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監獄"獄友"鄭紹文 解密鄧中夏生命的最后時刻
作者 呂培厚 整理 胡鐵華
本文作者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鄭紹文同志專職秘書9年,他在擔任《鄭紹文回憶錄》編委,整理鄭紹文同志歷史時,發現鄭紹文與我黨早期卓越領導人、杰出的工人運動領袖鄧中夏曾被關在同一個監獄——國民黨南京監獄,並親眼目睹了鄧中夏寧死不屈、獻身革命事業的偉大壯舉。為全面反映鄭紹文與鄧中夏相識、相知、相別的情況,真實記錄鄧中夏在獄中所從事的革命活動,作者特撰此文,以示紀念。
1933年5月15日,鄭紹文同志因叛徒出賣,在上海地下黨機關遭到逮捕,被關押在國民黨南京監獄。不久,鄧中夏同志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供出真實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監獄。自此,這兩位曾經共同戰斗過的戰友,又多了一層“獄友”的關系,也正因為此,鄭紹文才得以親眼目睹鄧中夏在獄中堅貞不屈,從事革命活動的情況,才得以見証鄧中夏在生命中最后時刻的感人壯舉。
非常時期中相識
鄭紹文,192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在北平和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4月受黨委派,前往湘鄂西洪湖蘇區工作,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政治部組織科長,湘鄂西軍委警衛團政委,警衛師政治部主任、代理師政委等重要職務。鄧中夏,我黨創建初期的著名工人運動領袖。在黨的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任江蘇省委書記,負責上海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工作。1928年2月,接替李立三任廣東省委書記,4月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去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當選為赤色職工國際中央執委,留莫斯科工作期間參加了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1930年7月從蘇聯回國,任湘鄂西蘇區特委書記和紅二軍團(后改為紅三軍)政委兼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周逸群一起領導當地的武裝斗爭。王明上台不久,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並停止了他的工作。
在那個非常時期,鄧中夏受到了王明路線的無情打擊,在黨內高層經常被開會批斗。在眾叛親離的處境中,僅同鄧中夏在工作上有過短暫接觸的鄭紹文卻很敬佩和同情他。鄭紹文經常頂著壓力去拜訪他,找他聊一聊,給他一些安慰。1932年秋,鄧中夏回上海做秘密工作,“左”傾臨時中央領導人竟然幾個月不安排他工作,也不發生活費。鄧中夏全靠妻子在紗廠當學徒維持生活,但他毫無怨言。在鄧中夏奉調前往上海時,鄭紹文還私下演出了一場“送別”,情誼綿綿地送了他一程。
或是兩人有緣,僅一年后,鄭紹文同鄧中夏又相聚了。1932年11月鄭紹文被調回上海,任全國互濟總會宣傳部秘書長、總會秘書長,在剛剛擔任全國赤色互濟總會主任的鄧中夏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由於受到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影響,互濟會變成從事反對白色恐怖斗爭的一般赤色團體,不斷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鎮壓。1931年初,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互濟會工作決議》,互濟會工作一度出現新氣象,在援救被捕的革命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時隔不久,在“左”傾思想指導下,互濟會又把反對白色恐怖斗爭作為主要任務,一再號召會員去參加各種群眾斗爭,鼓動罷工罷課、上街游行示威等,使互濟會各級組織再次遭到破壞。鄧中夏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臨危受命,被中央指派重建互濟會工作。鄧中夏不顧過去曾在滬長年公開活動容易暴露的危險,以化名到處奔走,甚至公開出面召集會議演講,聯系各界支持革命的人士,很快打開了工作局面。
在鄧中夏的正確領導下,鄭紹文和互濟會的其他同志把營救被捕同志當成頭等大事。一方面積極與赤色國際互濟總會取得聯系,爭取國際援助﹔一方面四處奔走,為獄中難友聘請律師,爭取社會力量的支持。最終成功地營救了包括陳賡、廖承志在內的許多同志。
生死危機中相知
鄭紹文是1933年5月因叛徒出賣而被捕的。被捕當天,在上海地下黨機關工作的李仲雄來找他,鄭紹文警覺地注意到他后面不遠處跟著兩個人,憑多年地下工作經驗,感覺李仲雄叛變了。於是他一邊假裝與李仲雄搭話,一邊悄悄地把身上帶的幾張條子(上面寫著與鄧中夏聯絡的地點與暗號)捏成粉碎。可鄭紹文萬萬沒有想到,不久,鄧中夏也被捕,而且與自己關押在同一牢房。
那天,幾個國民黨憲兵押著一個人到鄭紹文住的號子來了,號子門的牌子上又加了一個名字,“施義即鄧中夏”。鄭紹文看了大吃一驚,由於當時環境的殘酷,一連串的問題不能不在他心裡琢磨:“怎麼鄧中夏也被捕了,是怎麼樣被捕的,身份暴露沒有。如果他的情況全被敵人掌握,我還能隱瞞什麼呢?”
