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突 然包围东方旅社，逮捕了在三十一号房间里开秘密会议的共产党员。并以此为开端，接着在中山旅社、华德路小学等地，四天之内先后逮捕了三十六名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可是一下子抓住这么多还是第一次。意外的收获使反动派以手加额，弹冠相庆，立即将此案列为重要案件，从速审理。二月七日夜，在龙华监狱的刑场上，将其中二十三名共产党员秘密地集体枪杀了。这二十三名烈士中，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五人是“左联”的成员，鲁迅先生曾因此疾笔写下悲愤的文字：“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给鲜血所记录。”（《鲁迅全集》第4卷第269页）“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的时候的。……”（《鲁迅全集》第5卷第84—85页）鲁迅先生的著名的纪念文章，使“左联”五烈士的业绩永垂青史，万人传颂。可是他当时未必了解这殉难的二十三烈士同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批重要干部，他们的牺牲是我党的很大损失。今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第一手材料，了解到历史上发生的这次悲壮而又惨痛的事件，现将二十三烈士被捕和牺牲的情况记叙如下，以为纪念，又以为研究
一、不幸被捕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压迫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①。这次会议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王明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王明路线的上台，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当时反对最厉害的是：全国总工会党团，江苏省委以何孟雄为首的部分同志，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办事处（简称苏准会）以林育南、李求实为首的同志。
一月十七日，上海的各级党组织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分头秘密开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了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试图说服全总党团改弦易辙，支持四中全会，结果，他们的努力落空了；沪东区华德路小学支部召开支部大会，作出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上边派下来参加会议的区委干部宣布解散支部大会，引起更激烈的争论；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四中全会文件，会上有人拥护，有人反对，……也许是巧合，这些在上午召开的有拥护四中全会的人出席的会议，均未遭到破坏。 当天中午，上海市敌公安局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情报：十七日、十八日，共产党召开重要会议，地点：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一点四十分，敌公安局派人到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请求协助，共同行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沆瀣一气，开始大搜捕。警车出动了，迅速包围地处租界的东方旅社，特务、军警、西捕直扑三十一号房间，逮捕了李云卿、林育南、苏铁、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刘后春（即彭砚耕）八位同志。敌人立即把这八人押上警车，撤销了包围，并且留下特务“蹲坑”，等候再抓来人。
柔石和胡也频是“左联”的执委，上午出席了执委会，会后柔石和冯铿去东方旅社。东方旅社是三零五月开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为文艺界代表租用的。柔石参加了这次大会，冯铿是大会的工作人员，她后来同林育南、李求实一起对四中全会提了意见。在新新商店（现第一食品店）门口，他们碰到正准备去买东西的胡也频，冯铿邀请胡也频同行，胡欣然同意。胡也频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入党，同时被文艺界选为赴中央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因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交通断绝，未能成行。胡也频因此每隔一周，总要到东方旅社去打听行期。他当时对党内争论还不太清楚，只是一心一意想去苏区。他们三人到三十一号房间，同林育南同志谈了一会儿话，便被突然冲进来的特务逮捕了。
