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有关重庆江北区工委及齐亮、王朴烈士的回忆 [复制链接]

         找到几篇有关江北区工委的回忆文章，先贴一篇王朴烈士夫人的回忆。

    黄友凡老的回忆非常详尽地讲述了莲华（志达）学校和江北区工委的创建过程，以及王朴、齐亮、李青林诸烈士在其间工作的情况。文章较长，先贴第一部分上来。

原文刊载于《江北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2辑（解放战争时期）》

凝血盈泪倍情深

      在纪念“11•27”烈士殉难30周年的日子里，烈士王朴同志的身影又清清楚楚地重现在眼前……

      1948年4月中旬，一个阴沉沉的黄昏，王朴身穿蓝布长衫，风尘满面，从山城闹市赶回乡下家里来了。

      这个“家”，在江北县复兴场旁私立志达中学初中部（高中部在30华里外的静观场）。

      这个学校名曰私立，实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农村工作据点。当时由齐亮、黄颂文和王朴组成的川东临委北区工委就设在这里。齐亮同志是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英文教员；黄颂文是总务主任；王朴是校长，又是重庆市南华企业公司经理。公司是为活跃和发展党的经济而创设的办事机构，也是党的联络站。这学校和公司创办经费都是王朴同志动员母亲拿出来的，王朴同志的母亲金永华同志当时就是志达中学和南华公司两个单位的董事长，现任重庆市妇女互助会主任、市政协委员、省人民代表。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一年，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南方局领导，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针对蒋介石假抗战，真卖国，疯狂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暴政，作了“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部署，在学运中号召组织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参军入伍，到工厂、农村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到群运中锻炼成长，生根开花。
王朴平时由乡下进城，只耽搁三、五天，顶多一周就要回来一趟。为什么这次都快半个月了才回家来，而且是这副少见的打扮。人瘦多了，眼睛都大了。我着实担心他的健康和安全。

      “等一下我再和你慢慢说嘛！”他象看透我的心思似的，忙着解释。“我去找齐亮和黄颂文同志来校长室商量事情。”说着就出去了。

      齐亮同志原是昆明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昆明市学联发起人之一和昆明学联副主席，后调《新华日报》搞群运、学运；1947年《新华日报》同志被迫撤返延安时，他留在重庆，不久来到了志达初中部，化名李仲伟，担任英文教员，对外宣称他是“校长的结拜兄弟”，后来又说是“干亲家”，小狗狗的“干爹”。不久又接来地下党员马秀英同志，扮成假夫妻。齐亮同志带来了《新华日报》的许多好传统。他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作风民主，既能倾听下级意见和群众呼声，又果断泼辣，坚决执行党的任务，严守党的纪律，在党内党外都有很高的威信。
齐亮和王朴都去了校长室，在火苗飘忽不定的小油灯前，齐亮将小狗狗抱在怀里，王朴手托杂拌烟斗，象往常一样安祥沉稳地促膝长谈。屋里静谨的气氛中，出现了不寻常的沉默。

      王朴讲了两个情况，其一是1948年4月上旬，他在城里遇见过刘国定。刘说：“情况紧急，已发现有的同志被捕，有的地方组织受到破坏，急需用钱”。刘要王朴给他一些金条、银元，棉纱也行。王朴身上没带，提出要去取时，刘又说：“来不及了。”最后是他要王朴勉为其难地给他开了一张支票。此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刘国定了。

      其二是我们打入复兴乡公所的地下党员小王送来情报说：复兴场上来了三个特务，扬言要到华蓥山捉拿“共匪”，又说要到合江煤矿平息工潮，但两三天了，仍在场上花天酒地，按兵不动……。是不是敌人故意虚张声势，声东击西，想对准我们学校打主意？

      王朴和齐亮在反复地思考着，又要我设法找来黄颂文同志。经齐、黄、王三人反复研究，最后商定：（一）初中部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焚毁文件、资料，分散埋藏或送走马列和进步书刊；（二）要求确保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初中部是清一色的“自己人”，有些人就需要迅速对上“口径”，编出能迷惑敌人的亲朋和社会关系；（三）要求外松内紧，学校照常行课、活动，只在少数骨干中，下达警戒任务；（四）工委成员马上撤出学校，只留一人对付可能出现的敌人突袭。

      齐亮坚持要王朴离校，说：“我是外地人，又是单身汉，无牵无挂，在本地也没有牵连，我留校对付敌人最合适。”

      王朴恳切地说：“我这本地人，更有保护色，用校长身份对付敌人也更好说话，校内外情况我也熟悉，可以随机应变……”

      在这争争让让中，王朴不断以眼神和我交换意见，我支持王朴同志留下。

      4月底，王朴在南华公司经理室被捕了。上级通知我立即进城，在王朴姨罗家见面。

      犹如晴天霹雳，犹如烈火烧身，我恨不能马上飞到城里……

      我在罗家会到齐亮同志，他给我的任务是掩护其他同志撤退转移，王朴在哪里被捕，就带上孩子，陪伴他母亲住在那里，借以迷惑敌人，了解情况，援救王朴。

      快一个月了，王朴同志是什么原因被捕的？是哪个特务机关捕去的？王朴在狱中境况如何？一直没有下文。

      齐亮同志给我安排了一个新任务，演一场“寻夫记”。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作了详细的交代。要我带着孩子，由王朴的二姨妈陪同，去闯闯磁器街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他说：“如果万一被捕，孩子就交给二姨妈带回来，但估计被捕的可能性不大。要穿华丽一点，要象个不过问政治的家庭妇女的样子，去寻找王朴。在不影响共产党人原则立场的前提下，试试看吧！”

      费了不少周折，终于闯进一间宽敞而杂乱无章的特务办公室。室内的小特务一听我是找王朴的，就七嘴八舌的轰我：“去去！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只有一个湖南口音的中年特务承认他们抓了王朴。

      “你是王朴的什么人？他不犯法，我们就不会抓他，你闹也没有用！”

      “他在外面干的事，都要跟我讲的，他从来没有干过坏事啊。放了他吧！”我说。

      最后我从这个特务口中掏出来王朴是“以物资助匪”的罪名被捕的。

      我向齐亮汇报了情况，他分析“物资助匪”大概就是那张给刘国定的支票。王朴被彻底叛党投敌的刘国定出卖了。王朴在姓徐的特务头子审讯中，刘国定出来对质。

      王朴同志怒斥叛徒，痛揭敌特。特务头子威逼利诱，提出三条：

      一、    澄清思想——学“三民主义”洗脑筋；
      
      二、    交出组织——当叛徒；

      三、    参加工作——当特务。

      王朴同志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于是敌人就对他用刑了。但老虎凳、电刑等，对英雄的王朴同志也毫无作用。敌人就把他看成案情重大的政治犯，由渣滓洞转押白公馆牢房。

      王朴同志离开渣滓洞牢房时就地写下了三条遗嘱，嘱托难友连同他狱中的诗词，设法带给“家”里。

      由齐亮同志亲送机场，我于1948年7月16日飞南京隐蔽了。8月17日回来，却再也见不到我的好领导齐亮同志了，他和马秀英同志在成都乡下隐蔽时，一天上街到春熙路买日用品，恰好遇到大叛徒，川西的蒲华辅，把他们出卖了，双双被捕，也押到重庆，囚禁于渣滓洞牢房。齐亮同志在狱中还凝聚多年心血，写下了《怎样做支部书记？》，把他一片忠心用文字献给了党和人民……

      1949年10月，王朴同志与其他几位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大坪。“一一•二七”大屠杀中，齐亮同志也光荣牺牲了。

