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发，12月至江苏淮安，向华东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干部张志忠等人，分批到沪，与华东局驻沪人员会商，并学习一个多月。这年4月，首批干部先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迟至7月始进入台湾，并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并以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
洪幼樵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
吴石与“吴石案”始末
现在我们再把话题转入“吴石案”，吴石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供出吴石提供重要的国防情报给中共，联系人是华东局派出的朱谌之。由于吴石的官阶很高，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是一个大案子，国民党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代，以证明本身并非借口整肃军中异己。因此，1950年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始末，以昭信于天下。
根据国民党的资料，吴石称，1949年4、5月间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与中共党人失去联系。然而，解放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香港来台，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吴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
1949年11月下旬，华东局派女干员朱谌之持刘栋平的介绍函来台，先后与吴石会见六、七次，并取得书面和口头的军事情报，其内容计有军事机关及部队主管之名册，东南区驻军之番号和概数，以及飞机大炮坦克之数量等。
1950年2月4日，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并正欲搭船前往解放军掌握的上海。由于朱谌之来台时曾向蔡孝乾报告工作状况，国民党得知此重大状况，立刻调查吴石，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来台湾。
此案最后枪决了六人，包括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布建的高级军官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判5年至10年不等。
对于吴石其人，李资生的纪录是：“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当时，蒋总统已经引退，李代总统则在倡导和平，并且正与中共进行谈判，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究竟前途如何，谁也弄不清楚，大家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于是他就糊里胡涂地和共产党发生了关系。他自己却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通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真的，吴石是和平谈判运动可怜的牺牲品，一个高级公务员，对于所处的政治局势观察不清，实在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王大任后来写了一篇《我对吴石早年的印象》，值得一读。他写道：“我在花溪工作四年半（笔者案：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第三处（简称“侍三处”），由陈果夫主持人事，包括批答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学员的通讯报告，党政班受训按海内外自由地区划编通讯小组（敌后另行编组），并规定定期集会，由所在地高级党政军首长担任指导员，负责考核与督导。至于学员个人方面，不仅要出席会议，而且每月要与‘侍三处’通讯一次。通讯内容包括工作概况，地方党政动态，社会分析、自我检讨、读书心得与建议事项等。其中优秀之通讯，事关治平大计与政经兴革，而有卓越见识之建议，每周必汇呈委座（指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核阅。其中使我印象最深者为西北陕甘宁边区某集团军少将总参议吴石的通讯。渠有关‘共党阴谋叛乱及其对策’的研究报告，极其精湛，该文洞烛机先，见解深刻，不独文情并茂，亦且有胆有识。我当时经办此稿时惊由前所未曾有。于是签注‘拟汇呈委座’字样，经主任（陈果夫）批示‘可专呈’，于是将原稿一字不改的项目呈阅。嗣经委座亲批‘继续研究’，继又批‘嘉勉’两字。此文我曾录一副本，以为参考。自此在我心目中的吴石是一位忧国志士与锦绣才人，使我对吴君的印象，经久不能去怀。”
王大任继续写道：“后来胜利还乡，我当选东北区立法委员，于民国37年（1948）4月赴南京开会，偶然在乡长王润生先生府上碰见老友王醒魂。醒魂陪着一健壮的中年人坐在王府客厅，这便是我意念中的忧国之士，现任史政局局长吴石将军。我乍闻吴君之名，立即呈现惊喜之神色，当及询问对方是否为在几年前曾与‘侍三处’通讯提出‘灭共’建设的吴石？对方连称是后，我立即伸出友谊之手，诚恳的表示曾奉命覆函嘉勉，并倾吐个人仰慕之忱！最奇怪的是当大陆撤守政治迁台的初期，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居然私通共党作起出卖自己政府的勾当！有人说是受了投共政客立委何遂的煽惑，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
这些是国民党方面关于吴石的纪述。中共方面，最早接触吴石的中共党人吴仲禧于1983年写了一篇追思吴石的文章，并看载于1993年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总号73辑。该文印证国民党的资料，同时也揭露了不少国民党不知道的事情。吴仲禧是吴石的福建同乡，1911年福州响应辛亥革命，两人皆报名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隔年并有幸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隆重典礼中担任警戒工作。
随着两人又同时入选武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吴仲禧回忆，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吴石总是名列全校第一，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成绩优秀，名闻于中日军界。
吴仲禧回忆说：“在军校同窗四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吴石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有好几次政治变故都曾使他想弃学而另找革命出路，终因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又渴望军事上能学有所成而未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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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有统一才能真正的富强！
保定军校后，吴仲禧与吴石别后20年，两人抗战时重逢，此时吴石担任白崇禧的顾问，吴仲禧则已加入了中共，表面的职务是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回忆与吴石重逢时的景况：“抗战开始后，他看见国民党的军队腐败，无能的现象，更是满怀愤懑。这些，他都毫无顾忌的向我发了一些牢骚和愤慨。我自然也以诚相见，除了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身份之外，其它对时局和人事的看法也都没有什么保留......首先，他认为抗战以来我军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是将帅无能、纪律废弛。例如，陈诚只受过中级军事教育，却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见。陈诚所用的参谋长杨杰，更是只会自吹自擂，毫无真才实学和作战经验，往往总部作战命令还未下达，部队已转移阵地。可是陈诚一直神气十足，独断独行，像保卫武汉这样的大作战计画，连白健生（白崇禧）也没有参加讨论过。又如，汤恩柏、刘峙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升的。
