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是大名鼎鼎的王明（原名陈绍禹）的胞妹。她经历过长征，又参加了西路军，死里逃生。而因为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这个名字长期被历史的烟云尘封。
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她出生时，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而陈映民出生后第7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求学在外。
1931年春，陈映民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陈映民抱上她3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途中，陈映民不慎丢失了孩子。随军入川后，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
1936年10月，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西路军损失惨重，陈映民被俘后，被押解到青海省城西宁，在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和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一起日夜做苦工。后来，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几经颠沛流离，她返回到阔别5年的故乡。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投奔她的“禹子哥”陈绍禹。这时，陈绍禹早已改名叫王明，坐镇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改名王营受到连累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但命运弄人，这次改名反而为她以后的悲剧埋下更大隐患。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且她所改的名字王营，被认定为追随其兄的所谓“证据”。
“文革”期间第二任丈夫被整死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王营这一名字，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陈映民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摘编自《党史博览》）
被王明连累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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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国民党逮捕了王明的父亲陈聘之、妹妹陈觉民与妹夫汪惠生3人，关在霍山县监狱，还动用了重刑。汪惠生的父亲是个小地主，他变卖了几亩地，疏通关系，使陈聘之等人在入狱一年多后重新获得自由。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文革”期间王明在国内的亲属再次难以避免受到他的牵连。
1957年5月，陈聘之病故后，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文革”爆发后，红卫兵在“横扫四旧”时冲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见到这里有王明父亲的坟墓，砸碎了墓碑，掘了坟墓。从1979年到1980年，政府拨款修复了陈聘之的墓。
王明的岳父母这个时候也受到株连，生活艰辛，先后病逝。王明的弟弟甘宁（陈绍炜），更是惨遭酷刑，几乎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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