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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两篇回忆胡其芬的文章——《怀念胡永萱》《小红帽》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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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若水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楼主  发表于: 2015-12-30
— 本帖被 岁寒 设置为精华(2015-12-30) —
怀念胡永萱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之际,当年在南京参加运动、组织秘密学联的老战友,应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邀请来南京开座谈会。回顾过去在白色恐怖下,投身革命的峥嵘岁月,心情十分激动,特别是重见了好几个分别将近五十年的老同志,感到格外高兴。同时,也自然引起我对我的堂妹胡永萱的怀念。胡永萱,当时是南京秘密学联在南京女中的骨干,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渣滓洞。开座谈会时,我眼前显现出渣滓洞监狱旧址、女牢房墙上挂着的胡永萱的照片。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出差到重庆,特地请在重庆工作的胡永萱的姐姐陪我去凭吊胡永萱牺牲的旧址。渣滓洞监狱在陡峭的歌乐山下,山上高墙耸立,包围着这座两层楼的牢房,岗楼还保持原样,现在都作为美蒋反动派罪行的铁证。女牢房在楼上,虽然牢门现在是敞开的,牢房里仍然阴森可怖。见此情景,可以想像当年蒋匪特务对烈士们的残酷摧残和烈士们英勇斗争的精神。牢房墙上挂着同关在那间牢房的烈士们的照片,在胡永萱照片上,圆圆的脸,戴着眼镜,端庄、文静,已经不是青少年时期的稚气,但仍然像过去一样亲切的看着我,她的声音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她姐姐向我讲述我们别后她的一些情况和牺牲经过。敌人在灭亡前夕,对革命同志进行集体大屠杀,重庆解放后,她姐姐几次寻找胡永萱的遗体都没找着。回想我在一九四一年去苏北敌后,和胡永萱重庆一别,竟成永诀,在分别四十二年后,才第一次在女牢房里见到她的照片,可是我们已不能见面了。青少年时期的往事,多年来对她的怀念和悲痛,一起涌上心头,我抑止不住自己的眼泪。


    歌乐山下,美蒋罪行展览馆的大厅里,陈列着许多烈士遗照供群众瞻仰,其中也陈列了一张胡永萱烈士的放大照片,并有如下简要的介绍:


    “胡其芬同志,化名胡南,原名胡永萱,湖南长沙人,共产党员。早期曾在《新华日报》工作,并转延安鲁艺学习。一九四六年重庆谈判时,她作为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在重庆、南京做机关工作。后转入地下,在重庆女青年会找了一个公开职业,广泛接触各界妇女,党内任重庆市委妇委书记。因叛徒出卖,一九四八年被捕,先关在伪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半年后转到渣滓洞监狱。她文笔犀利,坚定沉着,在狱中还教难友学英文。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殉难于渣滓洞,时年三十岁。”


    这只是她生命最后几年的极其简略的介绍(后来美蒋罪行展览馆编写的胡永萱的生平事迹,记载较详尽,并对这个简介个别地方有更正。如胡永萱是湘潭人,不是长沙人,她去延安在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央党校工作,不在鲁艺学习),但也可以看到她的基本概貌。她的生命是短促的,她的一生特别是最后这几年,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渡过的,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虽然当时我正在苏北敌后,对她的经历完全不知道,但后来听到她姐姐叙述的情况,我感到她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革命品质,在最后期间更成熟、更高尚了,我深深受到感动。


    抗战前,我家和叔父家先后迁居南京,胡永萱是我叔父小女儿,我们都在南京进学校。我们两家兄弟姐妹就像一家人,课余时间或假期,我们一起爬紫金山,一起到玄武湖划船,一起讲学校里的生活。时间象流水一样过去,然而随着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腐败黑暗,凡是有热血的青年,哪里还能安心读书。“九·一八”事变发生,正是胡永萱跨进中学大门的时候,全国各地学生纷纷来南京示威请愿,我和胡叔度参加了游行的行列,曾和示威队伍一起,在国民政府的大门口坚持斗争,从下午直到夜晚,得不到抗日的答复不散,哪知国民党的官员都从后门溜走了。那天气温骤降,我们衣裳单薄,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饿了一夜,没有得到结果。当时稚气还没有脱掉的胡永萱问我们:为什么国民党不抗日呢?要求抗日有什么罪呢?为什么不答应你们的请愿,使那么多的人挨饿受冻呢?她感到非常气愤。