      让烈士的热血在我们身上，在下一代的身上奔腾吧！
          
                                          1979年12月13日

谢谢若水。
每次读到有关齐亮的回忆，或者访问齐亮的战友，都会不由自主地感慨一声：真是个完美的人哪！ 难怪马老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期是女同学的偶像：）
另，齐、马扮假夫妻，这是头一回听说：）

好文。谢谢若水，请快接着贴。

引用第4楼平平淡淡于2010-06-04 10:50发表的  :
是褚群还是楚群？ 王朴夫人的姓 是哪一个chu呢？
文中提到王朴在渣滓洞关押过 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

王朴夫人一般文献中都写作“褚群”，这篇文章著名为“楚群”，只能按照原文转过来。

王朴在渣滓洞关押过，你应该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吧？我记得以前有个“莲华五烈士”的帖子，关于这个问题你在那里问了不止一次。

去看了那个帖子，当时我回答不知，因为确实是不知道。现在看来，王、陈、许、刘等人都差不多，先囚渣、后转白。几个叛徒大抵也是如此。
我感兴趣的是，王朴托人带出来的诗词哪里去了。遗嘱现在倒是经常被宣传。

原文刊载于《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9期

莲华（志达）中学和北区工委

      

一、    开办莲华学校，建立农村工作据点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八年好容易熬到胜利，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号召城市的革命青年和共产党员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在群众中扎根，迎接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当时，我在重庆市内搞职业青年工作。党的关系先由《新华日报》的杜浮生同志领导，后由南方局于江震同志领导。经过组织上同意到江北县去，同王兰骏（王朴）同志一起创办莲华小学，开展农村工作。

      王兰骏（王朴）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参加办《中国学生导报》，他本来想要到中原解放区去的，组织上认为他在农村的条件很好，决定他回江北县农村。王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周力行等同志的领导下为党作了很多工作，他家是江北、巴县两县的大地主，本人在当地有些声望。我们第一次在川康银行彭远志同志处碰面，商量了办学计划，确定在江北县复兴乡大树地方李家祠堂开办莲华小学。“莲华”是根据王兰骏（王朴）的父亲王莲舫，母亲金永华的名字取的，成立了校董会，由金永华任董事长，还请了本乡的开明士绅王润民（川东师范毕业、老教师、督学）、王镜民（北大学生、律师、县参议员）参加为董事。由王家拨了一笔田产（租谷）作为办学经费。为了掩人耳目，对付那种外界的猜疑，就是认为这个出身富家，上过大学的王家三少爷王兰骏（王朴）为什么不在城里做官，偏偏回到老家来办学校。我们就逢人宣传，这是继承他父亲的遗愿，为乡里民众服务，他父亲早年经营猪鬃生意，挣了一些家产，曾想在家乡办一所学校。大家觉得道直理端，争取了各方人士的支持，从七、八月筹建到九月份就草创开学了。

      这个学校名义上是王家办的，可是从一开始就在党的领导下，并作为一个农村工作的据点而兴办的，南方局对办这个学校很重视，先后派了一些党员和与党联系的进步青年到学校来工作。有陶昌宜（綦江人，党员），李冰如（李青林，女，泸县人，党员），张宏雅（广东人，党员），喻晓晴（党员），谢诚、杨明远、徐干、潘××，有两位广东的女同志，一个姓邓，又名路琪，一个叫谭明。还有褚群、伍子平（伍集）、王兰桂等。大部分是南方局青年组和《新华日报》派来的，一部分是育才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学校由一家祠堂改建，王朴任校长，黄颂文（黄友凡）任校务主任。杨明远（育才学校老师，陶行知的学生）任教务主任。张宏雅任会计，陶昌宜作一些对外联络工作。大家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十多名老师同学生一起动手开荒填土，平操场，整教室，因陋就简，办起了莲华小学。学生免费入学，大部分是穷苦农民的子女，办有初三和高小班，近一百人。学校完全是新型的按照育才的办法办的，提倡民主思想，实行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用《新华日报》的新闻、社论和《活路》杂志的诗歌作为政治课教材。还结合农民的实际需要，教会学生写条子，写家信，打算盘，记账，受到农民的欢迎。我们还办了成年农民夜课班，吸收农民入学，有的远在一、二十里以外，每天晚上打着灯笼火把前来上学，学文化，学政治。王朴、陶昌宜、喻晓晴、褚群同志和我上课。我编了一个通俗的农民课本，四言八句，又好背，又好懂。后来摘登在《活路》杂志上，成为“大众诗歌”，这里抄两段：

      农民生活硬是苦，四季耕作无寒暑，
      红苕洋芋打断顿，身上穿的破烂补。
      人又背时病又多，债主上门要话说，
      拖儿带女七八口，这个日子啷个活？

      中国农村多灾难，水灾蝗灾和天旱，
      千万人民遭饥馑，草根树皮都挖断。
      还有兵灾才叫深，又出钱粮又拉丁，
      兵到之处象大火，百姓几个能生存？

      当时四川农村在国民党统治下，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剥削压榨下，农民活不下去，我们就进行三抗（抗丁、抗粮、抗税）的宣传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农村政策，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

      这个学校充满了民主空气，成为重庆附近的一个小小“解放区”，一群革命青年，生活虽然很艰苦，精神却很愉快，大家学习理论、讨论形势、跳秧歌舞、表演“兄妹开荒”、唱“山那边好地方”、“南泥湾”、“垦春泥”、“朱大嫂送鸡蛋”以及大后方流行的“古怪歌”、“茶歌小调”、“朱警察查户口”等歌。每周还要过一次民主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从四五年秋到四六年秋，我们的党组织关系没有正式沟通。只有我和陶昌宜、李冰如（牺牲在渣滓洞）三人成立了一个小组，经常交流情况，讨论工作任务，各自对上级领导负责。商量了一个分工：陶昌宜抓集镇市民和袍哥社会的工作，李冰如抓农村妇女和附近农民的工作，我抓中、小学和本地知识青年的工作。在学校基本是两摊子，一部分育才的老师，主要抓教学工作；一部分四川的同志除教学外主要搞校外活动，开辟农村工作。王朴同志搞上层统战，联系了王润民、王镜明、王雅壁等本地开明士绅，首先在办学方面取得他们的支持。王朴同他们认“家门”，称王润民为“幺哥”，有些事情请教他们，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掩护。陶昌宜号称陶三哥，结交了一些社会朋友和农民弟兄，我和喻晓晴联系王泽泮、余致力、王远模等本地一批进步青年，这些青年曾与《新华日报》的刘光、朱语今、徐君曼等同志有过联系，对现实不满，想到解放区，没有去成，经我们做工作，就留下来在东狱庙、龙王庙和附近保校教书。还有思源中学、正本中学的老师。李冰如联系发动附近的农村妇女，如象王泽泮的母亲等。褚群在学生中进行工作。我们还派了同志去附近泰山石地方（江合煤矿转运站）做煤矿工人的工作。

