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千奇百怪新来犯
这些新来的犯人都是在毛主席逝世后速判的，就让我们这些外行人一看也都是瑕疵累累。有个案子刚刚判了18年，关了不到俩月就给叫走放了，这真是视法律如儿戏时期。
①幸者之幸与不幸
这个人是老工人，他一到三中队就惶惶然，下了工休息时老在筒道皱着眉走来走去。他五十一二岁，微胖，因为是电工，到了一监的清河塑料厂，他干的也还是电工这一套活，还顺手，但其神态与行为明显地让人感到他心魂不定。一天我在筒道休息，他找到我说：“我看您像个知识分子，我有点事您帮我分析分析。”我问什么事。他说：“我是第八机床厂的，厂址在北京密云，是七级电工，姓赵。9月18日下午三时转播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我负责电器。结果会开到半截突然没声了，到会者紧张得不得了，把我吓得直哆嗦，手也颤抖，连接线也接不上，怎么弄也弄不好。县里的领导也在我们厂子参加追悼会，判定我是阶级敌人，说我有意破坏，马上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月就判了18年有期徒刑。”我问他有无历史问题。他说：“我都五十多岁了，共产党没来的时候，我也得干活吃饭啊。”听这话头就可知道，这位老工人解放前的事由可能有点问题。我对他说：“尽管这档子事与你无关，但谁让你赶上了，而且历史上又有点瑕疵呢？”
那会儿出了问题先拿阶级敌人（或者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开刀是天然合理的、谁也不能反对的，因为这样做大方向没有错。这就是那一时代的逻辑。老赵说：“我被抓起来时，我被那万众声讨的气势吓晕了，没有仔细为自己辩护。当时以为没大事，从严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里糊涂就被判18年，弄成这样长刑期，还不死在狱里？因此就想为自己写个详详细细的辩护词，为自己详细辩一辩，我写好了您给我看看（当时还没有恢复律师制度）？”他跟我商量。我告诉他：“这没用。这么简单的事，谁不清楚？他们了解事实、还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劝他与其下力气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找关系，往高层写申诉。他想了想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他说：“我们工厂的总务科长是叶剑英的女儿，我老伴是幼儿园老师，平常与叶帅女儿关系不错，要不让我老伴求求她？”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后来接见时，他果然对老伴说了。
不久，就有人找他了，每次找过他，回筒道只要见到我，必要笑一笑，悄声说“有门，有希望”。找了几次，有一天叫他归置行李，然后扛着行李走了，再也没回来。肯定就是放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贵人帮助。
其他人就不一定有他这样幸运，用相面的话说，“就是有贵人相帮”。愿意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热心人还是不多见的。另外有两个判八年的老人也是因主席逝世而犯事。两人都是农民，一个是近郊的，一个是远郊的。近郊那位是因为在主席逝世时，人人都要带黑箍，他没钱买，生产队并没有责备他。然而他的养女把他告了。养女对党支书说：“我向我爸爸要钱买黑箍。我爸特别凶的说：‘花那冤钱干什么？我没钱，不买。’”在农村，带不带黑箍不像城里要求这样高，你不带也没人管。但这类事是属于“民不举，官不究”的，只要老百姓有告的，则一定要“究”。因为这是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你要是不究，这种罪行就会摊到这个当官的身上。那时经历了文革，只要事关毛主席是无人不怕的。于是村干部把他送到县公安局，这个老人又当过国民党兵，当然会“对新社会充满仇恨”，于是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判了8年。
远郊那个老人也是有点历史问题的。在9月18日追悼会那天，大队组织社员参加追悼会。1976年中日已经建交，因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赠送了一些黑白电视机，北京每个大队部都有了一台。这天也是大队总支组织社员参加追悼会，社员们正在看电视转播，这个老人觉得没意思就在自己的口袋乱摸。本来参加追悼会是很安静的，社员从来没经过这样场面，十分紧张，屋子里除了电视的声音外，连喘气的声儿都没有。电视上一宣布默哀时，电视也没声音了，一片死寂。这时老头翻兜的声音显得很响，总支书记盯着他，他浑然不觉。突然从兜里翻出一个生花生来（当时已经是收获花生的季节），便惬意地放在嘴里吃了。此时总支书记大吼一声：某某某，你在破坏追悼会！说着便把他的嘴巴掐住，使其张开，向大家展示老头口中食物。并说革命群众悲痛万分，你还高兴地吃东西！这一举动几乎把这老头吓瘫、大家吓懵。大队把他送到公安局，按照“阶级敌人仇视毛主席”对待，也判8年。
这两个老头只在三中队呆了三五天，很快也走了。不过因为他们是轻刑犯（十年以下），送到农场去劳改了，他们到一监只是个过渡。我想他们在1978年末开始的平反浪潮中一定会平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