    她父亲早年留学日本,懂得三国文字,为人正直老实,也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在那个时代,他的才能不可能得到发挥,生活也很窘困。民族的灾难,现实的烦恼,袭击着刚刚懂事的胡永萱的心灵。她开始苦闷、忧虑、思考,她渴望了解现实生活和周围世界,起初她爱好文艺,常和我们谈起同班最要好的同学徐芝荣,在徐的家里认识了进步作家张天翼,介绍她阅读一些革命的文艺作品。当时我和胡叔度也正在阅读一些进步书刊,于是《大众哲学》、《莫斯科印象记》、《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类书刊也成为她喜爱的读物,这些读物把她引导到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观察了解上来。这时她经常和我们一起议论时事,认识到原来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原来地球上还有另外一个新的世界。这样当我们还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时,她已经和我们有同样的思想感情,也在忧国忧民,也在思考什么是人生的意义这样严肃的问题了。由于新知识、新思想开拓了她的视野,这时她的心情就开朗起来,家里常听见她的笑声,她也常常对父母为经济问题而发生的一些争吵做排解工作。我的叔叔婶婶非常钟爱她,我们也喜欢她热情、活跃而开朗的性格。


    “一·二九”运动发生时,胡永萱已经进入高中,在革命浪潮的激励下,她和当时的进步青年一样,也积极参加游行等活动,她愤恨校长对她们的压制,认为学生也应该有自己的组织。当她听胡叔度谈一些进步同学正在筹备组织学联时,她热切地盼望着。一九三六年夏天,南京秘密学联成立,她就成为南京女中学联小组的骨干成员。她和徐芝荣等几个人为核心,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团结同学,宣传抗日的主张。她常常把同学带到她家去开会,开会时让她的小弟弟在院子里放哨。她们按照学联布置的计划,学习一些革命理论和学联内部刊物上的文章,讨论抗日问题、中国革命前途问题、人生观问题等等。通过参加秘密学联的活动,使她得到了革命的锻炼,她不但要求抗日,还向往社会主义。“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经常是我们的共同话题。一九三七年五月胡叔度被捕,经我家营救出狱后,她一再要求胡叔度(虽然胡叔度当时还不是党员)详细讲述狱中的情况。她对革命先烈和共产党员在法庭上、在监狱中同敌人顽强斗争的精神无比崇敬,后来她在渣滓洞监狱中,果然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机智顽强地和敌人作斗争,大义凛然,保持了革命的气节。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时,胡永萱考取了中央大学。由于当时南京形势紧张,她随家迁往湖南,再到武汉和重庆。在武汉,她同我的妹妹一起,参加了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这个班是我们党通过地方统战关系举办的,由陶铸同志主持,主要是培训地方工作干部。训练班的时间虽不长,但胡永萱是第一次到农村,她意气风发,愉快地参加学习,经受了艰苦的锻炼,不久就入了党。随后她又随家迁到重庆,再进中央大学读书,并开始做校外党的地下工作。胡永萱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觉醒,经过执着的追求与探索,终于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并在革命的道路上踏上了光荣的新征途。


