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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5326e00100fpio.html 我国著名女作家、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韦君宜已在三年前辞世。她在最后一部著作《思痛录》中提到她丈夫杨述(即杨德基，北平“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曾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等职，1980年辞世)有个堂哥，名叫杨肆，在抗战时期，奉我党隐蔽战线领导人李克农之命，打入军统，从事情报工作，卓有建树。曾当上军统技研室少将衔主任……书中对杨肆生平的介绍相当简略，似乎韦君宜对夫兄的事迹了解也不多。正由于杨肆所从事工作的特殊性，加上种种历史原因，长时期以来，杨肆其人其事鲜为人知……
一
1935年秋，一位文质彬彬的青年人手拎一只藤编旅行箱，风尘仆仆地来到南京国府路上一小巷内的一座米黄色小洋楼下，按响门铃。两位彪壮的便衣男子开了门，冷冷地向他询问了来意，又查验了证件，而后领他进入洋楼。一楼的客厅内挂有“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铜方牌。司长温毓庆博士和他的秘书王维钧正在等候来人。来人便是杨肆。 杨肆，江苏淮安人，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数学系。两年前在南宁的广西大学任数学助教。经他的表弟王维钧介绍，辞去了在广西的教职，千里迢迢赶来南京。
温毓庆很务实，开门见山地提了几个有关电讯技术的问题，杨肆不假思索，一一作答，准确且干净利落。温很满意，拍板同意杨肆留下来，并当场交代王维钧指点杨肆搞密电研究工作…… 温毓庆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广东台山县人。早年留学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后改任宋子文的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和财政部参事等职。他精通无线电技术，后改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气焰嚣张。温毓庆与宋子文一样，亲美英而又坚决主张抗日。他痛感我国急缺懂得日本密电码的专业人才，而王维钧也正是因此而成为温毓庆助手的。王维钧于1932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那时就业极为困难，后经光华大学教授颜任光介绍，始得进入上海国际电讯局工作。王维钧思想进步，学生时代参加过抗日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等运动，是个热血青年。温毓庆对他另眼相看，着意培养。鉴于宋子文已找蒋介石谈过，要求重视研究日本外交密电，并提出建议，研究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所拍发的往来密码电报，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内地以及南京大使馆来往密电，还建议先行聘请少数人试办。3个月后，蒋介石批示照办，每月批拨经费1800元，增编人员由温选定。此项专门研究工作于1934年底开展，在电政司内加设了密码检译所，对外则保密，连牌子都不挂。
王维钧因交通部电政司的工作极为繁忙，在表兄杨肆到来并能独立工作后，即向温毓庆辞去密码研究工作，交杨肆负责，自己则专任温的秘书，兼做有关密码检译所的管理工作。密码所的主要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宁海路西桥7号，这是一座小洋楼，它距日本使、领馆均比较近，而且很隐密，附近居民都不知道有此一机构。杨肆主要在这儿工作，他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聪慧，不久就能破译日本外交使、领馆人员的比较复杂的和比较重要的密码。日本东京外务省在对华外交上的一些指示以及他们在华使领馆人员的行动，均通过密电破译而被中方掌握一二。杨肆还了解到，日本在南京大使馆(鼓楼西坡上)设有秘密的大功率无线电台与东京外务省直接通讯联系。当时，日帝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有随时断绝的可能。万一使馆人员归国，所有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码的报底来源也将随之断绝。因此，杨肆向温毓庆建议，一面在鼓楼青云巷设电台侦察监视日本大使馆的秘密电台，从而取得日本外务省的对外通讯联系的情报，一面加紧训练报务人员，准备设台直接侦收日本外交密电，以取得今后密电报底的来源。同时他也预见到中日战争在所难免，一旦战争打起来，进一步研究日军侵华战争中的陆、海、空军的密电，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建议得到温毓庆的赞赏。
1936年，密码检译所已初具规模，在研究工作上已能够跟上日本密电码的变换而及时破译，并已设台侦收以东京外务省为中心的日本外交国际无线电台密电，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对此很满意。随着工作的进展，杨肆已能独当一面，因为成绩卓著，他几次受到温毓庆的表彰和奖励。当时进行了工作分工，成立了一个研译组、一个研究组和一个侦察电台。研译组由霍实负责，研究组由杨肆负责。杨肆的才干受到各方关注，中统想将他挖过去，还许以官位和高薪、花园洋房等；戴笠的军特处（1939年改称军统局）对他也很感兴趣，特密派黄逸公和张严佛两位上校科长去找杨肆，也许以高官厚禄。杨肆均不为所动。他早听说军特处特务无法无天，干过暗杀知名爱国人士史量才、杨杏佛等伤天害理之事，因此拒绝与他们合作。 杨肆的堂弟杨述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读书期间做抗日救亡工作。“一二·九”运动中，他负责宣传工作，并秘密加入共产党。他每次放假回家，以及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南下宣传抗日救亡时，都要路过南京和杨肆、王维钧见面。杨肆主动地将自己从事的秘密工作告诉了杨述。
