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10周年
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誓摧倭敌尽，还我旧山河。
——杨虎城
笔者1941年9月就读于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本科，于1946年6月结束五年的理论课程学习后，由学院安排，在重庆中央医院（现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进行为期一年的毕业实习。实习时间从1946年7月1日起至1947年6月30日止。毕业实习期满，经申请，笔者被该院聘为眼耳鼻喉科一年级助理住院医师，于1947年7月1日任职。
1947年秋，被国民党囚禁在贵州息烽监狱的杨虎城将军因患急性胆囊炎，与其幼子杨拯中一起被押送到重庆医治，住重庆陪都医院（注一），由重庆中央医院派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治疗。
1948年春，杨虎城将军的幼子杨拯中扁桃腺炎复发，由重庆中央医院派眼耳鼻喉科医生进行手术治疗。笔者有幸，在参与杨拯中手术治疗的过程中，见到了全国人民崇敬的、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促进联共抗日的、被誉为千古功臣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之一的杨虎城将军。
今年是杨虎城将军诞辰100周年，为缅怀杨虎城将军，笔者特将55年前所见到的杨虎城将军的点滴情况及其幼子杨拯中接受治疗的情况，作一历史性回顾。
一、杨虎城将军来重庆就医
1947年秋的某一天，笔者到放射科去取一患副鼻窦炎患者的X线摄片时，见到放射科主任王其源医生（当时是主治医生，现在是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放射科教授，已退休）正紧张地拆卸一部200毫安的X光机。并见到地上还放置有木箱和散在的包装粗草绳。笔者好奇地问王医生：“是不是X光机坏了，要运出去修理？”王医生回答说：“不是的，是杨虎城患了急性胆囊炎，住在重庆陪都医院等待诊治。我们要把X光机立即运到陪都医院去给他作胆囊造影。”王医生接着低声地说：“听说杨虎城是从贵州息烽监狱被押送到重庆来的。”王医生完成任务返回医院后，就很自然地联想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因腰痛，曾在医院作过腰部X线检查，留有一张X线摄片。有一天晚上，王医生值班，他约笔者去观看蒋介石的腰部X线侧位摄片。片袋上写的是蒋中正。X线摄片显示：第一腰椎轻度压缩性骨折。
二、杨拯中扁桃腺炎复发
1948年春的某一天，眼耳鼻喉科李志新主任（解放后曾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耳鼻喉科教授，已故）亲自通知笔者：“明天要到陪都医院去为杨虎城的儿子作扁桃腺摘除术，你要住在那里值班，请你作好准备。”
当笔者听说要去陪都医院，心境不觉有点紧张。一是因为陪都医院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医院，在那里工作，似入虎穴，言行都要谨小慎微。二是因为扁桃腺手术后处理，在技术上责任重大。
第二天上午8时许，特务杨进兴带领一辆中型吉普车接我们去 陪都医院。我们一行三人，有李志新主任、任光珍医生（女，当时是高年级眼耳鼻喉科助理住院医师，现在是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耳鼻喉科教授，已退休）和笔者。
我们抵达陪都医院后，稍事休息，就到手术室作准备。进入手术室，笔者环视了一下，面积约20平方米。醒目的白色手术台位于手术室的中央，上空悬吊着照明用的大电灯泡，为增强照明度，大电灯泡的两侧各悬吊有一面长方形平面反光镜（当时没有手术无影灯，中央医院的手术室也是用两盏大电灯泡作手术野照明）。此时，立即让笔者联想到杨虎城将军就是躺在这张手术台上接受胆囊手术的。（注二）
在手术室的一角，摆放着为杨拯中做手术的白色手术木质坐椅，落地式的照明瓢灯，以及置放有消毒手术器械包的手术器械台。
杨拯中的扁桃腺手术由李主任施行。他更衣后，戴上消毒手术帽和额镜，并戴上消毒口罩进入洗手间消毒双手。与此同时，大约上午10时许，抬着杨拯中的军用担架进入了手术室。可能有读者要问：现在割扁桃，病人是走着进手术室的，他为什么要用担架抬？因为当时的规定是：凡接受扁桃腺手术的病人，手术前都要皮下注射“皮下常规（Hypo routine）”，内含吗啡和阿托品，前者有镇痛作用，后者有抑制唾液分泌的作用。为防止病人发生意外，大多数患者都用担架抬，也有少数患者是在护士搀扶下进入手术室的。