    自离开南京后,我们走上各自的岗位,很少见面。一九三九年初,我因病回重庆家中治疗休养。那时我们叔伯两家住在一起,胡永萱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住读,还有两个小弟弟也住校,其他兄弟姐妹都已离家,家中只有几个老人,平日非常清静。但每当星期日胡永萱一回来,气氛就不同了,充满着她的笑声和歌声。她母亲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这个性格对女儿也有影响。胡永萱一向乐观开朗,能团结同志,热情助人。她在家里对老人善于体贴安慰,对兄弟姐妹团结友爱;她在学校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同学们一起办壁报,组织歌咏队,演活报剧,下乡宣传。有一次,我和徐芝延(徐芝荣的哥哥)到柏溪分校去看望她,她带我们看了他们的壁报和活动场所,认识了许多同学。看来她在同学中是个中心人物,由于同学们佩服她,就选她当了中大女同学会的会长。那时她入党还不到一年,在大学还是一年级新生,就已崭露头角了。我的病痊愈后,到广西柳城县任农业技士(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这是个贫瘠的地方,县城里没有电灯,仅有一所县立中学,连一爿书店都没有。我曾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下子转到这种环境,很不容易适应,最大的苦恼是柳城县没有党的组织,要到七十里以外的柳州市才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那种单人独马的情况下,做点农业技术工作还可以,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却很困难。当胡永萱了解我的苦恼后就写信来鼓励我。她根据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要坚持长期隐蔽的方针,说我不应该老是叫苦,她还经常告诉我关于她在学校的工作、自学马列著作的情况,使我在精神上得到很大鼓舞。一九四零年下半年我第二次到重庆,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政府的职员。不久,胡叔度也调来重庆。此时正值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胡永萱在学校已经太红,党组织决定她撤离,调至《新华日报》社资料室做英文翻译工作。她的英文基础较好,她为自己能在党报工作,运用外语这门工具,同敌人作斗争而感到自豪。《新华日报》社全体同志团结互助的精神,紧张而又活跃的集体生活,使她得到很多的教育和陶冶。在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编写的关于她的事迹中,曾引用同志们对她的回忆说:“胡南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时间虽不长,但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那十分热情而朗爽的性格,充满活力的生活气氛,工作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的战斗精神,对同志们亲切关心,竭力帮助的感人行动,都留给我们以难忘的回忆”。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组织决定胡叔度和我,还有几个我们平日最亲密的同志撤离重庆,去苏北解放区,胡永萱的工作没有变动。敌后解放区,我们称之为“自己的家”,久已心中向往。对党的这个决定,我们和胡永萱心中都很兴奋。自然,我们都知道,重庆的形势是险恶的,敌后的斗争是艰苦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和同志们即将远别,将来会怎样呢?但为胜利的信念所鼓舞,我们谁也没有考虑到这些。胡永萱是要留下的,当然她的惜别之情更深,可是她却深深埋藏在心底。出发前一天,我的父母把大家聚在一起,会餐饯行。大家兴致都很高,连互道珍重都没说,就启程了。后来在旅途中,在我们经桂林去香港之前,才得到胡永萱一封热情惜别的信,就这样,她和我们永别了。全国解放后,她的父母迁居北京。一九五四年我到北京开会,她的父亲正生病住院,我到医院去看他。分别十三年,老人看见我,非常高兴,说:“现在是你们的时代了!”接着又说:“可惜五妹子……”(我们叔伯兄妹按年龄排,大家叫胡永萱“五妹”)。老人哽咽起来,说不下去了。我也很悲痛,唯有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安慰他,也勉励我自己。是的,五妹的热血开出了绚丽的鲜花,我们胜利了,她的崇高理想实现了。


    我们在重庆分别半年以后,她也撤离重庆到了延安。在延安的几年,胡永萱政治上、思想上又得到锻炼和提高,可是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后期,发生了“抢救运动”的干扰。南京秘密学联被诬陷是什么“红旗特务组织”,四川地下党是什么“红旗党”。胡永萱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一九四五年才做出正确的审查结论。她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她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没有任何怨言。随后她被调中共代表团妇女组,在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下,到重庆,到南京。她仍然和过去一样,极端热情,勤奋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姐姐告诉我,和谈破裂,她本来可以撤回延安,但她认为父母和姐姐都在重庆,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作掩护,因而坚决要求留下,更改名字,再到重庆,转入地下工作。她姐姐突然看到她来了,大吃一惊,心想怎么在这个时刻到重庆来?她却淡然置之。她想的是人民解放事业的需要,完全没有顾及个人的安危。她要求姐姐帮助解决一个职业掩护问题。她姐姐是个有名的医生,在陆军医院工作,利用胡永萱会英语的特长,介绍她进入重庆基督教女青年会,担任总干事,在党内她担任重庆市委妇委书记。革命者在艰苦困难中成长,在低潮和逆境中锻炼得更加成熟。经过延安的伟大革命熔炉和重庆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磨练,胡永萱已变成一个坚定、沉着、老练的共产党员了。她利用自己的社会职业,广泛联系群众,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在上层和基层开展了许多复杂的斗争,直到重庆市委遭受重大破坏,她作为嫌疑犯被捕。她姐姐说,当时重庆市委中出了叛徒,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员,胡永萱得到了党的通知,在这个紧急关头,她不顾自己的安危,首先尽力帮助其他同志转移。其中有一位刚刚分娩的女同志,胡永萱把这位女同志安排到她姐姐的医院中,躲过了搜捕,接着再帮助他们夫妻逃出了重庆。她还帮助了其他几位同志安全转移。她对同志的安全考虑得细致周密,而自己却错过了转移的时机,落入了敌人的魔爪。