鄭紹文細心地觀察鄧中夏的表現,來核實自己的猜測。鄭紹文看到鄧中夏他一進號子,就神情自若地和所有的人打招呼,談話應答從容不迫,毫無驚惶之情。鄧中夏見鄭紹文也在這裡,以同樣態度打了招呼,並沒顯示他們之間的特殊關系。鄭紹文還要進一步了解鄧中夏,於是湊到他身邊,小聲問道:“老大哥,你打算怎麼樣?”沒想到,鄧中夏卻樂呵呵地說:“打算到雨花台去!”說完他又小聲問鄭紹文:“你知道羅登賢的情況嗎,他在哪裡?”鄭紹文回答:“他上雨花台了。”鄧中夏聽完,沉思片刻后敬佩地說:“好啊,他先走了一步!”這一系列表現,讓鄭紹文得出結論,鄧中夏還是原來那個鄧中夏,他對黨的忠誠沒有變,他從進入牢房那天,已抱定了犧牲的決心。
在國民黨的牢房裡,獄友們有一個規矩,就是先進入號子的睡在床上,后來的睡在床下。如果關的人多了,最后來的隻有睡在馬桶邊了。鄧中夏進來那天,鄭紹文所在號子裡已經有七八個人,顯得很擠,為了表達對這位老首長、老英雄的敬重,必須想個辦法讓他睡到床上去。於是,鄭紹文小聲問鄧中夏:“你的身份暴露了沒有?還有什麼要隱瞞的?”“已經暴露了,還隱瞞什麼?”“那我就告訴全體犯人,讓你睡到床上去,那裡通風要好一些。”“你講吧。”於是,鄭紹文提高嗓門向大家招呼道:“各位,這位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的總政委鄧中夏。現在到了這裡,准備為黨、為人民獻出生命。我們應當照顧他,請他睡到床上去,大家同意嗎?”“好!歡迎,歡迎!”大家齊聲答應。剎那間,人們七手八腳,搬動位置,把鄧中夏推到鄭紹文身邊的高床上了。
第二天,在獄中放風的時候,早些時候入獄的陶鑄同志問鄭紹文:“昨天進來的是鄧中夏吧?他的態度怎麼樣?”“他打算上雨花台。”“是真的嗎?”“讓我再問問他吧。”回到號子裡后,鄭紹文就向鄧中夏悄悄說:“老大哥,同志們都很關心你的政治態度呀。”鄧中夏一聽,立刻從床上躍起,激動地表示:“你告訴他們,我鄧中夏燒成灰也是共產黨的!”
鄧中夏這個響亮的回答,立刻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所有的號子裡,大家聽了都非常欽佩。陶鑄同志提出倡議,要大家湊幾個錢買大肉面給鄧中夏吃,給他改善生活。不到半天,各個號子傳來了好幾元錢。那時,牢裡除了規定的牢飯外,還可以另外買大肉面吃。大家把錢交給鄭紹文,由鄭紹文把鄧中夏的最后生活安排得好一點。鄧中夏也很領情,毫不客氣,鄭紹文每次送來大肉面,他端起來就吃,隨時准備就義的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
見証鄧中夏的最后時刻
入獄兩周之后,敵人正式提審鄧中夏。可是,不到半個小時,鄧中夏就回號子來了。大家都很詫異,鄭紹文私下問道:“怎麼這樣快就結束了,他們審問你了嗎?”“問過了,我學給你聽聽吧。”他笑了笑,裝著法官的腔調表演起來。“你叫什麼名字?”“鄧中夏,又叫施義。”“你是共產黨員嗎?”“不錯,是共產黨員。”“你在黨支部裡干什麼?”“中央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政委。”“還干過什麼?”“夠了!夠槍斃了,還問什麼?”“賀龍紅軍中和你同事的還有哪些人?”“你明知道我不會講,何必問我?”鄧中夏哈哈一笑,拍著我的肩頭說:“就這樣五問五答,法官看再問不出什麼,便不問了,所以我很快就回來了。”
敵人以為逮捕了鄧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狠狠打擊中國共產黨,但鄧中夏卻用他的言行大長了黨的威信與影響。為了勸降鄧中夏,敵人派了曾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后叛變革命的余飛來挑撥他對共產黨不滿:“你是共產黨的老前輩,現在卻受莫斯科回來的那些小輩欺壓,連我們都為你感到不平!”鄧中夏輕蔑地回答:“這是我們黨內的事,你有什麼權利過問?一個患深度楊梅大瘡的人,有資格嘲笑偶爾傷風感冒的人嗎?”國民黨又派了一個所謂“理論家”來勸降,鄧中夏對他說:“假如你們認為自己是有理的,中共與鄧中夏是有罪的,那麼,就請你們在南京舉行一次公開的審判,量你們的蔣委員長第一個便不敢這樣做。”為了讓鄧中夏屈服,敵人對他使用了種種酷刑,均以失敗告終。
