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是1924年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創辦的新型軍事政治學校，因校址始設于廣州黃埔長洲島，所以通稱為黃埔軍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籌建之初，軍校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黨代表的參謀長，特殊情況下可行黨代表職權。政治部從1924年5月25日成立到1927年4月15日蔣介石背叛革命殺害共產黨人止，存在近三年，前后有戴季陶、邵元沖、周恩來、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七人任政治部主任。他們都是時代的風云人物，但各自的經歷和人生，卻是十分不同的。
第一任：戴季陶――不辭而別
1924年6月16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舉行開學典禮。然而，就在開學不到一個月，軍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辭而別。戴主任戲劇性地失蹤，軍校師生甚感莫名，流言飛語頓時在軍校傳播開來。一些右派學生乘機造謠，說戴的離職是共產黨背后搗鬼，想排擠、打擊國民黨。其實，戴的離職是由國民黨右派間的矛盾引起的，與共產黨毫無牽連。
戴季陶，又名傳賢。早年曾追隨孫中山，投身反清革命運動。辛亥首義時，為保衛漢口他奮不顧身，沖鋒在前；為光復上海，他又積極策劃，勇打前鋒，并在以后的護法斗爭中因口誅筆伐袁世凱而被捕下獄，一時名噪江南。可以說，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資產階級民主斗爭中，戴季陶是一員革命的干將、馬前卒，因而深得孫中山的賞識和信任。他常追隨孫中山左右，因將孫中山的一些重要講話記錄下來，進行精心整理，輯成《民國政治綱領》、《錢幣革命要義》兩本書。在孫中山去世后，他便以全權解釋孫中山理論的權威面目出現，著有《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等書，在國民黨內有“黨國理論家”之譽。“五四”時期，戴季陶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時，曾參與由陳獨秀倡導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翻譯出版了一些關于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方面的著作，在介紹蘇俄政治制度和傳播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理論方面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還曾代為起草了最初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然而，他的世界觀最終還是未能轉到馬克思主義這方面來。1927年，戴季陶積極參加與策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歷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院長等職，長期充當蔣介石的謀士。1949年2月，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之時，戴由于對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絕望，在廣州服毒自殺。
第二任：邵元沖――舊派文人不受歡迎
戴季陶神秘失蹤后，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沖代理。邵元沖，浙江紹興人，1906年加入同盟會，后又赴日本謁見過孫中山。辛亥革命后回國，主編上海《民國新聞》，其后一直追隨孫中山，參加反袁斗爭，并擔任過孫中山大元帥府的機要秘書，深得孫中山的信任。1923年，受孫中山指派與蔣介石一道代表國民黨赴蘇俄考察。
邵元沖是舊派文人，不會做政治工作，工作打不開局面。他把政治部主任一職當成一個官來做，既不接近學生，也不接近教官，和黨代表廖仲愷很少打交道。邵元沖給自己安排的工作任務是每個星期由小汽艇送到島上來作幾次政治演講，講完后夾上公文包匆匆離去。每次演講內容，不外乎從孔孟的忠孝禮義聯系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并闡述三民主義的基礎來自孔孟的仁義、仁愛之道。他所演講的這一套不僅一般學生十分反感，就連國民黨學生也認為他歪曲了總理的三民主義之內容，時常起哄，趕他下臺。好在邵元沖是“宰相肚里能撐船”，他不將這群乳臭未干的黃毛學生的戲言當回事，仍舊搖頭晃腦地講他的孔孟之道，不管學生是否在聽。久而久之，以后每當邵主任作政治演講時，學生們要不就酣然入睡，要不就隨意聊天，好不自在。因而大家戲稱他為“催眠術主任”。在邵元沖所主持的政治部，其實是個空架子，只有兩位擔任記錄工作的書記，成了實實在在的“聾子的耳朵――擺設”。對此，全校師生極為不滿，一致強烈要求撤換邵元沖。情況反映到廖仲愷黨代表那里，廖接受了師生們的強烈要求，經同蔣介石校長、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將軍會商，決定請中共方面推薦一位適當人選接任政治部主任。
1925年，邵元沖參加國民黨右派召集的“西山會議”，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以后歷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青年部部長、政治會議委員、考試院考試委員會委員長、立法院副院長等職。1936年12月，邵元沖應蔣介石電召入陜。西安事變發生時，被士兵開槍擊傷，不久死去。
第三任：周恩來――開革命風尚，贏得師生們的敬重
周恩來于1924年8月底從法國回國后，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當廖仲愷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推薦一位適當人選接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時，中共廣東區委經過認真考慮，決定派周恩來去軍校接任這一職務，并同時兼任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長。
周恩來到黃埔軍校任職后，將政治部從廣州市遷進軍校，并著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開革命風尚，清除陳腐污垢，使軍校政治面貌大為改觀。他建立健全了中共黨團組織，成立了“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積極發展黨團員，使中共在黃埔軍校的勢力有了長足的發展。隨著第二期、第三期學生入校，中共黨員人數由占學生總數的8％上升到30％左右，并在自己周圍團結了一批“左”派師生。為加強軍校的政治工作，周恩來從第一期學生隊中選調了李漢藩、楊其綱、蔣先云、李之龍等共產黨員到政治部工作。
針對蔣介石在軍校大搞曾國藩、左宗棠治兵那一套，周恩來重新訂立了政治教育計劃，加授《社會發展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各國革命史》等課程，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分量，豐富了政治教育的內容，并先后請來惲代英、肖楚女、張秋人、熊雄等中共黨員任軍校政治教官；請來魯易、聶榮臻等中共黨員任政治部秘書兼教官。一時間，在軍校師生中形成了研讀政治書刊，注意社會潮流的極其活躍的政治局面。周恩來也贏得了廣大師生的敬重與愛戴。