      这一年工作发展较快，打开了上层统战工作，联系了静观、土沱、复兴等乡的中、小学及一些保校的教师，在工人农民中交了朋友，团结了一些群众。这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初步基础。莲华小学一开始就在江北县造成了很好的影响，许多农民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学校，有些农民空闲时候或路过学校总要进来坐一坐，摆摆龙门阵。附近有个姓周的老头，三天两头要到学校来听“形势”，到处宣传莲华学校好，王校长真心实意办教育，为乡里作好事。在复兴场场口善堂开的一家茶馆，有一个姓王的老头，逢人宣传莲华学校办得好，老师教得好，夸奖王兰骏有学问，年轻有为。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撕下和平外衣，全面向解放区进攻，农村工作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觉得办小学有它的局限性，无法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经王朴、陶昌宜和我商量，并取得金永华的同意，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决定停办莲华小学，开办莲华中学。这时，恰逢香山慈幼园随着抗战胜利搬走了，它的院址在复兴乡附近的“逊敏书院”，教学设备齐全，环境很静，通过本地王镜明、王润民作工作把它“顶”过来了，就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季，莲华学校由大树李家祠堂迁到了复兴乡“逊敏书院”，办起了莲华中学。复兴乡交通方便，学校所在的地方，便于党的活动，特别是办中学，可以容纳更多的同志，并对年龄大的学生进行培养，在地方上也会有更大的声望和影响。

      四六年秋到四七年夏，莲华中学仍由王朴任校长，金永华任董事长，由一个老搞教育的杨宜德（王家的亲戚）任教务主任。这一年人事有很大变动。原来育才学校来的教师如杨明远、路琪、谭明、老潘、老徐相继离开重庆，有的回上海有的到广东去了。李冰如也离开学校到万县去搞党的工作。我也回到重庆，由张子英同志派到《益世报》工作，并联系巴县、綦江地区，开辟农村工作。学校新派来一些同志，有王敏、黄冶、王大昭、钟歧青、黄雅律（女）、马戎、丁清赋等。党的组织统一起来了，王朴入了党，喻晓晴、陶昌宜、王朴成立了党的特支，曾经联系的一些进步青年也先后发展入党，有王泽泮、王远模、余致力等，由《新华日报》张子英同志领导，并派了杨仲武（川南人）直接指导这里的工作。这时莲华中学越办越兴旺，名声越来越大，初中部学生有两班人，学校内外联系广泛，在农村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中间开始建立党的组织。

  

二、北区工委成立，从莲华到志达，党的活动进一步开展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华日报》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封闭，省委机关吴老及其他领导同志也被送返延安，重庆和川东地下党的上级领导关系中断了。我离开《益世报》在薛映晖办的国民卫生社编《卫生月报》，积极在重庆找党，后来通过重庆大学一个同志的关系，层层找上去，找到了川东临委书记王慕斋（大王璞，又名石果），这是四七年夏天的事。王慕斋看了我写的党的工作经历，我们第一次碰头，就要我把江北县莲华中学的关系接上，我写了信给陶昌宜暗示有事商恰，他们先派褚群进城，后由喻晓晴、陶昌宜、王朴在江家巷一家茶馆同我见面，汇报了工作情况和现有党员名字，这才知道杨仲武同志已经离开复兴乡回川南去了，一直没有信息。当时王慕斋同志要我把重庆领导的关系和巴县、綦江的关系交出去，准备回江北县莲华中学。

      一九四七年秋季的形势，是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一年多，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蒋介石遭到严重失败。在蒋管区，反美反蒋的群众斗争风起云涌。随着《新华日报》突然撤离中断了的党的组织联系，也逐步得到了恢复，发展了许多新的党员，增强了重庆、川东地下党的力量。与此同时，蒋介石反动政府也加强了法西斯特务统治，重庆的特务多如牛毛，到处监视追捕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川东地下党当时提出的任务，就是准备发动武装游击斗争，以配合川干队从陕西入川。因此川东临委王慕斋、肖泽宽同志对江北县的工作非常重视。第一，这里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第二，从复兴场到静观乡到柳荫乡到偏岩乡可以通到华蓥山。第三，王朴家里可以供给川东地下党的经费。于是，决定派我再回江北县，还派了齐亮同志（改名李仲伟）去，决定由齐亮、王朴和我三人成立北区工作委员会，除了江北县外，还包括北碚、重庆一部分工作。由齐亮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王朴任宣传、统战。并决定同王朴家里谈判，由他家变卖田产，供给川东地下党经费，王朴同志给他母亲金永华讲革命形势，讲革命真理，他母亲深明大义，对我们党有所认识，一家人开了家庭会，欣然同意变卖田产，借给党组织作为经费。我们在朝天门王朴的四姨妈家里（罗君彤开的轮船公司）几次开会，王慕斋（大王璞）指定齐亮和我代表川东党组织，王朴和王兰桂代表王金永华一家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了三条协议，一、变卖王家在巴县、江北的田产，得来的款项存入银行，借给党组织支配使用，直到重庆解放以后归还他家（解放后王金永华拒不收受）。二、莲华中学完全交由党来办，由党来管（在此以前是由王家支付经费，在办学、用人上要同他家商量）。三、他家的弟妹们由党负责培养教育。这个协议由王慕斋同志批准。他还以上级党组织负责人身份，同王金永华见了面，王金永华对党很信任，把王慕斋同志和我们都看成亲人。就在这年十月，我又回到复兴乡莲华中学，齐亮同志同时到学校。此后，这个学校名符其实地变成了北区工委领导机关所在，变成了江北县和北碚党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变成了红色的学校了。

      齐亮到校的第二天就召开了党的会议。有齐亮、王朴、喻晓晴、陶昌宜和我等人参加，汇报了前一段工作，布署了今后工作，确定了喻晓晴同志离开学校去北碚负责，确定了积极发展组织，加强工人、农民的工作，加强统战工作。这年冬天王慕斋到逊敏书院来视察工作，给我们提出了几项任务，一、积极发展组织，准备武装斗争。二、在人力物力上支持华蓥山起义，担负后勤工作。三、供给川东地下党经费。四八年春王慕斋又来学校。他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在我们送他离开的时候，他十分自负地说：“上下川东形势很好，只要我们一拉起来，这个天下就是我们的了。”我们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结合地区情况，从四七年冬到四八年夏，作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大量变卖田产。我们到莲华中学后，就着手变卖王家的田产，王朴、陶昌宜和我参加，作为一项党的任务来完成。王家在江北县的复兴、悦来、仙桃、静观等乡和巴县的鹿角、长生等乡都有田产。总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多担谷子。先后卖出了一千四百八十担，折合黄金一千多两。这样大规模的卖田，在县里引起了震动，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个时候大量卖田？我们就到处宣传王朴卖田是准备做生意，有些本地士绅象王润民、王镜民等因为安上中人，有利可图，也积极宣传解释，才对付了过去。这一笔巨款，全部存入中国银行，或买成金条存放，中国银行的会计主任杨志（现四川省人民银行），是我们领导的共产党员。王慕斋同志进城就通过齐亮、王朴和我多次提款，我亲自提到两次，一次取了几条金子（每条十两），一次装了一大麻袋金元券。这些款子支援了重庆川东地下党购买枪支，进行武装斗争，并作为各地党组织活动的经费，对于川东地下党的发展在物资支援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还应该说，就是四八年王朴同志被捕后，金永华还继续对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直到重庆解放没有中断过。

