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wuhuzx.gov.cn/NewsDetail.aspx?pSysID=2850孙栋华
最初的人生觉醒——逃婚的童养媳
1915年3月8日,在芜湖石桥港(现名花津路)一户姓喻的人家,出生了一个小女孩,她本名喻志华,后来当她踏上左翼文艺运动舞台的时候,取名王莹。
王莹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父亲叫喻友仁,又名喻跃甫,母亲姓王。他们都进过洋学堂,受到新式教育。从学校毕业之后,父亲到离芜湖不远的一个小县城教书,母亲就在当地小学堂带课。祖父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全家人过着平静的日子。
王莹小时候,就受到过最初的艺术启蒙教育。5岁那年,父亲在南京亚细亚火油公司谋到了一个稽查的位置,王莹随父母亲搬到了南京,不久就进了小学读书。以后两年里,父
亲职位不断升迁,收入增加,家境好转,但母亲的身体却逐渐垮下来。王莹7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不久,父亲搬了家,娶了后妻郑氏。由于同后母的关系不好,次年,王莹被父亲送回芜湖,同祖父母共同生活。王莹随即进了圣爱小学读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位于周家山(现长江路与劳动路交口),管教很严,离县城又很远,学生与外界是完全隔绝的,过着死气沉沉的生活。
4年之后,王莹小学毕业了。这时她的父亲从南京回到芜湖,做主将她送给一个陶姓人家做童养媳。他由于在南京的职务干得不得意,决定到上海谋发展,自己开公司。为此,
他还在亲友中间招募了一笔股资,陶家这时也投入了若干股金。
陶家是一个殷实人家,在下长街上开了绸缎店和广货店,是长街上数一数二的两爿大店。1926年的春季,王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于是陶家就同意她继续读书。
二女师是清末民初安徽几位爱国进步的教育家创办的新式学堂。王莹从一个死水般的教会学校,一踏进二女师这个师生思想活跃的新学校,一开始是不适应的。她的作文水平较高,但性格孤独,与同学关系不睦,她又长了疥疮,大家也嫌弃她。她背下向好朋友掉眼泪。当时,学校聘请了一批青年教师,把进步思想带上了课堂。阿英(即钱杏邨)那时也在二女师教课,他教英语和历史,讲课十分生动,常常离开教科书,介绍鲁迅先生著作,介绍全国各地和芜湖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情况,并且鼓励学生不要读死书,而要关心社会,关心人生。这些激起了王莹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愿望。她后来回忆自己这段生活经历时说:“参加革命前,受阿英先生的影响甚大”。社会上的风云变幻给王莹带来了更大的冲击。自光绪二年(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医生、海员等等纷至沓来,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筑码头,坚船利炮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引发了尖锐的东西文化冲突。由于交通便捷,商业繁荣,人口稠密,芜湖也是新兴革命家、思想家关注的一块热土。自辛亥革命以后,一大批先进的人们,都曾先后在芜湖发表演讲,兴办学校,出版书刊,组织工运学运,发展党团组织等等,把这个古老的江城搅动得热气腾腾。王莹进入二女师前后,多少次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人如潮涌,在长街上陶家门前走过,罢工罢市罢课沸沸扬扬,成为课堂上、街巷里议论的热点。王莹年轻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从学校回到陶家,王莹犹如掉进了一口枯井,她的婆婆管教很严,不准她参加学校的各种社会活动,还要她在学校织毛线手套卖钱,在家里,她也是半个仆人,要操持家务,服侍小姑子、小叔子。更使王莹的命运雪上加霜的是,她的父亲在上海办的公司垮了,陶家的投资有去无回,王莹成了替罪羊,受尽了恶言恶语、冷言冷语,日子更加难过了。
最使王莹感到绝望并促使她决心逃离陶家而走向新生之路的,是她的未婚夫的堕落。王莹到陶家时,她的未婚夫在教会学校圣雅各中学读书,两颗年轻的心逐渐靠近。但王莹的婆婆怕以后儿子只听老婆的话而冷落了自己和弟弟妹妹,所以提防他们接近并教唆儿子要给王莹一点“怕矩”。她的未婚夫便慢慢疏远王莹了。当时,圣雅各中学爆发了
收回教育权的爱国斗争,进步学生提出了废止早晚祷告,并且在晚祈祷时,撕毁圣经,奋力跺脚,掀起了反帝爱国学潮。王莹的未婚夫不仅置身事外,毫无热情,而且还染上了恶习,
抽鸦片,逛妓女院。王莹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她再也待不下去了。她来到了好朋友汪授华家,说:“我俩能不能出去闯一闯?我再也不能忍耐牢狱一般生活了。到外面总是有办法的,比在牢房里好。”并一再央求汪授华跟她一道走。但汪刚生孩子不久,无法同行,就婉拒了她。
几天后,王莹逃出了陶家,在外祖母的帮助下,乘大轮溯江而上,到达汉口,投奔舅母。从此,她踏上了社会,开始了人生的新一页。
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挣脱军阀的魔爪
王莹在舅母家住了几天之后,又转道长沙,通过表姐夫的关系,进入湘雅医院附设高级护士学校学习,将名字喻志华改为王次男,不久又改为王克勤。由于她经历过生活的坎