最后，吴石讲到自己，说他学习、研究军事20多年，写过几本军事著作，翻译过几本兵学名著，在陆大教授时有几套讲稿，但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深感遗憾。有人讥他为‘书呆’，但又谁都不肯给他以带兵的实权。白崇禧器重他的学识，但谁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大概是因为他专心学术，不会搞逢迎拍马、官场应酬那一套吧！”“在抗战几年同吴石的共事中，我们经常交谈，他总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因而内心相当苦闷。
他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亲自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不过这个时候，他还看不清楚共产党的力量，因而，思想上仍在仿徨之中。”
抗战结束后，吴石奉调南京，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并受吴仲禧之托，协助他也调来南京任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视察部队之便收集1947年到1948年之间，国共内战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吴石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协助吴仲禧取得军事情报。吴仲禧写道：“1948年夏天，我以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职衔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服务。这时正值淮海战役的前夕，我在广州接到命令后及往香港找潘汉年、张唯一、刘人寿请示，他们对我新的任命极为重视，要我尽力在前方收集情报。我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我再给你写封介绍信带给他吧。’于是，他就亲笔写了一封很有份量的信，说我是他多年的同窗、同事、挚友，请李多加关照，并给予各种方便。
几天后我到徐州时，正好刘峙、杜聿明都到前方视察了，参谋长李树正出来接待我，见了吴石的信对我格外客气、殷勤，一再说我这样大年纪，天气这样热，前方又这样乱。要我用书面报到就可以了，何必这么辛劳呢？我说，国防部要我来看看，了解点情况，好回去汇报，李硬安排我休息两天，才亲自带我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我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行事反映地清清楚楚。当时因有李在旁陪同，我只能默记一部份，就说有空还想来看看，李满口答应。第二天又派出一个参谋来带我去机要室，我趁参谋外出时，把主要的部署都用笔记下来。这时我急着把情报送出去，就拖病说要回南京就医，李树正又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刘峙正式批准我回后方。我车到南京就没有停留，立刻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做了口头和书面的汇报。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做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这里可以看见，吴石暗助中共开始于1948年春夏之间，并非他在被逮捕后所称的1949年春，也由于他的位阶甚高以及国民党军政体系的松散，吴石起的作用自不可轻估。1949年春，吴石在广州与吴仲禧敞开来谈，明说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自己决心下得晚一些。而且，他已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国民党军队。
1949年6月，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写说：“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次部次长，要到台湾去。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吴石赴台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音讯。直至广州解放初期，华东局方面派人来对我说，吴石的工作已由他们取得联系，我才放下心来。不料几个月后，突然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吴石被公开枪决的长篇报导，不胜震惊，惋惜和哀痛。”由国共两边的纪录中，我们看见一位怀才不遇的中华菁英在混乱时代中的不幸情况，他真正的渴望是报效国家，一展长才。即使在古代，将相良才在曹营和汉营之间游走，亦非怪事，无论当时的领袖或后世史家也都有雅量接受这种现象，甚至有原为死对头献策的贼人，因爱其才而不计前嫌引为心腹者，如管仲之于齐桓公、魏征之于唐太宗、耶律楚材之于成吉思汗等等，不紧无损统治威信，反而奠定了一朝兴隆，成为佳话。然而到了现代，战争机器的精进，意识型态的绝对化和组织系统的严密，使得民族内战中的敌我划分甚至远较过去残酷，仇恨宣传下的滥杀不仅是冷冰冰，甚至还染上了嗜血的热情。
对历史作出公正的反省与道歉
以上就是“省工委会案”和“吴石案”中三个代表性人物蔡孝乾、吴石、朱谌之的相关史料记录，他们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相关的同志纷纷死于枪下。时间大致上是从1950年仲夏开始，此时韩战爆发，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在台湾和大陆中间画出一条线来，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从此确立，对政治异己也利用此时机快速、残酷地处置。
6月开始，一批批的被捕不屈的地下党人和左派青年被押至马场町处决，亲属被吓得不敢出面领尸，无亲属者则一并处理，草草埋在台北近郊的六张犁公墓的小角落，仅立着一块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40余年间已是荒烟蔓草，直到93年在偶然的情况下才重见天日，由昔日幸存的同志和友人组成受难者协会，协助整理墓地，并定期举行祭祀活动。
日前，由于台北市政府计画将墓地重新规划整修，盖成具有历史教育性质的公园。恰巧笔者陪同市府官员前往勘查墓园时，一位大陆来台的“新华社”记者闻讯前来采访，不过她对墓地的历史背景不甚了解。我告诉她：“这里埋了很多被枪毙的共产党人。”她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知如何问话。
这里必须提到一项重要的历史背景，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世纪中，台湾知识青年在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潮下，亦曾发展出左翼的力量，并且在殖民背景下成立隶属于日本共产党的台共组织，不过日本政府毕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他的军事机器强大得多，社会统制也严密得多。因此，日本政府对日共采取全面镇压时，台湾共产党几乎瞬间瓦解。日本投降后，由中共中央派遣回台的台湾籍干部长年在大陆参与革命工作，跟家乡已有隔阂，对于台湾在日本殖民近代化下的社会状况也需要时间学习。因此，省工委初期的工作只能联系旧台共份子，在原宗族亲属中拓展关系以及拉拢抗日知识菁英。总体而言，省工委发展最成功的新生力量仍是高等校院的知识菁英，不过在工农群众中，党的力量仍然脆弱。
1947年1月，省工委接获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沉崇事件，在台北发动议场大规模的反美示威。不过一个月以后的“二、二八事件”突然卷起全岛性的民变，省工委却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只有个别的党员如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这多少反映了省工委对局势的掌握并不精确，应变能力也不足。
蔡孝乾的叛变与地下党的瓦解