敌人从东方旅社出来，直奔天津路中山旅社，在六号房间逮捕了阿刚、蔡伯真、欧阳立安、伍仲文四同志。把人押走后，也撤销包围，恢复平静，派人“蹲坑”守候。
下午三、四点钟，孙玉法（孙玉华）和王青士两同志回到东方旅社。孙玉法从外地来沪，住东方旅社十八号房间。上午他到闸北区去找王青士，不知道中午捕人的事。两人推开三十一号房间的门，见没有人，又听见隔壁房间有异样的声音，知道不好，刚转身，去路已被特务堵住，他们被捕了。
龙大道同志接到开会通知，从杭州赶到上海。正在先施公司（现上海服装商店）后面找中山旅社，不想黄理文从中山旅社出来。他俩从“四·一二”之后一直未见面，此次相逢真是喜出望外。谈笑间，巡捕来了，恶声问道：“是不是从六号房间出来的？”未容分辩，将两人带走了。原来，黄理文到中山旅社开会（里面秘密设有江苏省委的一个机关），找不到人。茶房一听找六号房间的人，神色顿时紧张起来，表面却假意倒水让坐。黄理文感到不对头，加之不见人来，马上起身走出旅社，没想到这时特务已盯上了他。
傍晚，何孟雄同志来到中山旅社，他长期做地下工作，富有经验，先去敲七号房间的门。狡猾的特务早已得到情报，将他骗到六号房间内逮捕。
晚十一时三十分，敌人悄悄地包围了华德路鸿运坊一五二号，从房间里搜出“左联”的文件，逮捕了房主汤士德同志和他的爱人王孙氏（化名）同志。敌人从被检查的物品中发现一封信，按信上的地址逮捕了费达夫和王小妹同志。
十八日凌晨一时，敌人漏夜搜捕，在昆明路逮捕了汤士德的哥哥汤士伦。
十八日一早，李求实从上海静安寺延年坊家中出来，到愚园路庆云里十五号。这是单开间的三层小楼，楼下布置成客厅，二楼是林育南、李林贞夫妇的住房，三楼是苏准会秘书李圣悦、胡毓秀夫妇的住房。这是我党苏准会办事处，李林贞和胡毓秀以主妇的身份看守机关，李林贞担任交通，胡毓秀负责采买，苏准会秘书彭砚耕住在外面，每天到此工作，李求实经常来这儿开会。李求实一进门，李林贞、胡毓秀就围了上去，李林贞彻夜未眠，坐立不安，她告诉李求实，林育南一夜未归，彭砚耕今天也没来，可能出事了。李求实问他们开会的地点是新东方旅社，还是旧东方旅社，李林贞只知道是三十一号房间，很想去找找看。李求实拦住她说：“我去。”大家都认为危险，主张再等等看。李求实为同志们的安全担心，执意要去。
李求实先到五马路的新东方旅社（现西藏路八十号），他警觉地四周望望，然后推开三十一号房门，见没有人，平安地退了出来。他又赶到三马路（汉口路）旧东方旅社（现上海工人文化宫），见马路上没有可疑的情况，旅社内依然如故，便在走廊里徘徊片刻，伸手平静地拧开三十一号房门，见里面仍然没有人，心中诧异，顿觉事情严重，马上退出身来，可是已经走不出去，他也被捕了。
十八日下午，敌公安局又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可靠情报——华德路小学共产党正在开会。他们马上搜查了华德路小学，没有发现开会的迹象，无可奈何，只得抓走了贺治平、王佩云夫妇和刘桂贞，逮捕了进来的王和鼎，然后封闭了校产。二月十六日因证据不足将王佩云和刘桂贞同志释放。
夜十一点，敌人在武昌路六五零号逮捕了陈铁如同志，他是我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互济会的干部。
至此，敌人已逮捕了二十六人，他们的疯狂搜捕仍在进行
二、谁是叛徒
十八日，李求实被押到老闸捕房的拘留所，见林育南、李云卿、冯铿、彭砚耕都在这里。他们相互询问和研究了被捕的经过，都感到自己的言行没有什么破绽，何以招致这样的逮捕呢，一时摸不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了不暴露身份，每人编了一套口供，然后想办法向外面传递消息，托人找律师，以便通过特区法院争取尽快结案开释。
十九日上午，林育南、李求实、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李云卿、刘后春（彭砚耕）、王青士、孙玉法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不一会儿，何孟雄、阿刚、蔡伯真、伍仲文、欧阳立安、龙大道及黄理文也解来了。大家不由心里一惊，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同志被捕，而且大部分是给四中全会提意见的同志，感到踩跷。
开庭了，旁听席只坐着林淡秋等几个人。首先由工部局的律师甘镜光报告逮捕过程，大家才知道是敌公安局请求逮捕的，如果由捕房引渡到公安局，二、三年内是不会释放的。
西探福特报告：在东方旅社搜出共产党文件，从第三个被告（即林育南）身上搜出一包重要的东西。在中山旅社第十一个被告（即阿刚）身上搜出几张纸头。
华探报告：东方旅社的房间是李云卿开的，中山旅社的房间是王君明开的。王君明的下落还未查到。
敌公安局侦缉员抢着补充说明：本案是市党部报的，十七日、十八日共产党有重要会议。