    胡永萱被捕后,她的父母和姐姐焦虑万分,既得不到她的消息,也无法营救。过了半年多,忽然渣滓洞监狱有一个医官来找她姐姐,带来了关于胡永萱的信息。据了解,胡永萱在狱中和江竹筠等同志一起,组织难友们同特务作斗争,并且经过艰巨的工作,影响和争取了这个医官,通过他偷偷地带出一张字条,作为试探,还托他带点日用品和药物进去。以后又经过几次对这个医官的慎重考察,将字条递出后,再经过其他党员的转递,这样渣滓洞同重庆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就打通了,后来胡永萱等又争取了一个看守人员,开辟了另一条与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内外配合,营救了一些难友出狱,保外就医,由此可以想见,胡永萱被关进渣滓洞以后,只是换了一个战场,她仍然团结群众,帮助群众,以更高的热情,进行更艰险的战斗。


    去年六月,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一位女同志忽然来到我家,她是过去与胡永萱同关在一间牢房的难友,听说我是胡永萱的堂兄,就赶忙找到我家。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来访,我极表欢迎。她讲到三十七年前与胡永萱同患难的岁月,心情非常激动,滔滔不绝地倾诉了她对胡永萱的深深敬爱和怀念。她当时十七岁,初中学生,非党员,还是个比较幼稚的女孩子,被牵连投入了渣滓洞,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被家庭营救出来。她说,在十几个女难友中,胡永萱年龄最长,大家称她“大姐”。她自己最小,按四川人的习惯,大家叫她“么妹”。胡永萱和她最要好,又叫她“黎儿”(她姓黎),对她爱护备至。直到今天,在她和我谈话时,还亲切地称胡永萱为“大姐”。从她的叙述中,我进一步了解到胡永萱被关进渣滓洞以后,面对着凶恶的敌人,坚定沉着,机智勇敢地开展了各种斗争,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面目,始终保守住了党的秘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胡永萱和江竹筠等同志除领导难友开展斗争外,还组织难友们读古文,学英语,唱革命歌曲。胡永萱对革命总是充满着胜利的信心,经常鼓舞大家准备出去再干革命。她用一颗火热的心关心难友,帮助难友,在难友生病时,她将自己的床让给别人,而自己睡在破床上,对家里秘密送来的营养品和药品,她都分送给其他难友。虽然她已经被折磨得极其瘦弱了,但仍然满腔热情地关心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难友,教她们怎样对付敌人。这位浦口区委的同志说,她就是受大姐(胡永萱)高尚品质的影响,在大姐的熏陶下,由不懂事、不坚定,而逐渐坚定起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她在出狱以后,继续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她的中学同学有好几个人都受过胡永萱的领导或联系,后来都参加了革命,她们谈起来都对胡永萱表示深深的怀念。她们感到胡永萱有一种感染人、吸引人的能力。她的才华,她那洞察一切的思维能力,以及不寻常的生活阅历,深厚的文化修养,使她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胡永萱在狱中还教她们唱过英文歌曲,她说,现在当我吟诵这首歌词时,大姐的音容笑貌,又再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些发自内心的话,使我听了深受感动。


    胡永萱的一生,从投身革命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无论在任何时候,无论在任何战斗岗位上,都突出地表现了她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她对同志有火一样的热情,她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完全贡献给了革命事业。我为有这样一个烈士堂妹而感到自豪,她为党为人民所作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同志们的心中,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原文刊载于《南京党史资料》1986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离线若水

只看该作者 1楼 发表于: 2015-12-30
小红帽
——怀渣滓洞牺牲的胡南烈士
江  帆


    一想起她,那顶鲜艳的小红帽就象山丹丹花似的,如一团火,如一朵绚丽的云霞,在我眼前闪耀。一切犹如是在昨天,在延安兰家坪中央研究院,半山坡上那一排朝向延河、朝向大路的窑洞里,我正在窗下读书,突然有人告诉我:
    “山下有人找你!”
    “谁?”
    “不认识!”他接着又说,:“一个小红帽!”说完,眨了眨眼,做了个鬼脸,带点神秘味地笑了。是啊,那时在延安,不论男女老少,冬天戴的都是清一色的土制蓝、灰色毡帽,哪来绒线织的小红帽呢?太稀罕了!除非是从大后方刚来的。