      （二）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这个地区经过两年的经营，党的组织有了一些基础。北区工委建立后，积极地大量地发展党员，把原来联系的够条件的工人、农民、教师吸收入党。到四八年春夏，单是江北县复兴、静观、土沱这一地区的党员就有一百多人，加上北碚约有两百人。学校是个大本营，教职员大部分是党员。在高中部有黄颂文（黄友凡）、张勉、熊秉衡、黄雅律等。初中部有陶昌宜、谢诚、陶淑恒（女）、王朴、褚群、伍集、李仲伟（齐亮）、喻晓晴（后调出）、钟歧青、张宏雅、张克正等。在学生中有些培养对象如王远锡、罗熙运、刘景国、毛兴隆、马泽清（女）等都入了党。四七年冬至四八年春，学校支部书记是齐亮兼任。附近许多乡镇的小学部都为党所掌握，并建立了支部或单线联系。龙王庙小学支部是余致力，后来是姜直中负责；东岳庙小学支部有王远模、张孝儒、王继鸥、谭伦等；复兴乡中心校有魏亚雄、陶旭，伪乡公所有王泽泮，土沱中心校有孙立勤，思源中学有王泽纯、王泽兴等。当时我们注意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农民支部由张君权、张义权两兄弟（在复兴）负责。还有姜森林（在东岳庙一带）参加领导。复兴乡到龙王庙，有个江合煤矿，有一条拖车运输线，我们曾派徐飞迟、白如汇、谢诚、张孝儒等作工人工作，有工人党员姜占元、孟海元等。在复兴乡街上有几个党员，陈中余（现已故），陈湘源（卖肉的）、姜仲良（铁匠）等。在茨竹，同仁小学有党员李杰、阎斌。在柳荫有王世云、唐大兴，偏岩有陈中余、陈方银等。此外在仙桃、悦来也有党的活动，曾经派吴绍元在仙桃教书，后来在当地落户转为农民。

      北碚原来属重庆市工作范围，北区工委成立，我们在北碚开辟工作，并接转了一些关系。首先是天府煤矿，先后派了喻晓晴，白如汇（徐荣汇，现在市煤管局），韩述志（现已故），张×（育才学校学生），周子成（现在市仪表公司）等人到井下活动，与煤矿工人结拜弟兄，进行工作。在北碚龙凤乡小学有蒋人初（现在市卫生系统工作），况兴华（江津地委宣传部）、敖启帜（市人防办公室）。农民党员蒋超，大明厂工人党员林平兰（四川新华分社）、仇淑敬、王玉芳，相辉学院有徐飞迟，北碚有罗中典、蒋建侯（现在重庆市日用品公司）。

      在重庆市区我们组织的南华公司，有张克正，张宏雅。中国银行有杨志。以后钟歧青进城又领导袁鉴承。还有齐亮直接领导的个别特殊关系。

      （三）加强统战工作，发展莲华（志达）中学这个基地。要在农村生根，有效地开展活动，上层统战工作是很重要的，这一工作党内分工主要由王朴出面，我和陶昌宜因是四川人，也做一些工作。我们分析了江北县复兴乡区一带的主要势力是三王，即王镜明（县参议员，律师），王润民（县督学），王雅壁（复兴中心小学校长），这些人为人正派，不反共，在地方上说得起话。王朴同他们认本家，把自己的小孩拜寄给王镜明。又吸收王镜明、王润民为校董，开学结业请他们出场，接收他们子女免费入学。还通过王润民的大儿子王远模（党员）作工作。平时学校有事找他们帮忙，请他们的客，家庭之间经常走动，赶场时王朴总拉他们一起，适当地讲讲形势，教育他们，并且在经济利益上给予照顾，还聘请了王润民的亲家杜防微在志达高中兼任教师。所以这些人同我们合作得较好，县里有什么情况都给我们反映，在办学上总是说好话。有这样几件事：比如四七年冬，有一天江北县的伪县长燕德炎（此人是反共老手），要来视察莲华中学，他对这个学校不放心，王润民事先告诉我们，我们作了准备，后来王润民陪同燕德炎前来，王朴同志接待，沉着机警，应付裕如，谈了回乡办学，服务乡里的愿望，谈了教育事业的前途，介绍学校老师大多都是长年从事教育的，加上王督学说好话，打圆场，称赞王朴校长年轻有为，办学宗旨纯正，又吃了油大，使这位伪县长消除了疑虑，事后对王朴评价说“这个人是办教育的，是个学者”，所以后来接办“志达”中学，办立案手续，得以顺利通过，从而使这个学校“合法”地立住了脚跟。其次是这个学校从顶香山慈幼院办莲华中学，以后又接办志达中学，都是靠王润民、王镜明大力支持的。有几次外面学校有些误解，也是他们出来维护学校的声誉。还有一些乡民代表，像龙王乡的姜壁照（老督学），姜迪南（过去复兴镇长，作过学正），同余致力关系很好，对我们在龙王乡开展工作起了掩护作用。特别是王润民一直赞助我们，在“四二一”运动后，还为我们安排了一些进步青年去当教师。直到江北县解放也是出了一分力的。

      四七年冬莲华中学办了三期，从党的工作角度讲，真正成为一个活动中心，成为江北、北碚等地的战斗指挥部。齐亮在学校教英文，但大部分时期是在与来自各乡场的党员骨干接头、谈话。王朴和我要经常赶溜溜场，去碰头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因此莲华中学一到晚间总有许多“奇怪的来客”，有的走前门，有的从后面来，看守校门的童代荣、林仕安是我们的培养对象，人很机警，是我们的人就悄悄放进来，谈完话后又送走。“来客”中有农民、工人，多半是教师。有一次喻晓晴同志来谈情况，深夜从后墙入，天不亮又走了，谁都未惊动。我们经常也出去活动。莲华中学白天在上课，看来平平静静，但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之中。我们经常从学校出发经仙桃乡、鸳鸯桥，由概洞溪到重庆，又经过北碚到土沱返回复兴乡。或者从静观乡经文星乡到北碚，到重庆又回江北县去巡视检查那些地方的工作。为此，我们还在北碚牌坊湾租了一间房子，由伍集住在那里，作为我和齐亮、王朴在北碚碰头的地方。

      学校的影响很大，但“莲华中学”没有立上案，而且局限于初中，我们考虑要进一步发展。静观乡有个天津私立志达中学（抗战中搬来），曹中一任校长，这时招不起生，办不下去了，还是王润民、王镜明从中牵线，把“志达”这块招牌，连同校舍、设备“顶过来”，我们实行“招牌”换记，把莲华改为志达，原在复兴逊敏书院的部分作为志达的初中部，静观志达中学改为高中部，这样，只消在县教育局备个案，学校就完全合法了，当然，只是换汤不换药，“志达”还是由党直接领导。我们公开在北碚招生，高中生年龄较大，可以为党培养后备力量。1948年夏，我住在高中部，张勉任党支部书记，谭紫光任教务主任，教师有郭凤鸣、辛玉英两夫妇（都是时事新报来的），杜防微（兼课），还有谢诚、黄雅律在这里。党的活动中心，大本营仍然在复兴乡初中部。但是静观场靠华蓥山更近（只有九十华里）。翻过山去就是后峰岩、文星场、天府煤矿，便于开展党的活动。这样我们的阵地更宽广，影响更大了，当时采取这个作法是完全正确的。

