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以后我们就换了班主任。虽然任老师只教了我一年,可在师大一附中校园里,她每次见了我,还是那么热情,嘘寒问暖的。以至于每跟任老师说一次话,我都有一种心灵被清冽的泉水沐浴了一场的感觉。
我刚到师大一附中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任老师让我尝到了真纯的温暖。她肯定了我身上的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优点,把伪装积极的我,弄得忐忑不安。她总认为我干的很多怪诞的行为,是真诚地要求革命。其实我根本没那么好,就是想标新立异、表现自己。初一时我硬着头皮节约粮食、少报定量,是起源于一个净是三分的落后学生的争强好胜,并不是对国家有多么深厚的热爱。
任老师对我的表扬常常让我的心颤抖。如同一个骗子总被当成诚实的榜样受表扬,心理上特难以承受。自己的精神境界比贪吃的猪真强不了多少。为了让任老师对我的表扬能站住脚,我常常暗暗规劝自己:马清波啊,一定要努力上进、少干坏事,要对得起任老师,把假好变成真好、把假积极变成真积极……期末考试,虽说基本上都是三分,不过全都极了格。
大约是一九六二年夏天,我读了《红岩》。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母亲的《青春之歌》。当时这本书很不好买,得排大队,书店刚来就销售一空。我是从母亲那儿借来看的。盛夏,我闷在宿舍里,如饥似渴地一口气看完,虽然很受感动,却没有流泪。因为,我以前曾读过《在烈火中永生》、《人间魔窟》等书,对渣滓洞、白公馆里的故事一点不陌生。
合上书,看见宿舍里的长凳让我联想到绑人的刑具;去厕所,望着那生锈的水管,我似乎闻见了铁镣气味儿;走在大街上,瞥见下水道的铁盖儿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阴暗的地牢……根本没料到这本书对监狱里的恐怖描写夸大了许多,仿佛有股无形的力量,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视死如归,给扔进镪水池里的许云峰;装疯二十年,天天跑圈,风雨无阻的华子良;被往指甲盖下面钉竹扦的江姐……都常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并困扰着我的灵魂,让我反躬自问:我能经受得住许云峰、华子良、江姐所受到的那样的对待,能像他们那样勇敢,不怕死吗?
面对这些为了信仰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我感到了自己是那么渺小。
早在小学四年级时,听母亲说吃饭快容易得食道癌,我就对自己的喉管特别在意。一次无意中摸到自己下巴里有一个小淋巴结,以为自己已经得了食道癌,悲痛欲绝,终日忧心忡忡,特别羡慕别的同学还能长久地活着,还能上体育课、去春游、玩儿骑马打仗……我对生命有着超出常人的眷恋,一想到有一天自己要死就无比痛苦。
晚上不敢去那个锅炉房,就是怕死,怕万一碰到地震被活埋了。
我还特别怕挨打、怕疼。看见许老师那凶悍的逗点眼睛心里就发毛,害怕她拧我胳膊;看见父亲发怒也心惊肉跳,俯首贴耳地让他打屁股、抽嘴巴。一挨打就求饶、就哭,想坚强也坚强不了。
比如老虎凳,我就不敢担保自己能经得住。练压腿时,头伸向脚尖特疼,两秒钟都坚持不了,可人家成岗却经住了十二块砖!像往指甲盖里扎竹扦,连想一想都痛苦,别说真的被扎了。还有烧红的烙铁烙!记得我无意中手碰了一下热炉盖,就疼得龇牙咧嘴,把那么烫的家伙放在肉上,怎么能受得了?!
读了《红岩》后,身上的血滚烫滚烫的,一群不怕死的灵魂总在脑海回荡。对照之下,我不断地考虑自己要处在许云峰那样的环境下会怎么样?会不会干出卖同志的勾当?由于当时的报纸、广播、杂志等充满了对《红岩》的赞颂,革命烈士受到了全社会的崇敬和缅怀。我身临其境,怕死怕疼的问题,对革命忠诚的问题就总是困扰着自己。我内心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骨头软,怕疼、怕吓,严刑之下,肯定是叛徒。
我想,如果我神经迟钝,对疼不敏感,能经住毒打就不会叛变了。如果我现在能忍十棒子,将来敌人给我两拳头就算不了什么。好铁必须经过锤炼,所谓锤炼,就是挨打,要有能忍受剧痛的能力。皮肉如果经常打一打,神经就会适应,耐疼力就会增加。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为锻炼耐疼能力,睡在钉着密密麻麻钉子的床上,把全身刺得鲜血淋淋。他这个神经病般的举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