的确，“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近九百人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乾逮捕。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曾参加过长征的蔡孝乾在一周内就彻底变心，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是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这是前保密局局长谷少文少将于90年代初向社会公布的，内容记录每一个案子的缘由、经过和检讨，十分详实，成为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
这份文件将“蔡孝乾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即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颇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至于为何蔡孝乾的领导能力和斗志如此薄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残部不是逃往山区等待被全歼，就是放下武器窜入东南亚邻国，或退至沿海岛屿，装备不足、士气低落。至于领导阶层方面，代总统李宗仁滞美不归，中枢无主，党政军要人面对溃退之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已清楚地表明将放弃国民党。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已向菲律宾政府询问有关收容蒋氏家族的可能。
因此，无论从人心归向、统治机器到国际环境，解放军进入台湾已在弹指之间。这也是省工委迅速发展组织，无形间不断暴露身份的原因。他们判断台湾很快就可以拿下，所以急着完成迎接解放军的政治准备。
然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机器并没有表现出溃散之势，反而比在大陆时更有效能。国民党的情治人员也比预料中能干。为什么？笔者的看法是，尽管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年腐化无能，但它毕竟曾是领导中国的革命政党，仍有一定的革命性质。国民党仍有相当多优秀人才，只是其领袖缺少领导和组织的能力，无法让优秀人才发挥己长，形成正面循环的政治力量。
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向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此外，情治人员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很多是带着血仇投入这项工作，也有的是受到己营的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的作业惯性和心理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斩获。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乾的谷少文过去也是共产党出身，曾在山西拉出一支游击队伍。
因此，对于这些带着血仇、或手沾着血、或为对方视为叛徒的情治人员而言，从来就没有所谓投降或输诚的问题，即使是最后的困兽之斗，也终究是斗。或许，古人所说穷寇的反扑不可轻估，即为此理。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蔡乾，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四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叛离，中共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也是热切而有利的。虽然台湾的工作环境十恶劣。
同时，蔡孝乾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此后，蔡孝乾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只传说他成了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少将军官，成了继续逮捕地下党人的要员。不过没有人见过他，甚至做为台湾人，有关他的家庭、家族等等也都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那些关了几年逃过一死的党人，至今对蔡孝乾仍感愤慨和不齿，而且也充满了不解，究竟蔡孝乾在想什么？有关蔡孝乾的种种至今仍是一个谜，也是笔者所主持文史工作队伍主要的追踪对象之一。
台海网12月4日讯 (作者 台湾传记作家王丰) 天未拂晓，一排武装枪兵由禁子牢头带队，齐步走进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黑牢，押解行将就戮的死刑犯。几名威武不屈的地下党，拉开嗓门引吭高歌国际歌，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被五花大绑，以军用大卡车载往马场町刑场，枪决就义。……然而，向国民党投降苟活性命的地下党，则被晋升为国军将领，……。
历经在大陆摧枯拉朽全面溃败覆灭命运之后，蒋介石父子非常清楚，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大溃败的总和，恐怕还不如在隐蔽战线上的全盘尽墨，来得令其痛心疾首捶胸顿足。戴笠手下大将魏大铭（军统电讯处处长、无线电专家），眼看共军渡江，曾作这么一段评说：“长江天堑，中共无海空军，竟可渗透江阴荻港等要塞，而以帆船渡江，进军江南，任令共谍横行，我想戴先生地下有知，必怒发冲冠，目眥尽烈裂矣。”魏大铭恐怕忽略了一个事实，国民党的溃败，何尝不是当局过度神化戴笠，过度信赖中统、军统，而低估中共地下党在隐蔽战线旋乾转坤的能耐。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十期，有一篇署名罗迈的文章〈怎样执行党组织上的精干政策和隐蔽政策〉。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他系大陆解放后首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国民党特务组织理应拿得到《共产党人》刊物，而且也会如实呈送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然而，蒋介石当年压根没打开《共产党人》好好研究里头文章的精义，这份中共党内刊物内容，一直要到台湾，才逐渐引起蒋介石父子的重视，并且成为“内调局”（内政部调查局，是中统的后继单位）、“保密局”内部必读文章。
罗迈这篇文章有段话，让蒋介石刻骨铭心：“在地下党的环境中，党组织的发展，首先要注意到使自己能够巩固和隐蔽起来，因此更加注意质的选择和质的提高，……。秘密环境中的党组织，不宜数量上的过多，也不宜地域上的普遍，而应该是建立又精干又隐蔽的、必要的支点。与其不精干、不隐蔽的多，毋宁又精干又隐蔽的少。……。党的最好的隐蔽自己的方法之一，是使自己的党员和组织深入到社会里面去，在社会的深处生下自己的根基。…如果不深入社会…而脱离社会孤立起来…连自己本身（党的组织）也无法隐蔽下去，无法生存和发展。…”其中，尤其是“深入到社会里面去，在社会的深处生下自己的根基”这句话，更是国民党当局统治大陆二十三年间，想做但根本做不到的事，而却让共产党做到了。
任职新四军政委、中共华中局书记时期的刘少奇，也曾经说过：“在决定胜负时，是用公开的战争，在准备胜利与取得胜利，以后的巩固胜利，是斗智的秘密战争来决定，…倘若你们这项工作作得好，经过三、五十年，在敌人内部布置好了，一旦公开的战争爆发，便可马上把敌人打垮。…”
地下党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从一九二七年初一路缠斗到一九四九年底，在长达二十三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初期彼此各擅胜场，各有胜负，愈到后期，地下党愈战愈勇，明显占了上风，故能乾坤一掷，把国民党政权一路赶到台湾去。然而，教人意外的是，一九四九年以迄一九五０年，地下党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却无从乘胜追击，在岛内隐蔽战线一场恶战中，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整个颠覆，几乎整锅端走。一九四九、一九五０年之交，原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溃退台湾之后，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在岛内隐蔽战线上打的第一仗，地下党却意外地败下阵来，这一仗，也让蒋氏父子得以在岛内站稳脚跟，保住他们最后一块根据地。
这场乾坤之战的因缘，必须从台湾光复那年说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中央于延安决议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蔡孝乾此时使用化名“蔡乾”） ，为尽快到台湾发展组织，即委由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李伟光，代为办理蔡孝乾入台手续，初期台湾省工委干部包括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等人。