坷和进步思潮的熏陶,人也长得较高,所以显得比较成熟,很快融入班上同学之中。但平静的校园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北伐军节节胜利,逼近长沙,社会上弥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不少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组织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湘雅护校这座教会学校,行动自然慢了一拍,但王莹却勇敢地跨出校门,参加了学运。进步学生在湘雅护校对面的雅礼大学礼堂,组织了一次演出,引起了轰动,连外国人也去看了。演出的话剧描写的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被卖到豪绅家做丫头,不堪主人一家的虐待凌辱打骂,挣脱牢笼,逃奔自由的悲惨而英勇的故事。王莹就扮演了那个农民的女儿。这是她第一次登台表演,面对几百双眼睛,不免有些胆怯心慌。但想到自己的经历,同剧中的角色,就自然而
然地化为一体了。演出结束时,观众长时间鼓掌,议论,久久不能平静。王莹这次小试身手,把自己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通过舞台,表达了出去。在这之后,王莹和同学们一起,常常参加校际间的各种革命活动,成了一名活跃分子。 不久,马日事变爆发,长沙街头流淌着工农大众和进步青年的热血,王莹所认识的一些进步学生,被抓的抓,被杀的杀,有的潜入地下,有的远走他乡,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被镇压下去,湘雅护校也陷于停顿状态。王莹和一位好友因为参加过学生运动,也处于危险境地,因此便离开长沙,到武汉一家医院去做看护。在武汉,王莹继续同一些革命青年接触,还冒险为他们送信到长沙,传递消息。曾经一起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同学,也经常给她写信,谈论革命,抨击军阀。这些信被军阀查获了,就抓了几位同学,追查王莹的下落,经过湘雅医院院长的保释,被抓的同学才被释放。一位王莹的好友匆匆从长沙赶到武汉,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王莹,并且说:“湖南情况相当混乱,看到稍有可疑的人就抓就杀,他们到处找你。武汉离长沙太近了,在这里也有危险,你赶快逃得远远的吧!”
王莹匆匆收拾了行装,在一位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的朝鲜青年带领下,搭乘江轮东下,逃脱了军阀伸向她的魔爪。经过实际斗争的初步锻炼,王莹已经成长起来了。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有的颓唐,有的转向,也有的还在继续战斗。王莹怀着追求进步的信念,向着当时革命青年汇集的上海进发。
踏上左翼影剧道路——崭露头角的文艺明星
——“尼姑主义者”
1927年秋,王莹来到上海。她先在浦东一个小镇的小学教书,约半年时间,经过一位革命青年介绍,进了中国济难会。济难会是中国共产党联合进步人士发起组织的群众团体,主要任务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
王莹加入济难会以后,与其他两位女同志一道住机关做掩护,帮助传递信件、文稿。当时,阿英、郁达夫正在帮助济难会编印半月刊《白华》,太阳社的孟超、蒋光慈以及创造社的华汉(阳翰笙)等人也经常出入济难会。王莹因此认识了一大批革命青年作家,并且自称为太阳社的小妹妹。王莹与老师阿英相遇,再次直接受到他的教诲,使这个初次踏入繁华大都市的女孩子的人生第一步,就迈得稳当、扎实。在济难会两位异姓姐姐的帮助下,经过阿英、华汉的介绍,王莹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少年党员。
1928年春,王莹考上了上海艺术大学。当年12月,法电工人举行大罢工,上海艺大的学生支援罢工工人。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与法租界巡捕房勾结,在课堂上捕去男女学生、教师43人,王莹也在其中。他们被关在巡捕房里,被剥去衣服灌自来水,晚上就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同学们都冻得大喊大叫。王莹这时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定;她将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改动,唱道:“我不是在人类中间偏偏来爱你……”鼓舞大家的斗志。经过党组织和正义律师的营救,王莹等人先后被释放了。但上海艺术大学从此陷入停顿,不久就解散了。此后,王莹先后在复旦大学暑期班、中国公学、暨南大学等校继续读书。
1929年秋,根据党的指示和斗争的需要,由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人提出并发起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舞台上,艺术剧社第一次实践了无产阶级戏剧的理论,取得了