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南京沦陷之前，交通部电政司连同下属的密码检译所已撤至汉口，继续进行工作。这时野心勃勃的戴笠，到处伸手，扩充其势力，这次又盯上温毓庆的密码所。几次找温毓庆提出将密码所与军统电讯处合并，可由温兼职负责，但温毓庆不肯。杨肆此时已成为密码所主要的电讯专家，从所破译的情报中，有时有一些蒋政权下的大员与日寇暗中秘密来往的消息。有一天，杨肆和助手们侦收到一份外交密电，系蒋介石手下与日本人暗中来往的一些人员的名字，其中有霍实（最初参加密码所的五个人之一。后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主持的行政院第六情报组效力。显然，他与日本特务机关有联系），这令杨肆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日本的谍报机关无孔不入，许多特工已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等部门内部！杨肆联想到一年前自己在南京差点死于日谍策划的一次谋杀。那次幸亏军警迅速赶到现场，迫使杀手借夜色掩护逃走。显然，是打入密码所的霍实暗中为日谍通风报信的……杨肆将情况告诉了王维钧。王十分震惊，表示立即将霍实通敌之事通报给军统，请求严加处置，但却不见有什么动静。这些事令杨肆、王维钧对国民党当局感到悲观失望。 在汉口时，密码所对外已改称军委会特训班交通队，也不再实行严格保密的制度，对外半公开了。租赁靠近郊区飞机场附近的两幢小洋楼，分别办公兼住宿。杨述这时也来到汉口。由于研究组的人员不多，加之都是同学亲友，他又是杨肆的堂弟，所以他常寄宿在研究组。在杨述的引见下，杨肆见到了当时的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双方作过长谈。杨肆很感振奋，遂与王维钧相约准备一起去会晤当时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
一天晚上，杨述、杨肆、王维钧三人一同过江前往汉阳一家茶馆，秘密与李克农见面。这茶馆面临江岸，他们登上二楼，见楼上仅有一名带墨镜的人正襟独坐。此人正是李克农。三人走近后，杨述将杨肆和王维钧介绍给李克农。寒暄后，杨肆将日本密码组织的情况向李克农和盘托出，王维钧则将密码所侦察电台呈送给温毓庆的一本最新侦察情况总结报告交给李克农。这本报告内绘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讯联络网以及在华日军前线军用电台相互联络通讯的联络网，并有电台呼号、波长和通报时间及文字说明。这个总结报告，按月呈送一本，温毓庆阅后即交王维钧保存，封面注有台长梁伯仑和温毓庆两人的名章。李克农翻阅一会儿，不住点头对三人说：“这个对我们是很有用的，我们也要研究日本密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他还提醒杨肆和王维钧，务必注意保密隐蔽。因为戴笠的军统在武汉三镇很活跃，到处都有军统的特务和线人。他们打着“抗日锄奸”的旗号，却尽干排除异己、暗中反共的勾当。近日已有几位刚在武昌加入中共组织的东北流亡青年惨遭特务绑架杀害，弃尸东湖……这次特殊的会面是杨肆和王维钧正式和共产党方面建立秘密联系的开端。以后他俩又曾数次向李克农递送有关情报。
三
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一个月，密码所准备迁至广西桂林。王维钧因奉命在卫戍总司令罗卓英的情报处协助电讯工作，在武汉沦陷前一星期才离开汉口。此时，电政司的一小部分人马迁到湘南重镇衡阳，王维钧也就到了衡阳。在衡阳时，杨肆与上司温毓庆发生激烈争吵。当日晚杨肆约王维钧到湘江边一家酒楼喝酒，表示不打算挽回此事，想脱离电政司密码所，投奔延安，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专长。王维钧表示不妨再等等，等和共产党方面恢复了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再决定去向为妥，杨肆考虑再三，同意了。
1939年底，我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电政司密码所几经辗转迁至陪都重庆，与军统局做了邻居。戴笠更想吞掉人才济济、卓有成绩的密码所，对温毓庆软硬兼施，但温仍不赞同什么军统电讯处、中统电讯处及密码所三方“合并”。这令戴笠无奈却又心有不甘，又提出要求，要求温派出两名熟练的密码研究干部到军统做技术指导。温便将杨肆派往军统局。起初，杨肆根本不愿去，中共党组织知道这事后，特派杨述登门拜望，反复做其思想工作，劝他打入军统。但杨肆仍想不通。李克农听取杨述汇报后，特地在重庆上清寺一茶楼秘密召见了杨肆。杨肆被李克农的一番话说得心服口服，终于同意打入军统，并接受了秘密任务。
自此后，杨肆去郊区磁器口军统局本部上班。为避免暴露身份，杨肆和同样搞情报工作的表弟王维钧中断了联系。在这里，他主要搞日本军事、外交密电破译研究工作，还带了夏隆坚等几个助手。每隔一个星期，杨肆即将破译的日本密电交给我地下党一份，接头地点绝对保密，且作不定期变更，以防被军统特务觉察。1940年夏，杨肆秘密加入共产党，接受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周怡的单线领导。杨肆工作认真负责，令戴笠很满意。1943年，杨肆已由中校衔特研员被破格提升为特种技术研究室少将衔主任。那几年里，杨肆成功地破译了日本太平洋海军舰队的十二种密电码及日本关东军的十七种密电码，又掌握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特种兵、陆军乃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十一军、十三军等若干种频加变换的密电码。这些重要的抗战情报，他都设法为我党复制一份，及时提供，可谓功不可没。
1944年10月的一天，杨肆去成都探望其生病的婶母（即杨述之母），不料，被扮作夫妇的两名军统刑侦处特工跟踪。杨肆察觉后很紧张，曾想就此逃走，不再回重庆。但他考虑再三，还是提心吊胆地返回军统局。结果竟然无事。原来是有人出于同行间妒忌，唆使亲信向戴笠告杨肆突去成都有“通共嫌疑”。但戴笠在事后查明并无此事，也就作罢……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肆为解决自己的身份问题和以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曾去北京找当年秘密工作时的上级周怡，但周怡已病故。杨肆只好又求见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李克农对杨肆当然了解，便将杨肆安排在调查部技研司工作。但是，由于杨肆曾任国民党军统少将，后来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公正待遇，曾被当作战犯，关入徐州战犯管理所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到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