截至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前夕，省工委发展关系和联系了七十几个同志。台湾地下党除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这个系统之外，中共福建省委会、闽粤边区闽南特委也个别派遣干部，在台湾设立支部，截至二二八事变前夕，仅发展了二十几个党员。
一九四八年五月，为了迎接台湾解放，省工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据蔡孝乾的报告显示，全台湾正式党员已有二百八十五人。然而，从四八年五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台湾地下党组织发展情况相当蓬勃，正式党员增加到了一千三百多人，据蔡孝乾的说法，如果算上即将入党的同情群众，还得增加两千人以上，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例如“高山族”、“三七五减租佃农互助会”和军警等，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五万人。
一九四九年春天，台湾省工委向各级地下党同志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份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
省工委的实力，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发动的“四六学潮”充份展现，这个时期省工委的运作十分积极，并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表示：“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当时台湾之地下党设定一九五０年四月，作为从岛内响应解放军攻台行动的发起时间。
一、光明报事件：台湾地下党遭颠覆的起点
“四六学潮”鼓动的反美、反蒋浪潮，让台湾地下党党组织略显得意忘形。学潮事件三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刊物《光明报》（按：事后证实该报其实是地下党基隆工委会的所属刊物），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数日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尤其彭孟缉被骂得最凶，他稍早之前曾当面报告蒋介石，台湾的地下党根本不成气候。当时，南京、上海早已解放，东南半壁也行将解放，蒋介石满脸怒容，训令克日查出“反动报纸”到底是哪里来的。
阳明山紧急会议后三天，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大校园散发《光明报》的四个学生，当中一个叫戴传李的台大学生供承，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三点半钟，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的特务，荷枪实弹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印报器材，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钟浩东的太太蒋碧玉也是一名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她幽幽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
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在讯问过程中，钟浩东显得很顽强固执，但是，一条宝贵的线索，把《光明报》串连上升到更高层级的地下党高干。当钟浩东显然已经被日以继夜的讯问整得精疲力竭、濒临崩溃边缘，他忽然反问讯问他的特务谷正文：“老郑怎么样？”但是，钟浩东死都不肯说老郑是谁，然而，保密局特务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地下党派在台湾的头面人物。
这是保密局特务第一次听见“老郑”这个名字，特务根据先前散发《光明报》的台大学戴传李作的供诉，得知钟浩东是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那么如今可以合理推论，钟浩东口中的老郑，应该是比钟浩东层级更高的人，可能是地下党省级负责干部。
钟浩东夫妇被捕之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四十四个地下党，轮番侦讯告一段落，每个人都像被挤光的牙膏空罐子，四十四个地下党当中，钟浩东、蒋碧玉及部属罗卓才、张奕明等七人被枪决，其他人等按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徒刑。
特务从钟浩东嘴里问不出老郑的底细，这时，地下党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工运的李汾，在参加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特务抓个正著。李汾是高雄铁工厂一名工人，讯问过程中，特务告诉李汾，地下党基隆工委会已经瓦解，台湾地下党很快也要面临同样的命运，李汾说：“或许在你们破坏台湾地下党之前，台湾就已经解放了！”特务使出威吓手段：“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你可能活不过下个月！”
负责全案的保密局谷正文上校，认为李汾为了自己身家性命，心理上已经屈服，所以，他释放了李汾，意在放长线钓大鱼。过了一个多月，已经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李汾突然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意欲通风报信，换取日后能对他从轻发落。谷正文连忙赶到高雄。李汾告诉谷正文，他的上级和他约好，十月三十一日，在高雄市农会前碰面。
于是，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兼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泽民在那一天被逮捕。保密局特务在陈泽民随身的笔记簿里，又发现了“老郑”两字。陈泽民不愿意供出老郑是何许人也，只说他见过老郑几面。讯问到最后阶段，陈泽民终究熬不住刑讯的疼痛，被迫说出了老郑落脚处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
保密局特务立刻派出一组人员，二十四小时，在屋内外隐密处轮班守候。特务埋伏了整整一个多月，都不见任何人来到这幢日式木造平房。
逮捕老郑的行动，固然暂时落空，但在高雄逮获陈泽民以后，保密局特务又把矛头指向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化名杨春霖，台湾嘉义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志忠一个人骑著自行车，在台北万华区老松公园外漫不经心地闲逛，却未察觉他已被保密局特务跟监了一个多月，特务见他单独行动，机不可失，旋即开著一部吉普车，朝他身后猛撞，张志忠倒地后，特务一拥而上，将他铐上手铐。张志忠被关押在台北市南昌街保密局黑牢里，长达四年三个半月。
随著大陆国共内战的基本结束，中共急于开展对台湾的解放工作。因此，台湾地下党也在忙著召开一连串的秘密会议。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发出了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这项指示表明：“台湾的解放更接近了，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为期是不远的。台湾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台湾组织的任务是很迅速很切实的来准备力量配合解放军作战”台湾省工委并提出了六项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具体任务。
二、老郑第一次落网
讽刺的是，就在台湾地下党最高部门发出这项指示不久，老郑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那幢日式平房里，被保密局特务趁著夜暗被逮个正著。时间是一九五０年一月一日深夜，距离台湾地下党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建议一九五０年四月最为适当攻台时机点，尚有三个月。