    这是胡南从重庆到延安,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第一次去找我时的情景,这一切都活鲜鲜地深藏在我的记忆里,仿佛还是不久前的事,然而,她已离开我们三十五个年头了。胡南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把自己的热血和青春献给了我们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但在我们心上,却留下了永恒的怀念。
    胡南是胡南长沙人,原名胡永萱,她和我南京女中同学,大学也是同学。一九三七年,芦沟桥炮声响了,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央大学也搬到重庆沙坪坝,当我悄悄地离开学校,离开雾重庆走向延安时,胡南却进了中大。她在那里参加了工作,参加了党,直到一九四一年冬,皖南事变后,重庆形势恶化,组织上才把她调往延安。
    她一到延安,在招待所住下后便来找我,这就是那顶罕见的小红帽的由来。从一九三六年我离开南京女中后,我们已经好几年不见了,如今见面,同学加同志,倍感亲切。从中学到大学,从延安到大后方,有多少说不完的话呵!我们手挽着手,在延河边漫步。她,还是那么热情、朴实,中等个儿,黑渗渗的圆脸庞,两只大眼睛含着笑,不时发出快活而又清亮的笑声。
    我们还象中学时代的好朋友那样,亲昵地互相探询着对方的情况,以及我们相识的同学和同志的去向,有时,我们开朗地大笑,有时却又不禁唏嘘叹息。胡南说:
    “到了延安,真象是到了家,心里甭提多敞亮了。这儿是我们的天地,可以自由呼吸,自由地走来走去了。”说着,她便轻轻地哼了起来: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她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让她学习,她不知道上哪儿好?因此来找我打听一下。
     我们边走边谈,直到天色已晚,大路上的行人渐渐稀少了,她才离去。


     不久,胡南就调到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来了。那时,我在文艺研究室,我们住在两个山头,但都紧相毗连,上山下山,经常碰面,听报告、活动、吃饭都在一起;但因各有自己的学习与工作,虽常见面,谈的不多,见面时,也只有点头笑笑,打个招呼或说几句话就过去了。但我知道,她,我的老同学,这个从大后方新来的小红帽很快就赢得了她周围群众的心,上上下下,从室主任柯伯年同志到研究室的同志们,以及老炊事员、红小鬼,全都喜欢她。人们时常看见她圆圆的脸上浮漾着微笑,迈着轻捷的步子,山上山下跑来跑去。作为秘书,她是室主任的好助手。她勤快、不怕麻烦,大到全室的行政工作与学习计划,上传下达、开会讨论,小到全室人员的生活事务,包括清晨起床、集合、跑步等等全都落在她的身上。她坦率、热情,学习勤奋,工作积极,公而忘私,乐于助人。她常是默默地去做那些艰苦琐碎、平凡和不显眼的小事,有的是她主动悄悄去做的,有的是没人承担而她挺身而出的。有几件事直到现在还在我心上留下难忘的印象。


    山下大伙房里,有个五十来岁的老刘头,是长征路上参加红军的,他家在陕北,孤身一人,家里只有个出嫁了的老姐姐,在我们伙房里专管烧火,他说:“我没有家,这里就是我的家,我没文化,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就是这个老刘头,成年累月,五冬六夏,默默地蹲在灶坑门口,燃烧着那熊熊不灭的火焰。正是这个老刘头,被胡南发现了,她热情地关怀他,不声不响地去帮助他洗换被褥,拆洗棉袄……老刘头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道怎么表示自己的心意才好。有一天,他悄悄地从自己种的地里掰了两穗青苞米,在灶膛里烧得黄澄澄、香喷喷的,亲手递给了提着水罐下山去打水的胡南,颤颤巍巍地说:
    “胡南哪!你呵,你,可真是党的好儿女啊!”
    胡南说:
    “老刘大爷,快别这么说,做这么点事,算啥,应该的嘛!往后你有啥事儿,只管找我。”
    不仅老刘头,大院里其他一些十几岁的红小鬼,象管杂务的小杨,食堂的小张,理发员小富贵,也都是胡南的朋友,她经常教他们学文化、学唱歌,还帮他们洗洗涮涮,缝缝补补。


