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的两篇文文 [复制链接]

刚看了一下，我好像已经有差不多三年没在这里发过主题贴了，自己都觉得有点惊讶。怎么这么久了呀？大概是我这几年太懒了。
今年1127刚过去。最近几天断断续续地写了两篇文文，发到这里吧。

涅槃——写在“一一·二七”第六十四个纪念日
    又是一个“一一·二七”纪念日。
    毫无疑问，六十四年前的这一天是个黑暗的日子。那是1949年，大西南重庆，血腥的屠杀已于几月之前拉开了序幕。起初还是“择其要者”有计划地分批处决，而到了11月27日夜，自知覆灭在即的国民党政权将枪口几无差别地对准了关押于各处监狱的政治犯们。一夜之间，几百个活生生的人在肆虐的枪声和烈焰中离去，甚至连襁褓中的婴孩也难逃厄运。据说自那以后，每到11月27日，山城的上空都飘着淅淅沥沥的寒雨。
    以往到了这一天，我总会写点什么，这几年却愈发懒得动笔。这原在情理之中：即便再过一千年一万年，已成既往的历史也不会改变分毫。时不时地问自己：还有必要隔三岔五地把这陈年旧事翻出来说一遍吗？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不曾忘记，说或不说，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然而历史虽还是原来的历史，一年年时过境迁，有的东西却实实在在地变了，比如我的年龄。小时候，几十年前的那些殉难者们在我眼中都是那么的伟岸而又遥远。我总以为他们是因为比我高、比我大，才能表现得如此勇敢。而我一天天长高长大，他们的年岁却一直停留在一九四九年的冬天。翻看着他们的照片，满眼的青春风华，不提防间便刺痛了双眼，那些镌刻在石碑上的名字也忽而变得生动起来。那是一群大多只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啊。作为同龄人，虽说隔着这许多年的光阴，虽说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是如此的不争气，但或多或少总该有些共同之处吧。反正我知道，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他们，生活的美好都还远远没有能够充分地展开。明天，还有太多的惊喜值得期待。我往往觉得无法想象，他们究竟是如何毅然决然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向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无数个明天告别，甚至来不及挥一挥手。于是我相信，这世上确实有着、至少曾经有过真正的勇者。
    “一一·二七”，一个用悲壮的死亡写就的日子。这悲壮的死亡，确乎曾经强烈地震撼着我。然而当我一次次回顾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最令人为之动容的也许倒不是对死之恐惧的征服，而是对生之美好的执着追求。不然的话，这世界上最值得钦佩的人就该是轻生者了。实际上，古往今来不避生死的人多而又多，却未必个个都当得起后人的景仰。不是有人一听到帝王要传位给自己便毫不犹豫地举身赴水吗？在他看来，生命至多不过是一样工具，不想要了便弃之如敝屣；更有些糊涂虫，不单赔上自己的性命，就连一家老小也一道殉葬，死得于人无补，于己无益，仿佛他们只是实现某种理念的手段，生死皆不足惜。须知生命每人只有一次，惟有在珍惜它的人手上才会获得真正的意义，哪怕最终的结局是在某种极端情况下的抛舍。否则，生命就只是宝哥哥的玉，横竖不喜欢，砸了便砸了，甚至不值得一声轻轻的叹息。
    一般来说，人们总把活着当做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可一旦被置于极其严酷的环境之下，活着就成了勇敢者的选择。六十四年前的那些殉难者在死亡面前没有颤栗，在生命面前表现出的勇气却更令人惊叹。哪怕身陷囹圄，他们也依旧在学习、在锻炼、在憧憬、在精心地呵护着成长中的下一代。甚至当死神的阴影整日在头顶徘徊不去，甚至当杀气腾腾地钢刀架在颈上，也总有那么一些人在顽强地活着，而且要活得认真，活得精彩。人的生命既有长度，又有厚度。不到非在鱼和熊掌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刻便不可轻易放弃生的渴望。而也正是出于对生命的珍爱，当生与义彻彻底底地不可得兼，他们宁可不要长度，也不肯让一时的苟且把自己的整个人生变成一张轻飘飘的薄纸。敢向生而死，亦敢向死而生，这是确确实实地读懂了生命的真谛，而且用最大的热忱拥抱过生活当中的每一天。
    于是几百条生命就那样干干净净地定格在一九四九年那个距离春天仅有一步之遥的冬天里。后来，他们化作高高矗立的花岗岩石像，在每一个黎明注视着歌乐山间冉冉升起的朝阳。但透过那坚硬的石头，只要你用心去看，就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身躯。肉体已化黄土，灵魂却获得了持久的生命，曾几何时，我以为这不过是活人的美好愿望。而现在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高贵的灵魂不是游走在某个不为人知的神秘世界，而是实实在在地活在每一个铭记着这一切的人心里。
    所以我相信，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因此我更愿意把六十四年前那场殉难看作一次涅槃。那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延续，直到永恒。

说说那些个叛徒