法庭上一阵骚动，敌人提供的情况，使同志们感到问题严重：毫无疑问出了叛徒。
法官按老闸捕房送案单的顺序依次审讯被捕的同志，大家按事先编好的口供对答如流。可是，这次审判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判决书早已拟定，法庭对律师的辩护全然不顾，审讯长宋源宣读审判结果：“被告等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时，串同在汉口路111号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内秘密会议，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犯刑律第一零三条。被告等再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在同上地点，宣传违背三民主义及反革命之意义，犯禁止反革命暂行条例第六条。被告等犯共产党之嫌疑及疑与共产党有关系，华界公安局当局请求工海特区法院将伊等移交。谕知准予移提，搜获文件等交公安局来员带去。”同志们听到案子要移交敌公安局，立刻大哗，一起举起拳头抗议：“租界的案子应由租界处理！”“我们不服从判决！”“我们没有罪！”敌法院不容分辩把这十七位同志押往上海市敌公安局。
这时，外边搜捕仍在进行，十九日敌人搜查了华通书店，逮捕了郑襄阁。二十日早晨，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秘书李宜兹同志（即李初梨）赶到沪东区委书记罗铁成家里，向他传达江苏省委的精神，不知机关已被破坏，进去后被包打听逮捕。敌人搜查了何孟雄同志的家，逮捕了何的妻子、妻妹和两个孩子，并抓走了前来联系工作的张诗人同志。敌人又逮捕了从南京刚到上海的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李文夫妇。连同费达夫、王小妹、杨士德、王孙氏、汤士伦、陈铁如、贺治平、王和鼎等十五人，加上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十七人，共三十二人，一起押在敌公安局。在他们解来之前，拘留所里已有柯仲平等四人，是属于另一个案子的。敌人给每个人照了相。
二十日下午开始提审，敌公安局审讯员问话时，不时地看着案头的照片，又翻过去看看背面写着的名字，他准确地指出了一些同志的真实姓名和化名，看来敌人掌握了一部分情况，并对这次审讯做了充分的准备。
汤士伦从敌人的审讯室回到牢房，往床上一坐，气愤地说：“完了！”大家围上去，汤士伦站起来，他穿的是长衫，两个袖子耷拉下来把手遮住了。他环视一下，问大家：“你们谁注意过我的手？”不等大家回答，他又说：“我一上堂，他们什么也不问，让我把手伸出来。”说着他伸出手来，大家才看到他一个手指少了半截。“我失去这个手指有个故事，在前线和敌人打仗负的伤，到上海后我只告诉过一个人，他就是红旗报的记者。”
恽雨棠的被捕更使大家震惊，他刚从南京到上海，在住地就被捕了。何孟雄十分生疑，因为恽的住址开始只有他一人知道，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只告诉过一个红旗报的记者，叫唐虞。
恽雨棠夫妇和汤士伦的被捕都与红旗报记者有关，唐虞有重大的叛变嫌疑，需要赶快通知外面的党组织，进行调查，采取措施，防止敌人继续破坏。
但是，仅仅一个唐虞很难把敌人这次突然大规模的准确搜捕完全解释清楚。因为，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严格规定，系统与系统之间，支部与支部之间绝不能有横的关系，上下级单线联系。这样一旦出现叛徒，便可以把破坏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林育南、何孟雄等三十几个同志，分属几个不同的组织系统，他们同时被捕只能说明在上层领导中出了问题。笔者对一部分当事人作了调查访问，认为这次大逮捕和当时的党内斗争有密切联系。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分别接到相同的匿名电话，报告共产党要在东方旅社开会的消息。敌人研究了情报，遂决定进行大搜捕。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后，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知道，林育南、何孟雄开会是研究反对四中全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和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搜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
