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书记蔡孝干叛变——中共地下党全军覆没
1952年，国民党政府在媒体刊登中共党员“下山后”所受到的正面待遇，以动摇仍藏身于山区的党人斗志。
编者按
随着国民党前主席连战频繁访问大陆，人们对半个世纪之前中共与国民党之间所发生的那场吞噬了数百万生命的血腥政权争夺战已经记忆不多。
56年前，中共在大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杀了上百万的国民党党政军情人员，与此几乎同时，国民党也在台湾肃清“匪谍”，杀了数百中共潜伏人员，策反了更多“前中共党员”，让他们“重新做人”，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就是其中一例。
台北市近郊的马场町，曾是处决中共“匪谍”的刑场。当年一批批的中共党人和左派青年被押至马场町处决，亲属被吓得不敢出面领尸，无亲属者则一并处理，草草埋在台北近郊的六张犁公墓的小角落，仅立着一块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40余年间已是荒烟蔓草，直到1993年才有昔日幸存的同志组成受难者协会，协助整理墓地。
一位大陆驻台的新华社女记者曾闻讯前去采访，不过她显然对墓地的历史背景不甚了解。当有人告诉她“这里埋了很多被枪毙的共产党人”时，她却觉得这是一个“敏感话题”，竟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是好”。
今日国共已经“一笑泯恩仇”，但那些为国共争权夺利而死去的人们呢？不管他们在九泉之下有何感想，至少，最起码的纪念应该是必不可少。
长征老干部被捕变节升官，
大批中共党员在台湾被判死刑。
一场惨烈的国共血拼历史，
如今却少人知晓、乏人问津……
台湾曾存在隶属
日共的左翼组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委派台籍干部蔡孝干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干迟至7月始进入台湾，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蔡本人任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 等，并以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
这里的一项重要历史背景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世纪中，台湾的知识青年曾在殖民地背景下成立了隶属于日本共产党的台共组织，不过日本政府毕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它的军事机器强大得多，社会统制也严密得多。因此，日本政府对日共采取全面镇压时，台湾共产党几乎瞬间瓦解。日本投降后，由中共中央派遣回台的台湾籍干部长年在大陆参与革命工作，跟家乡已有隔阂，对于台湾在日本殖民近代化下的社会状况也需要时间学习。因此，省工委初期的工作只能联系旧台共份子，在原宗族亲属中拓展关系以及拉拢抗日知识菁英。总体而言，省工委发展最成功的新生力量仍是高等校院的知识菁英，不过在工农群众中，党的力量仍然脆弱。
1947年“2.28事件”发生，中共省工委却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只有个别的党员如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这多少反映了省工委对局势的掌握并不精确，应变能力也不足。
蔡孝干叛变立功
国民党穷寇之斗
的确，“2.28事件”使国民党政府失去了民心，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近900人左右。但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干逮捕。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曾参加过长征的蔡孝干在一周内就彻底变心，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被送往马场町刑场枪毙。
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将“蔡孝干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的“对本案之综合检讨”指出：“……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
至于蔡孝干的革命意志为何如此薄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残部不是逃往山区等待被全歼，就是放下武器窜入东南亚邻国，或退至沿海岛屿，装备不足、士气低落。
但是，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跟着退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向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此外，情治人员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很多是带着血仇投入这项工作，其中有些人原先就是中共的成员，因受到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他们对过去同志的作业惯性和心理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斩获。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干的谷少文过去也是共产党出身，曾在山西领导过抗日游击队伍。
因此，对于这些带着血仇、或手沾着血、或为对方视为叛徒的情治人员而言，从来就没有所谓投降或输诚的问题，即使是最后的困兽之斗，也终究是斗。或许，古人所说穷寇的反扑不可轻估，即为此理。
蔡孝干发表声明
中共书记成少将
1950年6月1日，蔡孝干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干，也就是蔡干，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
蔡孝干还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了另一广播：“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25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此后，蔡孝干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只传说他成了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少将军官，成了继续逮捕地下党人的要员。不过没有人见过他，甚至做为台湾人，有关他的家庭、家族等等也都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那些关了几年逃过一死的党人，至今对蔡孝干仍感愤慨和不齿，而且也充满了不解，究竟蔡孝干在想什么？有关蔡孝干的种种至今仍是一个谜。
国军高官被供出
吴石被公开枪决
现在我们关注一下“吴石案”。吴石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保密局逮捕蔡孝干时，蔡供出吴石提供重要国防情报给中共，联系人是华东局派出的朱谌之。由于吴石的官阶很高，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是一个大案子，国民党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代，以证明本身并非借口整肃军中异己。因此，1950年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始末，以昭信于天下。
根据国民党的资料，吴石称，1949年4、5月间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后吴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并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
1949年11月下旬，华东局派女干部朱谌之持刘栋平的介绍函来台，先后与吴石会见六、七次，并取得书面和口头的军事情报，其内容计有军事机关及部队主管之名册，东南区驻军之番号和概数，以及飞机大炮坦克之数量等。
1950年2月4日，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并正欲搭船前往解放军掌握的上海。由于朱谌之来台时曾向蔡孝干汇报工作，在蔡孝干被捕叛变后，国民党立刻调查吴石，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来台湾。
此案最后枪决了6个人，包括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布建的高级军官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判5年至10年不等。
中共方面，最早接触吴石的中共党人吴仲禧于1983年写了一篇追思吴石的文章，载于1993年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总号73辑。据吴仲禧回忆，吴石在武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时，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名列全校第一，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成绩优秀，名闻于中日军界。据悉，1949年6月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写说：“他告诉我，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次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他坚决表示，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不料几个月后，突然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吴石被公开枪决的长篇报导，不胜震惊，惋惜和哀痛。 ”
应该对历史真实
作出反省与道歉
中共台湾“省工委会案”和“吴石案”中的三个代表性人物蔡孝干、吴石、朱谌之，还有许许多多相关的同志纷纷死于枪下。活着的叛徒至今不知下落，死去的烈士今日也无人吊唁，不禁令人对国共两党相争的血腥历史与党内“革命友情”又多了一层认识。
从1950年仲夏开始，韩战爆发，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在台湾和大陆中间画出一条线来，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从此确立。大陆和台湾，也在此一时期对政治异己进行了快速、残酷地处置。
在台湾，从1950年6月开始，一批批的被捕不屈的地下党人和左派青年被押至马场町处决，亲属被吓得不敢出面领尸，无亲属者则一并处理，草草埋在台北近郊的六张犁公墓的小角落，仅立着一块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40余年间已是荒烟蔓草，直到93年在偶然的情况下才重见天日，由昔日幸存的同志和友人组成受难者协会，协助整理墓地，并定期举行祭祀活动。
不久前，由于台北市政府计画将墓地重新规划整修，盖成具有历史教育性质的公园。恰巧笔者陪同市府官员前往勘查墓园时，一位大陆驻台的新华社女记者闻讯前来采访，不过她对墓地的历史背景显然不甚了解。笔者告诉她：“这里埋了很多被枪毙的共产党人。”她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是好。
（原载网易历史专栏）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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