一九五０年一月一日深夜，当老郑被保密局特务，在台北泉州街二十六号逮捕时，即使负责抓他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也还没搞清楚，老郑就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在第一次讯问老郑时，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坦承：“我直觉他若不是台共的头号领导人，至少也是领导人的左右副手”，这一点足证，国民党当局在面对地下党的渗透时，他们手头掌握的情报是何其单薄有限。就因为谷正文不晓得老郑的真正身份，不晓得老郑的重要性，才会发生让蔡孝乾脱逃的事件。
保密局真正发觉老郑真实身份，以及他的党职：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在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被捕以后，才晓得老郑就是蔡孝乾，蔡孝乾就是地下党第一号领导人。
曾任情报局局长，事后担任蔡孝乾顶头上司的叶翔之（情报局是保密局的后继单位），对蔡孝乾政治经历作了如下简介：蔡孝乾先生，在日人占据台湾时期，即参加共党组织。一九二八年担任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一九三二年进入中共江西苏区，任“中央苏区” 反帝总同盟主任；一九三四年，朱毛红军在我国军围剿下撤离苏区时，随中共红一方面军西窜，一九三五年抵达陕北苏区；一九三六年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一九三七年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台湾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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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乾是惟一参加过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有关蔡孝乾的传奇故事，在他尔后坦白供承的回忆中（按：蔡孝乾的供词，后来整理成他的回忆录《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有非常完整的交代。他早年的政治生活，与台湾共产党创建，有著非常紧密的关联。根据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的档案资料显示，台湾共产党于一九二八年四月成立于上海，初期主要成员以旅沪青年为骨干，中央委员有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补委员有翁泽生、谢雪红，以林木顺为书记。
一九二八年八月，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大肆搜捕台共份子，蔡孝乾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在岛内无以容身，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他和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在台湾北部后龙港秘密乘船偷渡到福建漳州，为生活与掩护，起初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教书。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林彪率领的红军“东路军”进占漳州。红军占领漳州后第五天，中共地下党李文堂在漳州找到蔡孝乾，邀请蔡一块去江西苏区。蔡孝乾说，那时他与中共中央只有横的联系，在组织工作上直接受上海的台共总部领导。李文堂为蔡孝乾介绍了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就这样，蔡孝乾成为红军政治部的一员，并且使用在上海台共时期的化名“蔡乾”参加政治活动。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在福建汀州，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召见了蔡孝乾，并与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大学教俄文的老师任弼时重别重逢。在与周恩来共处的那段日子里，周恩来交代蔡孝乾翻译两本日文书，一本关于列宁，一本是日本人左野学写的书。
蔡孝乾对精明干练的周恩来作了贴身观察。他说，周恩来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抵达江西苏区，在此之前，他除了在法国支部有时间进修，回国之后，工作繁忙，又置身危险的白区，他不可能随身携带马克思主义著作。直到进入江西苏区，周恩来总算可以在百忙当中，抽空阅览各种理论著作。所以，他急于要蔡孝乾帮他翻译佐野学著的《国家论》，以及另外一本日文书，列宁原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份》。
蔡孝乾在与周恩来共处的时光中，发觉了这位未来共和国总理的许多优点。他说，周恩来是个学识广博，思考缜密的人，他也是一个善于随风转舵，擅长纵横捭阖的人。蔡孝乾回忆，一九三六年九月，他被调任中共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属下的北线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军高桂滋、高双城。周恩来那时是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的书记。有一天，周恩来主持“白军工作会议”，出席的人有叶剑英（工作对象是张学良、杨虎城），张浩（工作对象是马鸿宾、马步芳），参加那天会议的还有李克农、张经武、边章伍等人，会议进行一半，电话铃声响起，周恩来接起电话，是前线一位司令员打来的，周恩来以严肃而中肯的言词，说服这位前线司令员，要他尽可能避免动干戈，尽量用政治争取。周恩来随即用这个例子，在会议上要大家注意，有时候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打一下，并不表示对方已经翻脸或破坏协定，这种情况要小心灵活运用。在不伤大局的前提下，退让一下，让对方占些便宜，眼前虽然吃亏，但为了争取更多的朋友，孤立主要敌人，这样做才是合算的。
在蔡孝乾与周恩来愈来愈熟稔，并且进入江西苏区的时刻，周恩来在党内地位也节节升高，他是中共中央局排名第一的委员，其次才是项英、毛泽东，周恩来担任书记，组织部长任弼时分担起苏区中央局日常工作任务。在任弼时的安排下，蔡孝乾和他的一群台湾朋友，被安排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然而，蔡孝乾也细心地发现，毛泽东此时虽然失势，但中共中央的财政大权似仍掌握在毛家手中。
在前往江西瑞金的路上，一天下午，蔡孝乾一群朋友遇见了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他是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见蔡孝乾一群台湾来的同志走得汗流浃背，气喘嘘嘘，便跳下马来，叫蔡孝乾和朋友们轮流骑马，蔡孝乾客气推辞，毛泽民坚持要他们骑。
进入江西苏区以后，蔡孝乾和毛家兄弟都成了好友。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苏区召开“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蔡孝乾被选为总同盟主任，张华为总同盟组织部长，张爱萍为总同盟宣传部长，邓颖超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潭，这时也在“反帝总同盟”工作，蔡孝乾、胡耀邦和毛泽潭经常聊天聊到深夜，毛泽潭很恨在江西省委任内，被指摘是罗明路线的执行者，谈起此事，动辄痛哭流涕，怨愤不已。毛泽东的太太贺子珍时常差遣妹妹贺懿送些炒辣椒或者鸡蛋给毛泽潭，以示关怀。毛泽潭总是把嫂子送来的东西，与蔡孝乾、胡耀邦一块分享。
蔡孝乾回忆，毛泽潭是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闲时总是找胡耀邦下象棋，或者看小说。蔡孝乾发现，毛泽潭受乃兄影响很深，在谈话中常常夸耀在打土豪和游击战行动中，引用《三国演义》中的锦囊妙计于实际的工作中。
和其他台湾籍共产党人最大的不同，也是他最大的资产，蔡孝乾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这项资历，通常被当成中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项基本条件。也因为蔡孝乾通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淬炼，同时也在长征的过程中，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培养出革命感情，蔡某才得以脱颖而出，当上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