    “一一·二七”纪念日刚刚过去。在缅怀那些为理想付出生命的人们同时，忽然觉得在黎明之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很值得说上一说，那就是叛徒。之所以说他们特殊，是因为和烈士相比，叛徒的个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其实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叛徒这个物种的存在是普遍性的。随便找几位英雄烈士的生平事迹，往往都会在其中找到这样一句话：“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一座座不朽的丰碑后面，我们老是能找到这么几根耻辱柱。同样的，在红岩英烈这个伟大的群体背后，我们也能找到叛徒的身影。若论起人格，一万个叛徒也比不上一位烈士。但很不幸，叛徒的破坏力却绝对和人格之高下成反比。多少人豁出性命想要守住的秘密，一旦出了个把叛徒就有可能被昭告天下。万一这叛徒的级别又比较高，那简直是动动嘴皮子就足以把一大群人拖向死亡。有句老话说，坏人比好人出数，也许就是这么个道理。
    叛徒是可耻的，这一点基本没有例外。贪生怕死是一切叛徒的共同点，或者倒过来说，非是贪生怕死也成不了叛徒。不过在道德层面上，叛徒和叛徒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死心塌地卖友投敌的是一类，比如刘国定和冉益智；怕疼怕死意志崩溃的是另一类，比如李文祥和涂孝文。后一类多多少少比前一类强那么一点，我想这是大部分人都能认同的看法吧。
    以上提到这几个叛徒都比较有特色，下面就详细地说上一说。
    先说刘国定和冉益智。这是一对难兄难弟式的人物，我们不妨把他们放在一起谈。以往我们老说样板戏里的人物太过脸谱化，但凡是叛徒就必得猥琐不堪。可看看这两个人就会发现，要论起猥琐，戏文里的王连举之流还真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被捕之前级别相仿——分别是中共重庆市委的正副书记，被捕之后都是没过多久就彻底叛变，而且完全不以为耻。这两个人的行为已经很难用“受不住酷刑”之类的理由解释了。他们似乎是无比积极主动地加入了特务组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旦开始出卖自己过去的同志，能多卖一个就绝不少卖一个，两个人争着卖比着卖，节操什么的，早就扔到爪哇国去了。他们大概早就忘了，那些被他们送进黑牢里，甚至断头台上的人，原先都是和他们在同一个壕沟里摸爬滚打过的战友，以往未必不曾满面笑容地招呼过彼此的名字，未必不曾亲切地摸摸彼此的小儿女们红扑扑的脸蛋儿。最不济，那也是一群人，一群活生生的、有感情有意志的人，而不是只能当肉吃的鸡鸭牛羊。他们恐怕只会记得，这些人的姓名和地址、头颅和鲜血，都不过是他们用来邀功请赏的工具。他们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横竖升官的是我，赚钱的是我，而死的是你，哭白的是你爹娘的头发，哭红的是你儿女的双眼，管他呢。
    这俩人就不要跟烈士们比了，压根不在一个层次上。就算跟同为叛徒的涂孝文等人相比，也绝对是奇葩中的奇葩，极品中的极品。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人数不少，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人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铁骨铮铮的革命者。在这么一支优秀的队伍当中选出的正副书记居然都是这样的货色，放在统计学上绝对属于小概率事件。很不幸，这小概率事件偏偏就发生了。而这造成的后果，也实在太惨重了。
    我总觉得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参加革命时就动机不纯。在那个年代，参加革命是说不定要掉脑袋的。敢做这种高风险的事情，可能的动机无非有两个，一是出于信仰，一是出于功利。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前者也许会很坚定，也许会做软骨头，但后者必然只能是软骨头。这种人根本就是政客，一心想着高风险高回报，倘若侥幸没有被捕，解放后必然成了革命的功臣，极有可能轻而易举地爬上很高的位子，从此作威作福，好不威风。像刘国定，早在被捕之前就露出了贪官的迹象：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他居然可以有经济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他参加革命完全无关理想信念之类的东西，而只与实实在在的利益挂钩。这种人一旦被捕，不立马叛变还等什么呢？等着受刑罚挨枪子吗？笑话。赔本的买卖，精明如他者才不做呢。冉益智更是可笑。大屠杀的枪声响过以后，他居然还敢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他想必以为知道他底细的人都早就死光了，他又有机会投向刚刚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他的荣辱观实在叫人叹为观止，而且不得不说，他绝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否则手上沾着那么多共产党人的鲜血，还指望着重新混进共产党内，说不定还想着日后出将入相封妻荫子，真是不怕案头三尺有神明啊。可惜他打错了算盘，一露面就被在大屠杀中躲过一劫的幸存者们戳穿原型，随后很快被缉拿归案。后来，这两个叛徒均被处以死刑。和烈士们相比，他们的生命并没能长上太多，而除了送他们一句“遗臭万年”，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们用整个人格换来的，不过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年苟活。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这买卖做得，到底还是赔本了，赔得什么也不剩。但这又能怪谁呢？活该啊您呐。