      （四）准备进行武装斗争，把队伍拉到华蓥山去。川东临委指示我们积极搞武装，在广（安）、岳（池）、华蓥山起来以后，要配合把队伍拉过去，并在人力（兵源）、财力（经费）、物力（枪支）上支援华蓥山起义，担任后勤工作。四八年春王慕斋来时还给了我们一个支队的番号。本来复兴乡这一地区是丘陵坡地，离重庆只有九十华里，土沱乡、悦来乡只有一江之隔，处在强大敌人的眼皮子下面，是不具备“公开拉队伍”、“打红旗”的条件，但这是上级党组织的布置，而且与整个武装斗争的布署相联系，所以北区工委还是执行了的。在此前后，我们派了复兴乡街上的姜仲良（铁匠）等人打进伪乡警队，提出“枪换肩”的口号，就是把枪支掌握在共产党员和我们自己人的手上，一旦有事，就把队伍拉走，至少拖他一些枪枝。那时贺子恒是乡队副、乡警大队长。此人很反共，我们利用乡民代表抓他的烟赌劣迹，把他排挤掉了。我们还派人去华蓥山探路，建立从复兴乡、静观乡到华蓥山的交通线，这里从静观乡到柳荫乡到偏岩场有一条山路通道，过去到华蓥山朝香的香客就从这后山爬上金顶。我们派了陈宗余、陈方银到偏岩建立工作，派了王世云（江津人，知识分子）到柳荫乡街上开了一个火炮铺，并领导附近一些农民关系。四八年夏有一天，我在静观场学校，突然接到齐亮从重庆送来的情报，说是重庆的特务要到柳荫抓人，要我去处理。我化装成做米生意的去柳荫赶场卖米，见到王世云，作了紧急布置，没有出事（王世云后来在山区被抓，出狱后消极下去）。我们还利用保护学校安全，设置校警为名，购买枪支，这件事由王镜明、王润民介绍我和陶昌宜等人去静观场与镇长、舵把子周锦柏谈判。周在国民党军队里作过事，家里有几十条枪支，我们花了一笔款子，买了四条长枪、两枝手枪和一些子弹，我带同谢诚、林仕安、童代荣等人去背到复兴乡。我们每天进行练习，想学会打枪的技术，以便日后用得上。对我们买枪也有人怀疑，想借此机会来找麻烦。有一天深夜，贺子恒突然带起乡警队到逊敏书院来，说是这边有人放枪，要到学校查一查，经我们严词拒绝，才退了回去。四八年春天，陈伯纯同志在合川金子沱起义失败，接着是罗广文部队到华蓥山周围清乡，后来王朴被捕，我们就没有考虑拉起来的事。不久，华蓥山举行武装起义，大概王慕斋同志察觉了我们这个地区的力量拉起来不利，所以带信给我们，要我们不拉武装，保存力量，巩固组织。因此，这一地区党和群众的力量直到解放基本上得到保存。

      与此相联的是建立情报工作。我们党员群众散布各处，有什么情况都能够及时知道。同时，我们专门派了王泽泮同志打入复兴乡伪乡公所当户籍干事，掌握户口和收发，国民党寄发的文件，每天都抄给我们，成为一个重要耳目。四八年三月下旬，行辕二处行动组的漆玉麟、王仁德等三个特务，到复兴乡公所来，说是这里闹工潮，要看户口册子。王泽泮及时向我们汇报，我们要王陪着他们打牌，应付他。这些特务还到思源中学去过，住了三天，说是到复盛，不是到复兴，地方搞错了，就走了。隔了几天，又来了一趟。我们及时掌握了这些迹象，预感到可能要出问题，过了一些时候王朴同志进城，就发生了被捕的事情。

      （五）在重庆开设南华公司，作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据点。随着变卖王朴同志家的田产，我们党组织手上有了一笔巨款，怎么发挥这一笔款项的作用呢？根据川东临委的批示在重庆开办一个贸易公司，作为川东地下党经营的一个经济据点。经过商议筹划，就在民国路宏泰大楼二楼租了一层楼房（现在五一电影院对面巷里），筹办南华贸易公司，由王朴同志任公司经理，中国银行会计主任杨志（党员）参加这项工作。从学校调了几个党员担任会计和办事人员，有张克正、张宏雅，还有王兰桂都住在这里。电力公司唐鹤生，此人善交际，社会网网很宽，王朴想利用他办事，也参加了筹备（后来此人被二处特务抓去，又放出来，为特务提供了王朴同志的情况）。这个南华贸易公司，是用王朴家里卖田的款项作资本，做生意，把经济搞活。目的有两条，一是做生意，通过这个经济组织供给川东各地党的活动经费。那时候，物价不断上涨，不把款子投入做生意，就因货币贬值越用越少。二是进一步与上海、香港打通贸易往来，以便川东地下党与上级党组织取上交通关系，或通过做生意作掩护，随时取得上级的指示。这个公司在四八年春筹备就绪，王慕斋同志来接过几次头，取过一些款子，他对建立这个公司表示很满意。王朴同志这一时期很忙，要兼顾城乡，一面要当好志达中学的校长，办好教育；一面还要学会做生意，研究商业行情。可惜，就在公司成立不久，还来不及发挥作用的时候，王朴同志就因为刘国定叛变出卖而被捕了，公司也就停下来了。后来，金永华经常住在那里。

三、王朴同志被捕，莲华（志达）中学继续坚持

      一九四八年四月，正当北区工委的工作在各方面顺利开展的时候，传来了王朴同志被捕的消息。早在这以前，复兴乡几次出现重庆特务的踪迹，我们也得到情报，重庆、万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齐亮、王朴和我在初中部开了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估计江北县党组织和莲华（志达）中学，有可能发生问题，商量了应变措施，确定把暴露的同志疏散走，学校继续办下去，减少对外活动，由学校领导的各乡的组织关系，逐渐转移到外面去。陶昌宜暴露，早先走了，当时觉得齐亮同志是《新华日报》留下来的，是特务追捕的对象，应该及时离开。我是外来的，党内联系较多，看情况下一步再转移。王朴同志觉得他是土生土长，又是校长身份，突然走了影响大，他向组织表示，他留下坚持，发生什么问题，由他出面应付。当时，我们也检查了这个地区党组织活动情况，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如果有问题，可能在经济方面，但是也有可能受到重庆地下党破坏的波及。大家都说：“现在考验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经受严峻的考验”，王朴同志说：“要用实际行动作出回答”。接着齐亮同志离开学校到重庆去，继续领导这个地区的工作。三月二十九植树节，学校放假，王朴同志按照原定的接头时间到重庆去与王慕斋碰头。不久，他被刘国定叛徒出卖，二处抓了唐鹤生（电力公司）、苟孔甲（王朴的同学，川康银行职员）释放出来，交待了任务，王朴同志受到二处特务的监视。四月初，一天中午王朴同志在南华公司楼上被捕，是二处雷天元等四个特务去抓的，张宏雅、张克正、王兰桂在楼上受到监视软禁。杨志同志不明情况，也去碰上了，但他谎说是到楼上看房子的（报上登有租屋启事），特务查看了中国银行会计主任的证件，才得逃脱。王朴同志被捕的消息，是后来才证实的。当时，齐亮同志带信给学校，我连夜赶到重庆，同齐亮在王朴的四姨妈处碰面（朝天门罗家），王伯母金永华也在那里，只知王朴有两天未回家了（住桂花园），以为是失踪，我们到处去找寻，并且安慰王伯母，做她的工作。过了几天才证实王朴同志被捕，我即回到复兴乡、静观乡、莲华（志达）中学。一面放出空气，说王朴被敲棒棒遭抓，营救出来，到香港做生意去了（王朴同志被捕的消息开始对党内也是封锁的）；一面对学校内部采取紧急处理，销毁文件，在党员教师中保持灰色气氛，照常上课，若无其事，稳住学校这个“阵脚”。这期间，我继续与齐亮在重庆、北碚保持联系，为了稳定学校，有计划地撤退，我留在学校，直到八月初把下期招生办了，计划安排了，才离开志达中学。这时华蓥山起义失败，重庆一片白色恐怖，上级关系中断了，我们把江北、北碚的工作作了安排，确定喻晓晴、钟歧青同志负责。我暂时离开重庆，不久以后就回重庆寻找上级组织，齐亮也到川西去找组织，以后知道他在成都被捕，后来牺牲在渣滓洞。