最初的经验,为后来蓬勃开展的左翼革命戏剧运动奠定了基础。艺术剧社以文化界的党员为核心,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和爱好戏剧的文艺青年,有八九十人。王莹积极参加了艺术剧社的活动,从此踏上了左翼戏剧、电影生涯的道路。艺术剧社于1930年1月初,在宁波同乡会举行了第一次公演,王莹主演了《炭坑夫》。以后,又和其他同志参加了移动剧团、联合剧团,到店员工人同乐会、纱厂、学校以及南京、南通等地演出。在艺术剧社被封之后,王莹又先后在辛酉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十年代剧社等,演出了很多剧目。在左翼戏剧舞台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显现了她的艺术才能。由于舞台演出的时空限制,当时又无技术手段加以保存,因此,现在我们已无法复原王莹的演技和效果,但可以从同时代人的叙述中去加以感受。王莹说过:“我的舞台演出的次数最多的是《妒》,最拿手的也是《妒》”。《妒》是一出只有两个演员的独幕长剧,与王莹演对手戏的是素有“千面人”之称的表演艺术家袁牧之。看过《妒》的演出的赵丹后来回忆说:“我们都被这两位演员如此细腻的交流,如此强烈的节奏,如此翻肠倒肚的相互折磨的情景,也就是被他俩的高超演技完全征服住了”,“台下观众鸦雀无声,然后‘哗’地爆发了一阵雷声。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曾经与王莹同台演出过《酒后》的潘孑农说:“王莹的演技朴质自然,没有斧凿痕迹,吐词略带安徽乡音,富于生活气息”,“这位才华横溢的演员,摒弃了那种容易流于矫揉造作的形式演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角色天真无邪的内心世界,突出了清新绚丽的喜剧风格。欣赏王莹的演出,总感到是一种莫大的艺术享受”。
1932年,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人,经过党的批准,以明星影片公司剧本顾问的名义,进入电影界。不久,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确立了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影小组为各影片公司编写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剧本,积极组织影评,组织输送一批左翼文艺工作者到各影片公司中去。王莹这时进了明星影片公司。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王莹主演了3部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思想意义的影片。第一部是《女性的呐喊》,第一次在中国银幕上展示了中国工人的生活,展示了最受剥削、最受压迫的包身工——“罐装了的劳动力”的非人遭遇,表现了她们的觉醒。第二部是《铁板红泪落》,第一次强烈地暴露了旧中国农村中地方土豪的罪恶和农民被压迫的痛苦,第一次大胆和勇敢地描写了中国农民起来同地方武装势力的斗争。这是当时农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电影中的曲折反映。第三部是《同仇》,通过一个家庭伦理故事,巧妙地宣传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思想。这些影片从拍摄到放映,都遭到国民党电影检查机构的阻挠和查禁,检查官说看了“心惊肉跳”,横加删剪。但对当时泛滥在银幕上的荒诞恐怖、打闹搞笑的习气,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因而受到观众的广泛注意和好评,更得到左翼影评的鼓励和支持。王莹虽然是初次从戏剧舞台登上银幕,缺乏在摄影镜头前的表演经验,但她对艺术严肃认真,刻苦磨炼,因而得到了《铁板红泪落》的导演、素以排戏要求十分严格的洪深的赞扬。王莹为左翼电影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演出和拍电影之余,王莹还在报刊上开始发表文章。《沙仑》、《现代》、《东方》、《妇女生活》、《明星》、《申报·自由谈》等都常刊出她的散文和诗歌。这一时期,她的散文如
《春雨》、《旧居》、《剪秋罗》(一组3篇)等,主要是抒情小品,风格清新,感情真挚,文辞优美,显示了高雅的品味和深厚的修养。除了抒发个人的人生体验之外,她也十分关注穷苦大众的生活和命运,笔底常常流露出对他们的关心和同情。如在《南通归途》中,她写了深夜里背负重物的挑夫们悲痛沉重的呼喊,写了因为没有钱交“走路捐”而被推倒在地的穿着褴褛的乡村姑娘,发出了“资本家和某某才是强盗”的斥责。王莹还注意用笔记录自己创造角色的过程,如《反光板下的一周间》等。一个在舞台和银幕上崭露头角的年轻女孩,又在报刊上频频发表作品,很快就引起了观众和读者的注意。有的报刊评论说,“本来文坛和影坛漫不相关,文电交流似由王莹开其端”,有的称她为“文艺明星”,有的认为由于“她有独特的风格,在文学上戏剧上的成就”,因此是一位“未来型”的明星,是“中国电影进展的一种路
标”。1933年8月,王莹到济南、青岛拍戏,当地报纸还出专刊加以介绍。
面对声名鹊起、地位改变、收入增多,王莹并没有在灯红酒绿之中迷失自我。她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清醒和自觉。她几次搬家,居住的都是廉价的石库门房间或白俄开设的公寓,房间里一床一桌两把椅子,一只皮箱,上面堆放着几本鲁迅、屠格涅夫的作品,过着清贫的生活。这与当时某些年轻女明星的生活和情趣真有天壤之别。夏衍评价她说:王莹“关心的不是名誉地位,而是怎样才能更好地用文艺这一武器来为革命服务。这就是王莹魂牵梦萦的一种精神境界”。王莹平时慎于交友,来往的也多是进步青年,很少参加纯交际性的应酬活动。有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多次追求王莹,都被婉拒。有一次他请王莹看戏,王莹回绝了。第二天,他就将为王莹买的戏票寄给了她,戏票上画着戏院里坐着一个以泪洗面的人,旁边空了一座位。还有一个姓吴的青年,追求王莹而不能如愿,就写了一篇《上海的忧郁》,描写了他诚惶诚恐的心情。王莹当时风华正茂,才艺双全,却如此高洁、自律,确为一般人所不理解。不知谁送给王莹一个雅号:“尼姑主义者”。这很快传开了,成为王莹持身清白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