角，“形成刘 （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第三，把各大区首领调到自己身边来，这是砍 “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
而1953年“高饶事件”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下决心迅速取消存在极大隐患的大区制。1954年4月27日，高饶事件刚一定性，中共中央就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关，各大区行政委员会随同各中央局、分局一并撤销。随后，各大区将权力部分上交中央，大部分事务性工作移交给省、市；人员也向中央机关和省市地方分流。新中国从此走上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时代。
各省市负责人的任用问题
由于中共干部人数有限，中央政府各部委及各大区等所需干部甚多，再加上各省市区负责人，中共中央组织部在资历上一般要求必须在抗战以前参加革命，故够资格担任省市级首长的干部明显不敷分配。
从48个省市区的67位省市级首长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各大区中央局在任用各地负责人时，也曾尽力考虑安排熟悉当地情况的领导人。如李大章，入川前一直在东北局负责民运、城工和宣传部工作，并非二野干部，因其川籍的原因，被安排入川担任川南区负责人。又如廖志高，延安时已长期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入川前已是组织部干部处代处长。也因其川籍的原因，被二野调来担任西康省负责人。但是，就全国范围看，即使加上华北、东北和早年红军所在的湘、鄂、赣、闽、粤这些老根据地所在省区，各省市最高负责人中能用到的本地人也只有28位。
67位省市级首长当中军队系统的干部占到了35位，超过一半；在48个省市区中有30个都用的是军队干部，几近三分之二。由此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南方各省市，包括西北一些省市，因为军事占领的关系，任用的几乎都是苏区干部，只有极个别白区干部；而华北、东北各省市任用的，则多半属于白区干部。
两部分干部不仅有苏区、白区之分野，在文化程度上还相差甚多。那么我们也就不难了解，这种分别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共干部当中造成某些隔阂与矛盾。这种隔阂与矛盾最突出地反映在了中央各部委一级干部的任用问题上面。这是因为，新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的建立，不仅要考虑到绝大多数部委带有很强的专业性质和文化水平的要求，而且还要考虑到当时联合政府的关系，结果在新成立的政务院部委，多数部委的负责干部都选用了非军队系统的干部，且多用的是白区干部。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相当一批军队干部和苏区干部的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大力提携重用经他营救出狱并曾长期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些干部，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廖鲁言、胡锡奎等人，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
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就曾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表示过对这种情况的强烈不满。林彪也在背后有所谓 “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的说法。
毛泽东作为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自然也不能不受到此种情绪的影响。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能不公开表现出中立的态度。在接见各大区负责人时，他一方面告诉大家：“谭震林对我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一方面解释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已经批评了谭震林。”而事实上，从他这时采取各种措施分散政府部门的权力，规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以及通过财经会议及组织会议批评薄一波及安子文等等的做法，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非对此毫无戒心与防范。
地县级干部的任用问题
相对于中央、大区和省市等高中级负责干部的任用而言，基层地县级干部的任用问题显得更为关键与复杂。这是因为，按照中共的历史经验，只有牢固地掌握和巩固住基层政权，中共中央的权力和地位才有稳固的可能。但是，由于干部的数量有限，随着军事占领的持续扩大，有一定领导经验和相应领导能力的干部，自然十分缺乏。在中共中央看来，本地干部更多的是指那些本地出生，外出革命，经历了一系列考验和训练的本地干部，并非是指新占领区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如果没有这样的本地干部，就必须要大量引入北方根据地的经过考验和训练的基层干部。因此，除了在各根据地大量征召南方干部随部队南下外，在1948年10月28日 《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了组织南下干部工作团的要求。
上述政策，带来了中共在新占领区中县级干部任用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新开辟县的负责干部全面北方化。
四川省的情况很彻底。新中国建国最初的几个月里，该省可知籍贯的103个县的党政负责人，几乎全部由外来干部担任。直到一年以后，本地干部才陆续有被任命为县长的情况出现。
采取这样一种措施的结果，导致南方各省的县党政第一把手，即县委第一书记，长达二十年左右都始终掌握在南下干部的手中。以四川北川县为例，从1950年2月起，一直到1970年，该县八任第一书记，七任21位副书记，除1人外，全部都是山西籍的南下干部。
对地下党干部的任用问题
如果说对担任县一级负责人的 “南下干部”，中央曾有明确指示要组织培训，各中央局对干部的资历、职级和文化程度还多少有所注意的话，那么，对县以下的干部，以及对西去干部的要求就明显没有那么多规矩了。
比如，原贵州地下党人朱厚泽回忆说：当时“一些接管老干部自己说：有些老区来的区委书记做了县委书记，副县长做了县委书记，警卫员当了公安局长。军队下来的干部也是如此，管粮草的司务长当了粮食局长。”
指派语言不通、习惯不合，在任职的地方毫无人脉，且文化程度又很低的外来干部，全面掌管占领区内地县乡各级权力，不可避免地会妨碍上级部署的各项政策的有效实施，造成许多严重问题。
在本地干部的问题上，囿于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在阶级关系上达不到党的严格要求的情况当不在不少。但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这却成了党性和立场问题。结果，中共各大区对几乎所有新占领区中的地下党及其相关武装力量，如广东党组织、云南地下党、湖南地下党、福建地下党、南昌地下党、滇桂黔边纵队、海南岛琼崖纵队以及地下隐蔽人员等等，不论就个人事实上有无问题，几乎都被认定为组织“严重不纯”。建国初期，中共通过军事占领的办法，以选派“南下干部”全面掌管新占领区党政军民大权的措施，不仅有效地实现了政权的接管，而且在中国前所未有地全面建构起一个由上至下的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