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解放西南的炮声响过，满目疮痍、破零凋敝的旧重庆迎来了解放的曙光时，叛徒特务被人民一网打尽，刽子手“血手染红岩”遭到了可耻的下场。歌乐山200多位烈士建立新中国的遗愿已经实现。但他们所期望的，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却尚未完成。形势变了，党的宗旨没有变。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每个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具备更高的理想境界和坚定的立场，没有坚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就有可能因站不稳脚跟而栽跟头。那些淡忘宗旨的人，那些把党群关系从“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的人，那些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无钱不干的人，那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跑官买官的人，那些讲享受“代表群众”，讲工作“相信群众”的人，都是使先烈痛心不己的人。和平年代实践党的宗旨，不仅要讲立党为公、勤政为民、忠于职守，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创一流成绩；而且，要有奉献精神，要把人民的利益放于首位，提倡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克己奉公，才能真正继承先烈遗愿，安慰先烈的亡灵。
先烈的身躯已经不复存在了。青山到处埋忠骨，他们的尸骨化为满山的青草和鲜艳的花朵，度过了春夏秋冬。人总要有一点精神，社会要有正气，革命先烈打下的江山要保证千年万年永不变色，需要我们继承革命者的遗志，沿着革命之路奋然而前行。因此，当我们看到歌乐山烈士发人深省的故事后，要从革命者气壮山河的行为中得到启示，从而认识生命的意义，思考自己的价值行为。我认为，以下几点是我们应该总结的：
一、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从昨天走到今天是痛苦的，但是，从今天走向明天将更加艰难。在改革开放的和平年代，党已经执政。没有了腥风血雨和刀光剑影。如何面对物欲横流的现象，对我们考验依然严峻。毛主席早就说过，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成克杰、胡长清等一批批人倒在金钱美女面前，这就是对其他人的警示。
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不管是过去和现在，从敌对阵营中寻找代理人总比亲自出马更有效。革命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在红岩烈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后代，他们出生在富甲一方的大家庭。但是，当他们接受革命的思想之后，就变成地方阶级的叛逆者和党的坚强战士。比如烈士刘国志，出身名门望族，家庭是川东首富。他从事革命被捕后，其五哥特地从香港两次返回，用重金收买国民党要员。在重庆大屠杀前，特务头子徐远举要他在家人所写的悔过书上签名就放人。在生死关头，刘国志毅然选择了革命与气节，英勇献身。罗广斌是军阀头子罗广文之弟，中统特务机关曾同意其兄将他保释回去“教育”，遭到罗广斌的断然拒绝。还有，动员母亲变卖家产作地下党经费的烈士玉朴等等。反之，重庆地下党之所以遭受巨大的损失，主要原因与当时身居要职的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有关。当叛徒神气十足、趾高气扬地当上国民党的中校军官时，忠诚的共产党员都不敢相信这一事实，终于给革命酿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对于党的领导干部，思想的堕落、行为的腐化，是最可怕的。有的领导干部在金钱面前是非不分、互相勾结，被人软硬兼施，腐蚀拉拢，拉出去打进来，终于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代言人。这一点，烈士的遗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仍然有必要总结这一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在反腐倡廉，纯洁党组织中首先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净化党员领导干部的灵魂，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从内部打开缺口，防止堡垒从内部打破。
三、对当代人加强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是对于青年一代尤为重要。青年是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命力的力量。但是，由于不少青年人缺少革命战争的经历和见闻，社会生活的经验也不多，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党怎样领导人民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何等艰难。因此，要在青年中进行生动的切实的传统教育。对于年纪大的人，对于经历战争年代的人，这项教育也不可缺少。通过传统教育不致使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痛”，从而背叛自己的初衷。这一切，在各种媒体已有连篇说教，本文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