    陈学昭大姐,也始终深情地怀念着胡南,一九四三年秋,学昭同志和我们一起分配到中央党校四部去当教员。对于一个从法国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女作家,从繁华的巴黎来到陕北深山老峪,住在那么高高的山上,仅仅是生活上的艰难,就够她克服的了,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加上生活的不幸,思想感情的抑郁,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工农红军老干部相处,又是多么不易!?讲究清洁卫生会被个别人认为是洁癖,因而格格不入。这时,胡南对她伸出了热情的手,经常接近她,帮助她,在生活上支持她。平时帮她带饭,捎水;病了,陪她去看病,取药,给她打病号饭。平时,还常和她一起下山去散步……那时,我们住的山很高,吃饭,打水,都得下山,每天三个来回,少说也得走十几里地,甭说散步了。当我在北京看到学昭同志,谈起胡南时,学昭同志说:“她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好同志!她有一颗水晶般透明清澈的心!”


    胡南为了别人,常常乐于献出自己。记得我们中学的英文课文里有过这么一句誓言:
    “生活是给予,不是索取。”(Life isto give, Not to take.
    当时我们都很欣赏,觉得生活与做人都应当如此。胡南就正是这样做的。她在中央研究院参加一切社会文娱活动,从来都是不显山,不露水,不出头露面,不炫耀和表现自己。她总是自愿担任那些默默无闻琐碎平凡的杂务工作,比如保管服装,提辞,报幕,舞台灯光等等,演戏也多半是甘饰配角和跑龙套,如当宫女……然而,一旦需要,她也会不辞艰苦,甘当重任。有一次联欢晚会上演出话剧“改圆成方”,临时主角病了,便把胡南推上了台。尽管她并不是个出色的演员,但却博得了同志们衷心的欢笑和热烈的赞赏。因为大伙透过她的表演看到了她那高贵的心灵。
    胡南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熟谙英语,中文也有一定修养,字写得很潇洒。听说后来她在狱中用英语和难友们通消息,写剧本;可惜她的这些才能都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就过早地离去了。


    我和胡南一起参加了延安的前期整风学习,又一起经历了所谓的“抢救运动”。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遇见时,常是彼此默默地凝视,相对黯然,可我们自己心里是雪亮的。后来,事实果然澄清了,我们又一起调到党校四部,一起当教员,编教材。这时,接触的机会更多,相知也就更深了。
    有人笑话胡南,说她傻,成天嘻嘻哈哈,疯疯颠颠,到处为人做好事,从不考虑自己。对此,胡南只是一笑置之,不予理会,依旧我行我素。其实,说这话的人才是真正的傻子,那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一事当前,首先为自己打算的人,至死也不会理解人生的真正意义。


    自然,胡南并非没有自己个人的私生活,她有过青春的欢乐,诚挚的友谊,也有过纯真的爱情,她曾经深情地爱过一个人,然而,由于社会习俗,血缘关系,她和他不得不痛苦地硬着心肠分开了。北国江南,天各一方。然而,她的心上,都久久地抹不去他的影子,以致在长久的时间里,没有人能够填补她心灵的空白。即或有人在她的心上点燃起一星爱恋的火花,也一闪即逝。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她在延安机场送我,临别时,她握着我的手,低声告诉我,她爱上了一个人,一个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干部,并说,如果他愿意,她可以请求第二批上东北去。
    我应允了她,保证向他——那个老红军干部,他和我们一路走——转达她的心意。然而,不知为什么,她并没有来,而那一次延安机场的握别也就成了永诀,从此,我就再没有机会见到她了。


    在自卫战争年代里,调动频繁,行踪无定,我没有得到过她的信息。只是听说,她随中共代表团进了南京,住在梅园新村。在南京,她还念念不忘我离开时的嘱托,专程去探望过我独在故乡的寡母;后来,又听人讹传,说她消极了,要求离开革命,回自己家去……我不信,胡南绝不会是那样的!……我们曾在乌云压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南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一•二九”学生谒陵请愿运动,后来,又一起在延安受到党的哺育;在国民党胡宗南包围陕甘宁边区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我们一起经受了严重的考验;我们彼此都很清楚,即使在那样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丝毫怨言,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我坚信:胡南的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一颗炽热的纯真的热爱党热爱人民的心!……后来不久,我又听说:胡南壮烈地牺牲了!原来她并未消极,是组织上分配、派遣她到四川重庆,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工作,准备解放,迎接天明;她的公开身分是家庭英语教师,实际却是重庆市地下党妇委书记。