三、龙华狱中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敌公安局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门楼上架起两挺机关枪对着院内。士兵们荷枪实弹押着我们三十六位同志，其中二十九名男同志，七名女同志，何孟雄同志的身边还有两个孩子。这三十六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上了警车。车门一关，警车发动了，突然响起了刺耳的军号声，年轻的同志以为要枪决了，高呼口号，但马上被其他同志制止住：“慌什么，到刑场再喊也不迟。”
警车风驰电掣从南市开进龙华警备司令部，车停在院子里一个多小时，却不见动静。原来，南京的命令是立即全部枪毙。可是由于我党领导的互济会买通了警备司令熊式辉的小老婆。当敌人请示熊式辉何时执行时，他的小老婆说：总得审一审吧。于是，熊式辉下令把三十六名同志押进牢房。
三十六名同志分成两组钉镣，直到傍晚才钉完。李文、伍仲文、冯铿等七名女同志押到女牢，二十九名男同志分别关在川字形的三个弄堂。何孟雄、胡也频、柔石、柯仲平等人关在第一个弄堂，汤士伦、费达夫、李宜兹、陈铁如、张诗人、郑襄阁（陈迪威）和黄理文关在第三个弄堂。大家做了长期坐牢的准备，柔石抓紧时间向殷夫学习德文，胡也频积极收集材料，准备写小说。何孟雄住的左方最末尾的一间号子成了辩论的场所，大家热烈地讨论理论问题。
林育南、李求实不知道他们被捕后几天，王明停止了苏准会工作人员的组织关系。监狱支部不了解四中全会的情况，接到外边的指示后，拒绝和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编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这些误解没有动摇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对党的信念，他们仍把全部爱倾注给党，相信真理一定会胜利，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还行使共产党员的权力和义务，和何孟雄一起给党中央写信，再次申述意见，交给互济会的同志递上去。
二月份，敌人又开始提审。这次审问排场很大，有南京方面来的人参加。敌人怀疑李求实是瞿秋白，被李求实几句冷嘲热讽弄得无以言对。敌人故意问何孟雄：“你死后，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处分？”想借以判断他对党的态度，挑拨他和党的关系，何孟雄厉声严斥了反动派的无耻。
欧阳立安在审讯结束转身走时，听见审讯官连说：“可惜，可惜。”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二月三、四日互济会干部黄浩同志通过关系给他们送来了钱和日用品。大家讨论如何用这笔钱，有人说添些衣服过冬，有人主张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欧阳立安说：我们是有今天没明天的人，不如用这些钱吃一顿饭，唱国际歌也有精神。胡也频建议让大家理理发，死后拍照片还威武些。
李求实、林育南又被单独提审，敌人对李求实再一次利诱劝降，李求实正气凛然地痛骂敌人：“禽兽！闭住你们的臭嘴！共产党员都是千锤百炼用纯钢打成的人。这样的人，你们永远杀不完。我们的良心和灵魂，永远属于我们的党。你们应当知道，中国人民你们杀不尽斩不绝，全世界共产党人你们更是无法斩尽杀绝的。你们要当心的，倒是你们这些禽兽的末日快要来了，你们受民众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人员李超时同志当时从敌人刑讯笔录中摘录）
四、慷慨就义
二月七日晚收封时，看守长亲自带人点名。用电筒在每间号子的床下照照，点完一间号子便锁上一间。这样的收封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预感到要出事了，不再讲话，也不能再睡下去。不过半点钟，看守长拿着尺把长的电筒，看着名单点名，指挥看守提人。犯人们紧张地趴在窗口看，林育南、李求实等被叫出来的人反而很坦然，提着脚镣向前走，和狱中的其他同志点头告别。看守长在他们身后高喊：“恭喜你们今晚解南京，快要开放了。”一个犯人从窗口看见从女牢里押出三个人，刚一到院子马上五花大绑捆起来。“是打靶！”他赶快告诉同号子犯人。在监牢中忌讳说死，打靶就是枪毙。
大难莫过于死，同志们早已作好牺牲的准备，二十三人排成一行，气宇轩昂走向刑场，哗哗的铁镣声打破沉寂的黑夜。敌人在小桥旁摆了一张茶几，放着照片，每过一个人和照片对一下。过了小桥，二十三人排成两行，行刑队的士兵躲在屋子里，枪从窗口伸出来。突然，一阵枪响，第一排的同志没有准备，也来不及喊口号就倒下了。第二排的同志勇敢地走向前，高喊：“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又一阵密集的枪声，不少同志中弹倒下，但是只要还有一口气，仍坚持喊口号。敌人在白天挖好一人宽长的深坑，执行完毕，他们把烈士的遗体两个一组抛进坑内，填上土，平了坑面。
屠杀的枪声停止了，狱中的空气似乎在凝结，使人透不过气来。难友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烈士们的音容笑貌时时浮到眼前，引起一阵阵剖肝裂胆的痛楚。不敢想任何往事，枯涩的双眼，整夜合不上，一连几天没有人讲话。狱中的强盗犯对我们的同志说：“他们是好人，如果我们能替他们死，该有多好。”