蔡孝乾的回忆录，细腻描述了长征中参与中央纵队的实况，“…依军委的命令，我和罗椊铭、陈云洲三人到中央纵队政治部工作。…中央纵队区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红军大学、两个步兵学校和政治保卫局的警卫团。两个步兵学校的学员合编为干部团，团长陈赓；红军大学的学员编为上干队，队长萧劲光。第二梯队包括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野战总医院以及一个由医生、护士和一百二十副担架队组成的医疗队。整个中央纵队由叶剑英指挥…”
蔡孝乾目睹了红军惨烈的渡湘江战役，此役，红军为了掩护中共中央机关纵队冲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国军加强了兵力和火力，轮番冲击，并不断地以小部队迂回红军。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已经丢失了，有的山头是在全部队伍伤亡之后才被国军占领的。伤亡越来越增加。伤员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后面去。军委的电报频频地传来…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红五师‘继续坚持’。红五师已经顽抗了整整两天，中央纵队还在渡江。到这个时候为止，红五师已经有一个师参谋长，两个团长，一个团政委相继阵亡了，另有两个团长和一个团政委受伤了，连、营级干部的伤亡更多。…正当太阳已经西沉，天色渐渐近暮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中央纵队已全部渡过了湘江。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在后面担负掩护任务的红八军团的一个建制师，距离渡河点还有四十里，他们一面抵抗国军追击，一面拚命的往渡河点奔跑。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师就被歼灭于湘江边。…”
穿越草地，已经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险困苦的一个阶段，中共党政军人员在途中大量死亡。凭著毅力与几分运气，蔡孝乾追随大部队，完成长征壮举，最后来到了陕北。
历经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艰苦的八年抗战，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工作。蔡孝乾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三个多月，于十二月抵达江苏淮安，与当地负责同志中共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见面后，从华东局商调台湾籍干部张志忠等人赴台发展，并委派张志忠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部部长。
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领张志忠等人，先到上海和当地华东局地下党人员会合，并在当地学习了一个月。人员齐备，训练完成，“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湾地下党组织于一九四六年三月正式成立。一九四六年四月，张志忠先行搭船抵达台湾基隆，随赴台北展开活动。
三个月后，一九四六年七月，蔡孝乾也搭船抵达台湾，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在台湾运作，由蔡孝乾担任书记，辖下的单位有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高雄工委等组织。
三、老郑 施巧计脱逃 蒋介石跳脚
前边说到，一九五０年一月一日深夜，老郑第一次被保密局特务在台北泉州街逮捕，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不知道老郑就是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在真实身份尚未揭露的情况下，老郑亟思俟机逃跑。
老郑落网最初几天，保密局特务对他进行了一连串侦讯，但是，老郑毕竟是久经阵仗的老革命，对特务的问话，总是不著边际地兜著圈子，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似乎胸有成竹，暂不急于逼问过甚。一九五０年一月初的某一天，谷正文临时接到保密局高雄站站主任黄昭明的电话，请他协助到高雄布置一个大搜捕行动，他把侦讯老郑的任务，移交给手下的特务牛树坤等人，为了笼络老郑，临走之前，谷正文特意交代牛树坤，老郑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他。
谷正文南下高雄出差不到一个礼拜，某日中午，老郑吵著想吃延平北路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牛树坤一肚子恼火，心想给你吃饺子已经够优待，老郑简直是蹬鼻子上脸了，还想吃牛排！可长官临走交代要满足老郑需求，无可奈何，只好买来牛排，让老郑饱餐一顿。吃完牛排，老郑凑近牛树坤耳根旁边说，为了感谢你买牛排我吃，我要对你投桃报李，抓到人保你升官。老郑向牛树坤伪称，有一施姓连络人，在台北博爱路电信总局供职，如果抓住这姓施的，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就连根瓦解了。牛树坤不疑有他，与特务张西林，连同另外三个特务，带著老郑前往电信总局。
快到电信总局时，老郑告诉牛树坤，一会我去柜台指认施某的时候，你们隔我远一点，以免让姓施的有所警觉，牛树坤信以为真，放任老郑暂时单独行动走到柜台边上，哪知老郑趁牛树坤注意力松懈时，一个急转身就往电信局侧门狂奔，牛树坤这时方知上当，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紧跟老郑身后一路穷追。老郑窃笑这下脱身了，哪知念头一闪而过，人刚才跑出电信局门口，一个熟悉的人影一把就揪住他衣襟，喊道：“郑先生，你要去哪？”原来张清杉因为不放心牛树坤等人带老郑出门，悄悄在电信局门外盯梢，这真是鬼使神差，张清杉站的地方就在电信总局侧门口，老郑原本正得意计谋得逞，没想到还是逃不出张清杉手掌心。
老郑被抓回牢笼不到半天功夫，牛树坤、张西林这几个特务急功近利，又带著老郑前往台北市武昌街，指认施姓连络人的住家。一伙人沿著武昌街栉比鳞次的木材行，逐一找寻老郑声称的施姓连络人住处，走到一处黑暗的转角，老郑冷不防窜进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牛树坤等人赶忙冲进去追捕，老郑早已在暗夜中逃得无影无踪。
煮熟的鸭子飞上了天，谷正文得到老郑逃走的消息，从高雄火速赶回台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威胁谷正文，怪他督导不周，处分记大过两次，但是，如果抓回老郑归案，这两大过可免。谷正文开始布署再抓老郑。但是，接连一两礼拜过去了，就是找不著老郑的踪迹，蒋介石这边厢发了火。
一九五０年二月间的一个礼拜三（当时蒋介石尚未复职），在阳明山官邸的一个会议场合，蒋介石问毛人凤：“脱逃的那个奸匪抓回来了没有？”蒋介石已经不知是第几次追问老郑的事，毛人凤被问得头都抬不起来，只有唯唯诺诺答覆，我们一定克日把他抓回来。
四、紧靠在蒋介石身边的一枚定时炸弹 吴石
一九五０年一月中，老郑第一次落网逃走之后的某日，毛人凤突然想起，他在老郑的记事本里看见一个可疑的名字：“吴次长”，这人究竟是谁？台湾这么丁点大地方，而惟一一个姓吴的次长，就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一九五０年二月底某夜十二点多，特务直接敲吴石寓所大门，睡眼惺忪的吴次长，穿著睡衣面对这群不速之客。吴石力持镇定：“你们是什么单位的人，为何深更半夜叫门骚扰我？”保密局特务诿称他们是“国防部技术总队”的人，因为有人指控吴次长是共产党，所以想请你去队部问话。
白色恐怖年代，特务政出多门，吴石虽然潜伏国民党军多年，但对叠床架屋的特务机构，犹是一知半解，摸不著边。吴石当面驳斥特务的指控，辩称这完全是无的放矢，恶意栽赃。特务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吴石的卧室、房间，胡乱搜索一通，却一无所获。但是，眼尖的特务发现吴太太满脸惊愕的表情，灵机一动，要求吴太太走一趟队部。吴石无法阻拦，吴太太只好跟著特务人员回保密局接受侦讯。
在保密局人员讯问下，吴太太承认老郑曾经多次到吴家，与吴石连系，吴太太还说“很久没有看见那个人来了…。”既然连吴太太都承认吴石和老郑有关联，特务人员因而认定吴石肯定是地下党。
一九五０年三月一日，大队人马二度光临吴石寓所，吴石见来者又是同一批特务，不禁勃然大怒，吵著要见参谋总长（周至柔），吴石拿起桌上军用电话：“请接总长！”可周至柔一听是吴石，根本不接他电话。吴石心知不妙，瘫坐在客厅椅子上，特务命令吴石写下自白书，万念俱灰之下，吴石在自白书中供承，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将之递交给上级领导老郑。