    我的眼前又浮漾出胡南的圆圆的笑脸,我仿佛看见了她,她已不是从前那个南京女中蹦蹦跳跳的她;也不是我在延安第一次看见的那个戴小红帽的她,更不是延安机场握别时温情脉脉的她;她比先前显得稳重,深沉,含蓄,文静了,脸上依然闪着微笑,两只大眼睛忽闪着,急匆匆地行走在雾濛濛的重庆街道上,她在寻找那个和她单线联系的同志,为了同志,她不顾自己个人的安危。
    我看见她横眉怒目,昂首屹立在敌人面前,痛斥卑鄙无耻的叛徒;我看见她机智地咬破嘴唇,血流满面,昏倒在地上;我看见她和“江姐”一起,在计议如何进行狱内的抗暴斗争;我看见她在放风的时候,趁敌人不注意,向铁索啷铛的难友脚下扔去一个小小的纸团;我看见她在昏暗的牢房里,俯伏在地上写剧本;我看见她亲昵地抚爱着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女牢的监狱之花——丹孃和苏菲娅;我看见她和难友们一起,为了迎接解放,在偷偷地缝制红旗;我看见她,在劳动节的日子里,和难友们一起扭秧歌;我听见:从牢房里传出了嘹亮的革命歌声——那激越高昂而又有些微颤的声音就是她——胡南的女高音。
    我不愿回忆,也不想再听人述说她那壮烈而又悲惨的牺牲场面,我只知道,当“江姐”被杀害后,女牢里只留下了她们十三个,而她,胡南,英勇地走在最前头,和难友们一起,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冲出去,倒在血泊之中……
    从此,胡南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对胡南牺牲的消息,我一直不愿信以为真。直到那一天,在沈阳太原街“渣滓洞集中营烈士事迹”的展览会上,噩耗才被最后证实:我发现了一张复印的像,赫然贴在墙上,是她,胡南!圆圆的脸,黑乌乌的头发,大眼睛,在沉思地凝望着我……我一步一步地走向她,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是你哟,胡南!我的好同志,好朋友,你把你的青春和生命全部献给了我们瑰丽的理想,你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你悄然而又壮烈地离去了。当我们翘首仰望天安门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狂热地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你,和你的难友们却在那苦雨凄风的黑暗的囚牢里被杀害,结束了你年青而又光辉灿烂的生命。好同志,你安然地去吧!你,鲜艳的小红帽,你象在夜空里闪烁的星星,照亮着我们的航程,我们将踏着你的血迹前进!你啊,你多象那延安春天开遍在山坳、沟旁的山丹丹花,它生长在阴湿不见阳光的崖畔,但却顽强不屈地生长、开放出绚丽艳红的花朵。

原文刊载于《寸草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离线岁寒

只看该作者 2楼 发表于: 2015-12-30
主贴中提到的胡叔度也是胡其芬的堂哥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离线红旗飘飘

只看该作者 3楼 发表于: 2016-01-24
“她当时十七岁,初中学生,非党员,还是个比较幼稚的女孩子,被牵连投入了渣滓洞,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被家庭营救出来。她自己最小,按四川人的习惯,大家叫她“么妹”。胡永萱和她最要好,又叫她“黎儿”(她姓黎)”,渣滓洞女牢里关过这么个女孩?没见有关文章记载过。
红旗漫卷西风烈.
浩气长存志青云
离线岁寒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6-01-24
回 红旗飘飘 的帖子
红旗飘飘:“她当时十七岁,初中学生,非党员,还是个比较幼稚的女孩子,被牵连投入了渣滓洞,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被家庭营救出来。她自己最小,按四川人的习惯,大家叫她“么妹”。胡永萱和她最要好,又叫她“黎儿”(她姓黎)”,渣滓洞女牢里关过这么个女孩?没见有关文章记载过。 (2016-01-24 21:49) 

倪俊英。请移步本站新浪微脖,那里贴了倪俊英的相关信息。
“按预定计划,岁寒只能把大家送到这里,她还要连夜赶回她的岁寒书屋去。大家跟她握手话别后下车,目送着她独自一人驾车返回……”
离线511347367

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7-10-27
再次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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