二月八日，李林贞、张文秋又到龙华要求探监，无论怎样交涉，就是不让进。站岗的士兵悄悄地把她俩拉到墙角说：他们昨天已经执行了。并把掩埋烈士的地方指给她们看。李林贞拿出五元钱答谢他，他流着泪拒绝说：不用了，他们是为我们穷人死的。（据张文秋回忆）
二十三烈士牺牲了，监狱党支部马上把消息及烈士在狱中的表现报告给组织。我党办的《红旗报》和《海光报》发表了消息。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左联在《前哨·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一期发表宣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屠杀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呼吁国际革命团体的声援。鲁迅先生写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纪念五烈土。中共为二十三烈士召开追悼会。周恩来同志撰文纪念他们，并关心烈士遗属。李求实同志的妻子秦贻君一月二十五日得到李求实被捕的消息，拖着怀孕的身体，从杭州赶到龙华，在警备司令部门口等了几天都不让见李求实。秦贻君又气又急，产期早已过了，还未分娩。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知道后，给她送来钱，帮她租了一间房子，使女儿平安诞生。
可是，王明对这些烈士怀恨在心，在他们牺牲后仍写文章点名批判何孟雄同志，给这些同志扣上右倾的帽子。直到延安整风，清算了王明路线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才对二十三烈士做出公正的评价：“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毛泽东选集》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卷966——967页）
五、英名永存
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先烈的。解放后，人民政府从敌警备司令部旧址挖出十八具完整的遗骨和数具零碎的遗骨，移葬在烈士陵园，树立了庄严的纪念碑。这些烈士是：
1．林育南，一名李少堂。一八九七年生，湖北黄冈人。一九一七年同恽代英一起创立“互助社”，五四运动时期是武汉地区学生领袖，是“利群书社”、［水睿］新小学、利群毛巾厂的创办人之一。一九二一年１党，是中国早期职工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是“二七”大罢工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三年共青团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组织部长。一九二六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三零年任苏代会、苏准会秘书长。
2．李求实，原名李国玮，字北平，一名李伟森。一九零三年八月生于武昌一个没落的旧式家庭。一九一九年参加了恽代英创立的进步社团“互助社”，以后又是“利群书社”的积极分子。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三年参加“二七”大罢工的组织工作，因受到敌人通缉，到安源煤矿工作，担任工人俱乐部文书股股长。同年，共青团二大后调到上海参加了《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他长期作团的工作，先后担任河南省团委负责人，两广团区委宣传部长，湖南省团委书记。二七年团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任团中央南方局书记，不久调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直到一九三零年八月陆定一同志接任，才专做党中央宣传部和苏准会的工作。他长期从事理论工作，主编过《少年先
锋》、《风沙》、《上海报》、《实话报》等报纸和刊物。
3．何孟雄，一名陈方，一八九八年生，湖南酃县人。北京大学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一年入党，是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领导了京绥路工人罢工。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工作，任江苏省委委员，农民部秘书。一九三零年夏任沪中区委书记，九月因反对立三路线被撤职，十二月中央撤销处分，一九三一年—月出席四中全会。