      王朴同志被捕了，莲华（志达）中学还得继续办下去，这是党的方针，王朴同志的愿望，也是金永华要始终坚持的。王朴同志在被捕的前一个晚上，预感到会有不幸，曾经向他母亲讲了三条：①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②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③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由于王朴对党的事业的坚贞，在监狱刑场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了党，才使得北区工委的组织和力量基本上保存下来，使得莲华（志达）中学这个红色堡垒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后来知道王朴同志被捕，是因为刘国定叛变出卖的，据说在刘国定身上搜出王朴开出的支票，敌人最初加给王朴同志的罪名是“物资资匪”，就是以金钱接济共产党，以后刘国定进一步叛变，当堂对证，并劝说王朴同志交出组织，被王朴同志打了一个耳光。特务也进行威胁利诱，要王朴同志参加他们的“工作”，也遭到王朴同志义正词严的回击。从此，敌人把王朴列为“”顽固的共产党人，由渣滓洞转押到白公馆，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壮烈牺牲在大坪刑场，时年二十八岁。

      王朴同志一手创办的莲华学校（后来的志达中学），虽然王朴校长被捕了，牺牲了，但学校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办到解放。一九四八年冬至四九年春，我在重庆清理组织，继续与钟歧青、喻晓晴同志联系，在与上级领导邓照明同志接上头后，又把这些关系交给了邓照明同志。四九年三月，我去香港学习以后，江北复兴乡一带的工作由钟歧青同志领导，并继续与王金永华保持联系。

      四九年志达中学由金永华的亲戚黄伯年代理校长，在教务方面高中部是谭紫光，初中部是杨宜德负责。党内派了张仲明同志负责校务工作，并担任党的领导。在学校的党员张勉、熊秉衡、王泽泮、陈南、黄冶、王开智、廖炎樵、刘德修等。这个革命的学校，前后培养了数百名学生，这个地区发展了两百多名共产党员。今天大都在省内外各条战线上成为重要的骨干。比如在江津地区就有王泽泮（医药局）、余致力（地委财贸局）、马泽清（科委）、刘景国（科委）、况兴华（地委宣传部）、熊秉衡（地区师专）、谭紫光（地区师专）、姜直中（宣传部）、王继欧（地区检察院）、孙立霞（女，地区小学）。在重庆的有：张仲明（渝州大学）、王大昭（市电台）、黄冶（市经委）、喻晓晴（九龙坡区委）、马戎（文联）、唐叔良（西农）、徐飞迟（市政协）、谢诚（綦江）、褚群（市供销社）、黄颂文（黄友凡，市委宣传部）、伍集（市卫生局）、王维（重庆日报）、张孝儒（市经委）、唐大兴（江北县）、王俊（江北县）、王静（市歌舞团）、王兰桂（外语学校）等。从江北县党的发展来看，在解放战争时期，莲华（志达）中学曾经起过红色堡垒的作用，是有它的历史功绩的。

四、莲华（志达）学校的妈妈——金永华

      谈到莲华（志达）学校的创立和发展，谈到党的事业在江北县一带生根开花结果，必然联想到王朴烈士的母亲，莲华（志达）学校的妈妈金永华，她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在党的领导下曾经为党、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里需要专门谈一谈。

      金永华老妈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出身于世代书香家庭，现年八十二岁。她经历了几个朝代，她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车轮而不断前进的，她曾经读过成都益州女子中学。与饶国模是同学，从小就参加“天足会”，反对妇女缠脚，主张男女平等。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随丈夫王莲舫去日本做生意（开猪毛行），大革命时期经武汉回川，受到革命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理家，教育子女，王朴（兰骏）等人。王朴是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受刘光、朱语今、张黎群、周力行等同志的教育和影响。金永华支持他们，并从他们那里得到革命的教育和影响，以致能够看清形势，分清是非，一直跟着党走。

      一九四五年秋我和陶昌宜第一次在重庆小什字“合源”玻璃号同她们家里人见面，感到她非常热情，把我们这一群看成她的亲人。创办莲华小学和中学，她费了很多苦心，亲自出面与王润民、王镜明本人和家庭应酬，帮学校作地方上层人士的工作，学校的教学计划、人事安排她都是极力支持，相信我们党派来的这些人。她在学校亲自给老师办伙食，经常推豆花，做可口的饭菜给大家吃，说是老师辛苦，让大家身体长好点。在学校大家对她非常尊重，称呼她为伯母。她和王朴有个约法，凡是自己人就称伯母，进步人士称她董事长，别的人就称老太婆，以示区别。她们一家人都住在学校，并把自己的子女王兰林（现在渡口）、王兰馨（即王静，女）、王兰骥（现在成都）等和自家亲戚的子女罗熙运、杨根惠（女，现在北京）都转到学校来读书，交给党培养。这些子女现在都成长很好，王兰骥、王兰林都是共产党员。王朴烈士的儿子王继志也已参加了工作。

      一九四七年至四九年，这一段时期，白色恐怖盛行，莲华（志达）学校处在极端困难的时期。她把党的领导和学校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对党组织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王朴被捕了，她心里很难过，我和齐亮去安慰她，她总是说：“不要紧，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她有个信念，就是要把学校办下去。同我们商量怎么对付外界的舆论，怎么用一些新的不太暴露的同志来替换原来办学的那些同志。她看在眼里，对学校谁是党员，谁是群众，外边来往接头的是些什么人，她是心中明白的，但她从来是守口如瓶，也从来不过问党内的事情，她认为这是党的机密。王朴被捕一星期后，特务雷天元会见她，向她探问王朴有些什么朋友，爱看什么书，她都非常镇静地对付过去了。以后王朴被关到渣滓洞，有一次渣滓洞出来一个人，拿着王朴的杂巴烟嘴子作为证明，装着一副受苦受难的模样，说是王朴同志托他来的，要他转告家里，把一些事情安排好，而且说王朴的罪名是“物资资匪”。当时情况不明，金永华对他说：“我儿子是办学校的，行得端，坐得正，他干些啥子，我当妈的清楚，我相信他没有走错路”，没有透出一点口风。她立即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我和齐亮鼓励她。过了不久，金永华带着一家又回复兴乡去了，简直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她的镇静，对于“稳定”学校，使我们从容地布署转移党的力量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王朴被捕后，金永华还是继续卖田，继续供给党的活动经费。一九四八年八月以后，由钟歧青同志在重庆与她联系。大概四九年初，我在重庆活动，钟歧青同志告诉我，王伯母很想念我们这些人，我决定到南华公司楼上去看望她。我乘着黎明去了，她很是高兴，又为我们担心，我说：“我还在重庆，并没有走远，我们想看看您，我们也想念王朴。”她说：“只要你们还好，我就放心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王朴同志在大坪刑场英勇就义，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很大的打击，然而王金永华以坚强的毅力又一次经受了考验。她要王朴的二姨妈请人去收了烈士的遗体，当时组织上派了王泽泮同志进城来办这件事，最后埋在红土地地方（解放后迁葬在江北县静观场，志达中学附近）。金永华身体有病，但她支持着回到学校，把对王朴同志的爱，对敌人的恨全部倾注在办好莲华（志达）学校上，为迎接重庆、江北县的解放努力奋斗。