当担架刚进入手术室时，笔者就听到杨拯中爽朗的笑声，他与抬担架者有说有笑，直到下了担架和抬担架者离去，看来他们很熟识。
杨拯中，中等身材，体态适中，平头黑发，面带微笑，对手术无所畏惧。他身着一套黑色学生装，俨然像个天真活泼的青年学生，年龄大约在20岁左右。
杨拯中下了担架后，笔者用手示意要他坐在手术椅上，给他戴上眼罩。此时，李主任正消毒好双手，进入手术室，便打开手术器械包，取出铗钳，夹着酒精纱球，消毒杨拯中口腔周围的皮肤，并用消毒巾包住他的头和眼。最后，在他的胸前铺上消毒大单盖住前身，并叫他从大单后面用双手拿着放在大单前的弯盘，准备吐唾液用。这时，李主任穿上消毒手术衣，戴上无菌橡皮手套，面对杨拯中坐在杨拯中的右侧，叫他张口，调整好额镜反射光聚集于他的口咽部，并用红汞消毒他的口咽部，开始手术。笔者站在杨拯中背后抱着他的头，以配合手术者的手术需要，将杨拯中的头向上、或向下、或向左、或向右转动。任光珍医生站在李主任背后，观看手术，或按需要擦拭李主任的眼镜。
扁桃腺摘除术采用剥离圈套法，在局部麻醉下进行。杨拯中在手术中很沉静，很配合，很坚强，双手端着弯盘，坐着一动也不动，没有呻吟。手术结束后，他又被担架抬走。由于李主任手术技术娴熟，尽管扁桃腺有粘连，但手术进行的非常顺利，快捷，只几分钟就结束了手术，术中出血少。摘下的一对扁桃腺较小，由于反复发炎导致萎缩之故。
三、与杨虎城将军共进午餐
结束杨拯中的手术后，特务杨进兴领我们三位医生到陪都医院后山坡上吃午饭。
那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春天午时的太阳光照射在身上，感到格外暖和。从山坡底到山坡顶约有三、四十级石阶。当我们三人到达山坡顶上时，见到在杨虎城将军临时病房的右侧一小块空地上，临时摆放着一张方饭桌。方饭桌上放有刚烹调好的几盘菜肴和一大碗冒着热气的肉汤。紧挨着方饭桌的右侧，搭有临时做菜、和面的案板和圆形小炉灶。一男厨师正站在案板和炉灶间，忙碌着向灶上盛水的锅里削面。就在这时，突然从临时病房健步走出一人。特务杨进兴急忙向我们介绍：“这是杨虎城先生。”接着，我们四人围着方饭桌就坐。杨虎城将军背向临时病房坐一方，李主任和任医生两人面对杨将军共坐一方，而笔者背向医院大楼坐一方，左侧与杨将军相邻，右侧与任医生相邻。
杨虎城将军，身高约1.7几米，微胖，面部丰满，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灰黑头发，未蓄胡须，未戴眼镜，腰杆挺直，身着褪了色的暗紫兰色中式布质长袍，下着中式深蓝色布质长裤，脚穿深蓝色线袜和黑色布鞋。他谈话从容、自如，声音洪亮。他大将军的风度依存。由此看来，杨将军手术后康复良好。
当杨虎城将军就坐后，他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向我们介绍杨拯中的病情：“拯中幼时患扁桃腺炎，曾在上海作过扁桃腺电灼术，没有解决问题，以后经常复发。这次感谢几位大夫，彻底根除了拯中的病患。”李主任说：“扁桃腺电灼术早就被淘汰，还是扁桃腺摘除术优越。”此时，厨师端来四碗热气腾腾的“猫耳朵”（是一种陕西民间喜食的、形状大小像家猫耳朵的面块）。
午餐结束后，杨虎城将军先离开饭桌回临时病房。李主任和任医生乘车返回中央医院。笔者留下来值班，观察杨拯中手术后的情况，特别是有无出血情况。因扁桃腺摘除后，扁桃腺窝是暴露性创面，没有缝合，全靠病人自身的凝血机制和产生纤维蛋白膜的保护性覆盖。手术后如有出血，要紧急止血，止血的方式有多种，视出血情况而定。
四、值班
午饭后，笔者被安排到陪都医院底楼医生值班室休息。室内仅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床头柜，没有桌椅。午睡起床后，只有躺在床上，阅读从中央医院带来的近期美国原版耳鼻咽喉科学杂志。由于当时重庆中央医院在国统区享有较高声誉，为确保医学质量，其用人制度是一年一聘，竞争激烈，医生们不敢掉以轻心，必须抓紧时间学习，否则次年就被淘汰。笔者亲眼见到每年都有出局的。
晚饭是由医院派厨师送到值班室来的。笔者晚饭后，稍事休息，就继续躺在床上看杂志。约9时许，由于房门是敞开的，特务杨进兴贼头贼脑地进来，东张西望地看到笔者聚精会神地在看杂志，他轻声地说了一句：“你是搞技术的。”他看笔者没有理会他，他就没趣地溜走了。当时，笔者的确具有纯技术观点，为生存而搞技术。
临睡前，笔者出去方便时，见到特务杨进兴手提俗称“虼蚤笼”的冲锋枪，在医院内巡逻。他身穿一套深蓝色呢子中山装，矮个子，稍胖，留有短发，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