4．龙大道，一名王明石（四），一九零二年生，贵州锦屏人，中共党员。一九二三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参加了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九月赴苏联学习，二六年回国，参加上海三次工人起义，二七年参加第四次劳动大会，三零年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
5．恽雨棠，江苏武进人（即常州），印刷工人，中共党员。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两次赴苏学习，回国后曾在《红旗报》工作，在上海搞黄包车夫工作，被捕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6．李文，江苏武进人，中共党员，恽雨棠同志的妻子，多年做党的机要工作。
7．王青士，一名王子官（绾）。一九零一年生，安徽霍邱人。中共党员。一九二八年策应阜阳暴动，二九年在北京《未名社》工作。曾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被捕时任青岛市委书记。
8．蔡伯真，一名李文彬，一九零五年生，广东梅县人。广州中山大学毕业，曾到苏联学习，一九三零年九月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
9．伍仲文，一名吴惠英，女，一九零三年生，广东海南人。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妇女职业学校学习，一九二五年参加省港罢工，在女工部工作，同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六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八年秋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党委工作，指导学生运动，后任闸北区团区委书记，领导丝厂纱厂女工运动。
10．柔石，一名赵少雄，一九零一年生，浙江宁海人。一九一七年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习，参加进步文学团体《晨光社》，投身于五四运动。一九二八年因受国民党通缉到上海，担任《语丝》助编，《朝花旬刊》编辑。一九三零年参加“左联”，任执行委员，编辑左联机关刊物《萌芽》，五月入党，出席苏代会。九月二十二日党的外围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
11．胡也频，一名蒋文翰，一九零三年生，福建福州人。一九一八年失学当学徒，一九二四年从事文艺创作，一九三零年五月在上海参加“左联”，任执行委员，同年十一月入党，选为出席全国苏维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2．冯铿，原名冯岭梅，女，一九零七年生，广州潮州人。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期选为学生会代表，积极参加反帝运动。同年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二九年五月人党，一九三零年参加“左联”，是苏代会工作人员。
13．殷夫，一名徐英，原名徐祖华，又名徐白、白莽。一九零九年生，浙江象山人。一九二四年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二七年入党，被捕三个月。一九二九年任团中央刊物《列宁青年》编辑，同年九月组织丝厂罢工被捕，一九三零年参加“左联”。
14．费达夫，一九零七年生，上海人。一九二五年入党，一九二六年赴苏学习，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搞工人运动，被捕时任上海总工会驻沪东区办事处主任。
15．杨士伦，一名黄昆，一九零八年生，江苏如皋人。中共党员，在家乡开展武装斗争，后调到上海工作。
16．汤士德，一名王阿金，江苏如皋人，同汤士伦是兄弟，中共党员，原是红十四军干部，一九三零年下半年调到上海工作。
17．欧阳立安，一名杨国华，一九—一年生，湖南长沙人。其父是欧阳梅生烈士。自幼当党的交通员，一九三零年赴苏出席国际青工大会。被捕时任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江苏省团委委员。
18．阿刚，一名赵子四，一九零九年生，江西吉安人，中共党员，被捕时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
19．李云卿，江西南昌人，一九一零年生，中共党员，一九二九年到上海工作。
20．彭砚耕，一名刘后春，湖南人，三十余岁，苏准会秘书，中共党员。
21．孙玉法，一九零二年生，安徽人中共党员。
22．贺治平，江西人，中共党员，是华德路小学支部成员。
23．王和鼎，一九零零年生，江西人，中共党员，是华德路小学支部成员。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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