台湾时期，吴石是已知的地下党潜伏人员当中，在国民党军最高阶官员。他是福建闽侯人，十七岁那年，与好友吴仲禧一块投入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了辛亥革命。吴仲禧在抗战前夕加入共产党，吴石受吴仲禧影响很深，曾经偷偷阅读《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和叶剑英、周恩来都有数面之缘。
国共内战爆发之后，一九四八年六月，吴仲禧经吴石引介，任职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后来奉调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吴石任职国防部史政局长，曾经协助吴仲禧取得徐蚌会战（淮海战役）重要军事情报。
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前夕，吴石因担任国防部史政局长，负责保管近五百箱军事机密档案，除假意运走百余箱无关紧要之档案，其它三百余箱重要机密档案，均于福州解放前夕，交由其副官王强留在福州，之后移交给解放军。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吴石奉命撤退台湾，并转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中将。
一九四九年年底，为加强取得岛内军事情报，中共华东局派遣长期在上海、香港之间活动的女党员，负责到台湾与蔡孝乾及吴石联系，并肩负传递情报之“交通”任务。朱谌之利用女婿王昌诚(在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担任主任)的关系，办妥入境台湾之证件，抵达台湾之后，均暂住王昌诚家中。
朱谌之与蔡孝乾，均曾前往吴石寓所接触，吴石并多次交付重要军事情报予蔡孝乾转交朱谌之，或直接交付予朱谌之。交付的军事情报包括台湾地区防御地图、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兵力与火炮配置图、台湾海峡海域洋流资料、空军机种、岛内基地与机场，及台湾适合登陆地点资料分析等情报，吴石均将之制作成微缩胶卷，方便朱谌之携带返回大陆，交付上级。
由于有女婿警界之身份掩护，朱谌之始终未受任何人之怀疑，直到蔡孝乾被捕后，才供出朱谌之的地下党身份，这时，朱谌之已利用吴石签署的特别通行证，从台湾渡海到了舟山岛，眼看距离大陆仅一步之隔，只要多给朱谌之一天时间，她就可以成功返回大陆，向组织归队报到，哪晓得最后关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封电报打到舟山，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当即循线截捕朱谌之。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回忆侦讯吴石情景，称吴石原本伏在桌上，昂起头来叹了一口气说：“算了，就这样吧！”吴石在保密局写了一份自白书，为了让上面看出他有自首的诚意，主动供承了许多线索。谷正文回顾，依照吴石的自白书，保密局人员在一天内又抓了十多个人。
与吴石同案被逮捕的，除了朱谌之，还有吴石的太太王璧奎，以及聂曦、陈宝仓、方克华、江爱训、王正均等人。一九五０年六月十号，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四人，被台湾当局执行枪决，其他同案人员也被处以不同之徒刑。
沙滩上走路“凡走过必留下足迹”，保密局人员循著若干线索，大致拼凑出老郑这一脉地下党的大致轮廓。在老郑脱逃期间，保密局逮捕了吴石，之后，又查获另一桩“疑似”地下党案件，那就是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案。
刘晋钰之所以被捕，与两封来自大陆子女的家书有关，以今人观念思考，不过是两封家书，却害得当年的台电总经理刘晋钰命丧马场町刑场，委实令人匪夷所思。
据保密局特务的说法，老郑第一次被捕时曾经透露，台电总经理刘晋钰“活动情形”，以及孩子从大陆寄家书给刘某，游说刘晋钰为解放军攻台作好准备，并应积极吸收岛内经济、资源方面的友人，为解放事业奠定经济基础云云。蔡孝乾说，刘晋钰那两封家书，就是刘某的孩子托他带给刘晋钰的。
刘晋钰，福建林森人，上海震旦大学电气系毕业，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曾在抗战初期于上海自来水及电力部门服务，抗战期间服务于昆明，对电厂建设贡献卓著。抗战末期，先后赴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访问考察电气事业。台湾光复，刘晋钰是第一批到台湾接收电厂设施的专业人员，时刘晋钰的职务是“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其后，台湾电力公司成立，刘晋钰以拥有电力专业，被委任为台湾电力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一九五０年七月十七日，刘晋钰被枪决于台北马场町，罪名为“匪谍”。刘晋钰扯上“共谍案”，明显是诬攀，他不像蔡孝乾，有地下党背景，刘氏根本与地下党无直接关联，惟三的“证据”：一是说他接了一封来自大陆的家信，二是早先投共的台电董事长陈中熙，回大陆后曾写信给刘，三是台电有位职工叫严惠先，据查他在大陆解放后，还停留在大陆，显有“通共”之可能，严某曾经住过刘晋钰家。就这三点牵强的理由，刘晋钰硬被扣上“匪谍”的红帽子，枉送一条人命。
五、致命一击
老郑给中共地下党带来的致命性一击，是在他第二次被捕之后发生的。
一九五０年三月九日，保密局特务侦悉，有一名住在台北中山市场的老台共，名叫黄天，老郑脱逃之后，起初一直带著他的小姨子栖身在黄天家里。保密局特务得知情报，立即赶赴黄家抓人，老郑警觉到台北不宜久住，已早一步搬走，特务等候埋伏在黄天住处数日，没抓到老郑，却抓到了黄天。一阵刑求毒打，黄天被特务施以各式酷刑，嘴巴、鼻孔、眼角喷出了鲜血，头发也渗出血水，不断沿著额头汨汨冒出，黄天挨不住酷刑逼供，在阵阵哀号之中，终于招出了老郑的落脚处。保密局特务张清杉随即乔装成农夫模样，直奔嘉义粪箕湖（今改名奋起湖）林姓医师家。
天下就有这等荒谬戏谑的巧事，保密局特务张清杉坐车到嘉义之后，旋即乔装成农夫模样，换骑一部破旧脚踏车，沿著乡间小路，一路颠簸逡巡，四处寻觅可疑人等。不多时，张清杉瞧见远处有个穿西装的身影，正迎面走来。张清杉满腹狐疑，生活条件如此贫困的台湾南部农村，哪来穿西装的阔佬？正纳闷著，与那人逼近至仅二十米之遥，“瞧！这不是老郑吗！”两人四目对望，老郑绝望的说了一句：“怎么又是你！”张清杉诡秘一笑，一把揪住老郑，铐上手铐：“这次不会再让你跑掉了！”
老郑二度被捕，他在逃亡过程中，一度住在黄天家里，在黄天被捕前一天，经黄天之安排，逃往嘉义乡下避难，这二个多月的逃亡，让来台湾后过惯小资生活的他，感到精疲力竭，无法忍受，再加上组织大部遭国民党破坏，万念俱灰之下，经不起再三刑讯追逼，自知大势已去，只好向保密局特务坦承终他的真正底细，和地下党在台湾之全盘组织。老郑的真名叫蔡孝乾，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包括“郑祥辉”在内的四、五个姓郑的名字，都是他的化名。蔡孝乾全部招供了参加中共组织的详情。第二次被捕后的蔡孝乾还透露一项讯息，台湾省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逃到大陆，暂避风头。蔡孝乾重回牢笼的第三天，洪幼樵在基隆码头被逮捕。
一九五０年三月，是地下党台湾同志最黑暗的一个月份。台湾省工委会重要干部几乎全部一网成擒，除了蔡孝乾以外，还有张志忠、林英杰、洪幼樵、简吉、张明显、吕焕章、季澐、计梅真等，全部被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从一九五０年一月初，老郑第一次被逮捕，到同年三月初第二次被捕，他先后供出了分布岛内各地的地下党员名单。据不完全统计，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共有四百多人被依“匪谍”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湾省工委会成立以来，一次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相较于蔡孝乾变节投靠，造成一九五０年第一波中共地下党隐蔽战线的全线溃败，在地下党同志里边，也有许多威武不屈，至死不投降的无名英雄，与钢铁般的硬汉。
据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表示，张志忠是被他逮捕的地下党当中，评价最高的一位，因为他威武不屈。原台湾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于二二八事变后离开台湾前往大陆，新中国成立后，吴克泰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回忆文章中，吴克泰也认定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最杰出的代表，称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铁汉。所有健在的台湾地下党同志，不约而同告诉吴克泰，张志忠为党壮烈牺牲。
