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黄一龙博客
http://hylong01.blog.sohu.com/ 友人王可雍女士将她家先大人白与先生的诗词遗稿交我,嘱为编纂。白与先生是1949年牺牲在重庆歌乐山集中营的革命烈士,这些遗稿中的多数又失传多年,当属珍贵的文物;对革命先辈的遗作进行整理编纂,自是后来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是我虽然作过多年编辑工作,对于古典诗词却是外行;所能作的,一是认字,辨认手稿中的字迹;二是排序,考订作品创作的大概年代,加以排列。即使这点工作,也作得诚惶诚恐,而且仍然难免有错。这是希望读者鉴谅的。
由于小说《红岩》的巨大影响,牺牲于歌乐山集中营的烈士们留给世人的形象不外两类:或是笃信马克思主义的职业革命家,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血青年。而王白与烈士与两者都不相同。他早年当过军阀政府的高级幕僚,后来从事新闻事业,而终于和一切固定职业告别,“不羡封侯只学诗”(《不惑四首》),成为他的女儿可雍女士所说的“纯文化人”。在他遗留下来的诗作中,固然不乏像“嗷嗷郊邑尽流亡,……偏言无恙是中堂!”(《浣溪沙·川北春荒有纪》)、“政淆鲁魏无宽猛,征尽锱铢刮富贫”(《少权先生为两井盐场来渝请命》)那样直追屈杜的悯怀黎庶、抗议强横之作,但是大量的还是忆亲怀友、吟风弄月一类感情细腻的表达。而这些感情后面,是一个永远追求自由的灵魂。真正把他推向革命道路的,似乎不是什么先进的革命理论,也未必是重大的政治目标,而是这个追求自由的灵魂和专制独裁的反动制度的冲突:“我辈犹思勤笔舌,未知言路几时宽?”(《元日耀琼伉俪招饮亦庐》)正是这种冲突,把他一步一步地推离了旧的阵营,一步一步地推向人民革命的浪潮,为自由而战,终于以身殉自由。
据难友描述,烈士于1949年重庆解放前四天被押解走向歌乐山松林坡行刑的时候,“昂首挺胸,神态自若,边笑边说:‘痛快,痛快!’”这自然是烈士大无畏精神的表现。不过考虑到烈士豪放自由的性格,我们不妨设想:假使他能够躲过松林坡这一关,那么在后面等待他的依然还有思想改造之关反右运动之关*****之关。在后面这些关口面前,他真会觉得比在松林坡倒在反动派的屠刀下面还“痛快”吗?
编者的这个问题,近乎根本不成问题的“伪问题”。不过本书的附录《王白与和他的儿女们:传记和档案》,倒以烈士的长女王若栗同志的经历,为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注脚,说明了它的可能性。这位深受父亲影响的刚烈的女性,因为不肯随波逐流反无辜群众为“右派”,不仅断然告别自己的运动领导成员的“左派”身份,告别自己的“政治前途”,“不羡封候”;而且还断然告别生命,三次自杀,以求灵魂的安宁。要是烈士本人处于他的这位可敬的哲嗣的境遇,他会怎么办呢?
所幸这样的日子终于过去,烈士毕生追求的自由的空气正在来临。王若栗同志的平反,和这本诗集的出版,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