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http://cul.cn.yahoo.com/ypen/20120221/876371.html刘统:“刑场上的婚礼”与刑场外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个“刑场上的婚礼” 的故事: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两个青年革命者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结婚典礼。他们就是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周文雍和当时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
陈铁军出身华侨商人家庭,在五卅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她由一个追求个人上进的大学生,转变为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革命者,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城。这时党派她协助周文雍工作。周文雍是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正夜以继日地准备武装起义。为了掩护工作,党指示两人合租一个房子,建立秘密联络点。他们假称夫妻,秘密进行活动。工作上的互相帮助和生死与共的斗争,把这两个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他们都以事业为重,顾不上谈个人的爱情。
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继续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两人同时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不屈不挠,坚持斗争。1928年2月6日,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上刑场。两位志士态度从容,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陈铁军向周围的群众宣布:“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吧!”一对革命情侣,就以这样的英勇气概慷慨就义了。
这个故事感人至深,既壮烈,又浪漫,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但是,当我们还原当年的历史,却发现这是党内左倾盲动路线造就的一出悲剧。
广州暴动失败,周文雍被捕躲过一劫 1927年是乌云翻滚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中共被迫拿起武器,作殊死斗争。当时的共产党人尚处在幼稚时期,还不懂得如何进行武装斗争,而是遵从共产国际的指令,以城市为中心展开暴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革命处于低潮。但以瞿秋白、李立三为首的临时中央,却错误地认为革命仍处于高潮,只要党一声令下,就会有千百万工农起来暴动,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11月,中共中央命令广东省委在广州发起武装暴动。
广东是共产党基础最雄厚的地区,大革命在这里发源,许多工农群众深受影响,加入了共产党和工会、农会组织。当时还有一个机会:拥护蒋介石的广东军阀李济深,与拥护汪精卫的北伐军将领张发奎产生矛盾,张发奎发起“护党运动”,将李济深部队赶出了广州。张发奎当时尚未完全反共,所以共产党组织可以在广州公开活动。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由共产党员叶剑英指挥,驻扎在广州。中共中央派往广东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认为这是暴动的好机会。12月7日,纽曼和张太雷召集广东省委会议,指示发起暴动。
纽曼、张太雷策划暴动,出现了一系列失误。首先,在广州搞全面暴动,兵力究竟够不够,条件充分不充分,谁也没有把握。张太雷是个书生,没有军事工作经验。他其实是在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的命令。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广州市委书记黄平,也是一介书生。他们在策划暴动时,为了保密,居然没有让叶挺、叶剑英等军事干部参与,使得暴动从一开始就处于混乱和无计划的状态。
从香港赶来参加暴动的军委委员聂荣臻说:“当时领导起义的以张太雷为首的省委一些同志,像恽代英、陈郁、周文雍等同志,很勇敢,革命热情都很高,但缺乏军事知识,没有武装斗争经验 , 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诺伊曼(即纽曼——编者注)等国际代表说了算。”纽曼生搬俄国革命模式,主张像十月革命那样,举行总同盟罢工,从罢工发展为示威游行,进而进行城市暴动,夺取政权,成立城市苏维埃。发动起义的时间,纽曼主张白天搞。大家建议还是晚上搞 , 趁敌人警戒稍微松懈来个突然袭击,首先占领军事机关,成功的可能性比白天大。
12月11日凌晨,暴动开始了。周文雍指挥工人赤卫队进攻警察局。黄埔生徐向前被派到赤卫队第6联队组织工人行动。他手下是手工业作坊的工人,有缝衣服的、做家具的、打铁的,革命热情很高,但都没经过军事训练,许多骨干连枪也没摸过。暴动那天夜里,赤卫队还是赤手空拳。原来说好起义前要给各联队送武器来的,左等右等,等了半夜,不见人影,大家心急火燎。这时,有个提着菜篮子的年青女同志走了进来 , 从篮子里拿出两支手枪、几枚手榴弹 , 这点东西 , 加上些铁尺、木棒、菜刀 , 便是第6联队暴动的武器。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勇敢地投入战斗。赤卫队攻占了警察局,教导团控制了观音山(即现在的“越秀山”——编者注)制高点,暴动成功了。张太雷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权。周文雍被任命为劳动委员兼赤卫队总指挥。但是,张发奎等逃到珠江南岸,调动军队向广州市区反扑。周围的国民党军也纷纷向城里开进 , 形势对起义军极为不利。叶挺、叶剑英主张趁国民党军主力没有包围广州之前,连夜撤向海陆丰,同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
这个正确意见遭到纽曼的否定。纽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 退却就是“动摇”。他骂叶挺要去“做土匪”,力主坚守广州,进行巷战。张太雷在关键时刻不敢反驳纽曼,这样起义军便失去主动向农村转移的机会 , 陷入被动。
12 日晨,国民党军队在英、美、法、日等国军舰支援下围攻广州市区。这天中午,张太雷还在丰宁路(现人民中路——作者注)西瓜园操场举行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大会正在进行时,传来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向市区进攻的消息。情况危急,大会不得不提前结束。张太雷乘车返回总指挥部,途中遭袭,不幸中弹牺牲。张太雷一死,广州暴动失去领导核心,陷入一片混乱。黄昏, 国民党军又多次进攻观音山 , 起义军伤亡很大,处境十分危急。叶挺等人决定乘包围圈未合拢,率领教导团等部队撤出广州 , 向北江方向撤退。当夜,教导团大部和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赤卫队各一部 , 约 1200 人经沙河向花县(即今广州市花都区——编者注)撤退。在市区的工人赤卫队比较分散,有的在巷战, 没有接到命令。
在指挥部的黄平得知张太雷牺牲的消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叶挺不在,周文雍也不在,四周一个军人也看不见。晚上,黄平向在座的人建议,让恽代英隐蔽下来,写广州暴动的始末。大家赞成,恽代英就离开了。到了10点钟模样 , 参谋长徐光英回来了。他说不能支持了,建议撤退,并对黄平说:“你们都是文人,随队伍走没有什么用处,不如隐蔽起来继续斗争。”黄平等人只好含泪而退。走到西关时,黄平遇见周文雍,把撤退的决定告诉他,两人就分手了。
12月13日,国民党军队从西北和南面攻入珠江以北市区,在“杀绝共产党”的口号下,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时军警满街搜捕,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的,抓着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看你不像本地人就杀。有些人在街上过,想看看热闹,也被杀害了。12月17日《大公报》报道:“共产党由广州东门退出时,在东校场遇伏,死伤逾千人。逃白云山,复为薛岳部兜击,闻被擒千余人。14日第2师枪决共党百余人,公安局枪决三十一人,内俄人五名。其他各街枪决八十余名。女共党多人,被用棉花包裹,浇火油焚毙。夺回广州之李福林军,搜索潜伏市内各地之共产党极端严厉。一经发觉,立即捕获枪决。其数约达一千余名。街头尸体累累,凄惨之状,不堪寓目。”
周文雍率领赤卫队战斗到最后,已经没有机会突围,只得在市区隐藏起来。几天后,他被抓住,关进监狱。黄平闻讯后,赶紧找人营救。当时局势很乱,国民党还没来得及审讯犯人。黄平派人利用探监的机会,让周文雍吃辣椒,造成体温升高的假象。然后说他得了传染病,送到监狱医院治疗。公安局上了当,把周送到医院。一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司机梁梅枝,借了辆汽车,带了几个人,到医院把周文雍抢走。汽车开到东山,大家把周文雍的脚镣砸开。周文雍死里逃生,与黄平等人一起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