    也许有人会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经常看到这样的问题吗：如果换做是你，你确定自己不会当叛徒？我当然不敢确定，其实在和平年代，就算我拍着胸脯告诉你我铁定不当叛徒也是白说。且不说你信或者不信，连我自己都觉得在完全没办法验证的情况下胡乱下这种担保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要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害得别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撞墙的心思都有了，还会招摇过市地显摆自己的光荣事迹去？这内心强大得，还真叫我辈望尘莫及。
    跟这两个人相比，李文祥在被捕之初尚且是个不折不扣的壮士。严刑拷打之下，他也是一条铁打的汉子。然而入狱八个月之后，他出人意料地叛变了。实事求是地说，身陷铁窗黑牢之中，自己的生死攥在敌人的手掌心儿里，每晚望着夕阳的余晖，却不知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曙光，这钝刀子割肉的折磨的确很容易消磨人的意志。但那么多朝夕相处的人都顶天立地地坚持着呢，按照常理，就算照葫芦画瓢地随个大流儿，叛变也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可他确实是叛变了，而且导致已受过严重打击的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受重创。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李文祥却反其道而行之，“近朱者黑”。身边有着最好的榜样，尚且还会沦为叛徒，这实在是无可救药了。
    说到李文祥叛变的原因，爱情的因素倒确实占了一席之地。彼时他的妻子也被关在狱中，他担心她会被拖死在牢里。他也许觉得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在他叛变之后，夫妻二人均获释出狱。但实际上，他把妻子拖入了痛苦的深渊。他大概很爱他的妻子，然而他终究不知道她爱的究竟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倘若他作为一个英雄死去，她失去的是爱人，却不会失去爱情。我相信，她甚至愿意同他共赴刑场。可他叛变了，这等于告诉她，她把自己最宝贵的爱情献给了一个压根不值得爱的懦夫。爱人没有了，爱情也没有了。对一个女人来说，天塌地陷不过如此吧。
    李文祥为自己的叛变找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到了这步田地，三观已经阵亡，恬不知耻的劲头早把他那曾经也闪过光的灵魂磨得一干二净了。可说一千道一万，叛变就是叛变，什么理由都不能为他抹去身上的耻辱。
    涂孝文刚好和李文祥相反。被捕之后没过多久，涂孝文就成了叛徒。和刘国定、冉益智二人相似，他在党内的级别也相当高。由于他的出卖，一大批党员遭到逮捕，其中包括著名的江竹筠等等。这些人绝大多数于重庆解放前夕牺牲。
    涂孝文被李青林、江竹筠两位分别骂了一顿，骂得头也抬不起来，可见他还是知道天下有羞耻二字的，否则骂便骂了，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尚未泯灭的良心令他觉得无地自容，看着那些始终坚贞不屈的人，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被押往白公馆后，在陈然等人的帮助下，他守住了最后的防线，拒绝进一步参加特务组织的工作，没有像刘国定、冉益智那样从外面一直烂到内里。
    1949年10月28日，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十人一同被公开杀害于重庆大坪。生命的最后时刻，涂孝文终于没让自己像一条狗一样死去。刑场上的他表现得足够英勇，以致目睹这一幕的老百姓们压根就没看出他曾是为人所不齿的叛徒 。涂孝文的叛变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故而从感情上，我觉得他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可原谅。但从理智上，我又不得不说，他并不是个完全意义上的坏人。须知道“知耻者近乎勇”，况且“朝闻道，夕死可矣”。能在临死前挺直了曾经弯下去的腰杆，这也算是勇气的另一种吧。
    这么说来，叛徒这个群体，还真是各有各的特色。人性之复杂、之纠结，大概都在这里暴露无遗了。同时也能看出，成为英雄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得不怕坐牢不怕挨打不怕被杀，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煎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各项技能全满。但凡有一样不行，一步之差没准就成了叛徒。再要回头，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到底也洗不清这一辈子的污点。
    于是在又一个“一一·二七”纪念日之后，说说那些个叛徒，这叫我更加敬仰，也更加怀念当年用满腔的热血诠释了理想和信念的烈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