1925年l月下旬，廣東國民政府決定將組建起的黃埔學生軍投入東江戰役，徹底消滅陳炯明軍閥部隊。為了保證戰役的勝利，協調各方面的關系，周恩來被任命為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協助蔣介石、加倫將軍在前線指揮作戰。
第四任：卜士奇――僅僅掛名代
周恩來被任命為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便由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翻譯卜士奇掛名代理。卜士奇，湖南人。留俄甚早，留俄同學都稱他為“老大”。曾任加侖將軍的翻譯。東征陳炯明時，他和加侖將軍及邵力子、蔣介石生活在一起。蔣經國在俄期間曾得到他的照顧。抗戰時，任張沖的副手；張沖逝世后，接任顧問事務處處長。后在臺灣去世。
第五任：包惠僧——小心謹慎四平八穩
卜士奇掛名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間，由于其他工作繁忙，很少到軍校來，軍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松弛下來，軍校的孫文主義學會與青年軍人聯合會對立情緒日趨嚴重，直到個別人開槍行兇。在此情況下，中共廣東區委應廖仲愷請求，派包惠僧接任軍校政治部主任。
號稱“棲梧老人”的包惠僧在1921年7月曾代表陳獨秀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在他接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前，曾兼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鐵甲車隊的政治教官。此人工作一向四平八穩，小心謹慎。包惠僧接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后，首先極力與當時軍校的教育長錢大鈞搞好關系，想通過他做好國民黨右派師生的工作，勸他們不要在軍校內鬧事。對政治部的工作，人員還是照舊。包惠僧把政治課程安排得很緊，每天兩次至四次，每次兩小時，這樣把學生每日的時間掌握得很緊，使他們除了吃飯、睡覺和軍事課程以外，其余的時間都在課堂上聽政治課。就這樣，在包主任的竭力維持下，軍校內這段時間里，既沒有什么新的變化，也沒有鬧出大的亂子。表面上看，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倒還相安無事，但雙方的仇恨卻越積越深，火山隨時都可能爆發。隨著第二次東征戰役的進行，前線急需政治工作人員，經周恩來與蔣介石商量，包惠僧被調任東征軍第三師黨代表。從此，包惠僧離開了黃埔軍校。建國后，包惠僧曾任國務院參事等職。1979年7月，在北京病逝。
第六任：邵力子——中庸之道打“哈哈”
包惠僧調任東征軍第三師黨代表后，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便由當時軍校秘書長邵力子代理。
邵力子，字仲輝。他早年加入同盟會，曾任上海大學副校長，并與柳亞子等人發起組織南社。1916年他在上海創辦《民國日報》，任主筆十年，并兼編《覺悟》副刊。五四運動后，他參與陳獨秀倡導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后來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是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邵力子代理政治部主任時，仍是一名共產黨員。雖然如此，但他與國民黨的關系也很深。邵主任在軍校主持政治工作，可說是一個文人參政的典型。每天上午，邵力子都要到軍校轉轉，除了作一些非講不可的政治演講外，其他的一些事情全都推給政治部副主任熊雄處理。他處理與軍校師生們的關系時常采用“中庸”之道的方法，打著“哈哈”。邵力子在軍校沒呆多長時間，北伐戰爭興起后，他便離開了軍校。以后，隨著形勢的變化，他于1926年11月退出中國共產黨，追隨蔣介石去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邵力子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1956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和平解放臺灣委員會”，張治中任主任委員，邵力子任第一副主任委員。邵力子以其同國民黨的歷史關系，經常通過廣播、通訊、發表講話等方式對臺灣軍政人員進行爭取工作，對臺灣回歸祖國，完成國家統一事業做了不懈的努力。
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
第七任：熊雄――孜孜不倦辦校刊
熊雄原名祖福，早年參加反袁斗爭，失敗后逃亡日本，加入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1919年11月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3月離法赴德留學，并在柏林加入德國共產黨，后又與周恩來、劉清揚、蕭三等人發起籌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正式改名為共青團）。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國，就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在廣東革命政府舉師東征時，熊雄任東征軍總指揮部政治部秘書長，協助主任周恩來工作。東征勝利后，熊雄調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雖說主任一職由邵力子代理，但實際上，軍校政治部工作由熊雄主持。邵力子隨蔣北伐后，熊雄接任政治部主任。
熊雄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間，先后邀請了毛澤東、劉少奇、張太雷、魯迅等到軍校作報告。與此同時，他孜孜不倦地教導青年要分清敵我，熱愛工農，團結群眾；要做到不貪錢財，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拋棄個人功名利祿觀念，為被壓迫民族的利益和工農的利益而奮斗犧牲。
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收到成效，熊雄還創辦了《黃埔日刊》，并通過定期舉行各種討論會、組織宣傳隊、參加民眾運動等多種形式，對黃埔學生進行生動活潑的革命思想教育。曾是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生的許光達大將在回憶錄中說：“熊雄，不高的身材，和藹的容顏，吃苦耐勞的精神……他指明了我們瞄準的方向，鼓舞我們沸騰的熱情，使我們一直打到武漢、南京，消滅了武器比我們優良、力量比我們強大的吳佩孚、孫傳芳，收回了漢口、九江租界，使帝國主義者膽戰心驚，這就造成了我們黃埔的光榮，震動了亞東。”
1927年夏，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公然背叛革命，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反革命大屠殺。他們懾于熊雄在廣東和軍校的威望和影響，不敢公開下手，于是便采取欺騙手法，將熊雄逮捕并秘密殺害。熊雄英勇就義時年僅3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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