      金永华大半生一直跟党走，没有半点犹疑，她忠实地执行川东地下党同她家签定的三条协议，把办莲华（志达）学校作为她的事业。她把江北县、巴县一千六百八十多担谷子的田产，前后卖了一千四百八十多担，折合黄金一千多两。一九四九年秋，川东地下党的同志去南京向二野报到时，我曾将这个事情向二野首长邓小平等同志汇报，确定重庆解放以后，如数偿还她家。重庆解放不久，我向肖泽宽同志汇报此事，经西南局组织部报邓小平同志批准，付还这一笔巨款，开了支票，由我去交给她，王伯母深明大义，坚决不肯收这笔巨款。还说：“现在解放了，有了人民政府，我要钱来干什么”。最后确定这笔款项交给党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金永华作了市妇联福利部的副部长和市妇女互助会副理事长。解放三十二年来，金永华始终没有忘记党所办的莲华（志达）中学，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和与莲华（志达）有关的同志，凡是在江北县、江津专区和重庆市工作的同志总要经常去看望她老人家。她现在八十二岁的高龄，同一个聋哑残废的女儿住在市中区捍卫路前进街市妇女互助会内。还办妇女互助会的事，并开设了儿童游艺室，精心培育祖国的幼苗，为儿童服务。她生活艰苦，子女们要她请个人，或搬到儿媳、女儿那里去住，她都坚决谢绝。她现在任市政协委员、省人民代表，无论我们党处在胜利或困难时期，无论十年浩劫中她遭受了怎样的委曲和折磨，但她对党的信念没有动摇过，她念念不忘中国共产党，目前她正在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是她毕生的愿望。在我看到的许多革命妈妈当中，金永华伯母也是一个楷模，我们要向她好好学习。

      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八日王朴同志英勇牺牲三十二周年，我写了一首怀念王朴同志的诗句，作为这一段回忆的结尾：（此处略有修改）

      一生刚劲志为公，
      立党敢对雾溟濛。
      传经布道兴“莲华”，
      弃产输财济“川东”。
      烈火熊熊嘉陵岸，
      铁骨铮铮黑牢中。
      大坪正气歌声壮，
      碧血洒遍渝州红。

原文刊载于《江北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2辑（解放战争时期）》

关于川东地下党经济活动的一个据点——重庆南华贸易公司的一些情况

      1947年春，党中央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撤离重庆以后，同年秋，地下党派陶敬之来找到我。这样，我又和党组织联系上了。接着重庆北区工委（这是解放后才知道的）的领导黄友凡继续和我单线联系，具体指导我的工作。当时我的社会职业是中国银行重庆分行会计主任。

      是年冬末，一次，黄友凡来和我联系时，提出党组织准备将王朴变卖家中田产的钱交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用这笔钱筹建一个贸易机构，作为地下党经济活动的一个据点。要我以统战关系与王朴联系，协助他做好这一工作。几天后，黄友凡与王朴来和我见面。我和王朴并不相识，见面后，在互通情况的过程中，得知他的父亲早年经营猪鬃等山货生意，与我的父辈曾有业务上的往来。因此，我们约定以“世交”关系作掩护，并用从前的名字王兰骏称呼他。此后，我们经常来往，磋商工作，从而加深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一九四八年春，王朴继续变卖家中田产。为了避免法币贬值损失，为了防止万一发生意外，敌特通过票据追查款项去向，可能危及党的事业。经过研究，对王朴变卖家中田产所收的票据款项，交来我处，凡需即时取用的，均由我设法在银行换取现金；另一部分款项，则由我转托其它银行、钱庄的熟人，在金融市场上买成黄金，每次多则四五条（每条十两），少则两三条。这些现款和黄金，都是由王朴、黄友凡或指定的其他同志来我处提取。

      筹建贸易机构的工作，亦在同时积极进行，经研究确定名称为南华贸易公司。通过报纸上房屋招租广告信息，租定重庆民国路（现为五一路）弘泰大楼二楼作为办公地点，正式开业。公司的职工，由王朴负责安排任用。在公司任职的有张宏雅、张克正等。王朴的弟弟王兰桂也在公司里。我只是协助王朴的工作，不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

      南华贸易公司开业后，1948年3月，我因事要到广州去。经向组织汇报，并和王朴商量，趁此机会探索和沟通穗、港两地进行贸易的渠道。我于3月中旬赴广州，并转去香港了解情况。4月初我返回重庆后，正与王朴研究开展公司业务之际，不幸王朴于4月下旬被捕而不得不停止活动。

      由于我不知道王朴被捕的消息，他被捕后一天中午，我去南华贸易公司所在的弘泰大楼找他。当我正在上楼时，突然被埋伏在那里的敌特人员抓住，拳打脚踢，搜身。我身上除带有皮夹内装名片外，没有搜到别的东西。于是将我扣留在楼梯正对着的二楼一间房屋中，王兰桂先被扣留在这里，敌特人员盘问我们，都互不承认相识。王兰桂趁敌特人员离去的间隙，才轻声告诉我：“三哥出事了。”这是我第一次得知王朴不幸被捕的消息。由于我借口来替朋友租房的，又有正当职业，经过据理力争，在被扣留约三小时后，终于让我离开了那里。

      在这次事件发生后，褚群曾来到我所在的银行，告知王朴不幸被捕的消息。同时，我也请她设法转移南华贸易公司的账册，以防万一。到了4月底，黄友凡仍按时来和我见面，并告知王朴的情况。根据党的指示，我仍坚持工作，继续和他保持联系，直到他于当年7月底离开重庆。

                                                            1987年1月16日于成都

褚群的回忆是“革命战友式的”，她可是王朴的妻子啊，难道就没有更感性的回忆吗？还是那个时代不允许流露真情？

1979年，那个时候大概只能这么回忆了。

语焉不详，还有齐亮是个完美的男人，到底有多完美？

杨志太幸运了。

原文刊载于《江北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2辑（解放战争时期）》

王朴烈士被捕前后有关档案资料

徐远举关于苟孔甲的供词
      1948年挺进报事件被破坏，由叛徒刘国定交代苟孔甲与王朴关系，我即派“刑警处“特务宗慎之随川康银行衷玉麟经理赴川康银行将苟孔甲逮捕到二处，由二课课长陆坚如审讯，他承认与中共地方党关系，并供给经费，他愿意交出王朴，如果王朴进城与他连（联）络，即向二处密报，并供给王朴在民国路经营的一个字号。关了一晚，即予释放，仍回川康银行工作，过了二、三天，王朴进城与他联系，他到二处密报，我派特务雷天元、宗慎之等将王朴在民国路逮捕，以后王朴牺牲在渣滓洞。这是他出卖王朴的罪恶行为和被使用经过。
1955年8月4日

刘国定供词（摘录）
      江北县工委以经济关系被捕者为王朴。王系当时江北工委之一，此系1948年4月26日前后事。6月又交出县工委书记齐亮、黄××二人，但未提出其职业地址，除齐亮夫妇49年1月因成都党破坏中被捕外，黄及其下面党组织未受影响。
      王朴本为江北工委之一，但我仅供为其为经济支持人……我曾经写过一张条子证明他供给党的经费，以后并未逼供的对质过二次（1949年8月1次）。

苟孔甲供词（摘录）
      1948年一位黑衣大汉来到川康银行把我押到行辕二处（特务首脑机关）的一间小黑屋里。特务头子徐远举和一个姓陆的家伙审讯我，我吓呆了。他们问我王朴的公司在城里什么地方？城里的家住在哪里？我说：“王朴的公司在民国路弘泰大楼，家住在罗家湾，我记不清号数”。在审讯中，特务要我把与王朴的往来收支账一笔一笔的详细交待清楚；还规定我只要发现王朴进城来了要随时向二处报告。逼得我没有办法，只好答应，特务就放我出去了，但派人将我暗中监视起来。我向二处报告过王朴的母亲来找过我。一天晚上王朴突然来到我的寝室，约我明天中午看电影。第二天清早我依照特务行辕的规定，到二处向姓陆的特务报告了昨晚王朴来我家中的情况，后来王朴就被捕了。