吴克泰回忆文章中，引述昔日同志回忆，张志忠被关进保密局黑牢后，只要看见有同志被抓捕进来，他就大叫：“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劝诫被捕的地下党同志应该威武不屈，坚不吐实。甚至蒋经国亲自到南昌街保密局监牢劝降，张志忠依旧不动如山，蒋经国问张志忠：“张先生，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隔一阵子，蒋经国又来劝降，张志忠还是那句话：“让我快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张志忠求仁得仁，被特务绑赴台北马场町枪决。一九九八年一月，中共中央经多年核实，确认张志忠为烈士。
一九五０年五月中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向与会干部宣称，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０年三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八十几件共谍案。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一千八百多人。
据谷正文的回忆中形容，蔡孝乾，还有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几名地下党干部被捕之后，曾在牢房中集体批斗蔡孝乾。张志忠指著蔡孝乾破口大骂，指摘蔡某生活腐败，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妻妹），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台北早年最贵的西餐馆）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陈泽民指著蔡孝乾鼻子痛骂，我们的失败都是你蔡孝乾一个人造成的，你从来不曾交代你自己具有老台共的身份，但到处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根本没有办法开展新关系。
以隐蔽战线最基本的常识判断，蔡孝乾的作为确实存在著多项致命的缺点，如果陈泽民、张志忠等人对蔡孝乾的指控属实，蔡某不仅没有资格领导地下党隐蔽战线的工作，他甚至连当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够格。写到这里，我们不免想起基隆工委钟浩东太太蒋碧玉，讲过的那番视死如归的话：“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两相对照，蔡孝乾是何其可耻！
中共中央在一九四０年七月十五日，一份“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文件中明白指出：“干部的品质是否纯洁，和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当，这对于保障党的路线之执行，具有决定的意义。…”果真蔡孝乾的私生活如此腐化，他就没有资格担任地下党的干部。再者，他的日常生活竟然如此资本主义化，更严重违反隐蔽政策的原则：“党的最好的隐蔽自己的方法之一，是使自己的党员和组织深入到社会里面去，在社会的深处生下自己的根基。…如果不深入社会…而脱离社会孤立起来，…连自己本身(党的组织)也无法隐蔽下去，无法生存和发展。”
谷正文在评论蔡孝乾领导的地下党时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谷正文说，如果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任职于“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局”等情报单位，授予少将衔，上级交付其任务为专事写作及研究分析工作。重要著作有《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之硏究》等。一九八二年十月，蔡孝乾因病卒于台北，得年七十四岁。
第一阶段的隐蔽战线斗争，固然失败了，但是，后继的地下党人员，仍然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尝试以各种方法，进行谍报战。
一九五０年四月，为了因应此一空前危机，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发出“四月指示”，旨在重整地下党组织，下令各地在逃干部及人员，应迅速整理组织，进行深入隐蔽的群众工作，保存干部，蓄积实力。老洪（陈福星）为首的台湾北部地下党组织，根据 “四月指示”，于一九五０年底，秘密进入苗栗山区，意图重建地下党组织。这个阶段的地下党，采取了几个防堵国民党特务渗透及积极进攻的作为，例如，停止吸收新党员，健全支部，巩固组织，以防止国民党特务打入组织内部；运用合法团体、民意机构、基层组织及地方派系等，进行与国民党的合法斗争；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深入农村、山区；从乡村到山区，禁止坐火车、坐汽车，不走公路、大路，专门走小路、夜路，住山竂、山洞、溪边、荒地、丛林。
一九五０年三月二十六日，保密局又在台湾中部山区，破坏了“竹子坑武装基地”，打死了四名地下党，打伤近十名地下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在台北郊区破坏了“鹿窟武装基地”，在当天的武装攻击行动中，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一共逮捕了六百多名共产党嫌疑人。
岛内第一波的隐蔽战线斗争，地下党显然屈居下风，但是，贯穿整个一九五０年代，地下党仍然屡仆屡起，从不放弃，国民党当局的神经索似乎从来不曾放松过。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积极酝酿“反攻大陆”，几乎每年“双十节”都要举行阅兵大典。一个化名聂世民的地下党，伪装成投奔国民党的“反共义士”，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六日，经由台湾“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从香港接回台湾，在台湾活动两个月后，被台湾保安司令部逮捕。
据保安司令部侦讯记录称，聂世民的工作任务是要趁台湾“双十节”阅兵典礼时，暗杀蒋介石，或者暗杀派驻台湾的高阶美国官员。聂世民的上级指示他“暗杀蒋介石，在他双十节出来检阅部队的时候，实施行动…今年做不到还有明年，明年做不到还有后年…如果认为当时的情况没有成功的把握，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至于暗杀美国官员，上级指示聂世民“你可以夹在人群里去欢迎，或在飞机场，或在人行道，机会一到，便乘机下手”。
聂世民是安徽寿县人，据聂世民的口供，他是由干部陪同从寿县出发，经北京、上海等地，再前往广州，在广州停留一个多月后，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晚间，由深圳边防检查站检查员引导，从宝安县福田乡赤尾村游泳偷渡到香港，向港英警方请求庇护。四月，聂世民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两度与地下党驻香港人员邹予香会面，商议到台湾之后的联络方法。
五月六日，聂世民以所谓“反共义士”身份抵达台湾，国民党当局组成专案小组，针对聂世民等三十五名“反共义士”进行考核，查证聂世民的历史成份，比对聂某自述中离开大陆之经过，发觉颇多疑点，七月十五日，聂世民被保安司令部约谈，经特务人员反覆讯问两昼夜之后，承认是派遣赴台的地下党人员。
聂世民潜伏台湾的主要目标，原是要刺杀蒋介石。蔡孝乾案中，那位担任交通的朱谌之，到台湾活动时，曾经和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友邦的太太严秀峰接触，严秀峰因而被当局认定是“匪谍”，严女因而被捕入狱，没想到也因而累及李友邦。
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命令枪毙李友邦，当天，蒋介石还发表了一番措词严厉的谈话，训斥国民党军政干部，蒋介石说：“你们通通不认识敌人，敌人就在你身边，你们却不知道他就是奸匪，像你们这样麻木不仁，怎么会成功？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奸匪就在你身边。”
蔡孝乾的任务彻底失败了，但是，地下党的阴影始终在蒋介石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作者王丰系台湾著名传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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