抱定“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犧牲的鄧中夏在獄中寫下了這樣的話:一個人不怕短命而死,隻怕死得不是時候,不是地方。中國人很重視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為了個人升官發財而活,那樣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雖生猶死,真比鴻毛還輕。一個人能為了最多數中國民眾的利益,為了勤勞大眾的利益而死,這是雖死猶生,比泰山還重。人隻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
鄧中夏對敵堅強果敢,卻要求獄友們講究斗爭策略,盡量不暴露身份,不做無謂犧牲。有一次,鄧中夏問了鄭紹文被捕的情況之后,叮囑道:“你要力爭在南京解決問題,不要搞到漢口去。那裡叛徒多,一去就會暴露。”他還說:“一個被捕了的共產黨員要當烈士很容易,隻要說出自己的行為,慷慨就義就行了。一個黨員在監獄裡的任務,就是盡量減少黨組織的損失,盡量打擊叛徒活動。”
在獄中,為了擴大黨的政治影響,打擊叛徒的出賣活動,鄭紹文請鄧中夏公開講一講中國革命史,指出革命戰爭的前途。鄧中夏十分贊成,經過一番准備后,他給大家講了兩個小時,讓獄友聽了都很受感動,更堅定了革命到底的決心。
鄧中夏身份暴露后,由於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不肯就范,遂被定為死刑犯,轉移到了另一牢房。在即將告別人生的時刻,他給黨中央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寫道:“同志們,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斗吧!最后勝利終究是我們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鄧中夏從容地穿好衣服,大聲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和“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大步向刑場走去。臨刑前,憲兵問:“你還有話嗎?”鄧中夏回答:“對你們當兵的人,我有一句話說,請你們睡到半夜三更時好好想一想,殺死了為工農兵謀福利的人,對你們自己有什麼好處?!”敵人害怕鄧中夏同志進行革命宣傳,命令立即開槍。就這樣,在雨花台下,鄧中夏為共產主義事業英勇地獻出了年僅39歲的生命。
鄧中夏犧牲的消息是兩天后傳入鄭紹文牢房中的,那天早上,監獄一個姓楊的看守士兵偷偷告訴鄭紹文:“鄭先生,前兩天與你同號子的那位鄧先生,今天清早槍斃了。好人啊,真是好人!”聞知鄧中夏犧牲,鄭紹文心裡像大海翻騰,很難平靜下來。當天晚上,鄭紹文寫了一首悼念他的小詩:“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熱血酬壯志,三春草木寒。”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在國共結成統一戰線的有利形勢下,鄭紹文經黨營救出獄,赴延安黨校學習。經中央組織部審查,並經陶鑄同志証明他在獄中堅貞不屈,沒有變節行為,爾后重新成為我黨、我軍的高級領導人。
20世紀50年代,鄭紹文因提出“以法治國”的理論,曾被錯誤處理,從國家司法部副部長降職為廣西一個地區的副專員。粉碎“四人幫”后,鄭紹文得到平反,1980年被中央重新安排到最高人民法院任副院長。說到這段歷史,鄭紹文從無怨言,總是拿鄧中夏等先烈來比較,他對兒女們說:“作為共產黨員,隻要是黨組織需要,不管怎麼審查我們,都要經得起考驗。你們想想看,鄧中夏、江姐已經看不到今天了。我們畢竟看到了今天,所以我們還是幸福的。”在談到鄧中夏的犧牲時,鄭紹文曾借用毛澤東的話“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以此來告誡我們后人不要忘記先烈們的英雄業績,要學習他們對待生死和個人利益的態度,為了他們未競的事業,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如同鄧中夏那樣,生也偉大,死亦偉大。
1993年10月23日,鄭紹文因病在北京逝世,根據其生前遺願,由其夫人曾毅同志偕子女以及部分老戰友,將他的骨灰撒入武漢長江萬頃波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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