唐鹤生谈王朴烈士被捕情况
1．我是怎样认识王朴的？
      1948年3月，我的多年同学张克正来找我，他当时在江北志达中学教书，对我说：“你现在搞戏剧没啥意思，不如搞点经济基础……”。我说“我一无本钱，二无做生意的经验，怎样搞呢？”张说：“我的校长王朴家中是个几千石租的大绅粮，黄金有的是，想搞个大公司做进出口贸易，本钱没问题，不要你出，做好了可分干股，只要你愿意帮忙，我给你介绍……”我答应了，几天后约我在新生市场内吃饭，王朴请客，于是认识王朴。见面后谈定，由我先立刻找房子筹备，我立即找到熟人工程师新修的大楼（在小校场内）的一整层，议好房租每年120石米，另有黄金押金，王朴亲自签定合同租好。我也先辞去巴县中学教员和当时“抗建堂”、“重庆剧艺社”、“清官外史第三部”的角色，只剩下电力公司未辞，并同杜皋翰二人同任舞台监督，我抽出大部分时间做“南华公司”的筹备工作。
      在筹备中，王朴还在一个星期日请我到他桂花园公馆去陪客，那天赴宴的有苟孔甲（川康银行襄理兼会计主任）以及银行界的经理等人，还有张克正、叶同馨等人。

2．南华公司成立前后
      大约在3月底，一切筹备妥当，信笺也印了，保险柜买了，家具也买了。张克正当会计主任，我当总务主任，还有张宏雅等几个人。暂定薪水，我和张都是80元（约计数），我即关了半月薪水。
      在筹备期中，苟孔甲、叶同馨等经常来公司打桥牌，但正式业务尚未进行，只说是做进出口贸易。我当时仍每天到电力公司上班，晚上演话剧。
      1948年初，苟孔甲突被捕，几天后（时间应为1948年4月5日或20日，因那天我电力公司发半月饷期），早上9点左右，特务到电力公司逮捕了我，是协理叫我谈话为名逮捕。

3．我被特务逮捕和审讯情况
      我被特务逮捕到老街行辕二处，进去后，先押在门口小房内，至下午在楼上一房内审讯，有一科长模样的人审讯，另有记录员等。先说我是共产党，要我交待，我坚决否认，后一再问我认识“张一韦”或“姜一韦”（因匪科长是湖南口音，听不明确），我的确不认识，我说，我从不认识这个人，你们不能无凭无据栽我。那科长拍案大骂我不老实后，叫押下去进看守室。把随身的物品连裤带都解了，准备收监。
      但到下午5点多钟，突又提审，仍是那个科长，态度变了。我说，我若是共产党，你就指明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张一韦的。我晚上还要演出，这样无凭无据把我弄来，把我裤带都解了，究竟为什么？那科长却说，我们找你来，只是问问，并不是逮捕你，只要你随传随到，可以取保释放。我说随传随到可以，但取保只有电力公司，现在已经下班了，我没法。那科长见我这样说了，就叫我出去，把我的东西也还了，我问他贵姓，他说他姓吴，叫吴明。
      我回家后，才知道万籁天等人到处在打听援救我，我即和爱人一道到“抗建堂”舞台上和杜皋翰打了招呼，剧开演后，我又和爱人到馆子吃了饭回家，已是9点多了。
      回到家中，已有特务在等到叫我马上到二处去，徐处长找我谈话，我只好又去。我爱人不放心，一定要跟我一道。我到二处后，叫在楼下巷街口处坐着等，大约在深夜11点时，才叫我一人上楼去。到一间大屋子，里面坐着五、六个人，有白天审讯我那个吴科长。匪首徐处长见了我后，先说他看见我演了好多戏，演得很好之类的话后，突然问我：“你隔壁的南华公司是做什么的？”我答：“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徐又问：“王朴是什么人？，现在何处？”我答：“王朴是经理，这几天可能回乡下没回来。”徐即说：“我要找王朴问点事，王朴来了，你打电话通知我们一下，与你无关，我们可以放你，但不准泄密找你来的情况，否则你自己考虑。”并把预备好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又说找你来，还要办个手续，对外不准说审讯情况，于是把印好的一张具结书交给签字盖章。我记得内容是：“本人经二处传讯，对审讯情况不得对其他人说，否则愿受一切处分。”于是放我回家，我的爱人一直在楼下等我一道走出二处，时已深夜12点左右（徐问我的情况和叫我打电话的事，连我爱人都未告诉）。
      我回家后，决心两面光，除了到电力公司上班外，晚上仍到剧场，南华公司就没有再去。我想只要我不见到王朴，特务就找不到我的麻烦。但是在三天后的一个晚上，王朴和张克正二人突到我家来，问及我被特务捕去的情况。我当时把特务问我张一苇、姜一苇等细节谈了一些，但没有敢谈到王的情况。我只说今后忙不过来，以后南华公司我不来了。于是张、王二人离我家回南华公司。

4．王朴被捕的情况
      这一夜我思想斗争，通宵不眠，不知道该怎样办。若不打电话，特务不会放松我，若打电话，若真是共产党怎么办（我早已知道张克正的部分情况）。于是第二天清晨7点多钟，我到南华把张、王二人叫到经理室内，我说：“张克正的情况我是知道的，王兄我们初交，现在若是共产党就赶快走，若不是就没有关系。”张当时不开腔，王朴说：“我是几千石租的人，怎么会是共产党呢？笑话，我不走。”于是，我走出南华公司，到都邮街华华公司借电话打给特务，是那个吴科长接的，他在电话中叫我马上到二处去，我只好又到二处，碰见姓吴的，我说：“王朴来了”，他说：“好，你和我一道去，有吉普车一辆。”我们行至民国路口，因受良心责备，坚决不再走了。我说，要去你们去好了，为啥非要我一道。特务不再纠缠我，于是自己到南华公司逮捕了王朴一人，并派人监视南华公司，不准人进出。据闻，跟即有苟孔甲撞进南华，被监视特务训了一顿后赶快走了（此事是鲁发安，南华公司杂工告诉我的）。逮捕王朴时，还搜去了两条黄金。几天后中午，监守特务打瞌睡中，张克正、张宏雅等均逃出，南华只剩下工役鲁发安一人，特务也撤消监守。

                                1974年1月1日

（摘抄自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王朴烈士档案）

我当时把特务问我张一苇、姜一苇等细节谈了一些，但没有敢谈到王的情况。我只说今后忙不过来，以后南华公司我不来了。于是张、王二人离我家回南华公司。

当时如果说了特务正在张网抓捕王朴，叫他赶快逃走，也许还可以避免网朴的被捕了。

奇怪的是，“但是在三天后的一个晚上，王朴和张克正二人突到我家来，问及我被特务捕去的情况。”他连媳妇都没告诉，王朴他们怎么知道唐被特务讯问之事？

苟孔甲应该也算一个“叛徒”，因其和李忠良一样不是党员缘故，解放后应该能幸免一死吧？

“我回家后，才知道万籁天等人到处在打听援救我，我即和爱人一道到“抗建堂”舞台上和杜皋翰打了招呼……”

万籁天，很有名气的一个话剧导演呀！

引用第19楼红旗飘飘于2010-06-13 17:25发表的  :
苟孔甲应该也算一个“叛徒”，因其和李忠良一样不是党员缘故，解放后应该能幸免一死吧？  

李忠良当然是党员，要不是党员解放后大概也不会被镇压了。

苟孔甲解放后被政府抓捕，判刑8年。

“张一苇、姜一苇”---- 莫非问的是蒋一苇？
“张克正”是张克岑的哥哥吗？我记得当时是说张克岑的哥哥名叫张克镇，难道是口音？不过好像张克镇当年并没有参加革命工作。有点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