五、查房
昨晚，平安无事，睡了一个好觉。
按惯例，一个病人住院，医生应该在采集病史和检查体格之后，书写病历，开医嘱，做完手术后应该书写手术记录和手术后病程记录；护士应该书写护理记录。这些，对杨拯中这样的特殊病人，都省略了。因此，查房也就无病历可带。
手术的第二天，笔者在值班时用完早餐后，于上午8时许，穿上白色医生服，带上检查器械，独自一人，准备到临时病房询问杨拯中昨晚的情况，并检查他扁桃腺窝的手术创面愈合的情况。
笔者刚一打开医院后门，惊奇地看到由警察、军队、宪兵三个部分交错组成的、密密麻麻的、荷枪实弹的、戒备森严的、如临大敌的、一个挨一个的、庞大的联合岗哨网。这个岗哨网排列的顺序依次是：一个警察、一个士兵、一个宪兵，警察、士兵、宪兵，……，从山坡底一直排到山坡顶（约三、四十级石阶），总共大约有30人左右，排在笔者上石阶的右侧。国民党对两个被囚禁的、手无寸铁的人，况且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刚动过手术体质虚弱的年轻人，如此兴师动众，令笔者费解。
笔者从岗哨网中发现：中央宪兵与地方警察和士兵，无论从着装、武器装备和精神状态等方面来看，都大相径庭。中央宪兵，头戴硬壳帽（当时被老百姓讥讽为乌龟壳），身着黄咔叽军服，脚穿黄牛皮靴，手持盒子手枪，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体质壮实。而地方警察和士兵除分别身着黑布警服和浅绿色布军装外，都脚穿黑色布鞋，手持长步枪，面带菜色，体瘦，精神不振，其中有擦眼皮打哈欠的、有驼着背的（当时国民党的警察和士兵中，有不少抽鸦片的）。
笔者上到山坡顶，便进入了杨虎城将军及其幼子杨拯中住的临时病房。这个临时病房，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是灰砖房，呈长方形，面积约50平方米，磨石地，由于没有天花板，一眼便可望见房顶的黑色机制瓦。房内两边长墙壁上各开有两扇较大的窗户。窗户分两层：外层是木质百叶窗，内层是玻璃窗。只有杨虎城将军床头的百叶窗开着，其余三扇窗户都紧闭着。房内空旷，没有桌椅和其它任何家具。只有一张宽的木质双人床，供杨将军及其幼子杨拯中合用。床安置在房门边，床头靠窗。窗台较宽，约一尺多宽，窗台中央立着很显眼的一套红布精装《鲁迅全集》，没有其它任何报刊杂志。从《鲁迅全集》的红布封面看来，有些陈旧，说明这部全集与杨将军相依相伴多年。《鲁迅全集》的右侧摆放着曾与杨将军相濡以沫的杨夫人的骨灰坛，坛外紧包着红布。
笔者进入病房的时候，杨虎城将军的身影首先映入眼帘。他身着昨日所见到的衣服，正坐在床上专心致志地研读一本《鲁迅全集》，下身盖着红花布被面的被子，一双黑色布鞋整齐地摆在床边。他见笔者进来，只看了笔者一眼，就又埋头研读。
杨拯中平躺在杨虎城将军的左侧，身着昨日见到的学生装，未盖被子。他床头左侧放置的弯盘中，没有带血的唾液，说明他的凝血机制很好。笔者用压舌板压他的舌头，用手电筒照射扁桃腺窝时，见其创面已被白色的纤维蛋白膜所覆盖，创面干净，无凝血块，说明愈合良好。由于没有病历，检查记录也就省了。
由于杨拯中的手术创面愈合良好，于查房结束后，便由特务杨进兴领车送笔者返回中央医院。
六、回到重庆中央医院
笔者这次在陪都医院，顺利地完成了杨拯中手术后的医疗任务，离开了那个特殊的地方，回到中央医院，使昨日的紧张心境顿时轻松下来。经过一天的休整，笔者又以平静的心情，迎接往日的医疗任务。
[注一] 重庆陪都医院，隶属国民党重庆中美合作所，抗战时期称“四一医院”，因为四月一日是国民党军统局成立日。重庆在抗战期间是国民党的陪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故将四一医院改为陪都医院，只是医疗技术由中央医院负责。
[注二] 当时，杨将军的胆囊摘除术是在乙醚全身麻醉下，由外科主任医师陈仁亨（解放后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外科教授，已故）施行的。外科主治医师滕建跃（解放前夕去美国）和外科住院医师黄志强（解放后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外科教授，后调总后医院任肝胆外科教授）分别担任第一和第二助手。外科住院总医师王安定（现任重庆市中山医院院长、心外科主任医师，已退休）负责麻醉。
（本文蒙重庆医科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薛济教授指导，特致谢忱。）
严伟年 写于2003年7月31日
本文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